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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国十八世纪著名的感伤主义作家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及其风格独特的小说作品《项狄传》，我国出版的英国文学史教材一般都会做一些介绍，然后便嘎然而止。诚如刘意青所言:“斯特恩在过去五十年我国的文学教学中基本上被除了名，但作为一个叙事技巧上别具一格又先于时代的小说家，他理应获得一席地位。”［1］刘意青的专著初版于2000年，不仅总结了斯特恩在我国文学教学中的地位，也总结了他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中所处的状况。这种状况直到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才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其专著《英美意识流小说》中，李维屏追溯了英美意识流小说的渊源，指出斯特恩的《项狄传》“将有关主人公社会经历的描写降到了最低程度，而是以极大的篇幅来展示其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感性生活”，［2］认为“这种标新立异的表现手法以及他强调感性的创作原则使现代意识流作家受到了深刻的启迪”。［3］ 二十一世纪虽然才走过了十一个年头，却已经目睹了我国《项狄传》研究史上的第一次繁荣，值得总结一番。一方面，有关十八世纪英国小说研究的专著不断问世，其中不少都涉及了斯特恩及其《项狄传》。另一方面，专门研究《项狄传》的期刊文章和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也不断涌现，不仅数量可观，深度和广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在期刊文章中，李维屏、杨理达(2002)的《英国第一部实验小说〈项狄传〉评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不仅全面介绍了这部小说，而且“深入探讨这部小说中标新立异的结构形式、别具一格的叙述手法以及作者对时间问题的巧妙处理”。［4］更令人振奋的是，2006年4月，《项狄传》的第一个汉译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译者是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退休教授李登科，笔名蒲隆。该译本的出版发行，至少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国内叙述学研究方兴未艾，《项狄传》在这种气候下得以出版，真有点‘应运而生’的味道”［5］;二是因为《项狄传》确实结构混乱复杂，语言晦涩难懂，该译本实际上是填补了一个空白。虽然阅读译本不能代替阅读原著，但诚如译者引用孟加拉谚语所言:“有个瞎叔叔总比没有强。”［6］ 就研究的视角而言，不一而足，有宗教的、哲学的、历史文化的、女性主义的，也有叙事学的。另外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和体裁理论也被用来解读《项狄传》。近来，有两篇新作探讨《项狄传》中的游戏精神。就专题研究而言，李维屏教授的《英国小说人物史》专节讨论了斯特恩的小说人物，指出他们“无不执着和认真，是理性与感伤的忠实践行者”(李维屏，2008:131)。相比较而言，对《项狄传》的叙事学研究最为兴盛，正应了蒲隆在《译后记》里的预测。［7］ 一、宗教与哲学研究 斯特恩家族不是普通的基督教信徒，而是和宗教有着很深的联系。1733年，劳伦斯•斯特恩作为一名减费生到剑桥大学的基督学院就读。1737年，他从这里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1740年又获得硕士学位。而在他之前，家族里已有三个成员在这里上过学:堂兄理查德、叔叔雅克和曾祖父理查德•斯特恩。其中以他的曾祖父最为著名，曾任约克大主教和基督学院的院长。他的叔叔雅克当时正担任克里夫兰副主教和约克教堂赞美诗领唱，他便借助叔叔的影响进了教会，于1738年成为一名牧师。他在牧师的职位上干了21年后，才动手写他的不朽著作《项狄传》。所有这一切都为探索《项狄传》的宗教主题奠定了基础。杜维平(2004)认为，《项狄传》“不仅仅是玩笑”，而是有两个明确的宗教主题:忍耐和爱。