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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安吉拉卡特，文学评论家们可能会给她贴上各种标签——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哥特小说、科幻小说、后现代主义等等。的确，卡特的作品永远不满足于传统文学的套路，正如劳娜赛奇评论道，卡特的生活总是“处在边缘，不走前人之路，存在于对逝去信念的碎片之中”。1这是卡特生活的写照，同时也是对她作品的侧面总结。谈及文学理想，卡特说，“我的文学志向是18世纪启蒙主义的观点——写小说既是为了娱乐，某种意义上，也是教育。”卡特把她的文学理想实践到文学创作当中，从《明智的孩子》所体现的寓教于乐的精神就可见一斑，即“游移在现实与幻想之间，古代与现代之间，改编与创作之间，伦理思考与娱乐之间”2。 小说中作者以细腻准确的笔触为读者带来了一部长篇喜剧画卷的同时，也凭借其独特的人物塑造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母亲是事实，父亲只不过是流水席”。书中的母亲形象因各个女性所处的环境及性格特色而各不相同。而在这一幅庞大的母系家庭史中，欠思“阿嬷”以独特的母亲形象脱颖而出。“永远穿黑”，“永远提着四方形油布提袋”，头戴“无边黑色小帽，垂下半点面纱”，她的过去似乎是一个谜：“她1900年元旦来到莎翁路四十九号，拿一张银行汇票付第一年房租，看来就像是个在新世纪来到新地方，用新姓名（至少证据如此显示）开始新生活的女人”。这四个“新”字突出了卡特笔下的欠思“阿嬷”缺乏背景，由此而生的神秘感不由让人联想到大自然的广袤和深邃。“她发明了自己，演出仅此一次，自始至终成谜”。这是朵拉对“阿嬷”的总结。黑色面纱可以看做是女性与社会之间屏障的隐喻。当然，这里的社会仍然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女性与自然同受男权中心体制的压迫。其实，女性与自然的联系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曾经被西蒙波娃提及。美国著名生态主义女性批评家卡伦沃伦也借助生态学的“等级制理论”探讨女性和自然的关系，最终得出女性主义和生态学是两个“互补且相互加强的课题”3。 欠思“阿嬷”在小说中的身份是女房东，欠思姐妹的生母阿咪是负责打扫房间的女佣。阿咪怀胎十月生下欠思姐妹难产过世。为了表示对死者的尊重，两姐妹就称她欠思“阿嬷”。但是她并没有失去“母亲功能”，而是以法律母亲的身份抚养姐妹花，就像克里斯蒂娃强调的，母亲与孩子的关系已深深地包含了人的社会关系的一切因素。“母亲功能”也不会她与男性的疏离而消失。阿嬷感叹，“以前我常纳闷要男人干吗”“看到你们两个才恍然大悟”。可以说，她是经济上的独立人，她的形象颠覆了《圣经》当中女人依靠男人，男人管辖女人的传统。亚当和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神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作为西方的经典之一，《圣经》中的上帝以权威的身份确定了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统治与被统治，管辖与被管辖，女性处于受压迫和从属的地位。而欠思阿嬷经济独立，并且把男性看成传宗接代、生儿育女的工具，体现了女性要求平等和独立的观念。朵拉欠思回忆，“就连那时候，我们也知道阿嬷看起来有点古里古怪，跟她出门总抱着一种叛逆全世界的感觉。”这种“叛逆”是对男权中心的抗议，也是对父权制的蔑视和反抗。四个“新”也是阿嬷作为“新女性”的一个白描——独立、反叛、自我。值得强调的是，“欠思”阿嬷并没有仇视男性。她与姐妹花法律上的父亲——佩瑞格林相处融洽。两个人喝酒聊天，共同抚养朵拉和诺拉，为姐妹花倾注情感，这是两性平等互助的体现。可见，两性的对立并不是解决两性之间问题的途径。 欠思姐妹出生时，阿嬷抱着她们，来到窗前，看到“一只海鸥振翅而起，掠过窗前，飞得又高又远”。她照顾孩子时，“就像鸭子游水一样自然”。可见，即使阿嬷没有生育孩子，她的天然母性仍然存在并且得到发掘，是“鸭子游水”一样的自然场景，这是她“母亲功能”的自然流露。“她是我们的防空洞，我们的余兴节目，我们吸奶的乳房”。尽管“阿嬷”不是实际母亲，但是欠思姐妹花仍然将她当作“吸奶的乳房”。“乳房”作为女性与母亲的特征之一，有着极大的文化象征内涵，它不仅代表了婴儿的食物来源，也象征着“阿嬷”作为母亲给两姐妹带来的身心安全感。这里，女性和自然结成联姻。相比之下，男性的整体形象，尤其是年长的男性却是嗜杀、好胜、征服。 小说的时间背景跨越了两次大战，关于战争，“阿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老男人受不了竞争，就把找得到的年轻男人全都杀掉。”“全世界男人聚在一起谈交换条件，你们杀死我们的男孩，我们杀死你们的男孩。就这样没两下就完成了，然后老男人又可以高枕无忧。”这里的“老男人”其实是父权制的统治核心的代表。男权统治者随意发动战争，商议探讨如何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追根溯源，西方文化和文明源头之一的《圣经》，已经规定了男性在自然界、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上帝创造了自然万物和人，并使人“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得一切昆虫”（《创世纪》1:26）。