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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开启人类历史新纪元的观念不适用于美国黑人，因为赢得独立后的美国只是“一个与欧洲殖民主义世界体系进行了重新链接的国家”，①它把欧洲殖民主义改装为种族主义继续维护白人至上的文化霸权。这种异相同质的宰制延续了欧洲中心主义对非裔文学、文论的误读与预设，从而催生了黑人的强烈反抗，他们毅然决然地抵抗白人的话语和认知暴力，寻觅穿透或翻越文化隔离墙的入口，以解构白人“中心”，建构族裔文化身份。这种文化生态不仅孕育了非裔文学理论的萌芽与发展，还决定了它在诞生之初就与后殖民批评具有重叠性:“两者都在追问白人/西方文化霸权如何宰制非白人文化，以及这些附属文化如何反抗和抵制这种宰制。”②正是这种特性导致非裔文论无法规避“奈保尔谬误”(NaipaulFallacy)，即与白人文论霸权之间是一种既抵抗又依赖的关系，最能体现这种关系的载体是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LouisGates，Jr．)的非裔文学理论，因此本文就旨在分析盖茨文论的“奈保尔谬误”。 一、理论缘起:挫败“中心” 美国非裔文学诞生于白人的“主人式”贬损，其成长语境依旧无法摆脱“主人”文学批评的打压排挤。正是这种权力严重失衡的种族文化冲突与交融促使非裔文学成为“由一种曾经完全被否定的文化意识嫁接移植到主流文化传播工具而产生的文学品种”，③因此它不可能得到白人文学批评的礼遇。为了维护宰制秩序，白人文论不仅刻意误读非裔文学，还把自身定义为唯一存在的阐释工具和评判标准。这种生硬的形而上的预设在法国“五月风暴”爆发后遭到双重攻击:其一，欧美学者纷纷提倡打破中心、解构标准、挫败秩序，进而掀起了全球性解构主义热潮;其二，少数、边缘和流散群体争先恐后地申诉族裔历史、话语、知识和权力等文化身份，从而掀起了席卷全球的后殖民批评浪潮。在这两种文化思潮中开始理论创作的盖茨，在1979年以文章《从序言到黑人性:文本和前文本》进入理论界时就肩负着解构白人文化霸权的重任，同时由于这种霸权不同程度地被一些族裔学者吸收、内化，因此盖茨理论之旅的起点既包括针对白人宰制的揭示，又含有对族裔内部的语境化反思，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揭示文化霸权体制中白人和本族裔学者对非裔文学的误读。白人对黑人/非裔文学的误读至少始于16世纪，并延续至美国独立之后，是欧洲殖民主义和美国白人种族主义的文化口实，具体表现为三个阶段:其一，16－17世纪，白人认为黑人不会“写作”:“人类著书立说，好的书籍反映卓越的天赋，而卓越天赋只属于欧洲人。黑人以及其他有色人种不能‘写作’”;④其二，18世纪早期，白人认为黑人“写作”不具有“文学性”:“没有发现任何一个黑人在表述观点时能够超越简单的叙述水平”;⑤其三，18世纪中后期，白人认为黑人“写作”不具有“想象性”:“如果黑人能够写作和发表想象性文学作品，他们就能有效地在‘存在大链条上’前进几个等级。”⑥由此可知，欧美文学理论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压迫沆瀣一气，具体表现为:在欧洲殖民时期，殖民者“阐释少数族裔文学与其对弱小民族实行的殖民压迫这两种行为之间存在着彼此呼应、相互声援的关系”;⑦在美国种族主义时期，种族主义者将种族歧视植入文学批评之中，使其对非裔文学的解读与对非裔族群的种族压迫共谋苟活，因此这种解读只能是一种误读。 族裔学者的误读源于19世纪末，并在20世纪早期得到较大发展，是一种“启蒙的后果”，即一些黑人学者在接受白人的教育、文化等洗礼之后逐渐“白人化”，主要表现在从两个方面对殖民主义进行重新审视:一、认同殖民者的“文明使者”角色:“殖民主义是至今降临非洲大陆的最大恩赐”，因此黑人应该“感谢白人把我们从腐朽、非理性的传统和风俗中拯救出来”;⑧二、认同“启蒙”的益处:“欧洲带给第三世界的最大礼物就是启蒙”，因为它“为人类大众拥有理性世界创造了条件”。⑨ 这种审视表现出他们对白人文化霸权的敬畏，具体表现在文学方面则赞同白人文学/标准英语文学的高等性，承认黑人口头文学/“破英语”文学的低等性，代表人包括亚历山大•克拉梅尔(AlexanderCrummell)、斯特林•布朗(StarlingA．