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文学理论中的接地性反思，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读了刊发在《文艺争鸣》今年第1期上的高建平先生的《理论的理论品格与接地性》一文，感到说得深中时弊，颇值得从事文学理论工作的同行的关注和反思。 按我的理解，高先生谈论理论的“接地性”主要是针对当今我国文学理论界在追求理论创新过程中由于脱离我国现实陷入误区而发的。“接地性”显然是相对于“空对空”而言，所以提出接地性也就是要求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应该从实际出发，针对我国文学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发言，并在回答和解决现实所存在的问题的过程中求得理论自身的发展。因而理论的创新与解决实际问题应该是辩证统一的。但是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却存在着严重地把两者截然分割甚至对立起来的倾向，这样,理论的创新也就成了一种“叩虚课寂之谈”。高先生把这种倾向的表现归纳为两方面： 一是脱离我国实际盲目追逐西方，以引进西方学人的理论来取代我们自己的创造。这自然不是否定有选择地引入一些西方理论的必要性。因为理论不可能完全凭空产生的，所以要建设和发展我们今天的理论，必然需要借鉴一些现成的理论资源，这里包括历史的和外国的在内。这种理论资源愈丰富，我们的理论所能达到的水平就愈高。但由于这些理论资源都是从它们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对于问题所作的思考和回答，也就必然带有它们各自所处的时代和地域的局限，是不可能完全回答我们今天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代替我们自己的研究和创造的。但这一简单不过的道理目前似乎很少为有些学人所认识，他们在研究和介绍西方文论时似乎很少关注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完全以西方马首是瞻，似乎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西方学者的观点就是我们当今文学发展的思想指南，而把当前流行的一些西方文论视为金科玉律，甚至连一些二三流的著作也被当做经典来加以供奉，以致不少理论文章就像高先生所说往往一知半解、生吞活剥地“用一些艰涩的语言捕捉他们还没有想清楚的思想”来敷衍成文，大多是“有知无知，没有形成话题”，让人感到不知所云。我们介绍西方文论“本来应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至少有益于我们明确问题，指明解决问题的方向，但所造成的结果却是使我们离开问题，逃避问题”，“使得一种走向原创的努力，却离开真正的原创越来越远”。 二是把从实际出发理解为应时、趋时，而制造一些“时文”，即“应时之作”和“趋时之作”。以为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这显然是一大误解。理论是由于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理论对现实的介入原本就是理论的本性所在，但理论之所以是理论，它不是某种既定思想的简单的诠释，是以通过学理上的周密分析和论证来说服人的，就像文学作品必须通过艺术形象的生动描绘来感染人那样。而“时文”之所以是“时文”，就在于放弃学理上的探讨而根据“风向”和“时潮”来进行写作。这在以往“政治挂帅”的年代里十分流行，如同高先生在谈到我国的某些文学和美学论著时所说的，“对专业内容不屑一顾，对理论的承续性感到不耐烦，直接将文学和美学探讨转化为社会和政治评论，追求学术话语的政治隐喻性。这种做法容易赢得读者，获得关注，也容易在非专业界得到共鸣，甚至产生轰动效应，但与理论的建设无关”。其实这种追学赶潮的倾向在今天一点儿都没有削弱，只不过变赶政治的风头为赶艺术风头而已。前一段时间所谓“反本质主义”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等在理论界引起热议，甚至把这些尚待历史检验的理论迫不及待地引入我国的“文学理论”教科书，而作为建构“文学理论”教科书的逻辑起点，似乎不承认这些理论就是思想保守、落后，不正是这种风头思想的集中体现吗？针对普遍存在于我国文学理论界的以上这样两种不良的倾向，高先生提出我们的理论“应该从问题出发”，唯有“激活旧话题，发展新话题，才是理论发展之路”。这一点我很赞同，这里高先生所说的“话题”以我的理解实际上是指“问题”而言，是问题的同义语。但是为了精密起见，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把两者做些区分。因为在我看来，所谓“话题”也就是人们谈论的一个主题或中心议题，它本身不一定就是问题；唯有话题中包含着一个有待于通过讨论求得解决的矛盾在内，形成理论自身发展过程中须待解决的一个症结，话题才能成为问题。这样看来，这些年来我国的文学理论所热议的话题虽多，但大多只是在一些新思潮、新观念上做些表面文章，都并没有联系我国实际来开展深入的研究，都只是一些圈子里的人的高谈阔论、一面之词，远未上升为问题；因而也引不起多少人讨论的兴趣，在真正推动理论发展过程中起不到多少作用，所以反使人感到理论在解决现实问题方面很难有什么真正的作为，以致有人把这种情况嫁祸于理论本身，认为是“理论的危机”而提出“告别理论”，“以文学批评的形态来谋求新的存在”等等。而没有看到这种“危机”其实都是由人们自身所造成而不能由理论本身来担罪的。