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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文学批评家奥赫曼（RichardOhmann）首次将奥斯汀（Jane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Theory)引入当代西方文论。自此，言语行为理论开始给当代西方文论带来重大冲击。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语言的施为性（performative）。按照这一理论，人们说话即做事（doingthingswithwords）。这方面，詹姆斯（JamesGee）进一步指出人们通过行使话语权来完成七件事情（buildingtasks/thingsthroughlanguage）。其中包括：（1）通过使用语言赋予某人某事意义与价值(givethemmeaningorvalue)；（2）通过使用语言确立某人的身份、地位(buildidentities)；（3）通过使用语言来建立某种社会关系(buildrelationships)。以夏洛蒂（CharlotteBronte）的小说《简•爱》(JaneEyre)为例。这部小说包含了简•爱对话语权的垄断与伯莎(BerthaMason)话语权缺失的对立。这组对立客观上突出张扬了简•爱的妇女意义与价值、压制贬低了伯莎的女性意义与价值，确立了简•爱的正统女性身份和伯莎的“疯”女人身份；同时这组对立颠覆了读者对这部小说及人物的传统解读，让读者看到了简•爱及作者夏洛蒂对其他种族妇女姐妹的歧视与偏见，看到了她们已从受压迫者女性堕落成为女性的压迫者。 一 由于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主人公简•爱被赋予了绝对的话语权。整部作品中一直是简•爱发出“自我权威化和总体化的叙述声音”，发出一个敢说敢做、敢于反抗男性权威的女性个人的叙事声音。事实上，这部作品之所以受欢迎，原因之一就是，简•爱成为英国文学史上敢于反抗男权社会、向男权社会发出女性强音的第一人。比如，在伯莎•梅森被发现以后，罗切斯特仍要简•爱留在桑菲尔德庄园（Thornfield），此时简•爱大声疾呼，发出了被誉为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女性宣言：“［先生］，我要正告你我必须离开，不要以为我会变得无足轻重，也别以为我是架没有情感的机器。不要以为我穷，长得矮小不美，就没有了灵魂。那样想，你就大错特错了！我现在是用灵魂与你谈话，我们每个人［无论男女］，经过了坟墓，在上帝脚下，都是平等的。”“先生，你的妻子还活着，这是你早晨还承认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是留下来，像你希望的那样和你住在一起，我就会沦为你的情妇，不承认这一点，就是虚伪！” 正是通过简•爱对话语权的垄断，让简•爱发出如此强音，作者让长期受到男权社会忽视的“小女人”站到了社会舞台的中心，赋予了女性意义与价值，塑造、张扬了英国妇女的社会形象。 然而，与夏洛蒂为让女性发声、让长期受到男权社会忽视的“小女人”站到社会舞台中心的创作初衷相对立的是，她让另一个女性伯莎丧失其话语权，减少其出场次数，并将其贴上“疯女人”的标签禁锢在“阁楼里”。依照詹姆斯语言施为理论，失去话语权的伯莎理所当然地失去了价值，变得毫无意义，她的形象受到了极大的贬损，甚至连自己应有的社会地位也无从建立。从简•爱的角度看，由于作品以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事，在这种情况下，简•爱居高临下，绝对可以在她、罗切斯特和伯莎的婚姻三角关系中为自己的所言所行进行辩解。在她眼里，伯莎像个可怕的“魔鬼（fearfulghost）”“脸色无光（discoloured）、活像个野蛮人（savage）”。因此，伯莎的任何声音都被解读为支离破碎、不可理喻并且毫无价值和意义的，甚至可怜到连自己的身份定位也要通过弟弟理查•梅森（RichardMason）之口来完成。这样，通过对话语权的垄断，简•爱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中心而正统的女性地位；而伯莎，由于失去了话语权并被“边缘化”（减少出场次数），她受到了来自男权社会和白人妇女（作者及简•爱）的双重压迫，她只能被赋予“疯狂的‘他者’”身份，丧失了自己应有的地位。 二 作者夏洛蒂剥夺伯莎的话语权是不公正的。试想，如果我们赋予了伯莎话语权，那么她所言说的事实必定与简•爱所言不符，她的世界必定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她所展现给读者的必定是不同的意义与价值、不同的身份地位。