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论文范例

一、历史研究性学习的概念

研究性学习是以学生从生活中获得的各种课题和项目设计等为学习载体，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目标，以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的体验和科学文化知识为基本内容，以学生自主采用研究性学习方式开展研究为基本的教学形式。历史研究性学习是指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围绕特定的历史问题，利用各种手段和途径获取材料，以类似科学研究的方式去获取知识，并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历史研究性学习内容具有开放性、问题性、社会性和实践性。

二、历史研究性学习的优势

（一）历史研究性学习的过程是有意义的

真正有意义的学习，应该像历史研究性学习那样，不是被动接受书本知识，而是学生能以积极的心态，在自己已掌握知识的基础上对提出的新问题，能积极进行探索。所以历史研究性学习的过程是有意义的。

（二）历史研究性学习符合高中学生的心理、认知特点

高中学生具有很强的求知欲，同时他们具有创造和研究的潜能。历史研究性学习可以满足高中学生的心理需要，激发学生求知欲。同时历史研究性学习符合高中学生的认知特点。因为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运用历史研究性学习方法来研究新知，符合高中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规律。

重视和发掘历史档案的史料价值

1.历史档案的重要性。

历史档案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历史记录，它具有广泛性、罕见性和可靠性的特点，具有可靠的凭证价值和广泛的情报价值。韦庆远认为历史档案的内容丰富且详细具体，能反映出历史事件的原始状态，还能比较好地反映出问题的前因后果和蕴含之意；档案在我国古代作为编史修志的重要材料，在当今则是史学研究中最为珍贵的、应优先使用的资料。可谓，档案能够“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在韦庆远的历史著作中，不乏大量利用丰富翔实的档案材料，其中很多都属于首次引用的，这也充分体现了他对档案史料价值的重视。如几部论文集（《档房论史文编》、《明清史辨析》等）都反映了他在发掘、利用档案资料方面做出的贡献。韦先生深刻体会到“明清史的研究工作是离不开明清档案的。不参考利用明清时期的各类历史档案，而能进行科学的、高质量的明清史研究，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2.重视民间档案。

韦庆远将我国的历史档案大体分成两类：官方档案（包括中央政权和地方性政权档案）与民间档案。他看到目前档案馆馆藏的主要是官方档案，民间档案不足，而这部分档案有着官方档案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认为，官档和民档，本来都是人们在当时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各种联系交往以至矛盾冲突的产物，都是从不同的重要侧面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和记录，它们本来就是相辅相成，可以互相补充和订正的。民间档案较集中而具体地反映着各时期各地区公私之间、官民之间、主仆之间以及宗族之间等极其复杂的关系，极具地方色彩。因此，他力倡各省的档案部门应花点力气收集民间档案，特别强调在利用官方文书的同时，应充分重视谱牒、契约、信札等民间档案的史料价值。

3.重视而不轻信。

韦庆远重视档案的史料价值，但同时又对用档保持着清醒的态度，他说“：历史学家不能跟着档案转，既要重视又不轻信”。具体而言：（1）历史档案有其阶级局限性，不可能如实地反映历史真相，故而要全面地看待历史档案，有分析有思考地对待历史档案，不要孤证立案。（2）他指出档案只是众多史料中的一种，绝不可能代替其他图书文献、考古出土物以及社会调查成果等；认为档案和图书的关系，一般来说应优先使用档案，但并非绝对。（3）对待档案也应像对待其他史料一样，贵在审慎地鉴定和分析，贵在与其他史料相核对比勘，考虑其真实性成分，绝不能偏信偏用。“不但要用档案来订正和补充图书文献的不足或不确，有时也要用图书文献来订正和补充档案的不足或不确”。概而言之“：用书不如用档，用档不忘用书，尽信档不如无档，尽信书不如无书，史档结合又相攻，混沌史实可分明”。