当然，在这些口号背后也不排除对理论的一种误解，即站在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的立场，把文学理论看做是如同“写作教程”、“文章作法”等那样，以为学了理论之后不会写作的马上就会写作，写不好的马上就会写好，否则就是脱离实际；不理解文学理论就其性质来说乃是对于文学问题的一种哲学思考，要是不能上升到哲理的高度，缺少哲理的意蕴，仅停留在经验现象的描述或现成思想的诠释上，不能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悟，这理论必然是肤浅的，这就使得像对于文学是什么，它对人的生存有什么意义等问题的追思都是任何文学理论绕不开的基本问题。这些探讨似乎离实际很远，但它却为我们看待文学确立自己的一种观念，一种视界和眼光，使我们在变动不居的现实面前不至于无所适从，随波逐流，而始终有自己的坚守。所以历史上不仅伟大的批评家，甚至许多伟大的作家都是兼攻理论的，把理论探讨看做是一切从事文学实际工作的人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学养。相比之下，我国当今整个文学界对于理论的认识就显得过于浅薄了。#p#分页标题#e# 二在作了上述的说明之后，现在就让我们回到“问题”本身来。我始终认为“问题乃是理论的核王元骧•也谈文学理论的“接地性”心，我们研究理论所要走的道路无非就是发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其中发现问题又是全部理论的起点和关键。因此，对于一个研究者来说，首先必须要有问题意识”，要认识“抓住一个重大的、有意义的问题，往往就是抓住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它不仅会引申出许多具体的问题，而且还有可能导致整个理论现状的变革”，“一部文学理论的历史，就是一个个问题的提出解决，再提出、再解决的历史”（1）。所以波普尔把科学的进步看做是“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入的问题”的过程（2）。 问题是从现实中来的，现实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因而问题也会有新、旧之分，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一个老的问题只要还没有解决，它就会遗存一下，作为一个历史的悬案要求后人去继续思考，于是旧问题也就变为新问题。这样看来新旧也只是相对而言，而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往往是互相渗透的。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人的文学活动及其产品，而文学之所以是文学总是有它自己的特性，正如一切水都是H2O一样，要是这一分子结构发生了变化，水也就不再是水了。那么文学的基本特性是什么呢？我认为它作为作家对于现实生活的审美反映的产物，目的就是为了给人营造一个精神的家园，使人在困境中有所抚慰，在沉沦中获得激励。 尽管在不同的年代，由于现实环境的变化它的具体内容会有所不同，但这却是万变中的不变，在任何时代都是人的生存的一种不可缺少的需求！除非人重新回归到动物，仅以吃喝玩乐为满足而不再有精神生活！所以断言“文学死了”实在是一种非常轻率的妄言！但由于文学问题与一切理论问题一样，人们对它的认识都是相对的，是没有止境的。所以只要文学存在，许多文学上的问题就都会继承下来，随着人们生存境遇的变化而对之作出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怀特海在谈到西方哲学时认为“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不过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脚注”（3）。 这意思以我的理解就是说在西方哲学史上的许多问题，其实在柏拉图那里都已经提出了，后人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对之作出不同回答而已。如我们今天常说的“公平”、“正义”的问题，不就是在他的《理想国》中就已经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尽管后来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直到罗尔斯都就此谈了许多自己的新见解，但都只不过是按自己所处的时代的需要对之作出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而已。这在文学理论上也是同样，也正是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摹仿说”，提出了文学创作中的主客体的关系的问题，虽然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不同，把创作的客体不是看做“理念”而是“自然”，但是从主客体关系中开展论证这一思维方式却被继承下来。在近代文论中所出现的以浪漫主义为代表的“表现论”以及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再现论”，就是分别继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大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么以后出现的“存在论”文学观，认为文学是“存在的显现”有没有离开这一思维方式呢？