［8］杜文指出，项狄一家承受的是约伯式的痛苦，而痛苦的典型代表就是特里斯舛•项狄本人:他的不幸始于十月怀胎之前，出生时被产钳夹断了鼻梁，被起了他父亲认为最为不幸的名字，五岁时被掉下来的窗框砸伤了小男孩的命根。那么，面对这么多的痛苦，人应该怎么办呢?答案便是忍耐，而忍耐精神的集中体现者则是沃尔特•项狄。小说家对于发生在特里斯舛身上的那些接二连三的不幸事件的过程叙述得比较简略，但对于他父亲的痛苦程度和承受痛苦的方式的渲染则浓墨重染，有的甚至长达几个章节四十多页。更可甚者，沃尔特•项狄不仅要承受次子特里斯舛的一连串不幸所带来的痛苦，还要承受长子博比的死亡所带来的痛苦，从而使他“经历了从起初被动地忍受到最后笑对痛苦这一忍耐方式的转变，他学会了忍耐。”［9］ 所以，“严格地说，《项狄传》的玩笑和游戏是为斯特恩宣扬基督教教义服务的，而他在这部作品中所宣扬的教义则是学会忍耐。”［10］杜文还指出，《项狄传》的另一个宗教主题是“温情:对人类的爱。”［11］小说不仅洋溢着人间的温情，而且通过强调这种温情来对抗当时流行的唯我论，反对理性，“通过对人类温柔情感的强调来确立他所信奉的宗教—英国圣公会—在宗教中的地位。”［12］从哲学的角度研究《项狄传》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斯特恩在《项狄传》中七次提到英国著名的经验主义哲学家约翰•洛克的名字，并涉及他的著作《人类理解论》及其核心概念观念联想、时间的延续等。杜维平、金万峰(2003)认为意义是《项狄传》的一个哲学主题，即《项狄传》是“关于意义的哲学思考。”［13］具体来讲，斯特恩通过这部小说完成了两项哲学任务:第一，质疑理性和语言在人们获得意义的过程中的作用，强调意义的源泉是“构成感性内容的东西，如情感、想象、动作等。”［14］第二，试图把故事作为讲解、阐释哲学思想的一种形式，并对洛克的《人类理解论》所包含的哲学思想进行了“艺术性的阐释”。 二、历史文化及女性主义研究 以推崇理性著称的启蒙运动是十八世纪的主流思想，更有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为其助阵，矛头直接指向专横狭隘的宗教势力。［15］就英国而言，十八世纪也是一个思想家辈出的时代，前期有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洛克、牛顿、莎夫茨伯里和曼德维尔，中后期则有休谟、亚当•斯密、伯克等。受这种激流和巨变的影响，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具有“多样化和过渡性质”［16］，小说的文体形式和功用也处于探索阶段。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有些学者便从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项狄传》，探索该小说形式在社会变化中的适应与变迁。黄梅、颜静兰是这方面研究的先驱者，后有刘戈、曹波等学者继续探讨。#p#分页标题#e# 黄梅(2002;2003)详细地介绍了《项狄传》的叙述特点和文体风格，并结合历史文化语境、作者生平以及十八世纪的文学传统来分析其叙事实验和文本游戏，指出“如果我们更多地把斯特恩的作品放到当时的文化情境中阅读，便可以意识到，尽管斯特恩的叙事实验和文体游戏包含思想及艺术上的探索，但是并不构成根本的‘挑战’，它们在本质上只是时代主流的一种变调，是特权者的炫示和自娱”［17］，“反映了小说在十八世纪里作为尚未定型的文类所拥有的巨大的可塑性和相对宽阔的空间……体现了在当时调整阶级关系的社会格局中，仍处在成长与融合时期的统治阶级思想文化的丰厚、驳杂和柔韧。”［18］颜静兰(2003)以情节处理、人物塑造、叙述模式、写作手法为切入点进行探讨，“分析了作者试图通过凌乱无序的情节叙述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纷乱无序，并渴望让读者摆脱故事情节来获取阅读乐趣的创作尝试”［19］，指出“《项狄传》对小说艺术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并对小说的观念进行了拓展与更新，丰富和补充了十八世纪刚刚兴起的小说文学式样”［20］。颜静兰在自己的文章中特别指出了以下几点。第一，“斯特恩的创作和费尔丁一样是遵循了一定的小说创作的系统理论”;［21］第二，斯特恩本人认为，自己的小说和费尔丁等人的传统小说不一样是体现了小说的进步，是对以费尔丁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的挑战;第三，“斯特恩自己则认为他的作品首尾一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22］对于颜静兰这里所说的第三点，斯特恩在《项狄传》第一卷第二十二章里的原话如下:“Inaword，myworkisdigressive，anditisprogressivetoo，—andatthesametime．”