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探析中世纪的人们及其对社会史的研究，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艾琳•帕瓦(EileenEdnaPower)的著作《中世纪的人们》成书较早，是社会史写作的先驱之一，其所反映的社会史研究更多体现为对传统政治思想史模式的叛逆，也就是“把人物重新带回到历史叙述之中”，而这也恰是帕瓦的写作重心。译完艾琳•帕瓦的《中世纪的人们》，笔者感慨良多。作者从社会史的角度，通过对6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物生活资料的复原，为我们呈现出中世纪历史的诸多断面，新鲜而有趣味。作为一本近百年前完稿并经历多次再版的历史著作，帕瓦的研究方法和她的学术成果，对我们今天的史学研究仍然有着许多裨益。
艾琳•帕瓦生于1889年11月9日。她一生中先后任教于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和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在1940年8月，她在德国对英国侵略的高潮中，因心脏病突发而逝世。值得一提的是，她曾经获得卡恩旅游基金(KahnTravellingFellowship)的资助，来过中国。《中世纪的人们》是她的早年代表作，于1924年在英国出版第一版，之后几经作者本人和同事的修订。其与过去版本主要不同点在于增加了第一章“先驱者”，其中体现了帕瓦所具有的敏锐的历史触觉。
本书所采取的社会史研究视角，我们可以在作者的前言和她对史学理念的阐述中体会到。19世纪，是西方史学史里的“宏大叙事”主导的时代。众多的历史学工作者试图从过去发生的大事变、大场景中，找到指导人类未来发展的、不变的规律。于是，政治史作为人类实践活动高度集中的体现，受到当时历史学家的大量关注。
艾琳•帕瓦的史学观点，在其著作前言中已经得到充分体现。她认为，如果秉承传统的政治史的方法去研究社会的历史，那么，所研究出来的那种高度概括的社会史是毫无意义的。社会史吸引人的关键，在于把人物放在叙事的中心，也就是她所说的“社会史适宜于一种可以被称为是个人取向的方法。”①她把卡莱尔的观念推崇为“荒野中的呼唤”②，在我们后人看来，她的这部《中世纪的人们》之所以被译成数国语言，其中包括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并在中世纪社会研究领域发挥了绵长影响力，就是应这声呼唤而去，在荒野中披荆斩棘开出了一条新路。站在史学史回顾的角度看，艾琳的作品虽然篇幅上并非煌煌巨著，但是它描述的中世纪的宗教、家庭、商务、农村乃至知识分子阶层的生活，特别是人物形象，是如此之典型、生动与丰满，显示了社会史研究最本质的特色和力量。艾琳的这本著作，显示了一个历史学家从新的社会研究视角出发，将所有繁杂材料去粗取精相互印证后，细心演绎巧妙裁剪的研究技巧。显然，这对于该书问世50年之后演绎得如火如荼的社会史研究，有着相当的实践意义。而衡之中国的欧洲中世纪史研究现状，艾琳的研究路径与她提供的研究结果，至今可以高标它的示范与阅读价值。
在这本书中，艾琳•帕瓦描述了三个不同的、生活在罗马时代与中世纪之交(4—6世纪)的人物。从公元4世纪的奥索纽斯开始，到生活在5世纪的西多尼乌斯•阿波利纳里斯，到6世纪的福图纳图斯和图尔的格里高利，他们都是罗马帝国及法兰克王国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基于艾琳所收集的由这些人物本人留下的相关书信、散文和诗歌等第一手史料，她复原出罗马时代末期知识分子的生活场景。