以我之见，也未曾真正离开，只不过以一种否定的形式把对主客体关系的认识予以深化。这是由于“存在”是不可能自发地显现为文学的，所以文学创作说到底还是离不开作家的认识活动和表现活动的。这样实际上就是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又重新向我们提出主客体关系的问题来。所以尽管两千五百年来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其中仍隐含着理论之间的承续的关系，在变化中保持不变的内容。这当中就有许多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像这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我们今天有责任把它接受过来，作为历史与时代托付给我们的未竞的课题去继续完成它”。“我们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和研究，发现和提取长期以来文学理论中所存在的未能解决的难点、疑点、论争的焦点以及突破的关节点来对之开展研究，这同样也应该说是属于现实的课题，也同样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4）但是这种理论的内在的承续性在目前却很少为人们所认识，以致人们把那些历史的悬案都当做是过时的话题抛在一旁，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科学的解决。正如高先生所一针见血地指出的，由于缺少这种理论承续性的认识，人们往往“将复杂的学术探索简单化为‘主义’间的站队”，把新旧问题完全“以时间作为区分，认为‘后现代主义’比‘现代主义’新‘，后后现代主义’比‘后现代主义’新，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落后”，以致造成以“谈论新话题为时髦，理论上的焦虑和对创新的渴望塑造成了一个一知半解的时代”。他把这种倾向恰当不过地命之为“流寇主义”，它们不知道“学术需要积累”，“问题只要没有解决，话题只要还有生长空间，就不会过时”，认为“让这些话题在新时代迎接当代社会的挑战，进入新角度，使旧话题适应新时代，讲出新意义，进入新境界”。这就是一条“学术创新之道”，因而提出“面对形形色色的话题，需要有一种理论的坚持精神”。我觉得这些意见都深中时弊，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以上都是就“激活旧话题”来说的，而对于“发展新话题”，高先生在文中只是提出而没有展开，我想在这里补充地说说。由于现实生活本身是发展的，所以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自然也是发展的，这就必然会出现以往所未曾有过的新情况，以往未曾提出过的新问题，而要求我们的理论对之作出回答。这不是靠引入西方文论凭西方学人的思考所能解决的。因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5）。所以真正有生命力的新理论只能是从当今文学的实际情况出发，从研究我国实际问题中而产生的。但是回顾这些年来我国流行的新潮文论，尽管新见迭出，令人目不暇接，但几乎都稍纵即逝。就在20世纪90年代，学界流传的还是“结构主义”文论，它们一反传统的再现论、表现论、存在论文学观，把文学视为一个封闭的语言系统，以谈论形式、修辞、叙事方式为时尚；而仅仅几年之隔，结构主义就被“解构主义”所取代，认为“文学死了”，唯有消弭边界，向文化开放才是文学的出路。让那些以追逐时尚为荣的学人为了跟风赶潮被弄得苦不堪言。现在看来，“文化研究”似乎又成了强弩之末，在众多质疑声中变得有点儿奄奄一息了。而之所以这么快地被否定，被取代，不仅由于这些观念都只不过是一些主张，它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未得到过理论的充分证明，更在于它们不是从我国实际出发，为解决我国文学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而提出来的，一般都只是照搬西方学者的话语，甚至连西方学者（霍尔）都向我们真诚地指出：“你们要研究自己的问题，从中国现实中提取问题重要的是你们自己的问题。对于理论，你要让它对你发生作用”（6）。那么真正的现实问题应该是什么呢？在这方面我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没有能力作出准确的回答，不过有一种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值得引起我们认真思考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文艺（包括文学在内）也从以往政治和道德的工具而迅速转变为娱乐和谋利的工具。这到底是我国文艺发展的方向还是文艺的异化？这就是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涉及文学是什么以及它对于人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对之前人已思考了两千多年，尽管他们的回答都这样那样带有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但我们有必要把这些思考延续下来，作为历史的遗产来为解决我们今天的问题提供参照，而这里就有许多合理的、给予我们启悟、值得我们继承的思想在内。