摘要：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忆、发现、总结和信息解读，历史的学习和研究不仅可以为现代社会发展指明道路，而且对学生历史唯物主义辨证观形成、“三观”树立，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渗透，高校历史专业课堂教学不断做出改革，为充分发挥“互联网+教育”效用，构建优质教学体系，教师要加强对“互联网+教育”进行思考，通过多媒体技术、微课与慕课、混合式教学、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为高校历史专业课堂教学改革与创新提供驱动力。

关键词：“互联网+教育”；历史专业；课堂教学；教学改革；学科素养

引言

历史学科是将历史材料进行组合和筛选应用的知识形式，历史学科教学可以让学生在静态时间内掌握动态空间中事件信息和相关概念，促使学生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将历史、科学、人文与哲学进行有机结合，进而实现精神、意识的推动与发展。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学资源相对有限，不利于学生能力培养与提升。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从获取知识兴致和自主学习能力、基础知识应用能力、综合评价、学科素养四个层次对高校历史专业课堂教学进行创新改革，对历史教学发展与体系优化具有积极意义。

1“互联网+教育”背景下高校历史专业课堂教学改革方向

教学理念是教育工作者对教育教学认知的集中体现，是教学活动的核心理论和信念，清晰且明确的教学理念对教学活动的开展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探索“互联网+教育”背景下高校历史专业课堂教学的改革方向，需要对教学理念进行划分、理解和革新，以找到教学改革方向，为改革路径的探索奠定良好基础。传统教学模式下，高校历史专业课堂教学理念主要有“以教为主导、以学为主体”理念；人文素养理念；实践性理念。其中，“以教为主导、以学为主体”教学理念，注重学生主体作用，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实现了“教”与“学”的和谐统一。人文素养教学理念注重学生在人文方面的综合培养与提升，通过文化元素在历史教学中的渗透，不断提高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和历史学科素养。因此，人文素养教学理念是以历史实践教学为基础，以学生综合素养发展为核心的教学理念。实践性教学理念更注重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结合，认为高校历史教学应以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首要位置，突出历史教学的实用性。在“互联网+教育”的推动下，将互联网技术与历史教学相结合，在丰富历史教学内容，促进历史专业课堂教学理念融合，提升历史教学有效性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首先，历史学科是知识性较强的学科，以历史事实为教学基本目标与任务。在“互联网+教育”背景下，实现了教学资源共享，教师要注重对丰富的教学资源的整合与应用，通过互联网技术的记忆性、多元化等特征，加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学习与记忆。同时，教师要以学生思维发展为核心，以思想性教学为教学理念，强调学生理论素质和理论思维能力培养与发展，实现学生历史学科思想构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将教学过程和教学思想性进行结合，以达到培养具有历史理论知识素养和学科思维能力的历史人才的教学目标。其次，教师要积极转变自身的教学角色，推动历史教学从原有的解释性教学转向问题性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通过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以不同思考角度和思维方式，呈现出问题的不同性质，帮助学生进行新知识和新思想的创新构建。

2“互联网+教育”背景下高校历史专业课堂教学改革路径

巴县档案研究论文的年代分析

从巴县档案研究论文分布的时间来看，1979-1980年有2篇论文，1980-1989年有13篇，1990-1999年11篇。研究论文主要分布在2000年以后，尤其是2000-2009这个时间段，共发表47篇论文，占总数的52.8%。2010年-2012年，对巴县档案的研究持续升温，平均每年发表5.3篇论文。但是总体来看，对巴县档案的研究还很不够。巴县档案共11.3万卷，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材料，内容丰富，从1979年至2012年，平均每年才发表2.54篇论文，对巴县档案的利用和研究均有待进一步深入。

