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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想主义的滥觞与激进主义者实践道路的迷惘
自古以来，不少政治家和思想家们都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演绎了一幕幕的理想社会图景。但以严复的《天演论》为分水岭，在此以前的儒家传统政治语境中的理想主义者们眼中的理想社会不仅以道德至上、社会和谐为底色，更视心静身安为其理想归宿。故而他们的理想社会愿景中都不免带有许多相似痕迹，印上一层浓郁的静谧色彩。政治改革需要用理想主义大旗来坚定人们的信念，团结和凝聚人们的政治行动。但这些传统儒家理论与近代社会的动态发展格格不入，不仅无法为现实政治改革、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还沦为保守势力拒绝变革、因循守旧的“护符”。严复宣传进化论的主要目的在于呼吁晚清国人“只要发愤，赶快变法自强，中国仍可得救，存亡生死，其权仍旧操之于我”〔10〕。他希望国人要正视现实，解决现实问题。但其《天演论》的广泛流传却更多地唤起了人们对未来社会的向往和迷恋，以及对过去和现实社会的反感和批判情绪。初阅《天演论》的康有为也一反中国数千年来的“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的怀古情绪，认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11〕。其《大同书》淋漓酣畅地谱写了他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建蓝图。深受进化论影响的早期梁启超认为：“进化者，向一目的而上进直谓也”，“日迈月征，进进不已，必达于其极点”〔12〕。备受进化论熏陶的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则直接把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等同，“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13〕。为了实现进化中的理想社会，近代仁人志士们的观点日趋激进。严复和康、梁等维新志士都极力强调应按历史阶段循序渐进，并认为它是一个直线发展的进程。他们皆认同竞争是社会进化的动力，但都否定用暴力革命来推动社会的进化。在改良潮流减退、革命呼声高涨的晚清末年，革命思想家们纷纷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的进化论。章太炎主张“恃革命”开“民智”，明“公理”，去“旧俗”〔14〕。陈天华更认为革命是“救人救世之圣药”，唯以“革命”，方能“除旧布新”，使“社会雄飞突步”〔15〕。邹容则把革命与进化融汇在一起，明确提出了革命进化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16〕。孙中山就更为强调“突驾”说，重视“跃进”式的“突驾”。他认为中国只有革命才能实现后来居上，主张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要“毕其功于一役”，方能避免资本主义弊端，直接实现其理想社会。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则提出了创造进化论，在他看来，“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17〕。起初陈独秀认为民主与科学是社会进化的动力，日趋激进的他后来又认为革命才是推动社会进化的“最有力的办法”，竭力主张效仿法、美等国革命，通过“力战”、“流血”实现其民主共和理想。在新文化运动后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传入中国，等人开始把进化论与马克思主义“阶级的观点”相结合来改造中国，主张“创造的革命”，并认为经济制度的彻底变革是推动社会发展，“创造历史”的“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18〕。陈独秀、等人的观点影响到此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航向。这些思想家的思想火花里确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但都忽略了人性自私的一面，对如何抑制国人在政治活动中的贪婪欲望引发的竞争无序束手无策，在传统道德被毁坏无余的的情况下，又难以成功塑造和维系他们理想中的新道德规范。“苟无公益之良心、自治之懿行，而徒惶惶然曰法治法治”，其民主共和理想到头来沦为一幕幕争权夺利的“闹剧”〔19〕。在进化论的“生存竞争之说，已经深入人心”社会土壤里，清末民初的革命沦为“权利与利益之争，人权自由，已成梦想”〔20〕。在误读进化论衍生的一系列理想主义武器不能切实有效的解决中国的既有问题、国人内部的生存环境反而日渐恶化之际，人们对未来社会的不懈追求便成为他们最有效的精神寄托。在社会现实日益远离人们的社会理想的情况下，如何引导人们有效树立正知正见，以和谐心态面对社会现实、参与社会协作便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一大难题。
二、唯科学主义思潮的横行与国人人生观的困惑
在《天演论》中，严复把自然界的进化扩展到人类社会领域，用自然科学理论比附类推社会发展理论。他实质上在某种程度上赋予科学以人生观地位，企图用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自然科学理论来整合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这一动机在他的《原强》一文中也得到充分流露：“不为数学、名学，则吾心不足以察不佞之理，必然之数力；不为力学、质学，则不足以审因果之相生、功效之互待也”。严复这里所指称的数学、力学（物理）、质学（化学）已逾越了自然科学范畴，赋予了它们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因此，随着误读后的进化论的广泛流布，以科学万能论为中心内容的“唯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迅速兴起。严复的这种作法后来也屡屡为近代中国的政治家们和思想家们所效仿。他们在推出自己的新的政治理论或思想理论时，都千方百计地溯源于自然科学理论，从而为自己的新理论罩上权威面纱。但他们的理论往往建立于假定之上的，这种联系也几乎都是牵强附会的。但它们一旦披上“科学”外衣后，都把自己定义为“科学”、“进步”的化身，把早已存在、与己相左的观点都扣上了“封建”、“落后”的帽子。在唯科学主义思潮的精神内核里面，人们往往难以寻觅到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影子。机械类推、附会解释、乱扣帽子成为唯科学主义横行的制胜法宝。这种迹象在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为了摧毁传统文化对国人的影响和构建新的价值体系，这种唯科学主义思潮受到前所未有的推崇。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健将都是这一思潮的崇信者和宣传者。胡适曾声称：“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但我们却相信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21〕。当时的《东方杂志》也满怀激情的写道：“古代道德政治之书，科学包含之而有余；现在及未来之学问，科学阐明之而无不可”，“人知有限……科学万能”〔22〕。在他们的鼓吹下，科学在当时几乎得到了“全国一致的崇信”〔21〕。传统思想文化在“落后”、“封建”的大棒打压下，难以抬起头来。凡经“创新”的新理论都无一例外地贴上了“科学”的标签，受到了人们的顶礼膜拜。误读进化论所滋生的新旧二分的价值观再经唯科学主义的误读演变为新的必胜于旧的、青年人必胜于老年人的庸俗公式，在很大程度上倾覆了传统价值观植被。新旧之间、中西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浮现于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师生之间、长幼之间、同辈之间，家庭成员和社会成员之间的隔阂和对抗为之而日益深化。但到一战后，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发现，科学的价值原本就是中立的，其功能也绝非万能的，它既能为人类造福，亦可为人类招祸。为此，他们对“唯科学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刻反省，并撰文企图引导人们摆脱“唯科学主义”的阴影。但他们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反被诬为“玄学鬼”，“唯科学主义思潮”仍然横行中国。在“唯科学主义”颠覆掉传统社会的人生观植被、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被“唯科学主义”扭曲的情况下，构建何种能引导中国走向和谐的人生观模式，如何引导国人树立较为合理的人生观，成为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一项沉重而又艰难的课题。
三、结语
以上三方面仅是误读进化论所产生之负面效应的一隅蛛网而已。如若将近代社会无量放大，还可窥现进化论所带来的许许多多的近代社会转型问题。近代中国虽然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和社会生活的安定，社会生产力暂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在误读进化论之负面效应的制约下，近代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困难陡增，理想社会的实现也遥遥无期，社会和谐之网被撕得支离破碎，国人之间的协作精神日益消退，社会道德环境被剥蚀得面目全非，新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因此，史学界有必要重新审视其利弊，通过发现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指引我们在构建道德理论体系和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时，沿着和谐、健康、持续的轨迹行进，不再重蹈近世国人误读进化论之覆辙。
作者：陈开江 孙妙娟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