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白蛇传中的叙事学，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学科定义与选题意义 经典叙事学是一门对叙述进行结构研究的科学，它所关心的中心议题是在纷繁芜杂、种类庞多的叙事作品找寻具有普遍意义的组成要素。追本溯源，经典叙事学就是从对叙事性文本的结构性分析中发现叙事的普遍特征，探寻其结构规律。这种彰显于叙事学定义之中的结构主义的特性，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更为经典叙事学于20世纪80年代的没落埋下了理论根基上的隐患。《白蛇传》是我国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与普罗普的俄国民间故事、布雷蒙的法国神话传说相比，更为国人所熟知。作为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白蛇传》无疑体现的是东方式的叙事哲学。经典叙事学这一根植于西方的理论成果能否成功地阐释这一东方传说？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基于《白蛇传》的叙事学角度分析与比较，将会为我们看待经典叙事学的成就与桎梏提供一个更为直观和切近的依据。 二、普罗普与“叙事功能” 完成于1928年的《民间故事形态学》在问世后的30年中一直籍籍无名、乏人问津，直至上世纪60年代英译本问世，普罗普及其著作才在法国叙事学界声名鹊起。普罗普《民间故事形态学》将俄国的各种童话集中起来作了全面考察，从中概括出他称作“功能”的31种构成因素，然后将之组合到七种角色的“行为范围”中，详细考察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最后总结出了一套结构程式。尽管创作于上世纪20年代初期《民间故事的形态学》并没有受到结构主义思潮的涤荡和洗礼，但其中体现的理论思想明显体现了结构主义寻求有限的、本质的、深层结构的基本观点。普罗普在归纳其创作动机时提出：“要以最小的篇幅涵盖最大限度的内容，……就类似于一种语法。”（罗钢，1995：26）利用普罗普的分类，我们可以轻易地把《白蛇传》进行结构化的分析：如此，流传在民间一波三折情节跌宕的白蛇传被转化成了一串数字与符号。这样的转化证明了普罗普31种叙事功能在跨越了东西方的差异之后仍具备可操作性，然而它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以《白蛇传》为例，情节3与情节4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从情节8与情节9有无空间的转换？是什么在连接这些字母与符号？这些符号间是否反映逻辑？如果选择的文本并非民间叙事文学，则他的分类是否可以行得通？对于这些问题普罗普均没有给出正面的解释。所以他的研究只是一种简单的形式研究，它只重故事表层的句法关系而不重深层的逻辑关系，它是一种时间静态的堆叠而不是动态的描述，连接各个符号之间的只是简单的时间关系而缺乏空间关系和逻辑结构。 三、布雷蒙与“叙事逻辑” 尽管布雷蒙对普罗普叙事功能的提出深以为然，然而他敏锐地意识到没有逻辑连接的叙事功能就如同没有黏合剂的砖瓦，由此砌成的大厦倒塌只是时间问题。故此，他提出了“叙事序列”的观念作为叙事的基本单位，希图以此解释功能之间的逻辑关系。他认为叙事的基本序列由三个紧密相连的功能组成，即情况形成—采取行动—达到目的。继而对基本序列进行变化和组合，使其更为适应多样的叙事类型。我们可以看到布雷蒙的叙事序列与前人普罗普相比更具逻辑优势。由于时间发展是由内在逻辑推动的，情节之间就不再是简单时间顺序的排列。他又给予这种逻辑充分的弹性空间，在每个功能项下，都存在着改善或是恶化、成功或是失败的可能。许仙可以借伞也可以不借，白素贞对许仙的倾慕可以实现也可以失败，许仙不一定遇到法海，法海也不一定认出白素贞是妖怪。所以布雷蒙的理论事实上是强调事件发生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产物。其理论意义不仅仅在于丰富和改进了普罗普的叙事功能理论，更在于通过展示故事的推进方向很大程度是人物的选择凸显人物的意志力量。他所着眼的逻辑，本质上是人物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尽管他没有把读者、作者考量在内，但毕竟承认了人物对于情节的关键作用，为强调客观、科学的早期经典叙事学研究增添了一份对人的关注。 四、格雷马斯与“语义方阵” 同是从普罗普的叙事功能出发，格雷马斯选取了一条与布雷蒙不同的叙事学研究之路。他所关心的中心议题是“文本的意义是如何生成的”。格雷马斯对意义的关切使得他把眼光投向索绪尔和斯特劳斯几乎成为一种必然。故此，格雷马斯锁定结构语言学为基本模式、决心以寻找和归纳故事内部基本的二元对立关系来推导叙事模式。把这些角色和逻辑秩序带入语义方阵，我们得到的便是一种深层逻辑结构。与普罗普的图式相比，格雷马斯的图式当然更具有逻辑性、更富于概括力，也更宏观、更抽象。格雷马斯所提出的情节秩序意味着叙事的意义和基本框架已经在作者脑中预先搭建，譬如作者在创作《白蛇传》故事之初就已经有了一个预设好的深层框架，他只不过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和填充这个框架。那么对于读者而言，理解这一叙事就首先必须跨越自我的思维间架结构。这就要求读者既对作者的预先的叙事的模式熟悉和认同，又准确地解读作者叙事模式的内在含义。这样势必就会带来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抗，从理解再到沟通与认同。但同时，只有在读者参与的状态下，叙事的确定权才真正交付给读者。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格雷马斯在某种程度上引入了读者的作用，这无疑暗合了新叙事学或后经典叙事学。 