巴县档案研究论文的作者单位地域及其单位性质分析

从作者单位地域分布来看，四川的作者居多，共52篇，占总数的58.4%，加上重庆的10篇，川渝地区就占了70%。原因有两点：第一，川渝地区的研究者利用巴县档案在地域上比别的地方更具优势；另一方面，巴县档案主要反映的是清代四川巴县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情况，是川渝地区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除了川渝地区，数量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共有8篇论文，显示出美国学者对巴县档案的关注程度，比国内除川渝之外的其他地区都高。从作者单位的性质来看，档案馆32篇，占论文总数的36%，全无例外，都是四川省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其次，高校54篇，占61%，显示出在研究巴县档案的问题上，高校依然是研究的重地。其中，四川高校发表20篇，加上重庆发表的9篇，川渝高校共发表29篇论文，是总数的33%，高校总数的53.7%。但是的川渝高校，主要集中在四川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除川渝高校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高校所发表的论文主要分布在：美国8篇，其中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7篇，哥伦比亚大学1篇；太原师范学院陈亚平5篇；中央民族大学邓建鹏2篇。

巴县档案研究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析

从研究主题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巴县档案为对象所做的文献学、档案学研究，共28篇，占论文总数的31.5%。另一类是以巴县档案为主要文献支撑而进行的清代历史问题研究，共61篇，占论文总数的68.5%。这部分研究内容涉及广泛，其中对工商业的研究论文数量最多，共有论文14篇，占所有论文的15.8%。这是因为巴县为嘉陵江和长江的汇合口，是四川通商航运的枢纽。理所当然，巴县档案中反映工商业内容的档案数量庞大，对其进行研究的文章也相对较多。排在第二位的是保甲治安的研究论文，包括保甲制度、保长乡约客长、消防等方面的研究，共有12篇文章，占所有论文的13.5%。位居第三位的是司法研究，有9篇文章。巴县档案中，司法档案数量最大，所占比例最高。排在后面的依次是政治研究，宗族、家庭研究，民俗研究，学务教育研究等，分别为2-7篇不等。从这些主题的分析来看，对巴县档案中的内容挖掘得还不够。比如，巴县婚姻档案有6000多卷，内容丰富，价值珍贵，但是在已经发表的论文中，只有2篇与此相关，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亟待我们去开发。

巴县档案研究论文刊载期刊与发文数量分析

作者：潘林紫 冯彩媚 单位：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

引言历史研究，以其探究事物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溯求根本，成为人类全面认识世界的基础步骤。戏曲音乐的历史观察是戏曲音乐研究的学术架构基础。戏曲是一种以文学、音乐、表演为核心形态要素的综合艺术形式。戏曲音乐的历史学研究并非仅有音乐而孤立其他，而是从音乐入手，观察在音乐制约之下的文学、唱腔、念白、板式、曲牌、器乐等。历史研究是以史料作为结论的提取素材，戏曲音乐的历史关照，其文字性史料，体现为文学形态的剧本、戏词，辑录于各类文献中相关“演剧”景况的描述性文字。曲谱属于符号性与文字性共有的史料。此外，演剧图像史料、文物、遗演剧址等实物，都可以作为论证过程中重要的论据。另有口述传说，也可作为相互作证而用。本文所论，侧重在文字性史料及乐谱史料的关照。音乐研究是不能脱离曲谱的，戏曲音乐如是。但戏曲音乐直接相关的乐谱史料，比其文字性史料来说，数量匮乏，地方戏曲更是难见晚清以前的曲谱存世。因此，戏曲音乐的历史研究，进展缓慢，目前只能在形态学上进行曲体结构分析、表演艺术上进行唱腔分析等研究角度有所积累。本文所指历史研究，即立足史料，对某剧种或其下属某声腔、某板式等结构单位的音乐形态进行其风格、特色的历时性动态的演进，观其变化等学术论证。本文仅提出“构想”，因广西戏曲音乐以文字史料和曲谱结合进行体系化研究尚未形成，遂提出构想及论证，呼吁未来有更多同仁关注研究并参与其中。广西曾可见有桂剧、壮剧、彩调剧、邕剧、丝弦戏（剧）、采茶戏（剧）、牛娘戏、牛歌戏、鹿儿戏、客家戏、文场戏、唱灯戏、师公戏、壮师剧（戏）、侗戏（剧）、毛南戏（剧）、苗戏(剧)、鹩戏、仫佬戏①等20个戏曲剧种。目前，在广西区图书馆的文学书库、地方文献库和广西地方报刊库进行史料搜集工作所获史料所记载的信息，其内容主要集中于剧本、音乐曲谱、演剧情况、源流、戏俗、科班艺人等，下文将对此进行简要陈述。

