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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作为文学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用了“文艺学”和“文学理论”这两个名称进行二而一又一而二的言说，呈现了学科的用语混乱。这两个名称，前者拥有权威学科目录支持（为共和国前期权威部门和改革开放后学位委员会学科目录用名），后者占有权威教材名称的优势（为童庆炳、陈传才、王一川、南帆、陶东风的著名教材用名），让言说者选词时或多或少地产生困惑；往往是互换着运用，引起读者理解上的困惑。与此同时，这一话语体系，究竟应集中在文学理论的本位，还是要把自身扩展到文化研究上，自21世纪以来，又形成了巨大的争论。宏观地看，文艺学与文学理论的名分之争和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方向之争，后面都有同一逻辑在左右。鉴于此，且从这一学科名称的产生与演进来切入这一逻辑，并希望以这一逻辑来引导这两种争论向有益的方向演化。 一、文艺学：词源与演进 以学术方式和学科的形式言说文学，在西方至少有两个传统，英语里的literarytheory（文学理论）和德语里的literaturwissenschaft（文学科学）。当东亚受西方文化冲击的时候，这两种西方类型都经日本的二传而进入中国，前者以“文学概论”一词进入中国（体现为后来本间久雄的《文学概论》一书），成为民国时期的主流话语；后者以“文艺学”（日本学人用的汉字是“文芸学”，芸即艺）一词进入中国（体现在当时冈崎义惠的用文艺学为名的论著），在民国时期影响不大。然而，德国的literaturwissenschaft（文学科学）进入苏俄，以俄文（文学科学）为旗帜而蔚为大国，当苏俄的文学科学在中国革命的高涨中进入中国，中国则用日本人早年传入的文艺学一词对接而成为中国的文艺学，共和国前期苏俄理论一统天下，文艺学也成为学科的正式名称。 (1)英语文学理论和德语的文学科学的主要区别，在美学的理解上，英人更加突出美学是由知情意而来的情感之美，从而文学是情感之美在各文学体裁（诗、小说、剧本）上的体现，这在从20世纪前期译成中文的论著（如C.T.Winchester的SomePrinciplesofLiteraryCriticism）中有鲜明的体现。德人更强调美学是艺术哲学，艺术追求美，文学是一种艺术，文学科学对作为一种艺术的文学之研究，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然而，英语的文学理论和德语的文学科学又有共同点，即这一学科是艺术之学，追求美。日本人引进文学科学，是为反对当时文学理论界把文学作为文献来研究的“国文学”，突出和强调文学是一种艺术，要从艺术（即美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因此，把德国的文学科学译为文艺学，这个“艺”是为了让文学不是成为文献之学而是成为艺术之学。苏俄承接德国的文学科学，同样认为文学是艺术的一种，但认为整个艺术都须为政治服务，因此，文艺学成了服务于政治的政治之学，只是这一服务要通过文学中的艺术形象来实现。 这一苏联的影响，极大地影响了中国20世纪中期的文艺学面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开与西方的对话，英语世界的文学理论进入中国，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1984年译成中文，有两点甚为重要，一是认为德国学统的literaturwissenschaf（t与此词对应的英文词为lit-eraryscholarship）不恰当，认为“文学理论”一词，除了是文学的原理、范畴、判断标准之外，还足以包括必要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的理论”；（2）二是把文学研究分为内部研究（研究文学自身）和外部研究（研究文学与社会、思想、心理等其文学的关系），强调内部研究才具文学本性。前一个方面让英语的文学理论与德语——俄语的文艺学对接，并影响了文艺学语汇向文学理论语汇的转变；后一个方面应合了文学研究从政治的紧密关联中走出，而转向文学性的学术研究。由于文学以及相关的文学理论在文化中一直都有的先锋作用，这一转向实质是更好地摆脱了旧的文学与政治的关联，而以文学本性作为主体性，充当了时代的先锋。可以说，文艺学成了强调自身特性的主体之学。 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是西方现代思想在20世纪前期的尾声，20世纪后期后现代的出现，引起了西方文学理论的新变，其对中国的影响，一是1987年伊格尔顿的《当代文学理论引论》译成中文，文学理论呈现为一个流派史，而其中的流派，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精神分析等，不仅是文学本身，而还关联到社会、心理、政治等诸多领域；二是1998年卡勒《文学理论》译成中文，一方面把对内部研究进行了文学性的推进，另一方面把外部研究扩大到文化研究，并认为文化研究是既把文学作为文化实践加以研究，又把文学分析的技巧运用到文化的其他领域，还把文学作品与其他论述联系起来(3)。这两种倾向的合力，使文艺学成为流派之学和文化研究之学。 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新潮出现在西方并迅速并传入中国，于是，中国文艺学界出现了关于文艺学应展方向的争论：是文学理论的本位研究，还是进入社会的文化研究？ 二、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在分裂、关联、张力中演进文艺学中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不同走向，第一，前者应合了现代化进程中教育体系和学术体系中学科建设和学术规范的要求，后者应合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世界互动中的文化转型的要求。第二，文艺学在中国一直都有两个功能，一是完善自身的学科体系，二是作为文化先锋。