如他们把文学看做是人的精神家园，使人因此而得以“诗意的栖居”的思想，联系今天日趋物化、异化的人的生存处境，不正是在告诉人们，物质的丰富和享受不是人生的最终目标，唯有灵魂有所安顿才使人获得快乐和幸福，而使人成为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的人吗？表明文艺就其本性来说不仅仅给人以娱乐，更非为了谋利，它是人类走向自我完善过程中为避免人格侏儒化所不可缺少的一种精神食粮！我觉得这就可以通过我们的重新阐释而作为对于当今我国消费文化畸形发展把人引向物化和异化的险境的现实的一个有力的回答，同时也表明新问题的解决与老问题的继承不是完全对立，而往往是不可分离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现实性、理论性和学术性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使理论既有思想深度又有历史厚度，真正能达到王元化先生所倡导的“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相统一的境界。#p#分页标题#e# 三鉴于问题在理论中的地位如此重要，最后，我还想谈一谈如何正确地发现问题，防止以不是问题的问题来充当问题，无谓地分散和消耗我们的精力。这里我觉得有三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首先，要重视学理上的探讨。从目前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状况来看，缺乏问题意识不等于没有“问题”，而是充斥了一些“伪问题”，亦即不是问题的问题或前人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并围绕这些“伪问题”来大书特书而消耗了许多精力。问题是在矛盾中产生的，这些矛盾可归纳为两方面：一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二是各种观点之间的矛盾。与之相应，要发现真问题就需要从这样两方面进行努力；一是研究现实，二是全面系统地占有文献资料。 这都是十分细致扎实的工作，需要我们本着对学术的虔敬之心去完成。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许多从事理论研究的学人只是注目于西方学人，以追逐西方学人的话语为时尚，既不关注现状，也不再做文献资料工作了，不仅对历史文献毫不了解（可能认为旧的已经过时），而对于各种不同的观点也极少关注，只是根据某一西方学人，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一家之言”或个人的一点儿感想来大肆发挥，这样“伪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如前一段时间在学界讨论得火热的“本质主义”和“关系主义”即是突出的一例。其实这个问题在黑格尔那里早已解决，他认为“每一概念都处在和其余一切概念的一定关系中，一定联系中”，“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真理只是在它们的总和中以及在它们的关系中才能实现”（7）。后来恩格斯把它概括为“在质中一切都是相对的”，“它们只是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才有意义”（8）。既然真理都是相对的，对于本质问题的探讨，人们当然也不会就此止步。但是要使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真正有所推进，是不可能绕过黑格尔这座高峰的。我们今天之所以会把黑格尔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又再次作为“问题”提出，并把本质从关系中抽离出来，人为地制造所谓“本质主义”和“关系主义”的机械对立的概念，就足以表明争论双方都根本没有读过黑格尔，这样的争论不仅徒费精力，根本不可能把理论推向前进，而且只会制造思想混乱。这种情况在我国目前是较为普遍的，如前一段时间关于“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的论争，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没有全面占有资料而仅凭自己的片面了解所造成的。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其次，要有起码的人文情怀。“文学是人学”，它的对象是人，目的也是为了人，这决定了文学理论就其性质来说只能是属于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 人文科学是研究人的生存状态及其意义和价值的学科，目的是为了使人按照自身应该有的状态来进行生活。所以它不仅是一种知识系统，而且也是一种价值学说，其判断和结论无不反映研究者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因而对于同一对象，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出发往往就有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判断。如对于当今我国流行的消费文化，有的人认为不仅不是问题，而且认为它代表着文艺发展的历史方向；而有的人却认为是商业社会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所导致的文艺的异化和物化。