让我们略感吃惊的是，在罗马时代末期，这些高层知识分子或者是权贵阶层，过的一直是田园诗般的轻松愉快生活，这主要反映在他们闲适的士大夫情趣和对世代地位的孜孜满足。这种生活在罗马帝国逐渐走向灭亡的整整三个世纪中，居然没有大的改变。艾琳•帕瓦特别仔细地描述了他们居住的摩索尔河两岸居住环境，甚至在野蛮人入侵之后，上层知识分子阶层连大宅设施与格局也未曾有大的变化。艾琳•帕瓦写道:“当你初看到福图纳图斯的世界的时候，也许你还会觉得6世纪的世界还是4世纪西多尼乌斯与他的朋友们一起玩警句格言和网球的世界，”③然而从传统的政治史角度看，当这几个人物所代表的精英阶层在大宅中日夜笙歌的时候，整个罗马帝国正在不断地被蛮族侵蚀，陷入深重的分崩离析之危机中。在艾琳的笔下，个人生活的幸福与国家灾难的深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第一章里，艾琳•帕瓦冷静地向我们描述了这个伟大帝国在4到6世纪漫长的濒死过程中一个区域世界的社会面貌，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忍受着民不聊生的痛苦，而当改朝换代之后，也都不尽物是人非。尽管蛮族替代罗马人成为了统治者，但是乡村大宅里日夜笙歌，享受着丰盛的午餐和网球聚会;大学中的小小教授作他们的讲座，写他们的书;游戏变得越来越有人气，而剧院总是人满为患。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况?艾琳•帕瓦认为，罗马帝国末期到中世纪初，这种精英阶层的麻木、表面上的“不变”，所掩盖的是罗马古典文明内在精神的死亡。艾琳探讨了罗马文明灭亡的几种致命原因，从中总结道，罗马帝国公民缺乏文化的自省，“他们相信罗马(他们那个年代的文明)并不是一个有起始和终结的历史事实，而是像他们呼吸的空气、脚踩的大地一样的自然存在的事物”。①由此才产生了像奥索纽斯那样，对蛮族入侵不闻不问;还有西多尼乌斯那样，罗马眼看就要灭亡了，却还在想着儿子当执政官的事情。在艾琳看来，整个知识阶层在文化上鼠目寸光的态度，是罗马文明灭亡的主因。
艾琳强调的“内在精神”似乎有点玄乎，但是，这种“内在精神”的差异，事实上恰是整个中世纪系统与古典文化系统之间的根本区别。艾琳著作反映出的政治史与社会史之间某种分分合合的关系，体现了社会史这一研究视野对于把握历史全貌的独特作用。
那么，艾琳•帕瓦试图通过从罗马灭亡到中世纪开始这个大时段转变案例的研究，告诉我们些什么?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她这第一章成型的背景。在1966年版本的前言中提到，“先驱者”这一章成文于慕尼黑阴谋前后。当时欧洲大陆风起云涌，希特勒咄咄逼人。而英国首相张伯伦却死守绥靖政策，希望通过牺牲小国利益满足希特勒野心来达到躲避战争灾难的目的。二战史学家认为英法当时的做法实属姑息养奸。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与罗马帝国崩溃的公元4—6世纪有何相似之处?艾琳•帕瓦在本章中把这两种情况作了一个类比。在“总结”部分，她写道:“到何时，帝国内部的蛮族化成为了一种消耗性的痼疾了呢?从第一个骨瘦如柴的日耳曼人加入军团开始，到意大利的蛮族大王随意地拥立或是废黜皇帝，这条锁链环环相扣。但是，是哪个特定的冲击特别致命呢?是270年从达西亚行省撤退，使得蛮族的影响扩展到欧洲东部，认为给他们罗马尼亚他们就会满足，而不再骚扰西方?还是帝国在382年让哥特人作为“盟友”在境内定居，从而开始了罗马帝国和日耳曼人之间的妥协?按照伯利(JohnBagnellBury，1861—1927)的说法，正是这种妥协掩盖了他们从自治到统治本民族之外的人，他们的国家从帝国境内的结盟国慢慢转变成独立国家的变化。这种绥靖政策是致命错误吗?是不是从不列颠，我们所不知晓的人们那里撤退军团造成了这个结果?或者是当汪达尔人在428年占领了西班牙和非洲，他们的舰队切断了罗马的谷物供应，打断了这个古老的地中海文明的脊梁?不止一次，在欧洲历史上，当非洲和西班牙落入敌手时，我们的文明也面临毁灭。”“我们现在站在后世的高点，所以能够看清整个事件组织起来的固定形式。因此我们站在时间的走廊里，向这些死去的人呼喊，试图警告他们在一切都已太晚之前准备好，但是没有回音。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每一次的妥协、每一次失败，就是把他们拖入深渊的锁链中的一环。”①显然，这种深刻的类比，表现了她是在担心西方那辉煌的物质文明的表象，掩盖了法西斯主义这个“新蛮族”正在进行的侵略。艾琳•帕瓦忧心忡忡，彻夜不眠，她把这篇文章印成了小册子，先给朋友们传阅。可惜尚未能发表，二战便已开始。而她本人也在德国侵略英法高潮时段的1940年，溘然长逝。#p#分页标题#e#
