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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里罗的《天秤星座》发表于1988年，被誉为美国后现代小说的经典之作。作品一经发表就得到评论界的广泛赞誉。《今日美国》曾经将其评价为“小说中的奇葩，其开挖之深与表意之切令人叹为观止，其惊心动魄同样令人难以释卷”（德里罗，1997：1）。作为德里罗的代表作之一，《天秤星座》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为题材，但是却无意提供总统遇刺的真正原因。正如作者所言，“本书是一部充满想象的小说。本人虽然截取了部分史料，但对于任何有关总统谋杀案的问题，本人并无提供实际答案的意图。”（德里罗，1997：465）德里罗将肯尼迪遇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与文学创作相结合，创造出了这部极富想象力的作品，其推理层层深入，笔法娴熟，把事实和虚构结合的浑然天成，是一部具有代表意义的“历史编纂元小说”。 一、新历史主义 对于传统的历史学家来说，历史和文学是泾渭分明的。文学是虚构的艺术，而历史是对外在世界最真实最具深度的探索，二者无交集可言。但是，在当代的文学理论中，尤其是随着“新历史主义”的兴起，文学和历史的这种截然相对的区别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作为新历史主义主要代表人的海登怀特曾经说过，“不论事件还可能是别的什么，它们都是实际发生过的事件，或者被认为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件，但都不再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件。作为这样的事件，为了构成反映的客体，它们必须被描述出来……后来对这些事件的分析或解释……永远都是对先前描述出来的事件的先前分析或解释。”（朱刚，2006：386） 因此，对于新历史主义者来说，历史话语代表着被解释和编织过的历史，历史事件更是一种“虚构”的文本。因而，历史文本本来就无纯粹的“真实性”而言。历史文本的创作包含了史学家的想象，语言的使用，以及学者本身的个人经历等等诸多因素的作用，都属于“非原创”的叙事。“历史编纂元小说”（historiographicmetafiction）这一概念是加拿大著名文学理论家琳达•哈琴（LindaHutcheon）在其论著《后现代主义诗学》中提出的。在哈琴的定义中，历史编纂元小说是“历史编纂学”和“元小说”的有机结合。它们既具有元小说自我指涉和自我反映的特征，又不是单纯的元小说，因为它穿插借用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凭借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戏仿和反讽，促使读者重新进行思考。哈琴具体地将历史编纂元小说定义为“众所周知的流行小说，他们具有鲜明的自我反映的特征，同时又悖论式的宣称拥有历史事件和真实人物”（Hutcheon,1988:P5）。她将《五号屠场》、《烟草经纪人》、《公众的怒火》以及《女勇士》等多部后现代作品归入“历史编纂元小说”的范畴之内。历史编纂元小说作为元小说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当代元小说在经历了激烈的形式试验后向现实主义的回归，这种回归不是回到传统的现实主义，而是借助历史素材对历史进行创造性的“再加工”。 二、《天秤星座的新历史主义特色》 历史编纂元小说与传统历史小说的最大区别就是，在历史编纂元小说中，小说中的历史材料既基于真实事件，又能让读者意识到其虚构性，否认历史编纂学的唯一真实性。因此，德里罗的《天秤星座》中，作者明显的“篡改”了历史。在《天秤星座》中，历史上著名的肯尼迪遇刺事件则成为德里罗戏仿的对象。肯尼迪遇刺发生在1963年11月22日星期五下午12：30，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和妻子杰奎琳•肯尼迪在德克萨斯州州长约翰•康纳利陪同下，乘坐敞篷轿车驶过德克萨斯州的迪利广场时，遭到枪击身亡。肯尼迪总统的突然遇害举国震惊，但是对于他遇害的真正原因，却仍然是个历史之谜。 《天秤星座》是一部典型的历史编纂元小说作品。它以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肯尼迪被刺为题材，但是却无意提供实际答案。正如作者所言，他“对事实做了修改与渲染，将真实人物推入想象的时空，并虚构了某些事件、对话和人物”（德里罗，1997：465）。德里罗在小说中力图展现的并非肯尼迪遇刺的真正原因，而是通过这一事件勾勒出美国后现代社会扭曲压抑的社会环境，和由此所孕育出的病态、荒诞的人生。德里罗以娴熟的笔触，勾勒出一个迷茫、失意的美国下层人物—奥斯瓦尔德。他从小生长在单亲家庭，母亲贫困而神经质。奥尔瓦尔德由于生活的不幸，对美国社会存在深深的怨恨，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充满向往。但是，当他历尽千辛万苦甚至冒着自杀的危险终于成为了一个苏联公民的时候，他却发现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让他失望，物质匮乏，体制僵硬，最后他又不得不回到了美国。这一系列的经历最终使他成为了一个被“遗弃”的人。出于对社会体制的种种不满和对古巴革命的同情，他最终决定刺杀肯尼迪。奥斯瓦尔德是一名悲剧式的人物，是美国政治体制和社会压力下的受害者。后现代社会无法给人们以应有的归属感，因此才成就了奥斯瓦尔德这样病态的人生观。德里罗通过对后现代戏仿技巧的应用，颠覆了我们对固有的历史概念的同时，也重构了历史，将历史与虚构紧密结合，同时也将读者的注意力转向作者写作的主旨—美国后现代社会的荒诞可笑以及生活在其中的普通人的无奈与辛酸。《天秤星座》在表现形式上，大量的运用了戏仿的创作手法，揭示小说的虚构性。 戏仿是后现代小说家经常使用的创作手段，他们通过对历史事件，或者日常生活中的现象，或古典文学中的人物形象等等进行夸张的、变形的模仿，来达到对传统及现实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批判、讽刺的目的。哈琴认为，在历史编纂元小说中，戏仿是其利用后现作形式的典型叙述特征，因为这种手法既颠覆又模仿叙述对象。后现代戏仿不同于传统戏仿，其目的不仅在于模仿前文本，更重要的是要借此来突出小说的虚构性和荒诞性。按照哈琴的理论，戏仿是“带有批判距离的重复，她能从相似性的核心表现反讽性的差异”。（Hutcheon,1988:P26）在这里，相似与差异凸显论文后现代艺术再现形式与过去的张力。后现代小说通过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反讽和戏仿，促使读者重新对历史进行思考和定义，从而起到借古喻今的作用。#p#分页标题#e# 三、结论 德里罗作为知名的后现代小说家，其作品一向以政治色彩浓重见长。但德里罗的小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小说，德里罗力图通过这些历史事件所反射的，是后现代社会中人的迷茫和无所适从感。历史编纂元小说是典型的反映后现代主义矛盾的文本，它通过戏仿知名的历史事件或历史文本来突出现实社会的诸多矛盾。《天秤星座》通过戏仿肯尼迪遇刺这一历史事件，所突出反映的是政治制度对人性的压抑，从而造成的人的无归属感。正如主人公奥斯瓦尔德所言，“他多么需要一个能容纳她的环境，多么想知道他到底属于哪里啊”（德里罗，1997：366页）。德里罗力图通过这一悲剧式的人物，来凸显冷战时期社会的异化感和荒诞感。《天秤星座》作为一部典型的历史编纂元小说，在凸显了其艺术特征的同时，更书写了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和对人性的压抑，为美国后现代文学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