孰是孰非，这就是尖锐地摆在我们文学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是很难孤立回答的，因为“文学”既然是“人学”，所以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联系人的问题，即“人是什么”，“人应如何”来考虑。人是什么？回顾西方两千多年来诸多思想家的思考，几乎一致认为人不同于动物就在于有思想意识，这使得人不仅能“感觉到自身”而且能“思维到自身”，思考他自己为什么活，怎样活才有意义。这就使得人在物质生活之外又有了一个精神生活的世界。文学（这自然是指作为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观念意义上的文学，而非具体的文学作品）也就是适应和满足人的精神生活的需要而被创造出来的被人称为一种“精神的家园”，它在给人以精神的抚慰的同时又给人一种精神上的激励，促使人们为创造自己应是人生，亦即应该有的生活去奋斗。它仿佛是人生的一种普照光，使人从愚昧、麻木、沉沦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而获得“诗意的栖居”。如果我们同意这一观点的话，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当前流行的这种消费文化把给人以感觉的快适视为最高目的，而放弃精神上的追求以及对于人的思想上的提升的作用，虽然在当今社会产生和流行有其必然性和一定的群众基础，但很难说就代表当今文艺发展的方向。从当今社会由于人们对物质生活过度追逐所造成的欲望膨胀和精神空虚而带来的种种心理疾患如焦虑症、抑郁症、冷漠症以及社会风尚的败坏和堕落来看，恰恰说明了人们更需要精神上的滋养和疗救，这不是凭着消费文化所给人的一时的快乐和麻醉所能达到的，而消费文化在当前我国文学理论界之所以受到那么多的学人的鼓励和支持并且认为“文学死了”，在我看来正是反映了在文学理论中人文精神的丧失，以致把问题当做不是问题而把不是问题当做问题，因此在我看来所谓“文学死了”就是一个十足的伪问题。 再则，要有理论思维的基本训练。理论是一种在理性层面上对问题所作出的思考、分析和回答，所以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首先就需要我们具有一定的思维能力。思维是有一定的规则和形式的，因而要有效地进行思维就必须懂得思维科学。思维科学不是理论科学而属于实践科学，是引导人们按照正确的思维规律来掌握真理的科学，它只有在实际的具体应用过程才能生效，是属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的智慧”，它不可能仅从书本中获得，而“须通过经验才能熟悉”（9），它不只是一种“智力体操”，更是一种获取真理的思想工具和武器。这里我想举马克思主义的思维科学唯物辩证法来做些具体的说明，它要求我们把事物当做一个有机的系统，从关系和联系以及发展变化中来看待问题，避免机械分割取其一端不及其余而使思考陷于困境。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如“上”、“下”这对概念，按系统的观点来看就不是固定不变而是相互转化的，比如我居七楼，相对于六楼来说我是“上”，而相对于八楼来说我又是“下”了。文学理论中的许多问题，如文学的“外部关系”与“内部关系”，文学的反映性与创造性，文学的意识形态性与审美性等也无不这样。我们说文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它不可能是主观自生的，说到底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我们不可能脱离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把它当做一个封闭的自足体来加以研究；但这反映不是机械的、直观的，因为这反映的主体是人，人不同于机器，他是社会和文化的产物，在他的意识深处储存着一个由历史、文化所形成的心理结构。这就使得一切反映都是经由一定的心理中介，一定的心理结构的整合和同化而作出的，所以人们看到什么，往往取决于他怎么去看。而且文学创作又不同于一般的认识活动，它是以作家的审美情感为心理中介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而情感有选择作用和调节作用，这就使得作家在反映外部世界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把自己的意志和愿望渗透在内，从而使得再现也就成了表现，作家不在作品之外而就在作品之中。这样，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反映性与创造性也就融为一体而很难彼此分离了（10）。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总是按照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把对立的双方加以绝对分割，以一方来否定另一方，或者无视双方建立联系的中介环节，把辩证统一视为机械相加，而人为地造成理解上的困境。如前一段时间有人批评“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审美+意识形态”，认为两者是完全没有兼容性的，就是由于忽视思维训练而导致的缺乏看待问题所应有的智慧所造成的伪问题。#p#分页标题#e# 所以要使理论的创新与解决实际问题统一起来，我觉得还需要联系以上三个方面从根源上来加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