一、文字史料与曲谱概述

（一）剧目剧目即剧本。现有桂剧、彩调、邕剧等剧种的传统剧目汇编书籍中，如1963年的《广西戏曲传统剧目汇编》（共64集），包含了彩调、桂剧、邕剧三个剧种上千个剧目。这些剧目剧本，描述故事并有简单提示演员的动作、走位。其他剧种的剧本，主要在《中国戏曲志•广西卷》中，如苗剧、仫佬剧等建国才产生的剧种。现刊行的剧目，基本为故事讲述的戏剧台本，少见曲谱随附。在广西上世纪50-80年代的期刊，如《广西艺术》、《广西文艺》、《广西戏剧通讯》、《漓江》，这些期刊选登有粤剧（当时分为小型粤剧、新粤曲）、彩调（当时1955年前称调子戏）、桂剧、采茶剧的剧目剧本。《广西文艺》仅在1954-1956两年，共24期（有12期未留藏本）就刊登了34个剧目剧本。另外还有专门刊登某一剧种剧目的刊物，如《彩调丛刊》（1-6）《桂剧丛刊》（1-4）。这些刊载或有重复，但剧目的数量也是巨大的，还有大量的单个剧目成册出版。

（二）唱腔收录及曲谱汇编现有唱腔曲谱以彩调、桂剧最多，其次有采茶戏、壮剧；其他剧种较少。主要集中于《彩调常用曲调集》（1964）《桂剧音乐》（1961）等书中，有一小部分则见于《广西文艺》等期刊中。《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广西卷》《中国戏曲志•广西卷》两部大型集成，收录了上述彩调、桂剧等广西可见的，相对成熟①的所有剧种。戏曲唱腔因流派风格有异，演员传谱有异，常见同一唱段有多个版本记谱，体现不同艺人演唱、不同研究者记谱。不同版本记谱，会有旋律片段、唱词上的差别。这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一大特点，也可给研究带来困难，但也是比较研究的宽广空间。地方性剧种，如桂南采茶戏的曲目曲谱，则曲谱比较多且集中。在广西艺术研究所编写的《桂南采茶音乐》（1985年）一书中，就有广西各地区采茶的茶腔、茶插（小调）、曲牌、锣鼓音乐的曲谱，此辑曲谱的学术性较强，记谱者不仅尽量再现音乐及歌词原貌，甚至顾及到方言的差异，体现地方戏音乐的核心特色：地方语言与音乐的结合。