Brown)和阿兰•洛克(AlainLocke)。 其次，揭示白人中心主义阐释体系针对非裔文学理论的种族主义预设及其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白人认为黑人文学没有原创性:“黑人作者在写作中没有原创性，而只有模仿(白人)性”，⑩从而被称为“鹦鹉学舌”、“嘲鸫诗人(mockingbirdpoets)”。这种预设被黑人作家内化之后产生了两种负面影响:其一，极力宣称其作品的绝对原生性，即没有文学上的黑人前辈，从而抛弃了黑人文学传统固有的统一性，代表人物为保罗•邓巴(PaulLanrenceDunbar);其二，承认其作品的文学“祖先”是白人，“亲戚”是黑人，从而支撑了白人的文学优越感，代表人为拉尔夫•埃利森(RalphEllison)。 第二，白人认为黑人没有文学理论，最早提及此预设的是西卡罗纳州的参议员约翰•卡尔霍恩(JohnC．Calhoun)，(大约1833/1834年)他在谈及奴隶制时指出:“如果能找到一个懂得希腊文法的黑鬼，那么我就相信黑鬼也具有人的基本属性，并应该被当成真正的人来对待。”??随后，这种观点得到扩展:“理论是西方传统的专属领地，对非裔美国传统这种非正典的传统而言，理论是陌生的、无关的。”??这种预设导致很多非裔学者在寻求客观解读族裔文学时完全依赖于白人的阐释体系，但是由于后者定位了前者的低等性，因此这种阐释“不仅可能导致错误解码或负面误读，还会导致错误的结论”，从而促使黑人学者开始意识到建构族裔文学理论的重要性，即“建立一套针对性的批评话语和理论体系，以对具有自身特点的文学文本进行有效的阐释”。#p#分页标题#e# 这就是盖茨经历的理论转向:“我曾经以为对于我们(黑人)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掌握西方的批评正典，并模仿和利用它(去解读黑人文学)。然而，现在我才明白我们必须转向黑人(文学)传统本身，去为我们的文学构建一种‘本土的’批评理论。”??因为“欧洲和美国白人既没有发明文学和文学理论，也没有控制其发展的垄断权利”。 二、理论建构:回归本土 在理论定位转向“本土”之后，盖茨着手关注当时族裔内部的文学理论发展形势，并惊讶地发现族裔前辈不仅早已开始探索族裔理论建构，还在20世纪50－80年代爆发的各种黑人运动，主要包括50－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60－70年代的“黑人权力”运动和黑人女性主义运动、80年代的黑人艺术和美学运动中取得了不斐的理论成就。只是由于文化霸权忽视、遮蔽和删除了这些成就，因此它们既无法进入主流学界，又未受到族裔内部应有的关注。为此，“敞明”这些理论文本就成为盖茨非裔文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部分则是撰写自己的理论体系，具体表现如下:首先是发掘、编著族裔前辈的理论文本，主要包括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关注20世纪后半叶黑人美学运动和黑人女性主义运动的理论成果，代表作品为三部文集。其一是1984年的《黑人文学和文学理论》，全书包括理论和实践两大内容:在关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理论部分，盖茨收录了索因卡(WoleSoyinka)、斯尼德(JamesA．Snead)、爱德华兹(JayEdwards)、阿诺谢(SundayO．Anozie)、阿皮亚(AnthonyAppiah)、本斯顿(KimberlyW．Benston)等六位学者尝试采用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解读黑人文学的文章。盖茨赞同他们的尝试性阐释，因为“尽管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借用了西方的‘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观点，但绝不是泛泛‘重复’和‘应用’这些阐释模式”，而是“质疑和修正了这些主流理论，从而为建构族裔文学理论开辟了出路”;在实践部分，盖茨收录了斯特普托(RobertB．Stepto)、鲍恩(BarbraE．Bowen)、约翰逊(BarbraJohnson)、贝克(HoustonA．