［23］翻译过来便是:“简而言之，我的作品是东拉西扯的，它也是循序渐进的，———而且是在同时进行的。”［24］ 刘戈(2005)顺着前面两位学者的思路继续挖掘，着重探讨了《项狄传》与十八世纪英国的小说传统，指出斯特恩在《项狄传》中所使用的叙事策略并不是与当时的主流叙事模式彻底地分道扬镳，《项狄传》也没有违背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基调，也不像其表面上显示的那样与主流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相反，斯特恩突出对人物及心理意识的刻画，“同以心理描写著称的理查逊走得更近”［25］;斯特恩“尊奉的依然是笛福、理查逊和菲尔丁等人确立的写实主义创作原则，只是他做得更彻底，以致表面看来变成了一种悖逆”［26］;斯特恩“真正嘲弄的并不是道德本身，而是道德家们为了突出道德主题，不惜牺牲作品真实性的假道学做法。”［27］刘文认为，就上述三个方面而言，《项狄传》“都表现出其与传统之间的密切关系”。［28］曹波(2009)的专著探求的是人性，是“对18世纪英国小说人物性格与形象的全面盘点，也是他对当时英国的道德风尚和价值体系的人文思考”。［29］ 曹波认为，沃尔特•项狄是古怪的思想者，托比是古怪的善感者，特里斯舛是古怪的叙事者。他们背离普通大众的思维方式，“在项狄厅里演绎出了一曲十八世纪反理性、重感情的绝唱，而叙事中的主角特里斯舛则以小说艺术的形式将父辈们的绝唱推向高潮，展现出种种情感主义的德行。”［30］相比较而言，国内对《项狄传》的女性主义研究甚少，截至目前只发表了一篇论文，而且还不算是彻底的女性主义研究。王晓培(2010)的论文虽然以小说中男女角色的刻画和性别特点之间的对立为切入点，但其结论却认为这种对立折射出了作者对当时“英国各种社会力量之间抗衡的看法，展现了十八世纪英国社会大众的情感与思想，同时也暗示了作者的意识倾向和道德判断。”［31］究其本质，这仍然是历史文化研究而已。 三、叙事学研究 相比较而言，国内学者投入大量的精力从叙事学的角度来分析《项狄传》的结构特点，并试图予以解释。陈浩东(2000)、李维屏(2002)、黄梅(2002)、颜静兰(2003)、韩加明(2003)、申丹(2005)、徐俊芳(2006)、朱妮娅(2006)、李春燕(2007)、李红(2007;2008)、李艳芳(2007)、吕娟霞(2007)、易志华(2009)、赖骞宇(2009a;2009b)、张扬(2009)等学者都不同程度地探讨了《项狄传》叙事结构上的实验性和现代主义特点及其对二十世纪意识流小说家的深远影响。在追溯斯特恩对于叙事结构的独特认识的根源时，虽然有少数学者沿用传统的叙事学或者乌托邦视角，大多数学者都把目光投向了洛克的《人类理解论》及其核心思想观念联想理论。那么，洛克的观念联想理论究竟是如何影响斯特恩及其小说《项狄传》的呢?综合起来看，学者们给出三种不同的解释:直接使用、批判性继承、直接影响。 韩加明(2003)指出，“真正构成《项狄传》特殊的整一性是什么呢?是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提出的‘观念联想’……换言之，斯特恩提出并在《项狄传》实践的小说叙事原则就是非理性的‘观念联想’。”［32］徐俊芳(2006)的硕士学位论文专章论述斯特恩对洛克思想的批判性继承，认定“对洛克思想的批判性继承是斯特恩作品创作哲学的内在根源”，［33］指出“斯特恩把洛克的联想主义思想用于小说创作技巧”，［34］而且“这种联想已经渗透到人物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小说中一个关键的衔接点。”［35］陈浩东(2000)确信，“洛克对斯泰恩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36］而“洛克对斯泰恩的直接影响与斯泰恩小说的成功使洛克的理论获得广泛的接受，这种作用与反作用使得对文学的研究有了更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更高的视界。”［37］李春燕(2007)和吕娟霞(2007)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所表达的观点和陈浩东的基本相似，这里不再赘述。 四、巴赫金狂欢理论和体裁理论的应用 截至目前，只有两位学者将巴赫金的理论运用于对《项狄传》的解释和分析。