（三）记载演剧、戏俗的志书在《广西戏剧史料集》（下文称《史料集》）和《广西戏剧史料散论集》（下文称《散论集》）中，《史料集》收录私人著作中相关广西戏曲文字的摘抄、近代广西戏剧活动的各项文件和启示、艺人墓碑碑文、各地区历代县志中描述戏剧的片段摘录。《散论集》有编者对一些文字史料及口述史料的对照论述以及部分桂剧科班史料。志书、笔记、游记中所录史料大多是某文字片段中涉及此地有剧，这类文字如远观异事，一言带过。唐宋时期，此地多见为傀儡、傩等属于民间歌舞戏形态阶段的戏曲雏形、多附在祭祀巫卜这样功能性较强的行为中，其艺术形态较为简单，与现今可见的仪式音乐较接近，音乐性不强。而且史料中所述景况，更多可明确为歌舞形式，是否演故事不得辨之，即是否具备了戏曲的必须特性尚不明确。这样的史料记载为今日的地方戏曲研究带来一些争议性的问题，有些艺术种类，如文场，应归其为戏曲还是曲艺②，在一些后人所编文献的分类中，有将文场归置于戏曲类，也有归置于曲艺类，虽然今天将其视为曲艺的居多，但既有不统一的现象存在，可见学术研究上所基于的解答还不够充分。在布告所录文字这类史料中，“剧”之针对性就比较强，如《宣传部函知南宁市各戏院听候派员审查戏剧文》，《广西省戏剧审查会为改良禁演桂剧先行试演征求社会公评启事》这样的篇目，前例应还包含了话剧等剧类，而后例就比较明确是针对桂剧所发。此类史料，描述事由、条例等较为周详，甚至还能涉及剧目罗列，但音乐风格、艺术形式等，就不得所见。各地方的县志所录文字中，有各种民间演剧风俗，体现了民间崇拜、节庆、文化联谊等不同层面的演剧模式，大都简单明了的，信息相对齐全。

（四）科班、艺人传略专门将此单独呈现，因这类内容在史料中所占比重较大，且关于科班的记载，多是口述形式，也有部分是表演艺人兼地方文化部门工作者执笔而作，即现今所指“口述史”。这部分口述史料，大部分由各地区戏剧研究室或市戏剧研究室研究员，采集于上世纪50~60年代。艺人传略方面也以在世老艺人或其子女的口述资料为主。如《广西地方戏曲史料汇编》就有不少口述史料。桂剧、彩调、粤剧和壮剧的科班与艺人史料相对要多，主要呈现科班开办时间地点、科班教师、教学情况以及各行当演员。口述史料一般作为佐证而用，也有些专题，只见口述史料存世，但也必须多有佐证，下结论便更为强调“客观”以衡定。（五）《中国戏曲志•广西卷》中所呈戏曲“所有事”作为编撰针对性较强的志书，《中国戏曲志•广西卷》（下文称《戏曲志》）史料呈分类式辑录。《戏曲志》所列出大事年表、剧种表、广西地方剧种分布图、志略、剧种、剧目、音乐（声腔与腔调、剧种音乐）、表演（脚色行当体制与沿革、表演身段和特技）、舞台美术（化妆与脸谱、服装、装扮选例、砌末道具、舞台陈设与布景、舞台布景选例、舞台灯光与效果）、机构（科班、学校及训练班；班社、剧团；业余剧团；作坊与工厂；群众团体、研究机构；演出公司）、演出场所、演出习俗、文物古迹、报刊专著、轶闻传说、谚语•口诀•行话、诗词•楹联、传记等18个类项，以及附录中有戏曲会演、调演、摄制电影、录音唱片、磁带名录等。该分类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完备的戏曲研究学术构架，附录的学术参考价值也非常高。《戏曲志》所录史料，虽不尽然齐全，但其方向指引的意义是非凡的。#p#分页标题#e#

一

史料是历史教学、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但史料不等于“历史”，也不能直接用作证据。与某个历史假设相关的史料资源很丰富，既有一手史料和二手史料，也有持不同观点和立场的史家撰写的论著，能够用作佐证历史假设证据的，必须是通过搜集、整合、辨析过的史料。换句话说，证据是经过筛选的史料。何谓证据？何谓意识？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证据即“能够证明某事物真实性的有关事实或材料。”意识即“人的头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1]“历史证据”一词是现代产物，一方面被理解为历史研究领域中的证据；另一方面是指通过历史学方法所获得的证据，按一定历史研究程序所得到的规范的证据。[2]笔者认为，历史证据意识是指研究者对某一历史观点、历史假设，能够运用恰当的历史研究方法和程序，结合有关史实或材料，证明其合理性的一种能力与意识。证据意识的培养是历史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是历史学习的必备能力和关键因素，也是学生适应快速发展变化的社会的必备思维技能之一。史料实证素养是新版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提出的五大核心素养之一，史料实证素养的获得，离不开证据意识的培养。证据意识是学生学习历史、进行论证的先决条件，教师需要制定逐层递进的培养策略，将证据意识的培养渗透于整个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养成用证据说话的习惯，提升学生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