文学手法可能为《中世纪的人们》增添了不少生气，但是真正让人物“活”起来的，是本书所采用的许多特殊的史料。艾琳•帕瓦对于史料的认识非常灵活，并不局限于冠着“历史”之名的各种古代史书，而是包括教区记录、传奇故事、诗作、遗嘱等非传统的历史原始资料;甚至包括了房屋、墓板等实物史料。这些史料没有经过早先历史学家的加工，显得非常贴近生活。特别明显的例子是第四章中使用的教区访问记录，其中记录了修女对修道院长嬷嬷的“控诉”。有从她们的衣服上有破洞———这样极其琐碎小事，到院长侵吞修道院财产(包括银盘子和田产)这样罪大恶极的指控。刻板的主教书记员们把这些指控全都记录下来。这让我们能够一窥14世纪的修道院生活。使我们认识到那些修女们同样有着七情六欲，喜欢谈论八卦。这让遥远的中世纪同现在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不少。其他各章独特的历史材料:诗歌、笔记、私房读物、信件、墓板等也各有奇趣。这些通过新奇史料重塑起来的有趣人物，与大量的生活细节结合，吊起了读者对于中世纪的浓厚兴趣。在外国的一个网络历史论坛上，笔者就看见有外国读者阅读了本书的第五章之后，对中世纪的家庭生活产生了想要一探究竟的欲望。这位读者结合第五章曼内杰书中的食谱，尝试按照中世纪的风俗用餐，并持续了整整两个月的这种生活。最后他的结论是“能活，味道也挺不错。但是蔬菜和水果的缺乏造成了严重的营养问题。如果不是狂热者，只建议尝试一个月的中世纪食谱，时间长了对健康有害。”这种能培养出读者对整个中世纪生活的欲罢不能的狂热态度的效果，可以说是超出作者预期了。但这种效果的前提，则正是社会史所独有的大量生活信息的披露。艾琳•帕瓦认为，其他历史学家所认为的社会史不如政治史能吸引读者的看法是错误的。她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向读者展示以人物为核心的中世纪生活是完全可以有吸引力的。
这样的研究指向，会不会流于仅限于“中世纪隐私生活大揭秘”呢?艾琳•帕瓦用自己的研究实践给予很好的回答。她将目标确定为不仅包括“把‘我们的父辈’重新带回生活之中”，也不仅是“让大众读者和教师学生享受一两个小时的有趣时光”。至关重要是“想要进一步巩固已经掌握的中世纪社会经济史史实”。③因此通过该书，她所复原的生活与当时的整个政治和社会环境紧密相连，而且也时常对某些社会现象进行深度分析。在博多的生活中，作者就趁势向读者介绍了享誉欧洲的圣丹尼集市。在第五章，作者从曼内杰书中的内容，扩展到了整个欧洲黑死病之后的工资水平这个大问题。在最后两章，作者也着重介绍了商人尤其布商对整个英国社会造成的影响。这样看来，作者并没有表露出微观史学常被许多历史学家所诟病的缺点，即过于注重细节而忽视了历史学应有的宏观价值。正相反，在本书中，社会史的生动与政治史的严肃相得益彰。
作者对于史料的感悟，对于历史想象力的重视，也值得我们再三玩味。作者认为，仅仅通过传统的历史记录只能看到过去的一面，犹如“通过研究课表而得出的大学生活一定非常无聊”。因此过去的历史记录的内涵，不仅需要非传统史料，还需借用当时的文学作品而衍生出的想象力加以补充。作者在本书中使用了许多文学性的想象，使作品更具有可读性。但是这些想象所依据的文学作品都是当时的作品，因此也并非凭空而来。这种有根据的想象是本书趣味性的又一根源，也是本书研究方法的独特性所在。
最近，雅克•勒高夫所著《中世纪文明(400—1500年)》中译本已经面世。在该书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雅克•勒高夫依然秉持年鉴学派总体史的观念，试图从起源、时空体系、物质文明等方面描述和勾勒中世纪的文明进程。其中自然少不了运用社会科学方法，例如第七章第八节的经济学，对中世纪社会加以分析的部分。艾琳•帕瓦在1934年就已经开始很认真地思考中世纪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可行性。她认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有必要在互相理解彼此的目的、方法和能力的前提下，整合彼此的工作。”在这个学科间分野越来越模糊，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常态的时代，她的这一近百年前的预言，展示出了一定的预见性。因此，这位女性历史学家的早期著作也就更具独特的参考价值。
本文作者：苏圣捷 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