宋建福(2005)探讨了《项狄传》的狂欢化艺术。他首先指出，所谓小说艺术的狂欢，是“有意识地颠覆小说创作中的各种清规戒律，把小说的艺术形式推向了极致，使得小说表现出一种杂芜混乱、难以卒读的假象……并不完全否定艺术传统，而是在保留小说基本要素的前提下以新的异样形式与之对话，展示小说艺术的多样性和内在活力，揭示了固化的小说艺术并不等同于艺术的全部的朴素道理。”［38］在此理论基础上，他认为“《项狄传》在小说技巧的主要方面，如情节、主题展示、逻辑(旁述)、时间和小说语言方面独树一帜，自成体系，明显具有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本质特征;”［39］而且，《项狄传》的这种狂欢化艺术形式，“不仅解构了以线性逻辑为代表的情节、主题结构、逻辑(旁述)和时间等内在于小说的重要概念，而且也颠覆了外在要素小说语言的理念。”［40］蔡熙(2008)是从巴赫金的体裁诗学理论出发来探讨斯特恩《项狄传》文本特征的。他从体裁面具、讽刺性模拟、杂语性和小说性等四个方面入手，深入分析了《项狄传》在文本结构和形式上的创新，指出该小说“颠覆了西方传统的理性思维模式以及强调规范和等级、条理和秩序的诗学体系，把小说从严肃的政治的、道德的、社会的说教模式中解脱出来，注入了轻松、幽默的成份，从而革新了审美趣味。”［41］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蔡熙在行文中特别强调:“在巴赫金那里，狂欢化主要是作为文学体裁的传统产生影响的。狂欢化小说最能体现小说体裁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小说是具有颠覆性的体裁，它能利用其修辞和体裁上的异质性颠覆居统治地位的体裁观念。”［42］在论述到讽刺性模拟、杂语性和小说性时，蔡熙继续强调巴赫金对于体裁和狂欢的密切关系的认识，诸如“在巴赫金看来，狂欢化小说本能地蕴含着讽刺性模拟”［43］、“在巴赫金那里，史诗话语只是单一的作者话语，史诗人物缺乏语言创造性，而小说却是多风格的、杂语的、多声部的。狂欢化程度较高的小说，即最具小说性的小说是杂语小说。”［44］#p#分页标题#e# 五、游戏精神 对于斯特恩的游戏态度，黄梅(2002)早已有所涉及，并指出这种文体游戏并不构成根本的“挑战”，“只是时代主流的一种变调”而已。［45］崔洋、吕满金于2010年9月共同发表两篇新作，着力探讨《项狄传》中的游戏精神。她们认为，“斯特恩在十八世纪创作出如此奇特的、‘先锋’的小说，都得益于他的游戏精神。《项狄传》就是一部游戏之作，为愉悦自己而作，为调笑他人并游戏他人而作，为消解现实生活的悲苦而作。”［46］至于这种游戏精神的根源，她们认为是“源于他追求快乐的心境”，［47］认为“从创作的动机到创作心态，从创作过程到创作结果，从创作内容到创作形式，斯特恩都像游戏一般自由挥洒，所以才能不落窠臼。”［48］ 六、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二十一世纪的头十一年，的确目睹了我国《项狄传》研究的空前繁盛，不仅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视角和方法不断拓宽，而且研究成果也更加丰硕，研究深度不断推进，局面大开，令人欣慰。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项狄传》研究起步比较晚，整体水平还相对滞后。就研究视角而言，国外学者对《项狄传》的阐释早已涉及互文性、怀疑论、色情倾向、伦理学、讽刺艺术、叙事学、社会文化、政治、视觉艺术、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领域，［49］而我国学者的注意力却极不平衡，尤其是大多数学者纠结于小说的叙事结构，而对其他视角的关注则相对薄弱，研究成果相对也较少，这一局面亟待克服。就具体的研究视角而言，深度也急需推进。例如，就《项狄传》的叙事结构和洛克的观念联想理论之间的关系而言，我国学者所持的三种观点都以承认洛克的观念联想理论为前提，实际上沿袭的是詹姆斯•A•沃克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提出的观点。［50］而在国外，学者们很早就围绕沃克的观点展开了争论，并且已经有学者指出，观念联想理论(associationofideas)不是洛克所支持的观点，洛克的心理学思想中关于人类认识的真正观点是观念串连理论(trainofideas);而且，这一理论对《项狄传》叙事结构的解释力更强一些。［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