Baker)、华盛顿(MaryH．Washington)、威利斯(SusanWillis)等七位学者的文章，旨在探索黑人知识分子如何在文学批评实践中规避白人批评的谬误，主要包括两类:一、“对称性”谬误和“社会学”谬误，即“白人认为黑人创造文学的目的在于展示他们在智力上与白人等同，以驳倒种族主义”;二、“人类学”谬误，包括“集体性谬误”和“功能性谬误”，即“白人永远站在‘非文学’平台上阐释黑人(文学)文本的内容功能(抵抗种族压迫)，而非它们的内部结构，例如，语言行为以及其他构成艺术作品的形式身份等，从而认为所有非洲艺术都是集体性的和功能性的”。 其二，1986年的《“种族”、写作和差异》共收录了20位学者探讨早期欧洲批评体系对种族、书写、差异进行预设的后果:一、限制了有色族裔的文学创作;二、影响了批评家阐释有色族裔文学的方式;三、限制了有色族裔文学理论的生成与发展。其中，由于白人阐释体系长期制约着黑人的文学发展及文论构成，因此“只有通过阅读黑人文本，并在这些文本构成的文学传统内部建构一种有用的批评原则，才能客观地阐释黑人文学的内在联系”。 其三，1990年的《阅读黑人，阅读女权主义者》是一部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集。 盖茨在序言中指出编著此文集的两个原因:一、黑人女性主义运动生成了数量众多、视角新颖的文学批评理论，而这些理论“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和视角深刻地影响了几乎所有有价值的黑人文学批评”;二、尽管族裔女性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就，但是她们“在黑人的官方历史和文学批评体系中都是缺席的”，所以此书旨在“尽力复活、阐述和正典化美国非裔女性的文学遗产”。 盖茨后期的理论编著关注的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叶的“新黑人形象”，包括“新黑人运动”和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的理论成果。其中，“新黑人运动”旨在建构真正的“黑人性”，因为长期以来“西方白人建构的‘黑人性’是一种‘缺场’”，所以“世世代代的黑人作家就在努力把它重构为一种‘在场’”;??哈莱姆复兴倡导黑人知识分子重估并肯定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对黑人文学创作提出了两点要求:一、塑造“新黑人”形象，打破逆来顺受的“汤姆叔叔型”陈规;二、探讨黑人文学的定位:“是艺术还是宣传”。 为了“敞明”这些被遮蔽的成果，盖茨进行了艰苦的发掘工程，最终把它们集结成书:《新黑人:阅读种族、表征和美国非裔文化:1892－1938》(2007)。 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三部专著。1987年的《黑色象征》(FiguresinBlack)是“一本有关假设和试验的书”，??即多角度地尝试运用西方文学理论阐释族裔文学的可能性。这种试验源于盖茨的博士生导师约翰•霍洛韦(JohnHolloway)的要求:“采用现当论(主要包括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盎格鲁－美国实用主义等)对黑人文本进行细读。”??这种过于依赖白人理论的阐释姿态让盖茨无法察觉到族裔文学的形式特点:“我只能通过分析它的内容，并以我自己的生活经验解读黑人在充满种族主义的西方文化中的生存处境”，而“当我使用同样的方法解读西方文本时就没有遭遇这些问题”。 正是这种差异促使盖茨的理论之路有了两度转向:一、从运用白人批评理论去阐释黑人文学的内容转向阐释其形式，包括语言、修辞、象征、比喻和转义等;二、在“白为黑”用的基础上转向建构“黑理论”，阐释“黑文学”的形式，以迈向真正的“本土化”。#p#分页标题#e# 1988年的《意指的猴子》就沿着《黑色象征》的双重转向找到了非裔理论的“本土”定位:一、定位形式:美国非裔文学的基质———黑人口语体语言(vernacular)，因为它支撑了非裔文学传统;二、定位理论:美国黑人与非洲黑人共有的阐释体系———意指理论，一种内含于黑人文学的口语体语言阅读理据。