自中国进入现代性进程以来，文学一直扮演了文化先锋的角色，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对文化变革有重要推动；从鲁迅、郭沫若、茅盾到巴金、老舍、曹禺，都因文学上的成功而在文化上有巨大影响；从《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创业史》到《艳阳天》《金光大道》，显示了共和国前期的文化功用；从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有巨大的社会影响文学在文化中的高位决定了文艺学的科学建设和文化先锋这两个功能可能而且确实在合一的状态下进行。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艺术体系和文化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视觉文化中的电影和电视占了艺术体系的王位，而文学走向边缘。文艺学仅在文学之内，围绕着文学进行言说就难以取得文化先锋的作用，而要保持文化先锋的作用，就必须逸出文化之外，进入电影、电视、互联网、手机、广告等各种对社会有巨大影响的文化领域。这一变化，从现象上看，引起了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之间的论争，从实际上看，文学理论的本位守界与文化研究的跨界活动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共同推动了文艺学在新世纪以来的丰富演化，使文艺学呈现出一种多层级的深入和界内外的互动。#p#分页标题#e# 在文学理论的界域里，有关于文学性质的审美意识形态的大讨论（童庆炳、钱中文、朱立元、董学文等），有文学如何形成中国经验的言说（哈金、南帆、张清华等），有关于文学形式的多方面研究（赵宪章、南帆、刘晓丽等），有关于文学叙事学的持续讨论（谭君强、张万敏、车文丽、陈德志等）在文化研究的论域，有视觉文化的言说（周宪等），有图像时代的谈论（金惠敏等），有文学与传媒文化以及与媒介公共事件的关系的研究（陶东风、周宪等），有文学与公共性、公共领域的言说（陶东风等），有关于文化产业、奥运会、世博会与中国形象塑造的研究（金元浦等）在由文艺学的自然延伸且又关联上其他学科并彼此关联而自成领域的，还有生态美学（曾繁仁等）、网络文学（欧阳友权等）陆扬新近的文章用斯图亚特•霍尔的核心概念“连接”（articufation）来命名文化研究的新范式(4)。这一后现代意义上的“连接”正可以借来描述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之间丰富而动荡的关系。然而，从学科的角度讲，怎样才能把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从理论上“统一”起来呢？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文化活动，不一定需要统一起来，自己做自己想做的即可，但作为学科建设、理论把握、学术演进，却需探讨这种理论统一的可能。而从“文艺学”的中文名称产生以来时而含混时而明晰时而变形的演进，从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都把自己看成是文艺学的发展方向来看，追求理论的统一，正好形成一种前瞻性的“规划”。 三、文艺学的重释：西方之Literature与中国之“文”文艺学作为一个科学，来自于世界现代性进程中教育体制中的科学体系和知识体制中的学术体系的建立，现代学术是以区别和独立来达到整体的统一，正是在这一区分性和独立性中，艺术与广大的技术区分开来，成为美的艺术，文学与其他艺术区分开来，其研究成为文学科学或文学理论。正是在这一区分性中，literature一词才从广义性的文化，蜕变而成狭义性的文学。同样，中国之文，最初指一切形式的美（包括天上的日月星辰，地上的山河动植）。先秦以后，主要指语言之美，因此，一切对语言进行美的呈再现的都是文，无论是哲学之文，如《庄子》、《孟子》），历史之文，如《史记》、《汉书》，政论之文，如章、表、奏、启还是骈文、古文、小品文，都是文。当中国走向现代进程，引进西学之后，与一般的文区别开来的，由诗歌、小说、剧本、散文构成的，作为艺术之一的“文学”，才产生出来。在西方现代性之前，作为大文化literature是有统一的法则的；在中国古代，作为一切语言之美的文，也是有统一的法则的。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的几篇序和在《西厢记》评点里，把《庄子》这样的哲学之文，《法华经》这样的宗教之文，《左传》这样的史学之文，《公羊传》这样的理论之文，与杜甫诗这样的抒情之文，《水浒传》《西厢记》这样的虚构性的叙事之文，放在一起，认为其有共同的“文法”。 而世界现代性的演化，进入20世纪，特别是进入到后现代/全球化时代之后，在学科和学术的独立和区分继续演进的同时，各学科和交汇与互渗所勃然兴起而蔚然成风，正是在这一跨学科的氛围中，西方的文学理论变成了流派理论，面对的已经不是狭义的文学，而是广义的文化。精神分析文论把文学与梦、艺术、现实现象相关联，叙事学把文学与语言法则、图像叙事、电影叙事、新闻叙事、广告叙事相关联，后殖民主义把文学与游记、报道、讲演、历史等统一把握可以说西方现代、后现代文论的每一流派，都对文学作了这样或那样、此向和彼向的延伸，从而，以流派史的形式出现的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已经事实上扩大了文学研究，可以说已经成为了文化研究。因此，中国的文艺学应考虑如何从狭隘的只以诗歌、小说、剧本、散文为文学的研究范围里超逸出来，形成可以把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综合起来的更为广阔的学科胸怀，在理论上必要起来，在实践上需要起来。 怎样进行这样的综合呢？ 正如文学一词需要重释一样，文艺学一词相应地需要重释，文学可回到西方古代的文化之广（lit-erature）和中国古代的语言之美（文），语言在文化的一切领域中流动，作为语言之美的文学也在文化的一切领域中流动。而作为研究文学的文艺学之“艺”就是对“文”之美的追求。正如在西方，艺术是追求美，在中国，文就是由内在蕴籍而外显出来的美。文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文艺学之“艺”（审美特性）随之有多样的风彩和各自的规律。当对文学之“文”和文艺学之“艺”作为新的解释之后，德语的文艺学与英语的文学理论就统一了起来，同时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逻辑龃龉也涣然冰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