五、托多洛夫与“叙事句法” 托多洛夫的理论是从一个简单的类比开始的。与格雷马斯同为符号学家，托多洛夫也认为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了符号，语言是符号的集合，那么叙事也不例外。既然在语言世界存在着一种基本语法，叙事中也必然存在叙事语法。于是文学和语言在托多洛夫是异质同构的两个系统，而包括叙事在内的文学是语言某种属性的拓展和应用。于是，托多洛夫另辟蹊径，致力于参照语言学的模式总结文学叙事的规则，建构一套新的叙事结构模式。在他看来，一个单一的句子就是一篇简单的叙事文本；而复杂的叙事文本不过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句子结构。托多洛夫认为，从“一个平衡向另一个平衡过渡，就构成了一个最小的完整情节”，是故事的最基本的结构程式。尽管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切入方式，但托多洛夫的研究展现出了与前人高度的相似性。当然，在分析如《白蛇传》的民间故事时托多洛夫的理论充分显示出其可操作性，然而简单化的故事民间情节和主角/破坏者的角色分类使他们的研究成果有过分简单化之嫌。尽管他们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发现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则，解释一切的叙事内容，而结果是，他们得到的结论其实并不能解释大多数叙事文学作品，遑论指导文艺创作。#p#分页标题#e# 六、热奈特与“叙事话语” 当越来越多的质疑投向了第一代符号叙事学家，指责他们的理论远离叙事文学、大而空泛且缺乏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的同时，法国第二代符号叙事学家热奈特开辟了一条切入到叙事形式内部的新路径。热奈特将比较延伸到了故事和叙事者之间，认为这一对关系的存在是区别叙事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基本特征，简单说来，热奈特赋予了叙事话语一个前所未有的涵盖范畴，是一个包括从视角到叙述、从故事本身到阅读过程的多元概念。于是，《白蛇传》的叙事话语就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视角（Pointofview）：《白蛇传》在以谁的视角、谁的声音在讲述故事？叙述（Narrating）：《白蛇传》叙述者是何种类型？与真实作者又是什么关系？故事（Story）：《白蛇传》的情节、故事、人物和叙事语法分别是什么？阅读（Reading）：《白蛇传》是否存在预设好的理想读者？不同读者在叙事阅读间有何差异？热奈特与其《叙事话语》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他的研究不再是空泛而抽象的，不再是拘泥于某种特定形式的叙事之上的。我们既可以利用热氏的理论分析《白蛇传》，又可以用它来谈《荷马史诗》中的叙事顺序，还可以用它来解读《黛洛维夫人》中隐蔽的叙述者。他的叙事理论始于第一代符号叙事学家，直接影响第三代经典叙事学者。即便在新叙事学空前繁荣的今天，热奈特对叙事文学基本分析模式依然得以沿用。热奈特毫无争议地代表了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叙事学的最高成就。而掌握了这些叙事规则是否就能够进行文学创作，或者创作出优异的文学作品呢？显然不尽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主张把语言看做是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他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正是旨在突出语言系统的结构性质，强调任何语言都不能离开系统而存在。于是世界便建立在一种统一性之中，一种逻各斯中心论之下。 因此，当我们面对一个纷繁多样的研究对象时，结构主义给我们的建议便是从事物内部寻找系统和结构。自然而然的，经典叙事学家认为一部叙事作品是由某种内在结构指出的，是一个统一有序、自成一体的系统。尽管热奈特本人也承认讲述故事的方式是多样的，但他依然竭尽所能地为不同的叙事找到可以归类其中的词条。置身于结构主义之中，他无限放大了文学叙事的普遍性而忽视了交错其中的不同的因素、不同的线索、不同的逻辑编织而成的往往不是统一完备的系统，而是充满矛盾、异质、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 七、结语 以热奈特为代表的经典叙事学家的研究领域，其实都是在用语言学的范式研究叙事文学，认为叙事学既然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那么只要我们能从中凝练出内部规则，就能达到叙事活动的目的。所以他们不仅将研究焦点完全集中在了叙事结构形式上，而且直接借用语言学的语法结构、时态、语式、语态硬性地到叙事文学中探寻某种普遍统一的叙事规则和方法技巧，力图建立某种大一统的叙事学体系，其研究明显基于虚假的理论假定之上，也是不切实际的。世界上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形式的内容。叙事形式不在具体的所指内容之外，而在所指内容之中，它表现为特定的话语文本，是话语文本形式本身。形式是内容的形式，抛开具体的所指内容和话语文本而奢谈超内容超文本的叙事形式，无疑是抽象空洞的。因为，一部叙事作品的叙事形式本身寄身在具体的叙事话语文本中。在全然没有人物情感和精神的“零度”空间里，经典叙述学者孜孜不倦地追求着最大的客观性及最小的主观性普适性，全然没有注意到科学化、程式化的经典解读叙事的方法已经制约了读者对意义的探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