换句话说，黑人利用口语体语言把文学变成了一种阐释理论，这就是非裔文学理论独有的特性，因为“黑人传统一直倾向于用口语体语言对自身进行理论化表述”。 为了证明这种特性，盖茨展开了对衔接美国黑人口语体语言传统与非洲黑人语言传统载体的追寻，最终定位于埃苏(Esu)/埃苏－埃拉巴拉(Esu-Elegbara)和意指的猴子(SignifyingMonkey)。 埃苏是约鲁巴神话中神界的恶作剧精灵，它“将天神的意愿阐释给人类，同时也把人类的愿望带给天神”，这种阐释的最大特点是“不确定性”。埃苏“在尼日利亚被称为埃苏－埃拉巴拉，在贝宁的芳族人中被称为拉巴(Legba)，在新大陆的变体则包括巴西的埃克苏(Exfi)、古巴的埃查－埃勒瓜(Echu-Elegua)、海地沃杜教(Vaudou)中的帕帕拉巴(PapaLegba)、美国伏都教(Hoodoo)中的帕帕拉巴斯(PapaLegbas)”。这些变体“穿越时空打破日耳曼语和罗曼语的孤立，储存于黑人口语体语言传统之中，成为西非和美洲黑人共有的形而上的文化”。 意指的猴子是美国非裔神话中的恶作剧精灵，是黑人文学载体———口语体语言的能指游戏，代表了美国黑人文学传统的口语痕迹。如果说埃苏存在于整个泛非洲文化中，是黑人阐释体系的核心形象，那么意指的猴子则是埃苏在美国的独有变体，是美国非裔文学的修辞原则，是一种比喻的比喻，两者具有如下图所示的相似性:埃苏与意指的猴子两个恶作剧精灵的相似性不仅雄辩地证明奴隶制制造的时空阻隔无法消除美国黑人传统与非洲传统之间的形而上的关联，还表明黑人文学传统具有一套内在的阐释模式。这种模式在非裔文学传统中表现为两点:一、非裔文学本身内含阐释理据，即借助黑人口语体语言把非裔文学理论的本质和功能刻写在精妙的阐释学和修辞体系之中;二、非裔文学文本之间具有意指关系，主要包括两种类型:其一，语言意指，即“以非裔美国人的口头游戏为基础的语言运用，通过以同音字替换、俚语联想和修改权威语录等方式间接达到讽刺、幽默的批评目的”;其二，意象意指，即“针对需要表现的描写对象，对文学传统中的一些基本意象的修订或者改写，从而含蓄地表达作者对描写对象的态度”。这两种意指又可以分为“继承性和改写性”两类，其中继承性是“对某一主题的深化和发展”;改写性则指“对某一主题进行调整”??。至此，盖茨成功完成了其理论的“本土化”之旅，并着手推广这种理论成果，使它得以“正典化”。1992年的《松散正典》(LooseCanon)就践行了这种推广，即把《意指的猴子》的“本土化”定位:文学形式及其阐释体系的基质———黑人口语体语言及其意指特性，作为建构美国非裔文学文本正典和文学理论正典的筛选标准，旨在让非裔文学传统与白人文学传统平行并置，从而摆脱边缘，进入中心。 三、理论谬误:规避创伤 盖茨非裔文学理论的宗旨是改变几百年来黑人被强加的“他者”身份，抵抗白人的话语和文化霸权，因此其文论具有明显的后殖民批判性。这种特性导致理论本身极易走向阿皮亚命名的“奈保尔谬误”:“一种只能通过把非西方的境况、问题和文化嵌入欧洲文化以对前者进行理解的习惯。”此谬误取自印裔作家维•苏•奈保尔(V．S．Naipaul)之名，因为他认为:“后殖民(前殖民地)文学值得研究的原因在于它与欧洲文学基本等同。” 随后这种观点被非西方学者广泛使用，尤其在处理读者与作者的互动关系时成为一种习惯。对于如何规避这种谬误，盖茨早有准备，他吸收了阿皮亚和波林•洪通吉(PaulinJ．Hountondji)的处理方式:前者指出:“非洲文学不需要向西方读者提供‘合法证明’，用以克服他们忽视它的倾向”;后者认为:“在现代非洲，如果理论话语要具有意义，那么它必须是在非洲社会内部生成的一种‘本土的’理论论辩，从而能够自主发展其主旨及相关问题，而不再是作为欧洲理论和科学论辩的遥远附属物”，因为“从非洲文学研究转向理论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黑人有时也和白人一样具有智慧、道德和艺术感，并让他们相信黑人也可以成为优秀的哲学家，或者从白人那里赢得人性证明，并向他们展示非洲文明的辉煌”，??而“是要和所有其他文学一样，仅仅为了阅读(非洲文学)”。 正是基于这两种告诫，盖茨有了自己的规避方式:“我们的目标就不能再把欧洲嵌入非洲或者把非洲嵌入欧洲。”??换句话说，建构非裔理论时不能再以“黑色”理论基本等同于“白色”理论作为研究理据。 