本文结合《美苏争霸》一课的相关内容，围绕证据意识的培养，谈谈自己的一些见解。

1.引导学生正视“历史”的学科性

首先，学生应该明白，任何历史专著均难以全面展现历史的全貌，其呈现的只是历史多面体的某一面或某几面。历史课本是辅助历史教学的材料之一，受篇幅所限，所呈现的往往是一种历史观点。教师可以将课本观点作为引发学生进一步分析思考的切入点，使学生反思课本观点结论得出的证据，结合教师的讲授，产生疑问，提出假设，思考结论背后的证据，进而去论证分析，以理解与认识课本结论论证的依据与方式。其次，学生在学习历史时所看到的结论，是史家从丰富的史料中寻找证据、运用史学研究方法利用证据、借助缜密的逻辑和证据论述观点，本着自圆其说的原则得出来的，存在着主观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思维意识的不断成熟、新的证据的发现，一些历史结论经过重新论证，会被新的结论替代。历史学习不能紧盯着结论的识记，而应把学习的重点放在质疑和求证的意识培养、论证方法的获得、如何查找论据等方面。最后，历史与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实是“历史”的继承和延续，历史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实中遇到问题，可以在相似的历史事件中寻找灵感和启发。引导学生学习历史时，教师应先明确所教内容能否与现实建立联系。如果学生学习历史时能够联系现实、自身经历和所学知识进行理性思考，以看待现实问题的眼光审视历史问题，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就能更好地认识历史现象，思辨现象发生背后的证据，为证据意识的培养做铺垫。

2.依据目标水平层次，循序渐进地实施课标要求

作者：赵仲明 单位：中国音乐学院

学术精神是学术研究工作中的一种诚笃精神，一种批判精神，一种超越精神。它鲜明地体现在学者执著的理论信仰、敏锐的问题意识、强烈的批判意识，以及整体的学术思想之中。在中国音乐学术史上，我们或许并不缺乏具备上述特征的学问家，然而，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并始终以开放的学术胸襟博采众家之长，兼容并蓄，同时在其学术研究中保持着高度学术责任感与学术使命感的学者，恐并不多见。本文通过对于润洋先生20世纪70年代末至2000年以后的主要学术著述的分析研究，探讨于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重要学说在当代中国的西方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研究领域中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以表达笔者对于润洋先生80华诞暨50年学术生涯的诚挚敬意。

一、反思探索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是中国现当代史上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期，同时也是于先生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反思探索期”。“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既是始终贯穿在于先生学术思想中予以强调的两个研究范畴，同时也是于先生构建理论学说的“两大基石”。然而，对于这一学术思想的探究，我们却可以追溯到他70年代末的学术著述之中。《器乐创作中的艺术规律》是于先生70年代末发表的一篇论文。当时，虽然“”已经被粉碎，但在我国音乐创作领域内的极左思潮并未完全消失，器乐创作中的标签化、图解化、概念化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比如，歌颂伟大领袖时采用《东方红》的曲调；寄托对革命者的哀思时采用《国际歌》的动机；表现人民军队时则采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此，于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基本理论，从音乐学的角度对当时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器乐的认识作用和社会功能，不在于它是否能为人们提供抽象的理性认识，揭示具体的哲理或观念，而在于从感情上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从感情的积累和深化加深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能力和认识能力，进而影响对社会现实的感情态度。这是音乐、特别是器乐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忽视了这个特点，势必造成对器乐的政治内容、器乐为政治服务的狭隘理解。所谓“必须紧密配合政治运动”、“写中心”就是这种狭隘理解的产物……要求器乐直接表现抽象的政治概念，要求器乐必须直接为政治运动服务，这难免要导致器乐创作的概念化，丧失器乐所特有的艺术表现力量，同时也就丧失了器乐真正应该具有的政治内容。①值得注意的是，于先生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以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敏感和远见卓识特别提到了音乐学学科中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论”。并且，他充满理论自信地指出：思想禁锢已经打开，思想的解放必将为艺术的真正繁荣开辟道路。在器乐创作领域中，我们应该在一系列的实践和理论问题上拨乱反正，努力探索其中规律性的东西，为未来器乐创作的繁荣创造条件。我们相信，这样的探索也必将对整个音乐创作、表演、历史研究、美学评论产生有益的、深远的影响。②经过了十年动乱后的中国，一方面出版界在引进与出版外版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著作方面空前繁荣；另一方面，我国的人文科学研究以及人文社会思潮也十分活跃。随着一大批对我国人文学术影响至深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以及其中关于哲学、美学的译著出版（如黑格尔《美学》《/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鲍桑葵《美学史》、科林伍德《艺术原理》、苏珊•朗格《艺术问题》《/情感与形式》、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李普曼《当代美学》），以及我国哲学界、美学界一批著作的陆续问世，我国的音乐美学著作出版与学术研究也开始复苏。