这一点我们可从里斯（JeanRhys）1966年的小说《藻海无边》（TheWideSargassoSea）中得到印证。正是里斯从一个受压抑女性的角度还原了伯莎沉默的声音，为现当代读者塑造、展示了“疯”女人伯莎真实的一面，让读者了解到伯莎/安托奈特其实是一个有血有肉、备受压迫的普通人。 依据里斯的解读，伯莎原名叫安托奈特•梅森，与简•爱在性格、命运上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这种尖锐的对立贯穿了她们二人四个重要的人生阶段。童年时期，简•爱敢于反抗，反抗里德（Reed），而伯莎/安托奈特却很怯懦，受欺负后一声不吭；在学校，简•爱敢向海伦（Helen）发表对待不公的观点，而伯莎/安托奈特却对同学的威胁不敢反抗，只能逃跑到母亲身边寻求庇护；婚前，简•爱为了维护自己的女性尊严，敢于反抗罗切斯特，尽管自己很爱他，而伯莎/安托奈特却屈于命运，被迫嫁给一个自己不了解的男人；两人婚后命运也不相同，简•爱婚后幸福，认为罗切斯特是她的“骨中骨，肉中肉”，而伯莎/安托奈特婚后却被罗切斯特关进“阁楼”，而且一关就是10年，最后变成了“疯”女人。 这样，里斯对伯莎形象的再创造客观上颠覆了人们对小说《简•爱》的解读、颠覆了对伯莎这一人物的解读。具体而言，读者了解到，原来伯莎不再是什么“他者（other/otherrace），不再是毫无价值意义的“疯”女人，相反，她也有自己的身份地位，是一个有血有肉、思维正常、备受欺凌，尤其备受不幸婚姻折磨的“弱女子”。 三 根据詹姆斯语言施为理论，人们使用语言，除了赋予价值意义和建立身份地位外，还有“建立某种社会关系（buildrelationships）”的功能。这里的“社会关系”主要指作者通过作品与读者间建立的关系。具体到小说《简•爱》，由于作者夏洛蒂让简•爱垄断了话语权，简•爱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中心而正统的女性地位；由于作者剥夺了伯莎的话语权，并使之“边缘化”（减少出场次数），后者的女性形象、社会价值受到了贬低，进而只能被赋予“疯狂的‘他者’”身份，丧失了自己应有的地位。#p#分页标题#e# 这一矛盾悖论表明了作者夏洛蒂和简•爱的局限性，客观上她们使自己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正是这种客观的、不经意间的矛盾性使后世的读者颠覆了对该作品的传统解读。后世的读者认识到，通过作品，夏洛蒂塑造、张扬了长期受到男权社会忽视和压迫的“小女人”的妇女形象，让她们站到了社会舞台的中心，赋予了她们女性意义与价值。但是，这些女性是仅限于英国白人妇女的。因为，夏洛蒂和简•爱在反抗英国男权社会压迫，试图通过女性话语构建自己女性身份地位的同时，剥夺了另一个/异族姐妹的话语权，在自己进入主流社会时，将其他种族姐妹贴上“疯”女人的标签并纳入“他者（theother）”的行列，进而使这个异族的姐妹成为“局外人（outsider）”，使她受到了来自男权社会和白人妇女（作者及简•爱）的双重压迫。 当我们最初为《简•爱》欢呼雀跃时、最初痴迷于简•爱的伟大时，我们情不自禁地被作者那炽热的文学语言不知不觉地带到了一个以英国白人为中心（whitepeople-dominant）的社会当中。结果，作者客观上和读者建立了以白人社会价值为取向的社会关系，以此为出发点看问题，关在阁楼里的伯莎自然就成了另类，其言行自然就是“胡言乱语”，久而久之，她自然就成了“疯”女人。但是，如果我们冷静下来，不只以白人视角看问题，比如，我们赋予伯莎话语权，那么她所言说的事实必定与简•爱和罗切斯特所言不符，她的世界必定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这样辩证地看问题，我们就会看到作者夏洛蒂和简•爱的局限性；看到她们与英国白人天然一家，而与伯莎较远甚至对立的社会关系；看到她们对其他种族妇女姐妹的歧视与偏见；看到简•爱既受来自男权社会的压迫又不经意间压迫异族姐妹的尴尬矛盾的处境，她不经意间从受压迫女性站到了女性压迫者行列，进而堕落成为女性的压迫者。 综上所述，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在统一的外表下隐藏了一个多元世界。这种多元性包含了简•爱对话语权的垄断与伯莎•梅森话语权缺失的对立。从语言施为角度看，这组对立客观上突出、张扬了简•爱的形象，压制、贬损了伯莎的女性形象；确立了简•爱的正统身份和伯莎的“疯”女人身份；同时这组对立颠覆了读者对这部小说及人物的传统解读，让人们看到作者与简•爱和伯莎社会关系的不同。让读者看到了简•爱及作者夏洛蒂对其他种族妇女姐妹的歧视与偏见，看到了她们已从受压迫者女性堕落成为女性的压迫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