然而，在白人文化霸权的大语境下践行族裔理论建构时，盖茨却又不自觉地返回谬误本身，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等同性:把非裔理论载体定位为文学的“形式”;其二，嵌入性:把欧洲批评话语嵌入非洲阐释传统，证实两者的功能对等，因此盖茨理论的“奈保尔谬误”可以分为如下两类:首先，形式谬误，产生原因是解构白人批评体系预设的“内容论”，证明非裔文学与白人文学一样具有“形式性”和“艺术性”。整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从使用各种白人文论解读黑人文学的“内容”转变为解读其“形式”;二、从借用白人理论转变为建构“本土理论”解读族裔文学的“形式”;三、从定位“形式”———黑人口语体语言到定位“本土理论”———意指理论。其中，连接三个阶段的关键因素是“形式”与“本土”，而糅合这两种因素的载体是“黑人口语体语言”。#p#分页标题#e# 为此，盖茨不仅把它定位为自己理论体系的支撑点，还把它扩展为整个族裔文学和阐释体系的基质，因为他认为黑人正是通过口语体语言的意指特性使非裔文学和文论文本之间具有形式上的关联，从而构成了黑人文学传统。 尽管这种“形式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白人迷恋非裔文学“所指”的“内容论”极端，即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解读非裔文学的“内容”，同时因为开始关注支撑非裔文学“艺术性”的形式元素，包括语言、修辞、象征、比喻和反讽等，从而弥补了非裔文学“能指”空无的理论缺陷，但是也正是这种转向促使盖茨走向了迷恋“能指”的极端:“我们的文学传统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文本之间)具有明确的形式关联”，一种“以众多黑人共享的语言使用模式为基础”建立的“文学的形式上的修正关系，因此(族裔)文学批评家的任务就旨在证明这种修正关系”。 这种过度的“形式论”主要有三个缺陷:首先，就语言本身而言，美国非裔文学的主要载体仍然是英语，尽管在字里行间夹杂着黑人口语体语言，使文本呈现出“采用正规书面英语模仿黑人日常语言的口头文化痕迹”，??但是它始终不可能规避标准英语的影响;其次，就文本形式关联而言，美国非裔文学从诞生之初就是“黑白混杂体”，因此不能规避白人文本形式的影响;再次，就文学传统而言，美国非裔文学传统的完整性包括不可分割的“内容”和“形式”两部分，因此无法剥离前者的重要性。 嵌入谬误，产生原因是规避白人预设的黑人“无”理论，证明非裔文学传统不仅内含独立的阐释体系，而且其理论术语与白人的批评术语具有相同的功能。在命名和描述非洲神话内含的阐释功能时，盖茨情不自禁地在西方理论传统中为它们寻找对等物，例如，埃苏与赫耳默斯(Hermes);艾发(Ifa)与《圣经》;阿斯(ase)与逻各斯、迪达发(Didafa)与细读等。纵观盖茨文学批评理论的“奈保尔谬误”，可以看出它是黑人学者在白人文化霸权体制下生存的一种迫不得已的文化建构策略，也是流散群体在宰制性语境中申诉族裔文化身份时必然会经历的摇摆之旅———对白人霸权文化、话语的抵抗与依赖。实际上，美国黑人的这种文化身份困境早就存在于文学之中，因为非裔文学诞生于权力失衡的黑白双色传统，其中“白色”宰制着“黑色”，这就使黑人作家“在进行创造时只能通过既依赖又抵抗他们被迫认同的那个既定(白色霸权)秩序来定义自我”。为此，相似处境下的非裔批评家“在建构族裔理论时也必须与作家一样，既依赖抵抗西方的批评正典，才能正确解读族裔文学”。 尽管依赖能够让黑人最近距离地打量、对抗，但是对抗也能让他们最清晰地铭写依赖，所以对于“黑人知识分子来说，最大的问题莫过于要在既敌视又羡慕的白人文化中继续推进一种独立的本体”。 正是这种无法改变的拉锯关系决定了盖茨所有“去”谬误的努力，最终沦为一次“摇摆”，因为不论其抵抗是回到约鲁巴的埃苏还是弗吉尼亚洲詹姆斯镇(1619年第一批非洲黑奴在此上岸)的意指的猴子，最终支撑整个“本土化”历程的理论根基还是源自他在耶鲁和剑桥接受的教育。因此盖茨在建构族裔批评理论时，首先是对“白色”理论“加以有效的改写、过滤和重新语境化”，进而对富含宰制性的“表征系统、观念和理念加以清理”，最终才“以最大可能的方式展现边缘族群的文学文本，并依据这些文本的特点进行理论归纳和提升，以提取自身文化传统中的理论原创点”，??这就是白人霸权体制中黑人学者无法规避的文化创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