人是大自然的管理者，看守者，整个世界是以人类为中心，自然是为人类提供资源的供给者。在“父权制”下，男性代表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的力量，“好勇斗狠，嗜杀与崇尚武力”，而女性则从事与自然相关的工作（如饲养家禽、照顾孩子、处理食物等）。在男权中心的世界里，女性与自然都处于受压迫的地位，因而女性更能与自然相通。难怪欠思“阿嬷”会有双灵敏的耳朵，听的见花语？ 剪下一朵花，它会发出一声可怕的痛苦尖叫——幸好只有其他花听得见，但阿嬷宣称她的敏感耳朵足以捕捉那尖叫的回音——接着是一阵可怕痉挛，一阵垂死挣扎，然后进入尸僵状态。之后她在路上一碰到花店就改走对街，免得残害她敏感的感官或刺伤耳膜。此外，她碰到肉铺、皮草店也都要回避。#p#分页标题#e# 这样的语境是欠思“阿嬷”生活的写照，素食主义者、仁慈宽厚，她与自然生物之间存在强烈的通感，甚至能捕捉到花的尖叫声的“回音”，并且饱受这种痛苦，以致必须绕路走，避开花店。这里，女性同自然的联盟更加明显。因为这种联姻而使女性在保护自然方面比男性更有积极性。相比之下，欠思姐妹的追求者以鲜花、貂皮大衣、银狐大衣作为虏获芳心的有力“武器”。而礼物的背后难以掩藏的是男性对自然的迫害、掠夺、征服，包括对自然生物的随意取用和屠杀，并且以自然生物的牺牲来满足男性对女性的征服欲望。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女性也是男性的征服对象，尽管以鲜花、银狐大衣修饰，但仍然与自然生物的地位相当。也正因为如此，女性与自然得以连结，并且合力反抗现有的男权体制对女性和自然的压迫。 欠思“阿嬷”习惯裸体，也习惯让年幼的欠思姐妹裸体玩耍。“虽然裸体也有肉欲、羞耻或邪恶的含义，但未经任何修饰的人体常为纯洁无暇的象征。”4可见，裸体是人解脱束缚，与大自然沟通的一种方式，也是个人对回归自然的渴求。欠思“阿嬷”的裸体既为她个人“反叛世界”的个性添加了出色的一笔，也成为她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主张的鲜明特色。 欠思“阿嬷”去世后，欠思姐妹为她举行葬礼。“阿嬷”养的那头猪“还是成了葬礼上的美味烤肉”。尽管葬礼上欠思姐妹以猪肉招待前来吊唁的朋友，但是她们坚持不让来宾送花，在这一点上，她们接受了“阿嬷”的思想，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欠思姐妹内心中与自然联盟的意识的萌芽。“几乎废墟还有冒烟就立刻长出来的那些花，仿佛是说生命照样要继续下去”。这些花是大自然的使者，它们给朵拉发出了信息，生命的永恒和轮回一直是自然的主题。 欠思“阿嬷”从未知里来，经历两次大战，以独特的方式成为“姐妹花”——朵拉欠思和诺拉欠思的法律母亲，而后抚养两姊妹长大成人，在打酒的路上死于二战的炸弹。这是平淡又传奇的一生。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欠思阿嬷不是一个先进完整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先进的生态女性主义者要求能够意识到女性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密切联姻关系，并能从这种关系中汲取力量，反抗男权中心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压迫。20世纪七八十年代，“女性主义学者开始将女性主义和生态运动联系起来，并从不同的角度对女性和自然的关联重新建构，以期最终完成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拯救。”5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欠思阿嬷的形象在整篇小说中并没有体现对父权制、男权中心的行为上的反抗。而她对自然的态度也都来自“天体派”。“天体主义”思潮兴起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初，德国人海因西里普都尔于1893出版《裸体人：未来的欢呼》，倡导人类正视裸体，重返自然。这也使得德国成为天体主义思潮的故乡。小说中“阿嬷”的思想也多是受“天体主义”的影响。天人合一的裸体行为，对花草的爱护，对动物皮草的不能忍受，“阿嬷”接受了这样的思想，并严格践行。她作为女性这一天然的条件，使得她在无形之中成为小说中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代言人。毕竟，天体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在回归自然、保护自然的宗旨上是有相同之处的。 自然在《明智的孩子》整篇小说中是一个庞大的背景。卡特以巧妙的方式将男权中心的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压迫映衬其中。小说中对两次大战的描写可以被解读成是人类社会内部的自相残杀，同时也伴随着人类对自然界的掠夺和侵占。作者塑造欠思“阿嬷”这一形象，虽借用了“天体主义”的思想内涵，但不可否认，欠思“阿嬷”彰显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某些主张——联合女性的力量来保护自然，反抗男权中心社会对自然和女性的双重压迫。一个叛逆全世界的女性以不同常人的姿态通过独特的方式与自然沟通，成为自然和整体女性的杰出代表。同时读者也能够以阿嬷为窗口，以小见大，窥探安吉拉卡特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