1978年，奥地利音乐学家爱德华•汉斯立克的音乐美学名著《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第一版）中译本出版；1981年，英国音乐学家戴里克•柯克的《音乐语言》中译本问世。之后，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率先在音乐学系里成立了音乐美学小组，并着手对一些外文音乐美学文论与著作进行编译，并以此作为我国音乐学院的音乐美学选修课参考教材。③然而，从这一时期开始，作为音乐学的学科任务———“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于先生的研究范畴。虽然，我们可以说于先生强调“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的学术思想与我国当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文社会思潮，以及音乐学界以往的研究状况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应看到这一学术思想与于先生一贯坚持的理论信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以及作为音乐学家特有的理论自觉———问题意识与批判意识直接相关。他博览群书，从不排斥任何不同己见的理论学说，且博采众家之长；他关注世界、关注时代、关注当下，但绝不是关注时髦，而是关注在时髦的当下被抛弃的和被遗忘的学术思想和隐蔽不彰的某些理论渊源。

以1978年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刍议》中译本的出版为例。1981年，于先生在题为《对一种自律论音乐美学的剖析———评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的一篇论文中，对汉斯立克及其“情感表现不是音乐的内容”④、“音乐美是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⑤、“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⑥等学说率先进行了批判。但所有的理论批判却也是通过大量的史学举证和美学剖析后才得出结论：汉斯立克的学说是唯心主义的错误命题，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根本对立的立场。⑦并对这些表面看起来似乎仅只是音乐美学领域中关于他律论与自律论的学术之争，但实际上却是直接挑战甚至动摇我们长期以来坚持的反映论情感美学及其更为深刻的一系列带有原则性和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展开论述。包括于先生在随后几年中发表的《符号、语义理论与现代音乐美学》（1985）和在《罗曼•茵加尔顿现象学音乐美学评述》（1988）等论文中，也同样坚持了“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并分别对苏珊•朗格的“艺术符号理论”、阿达姆•沙夫的“语义学理论”，以及对茵加尔顿“纯意向性对象”以及胡塞尔现象学等理论学说予以了公正客观的史学评价和美学评价。#p#分页标题#e#

如果说，以上所举论文仅是于先生在这个时期对西方各种理论学说进行的剖析性研究的话，那么，1988年他发表的《关于音乐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一文，在笔者看来，则是于先生经过近十年的反思探索之后，从哲学理论层面上对音乐与音乐艺术的本质、属性、形式、内容、存在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史学、美学、技术理论等学科的一次深刻的学术总结与理论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这篇重要论文基本完善了于先生“理论构建期”与“理论深化期”的学术思想，同时也为他在未来的两个时期中取得更多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若非如此，于先生断不能在这篇论文中，在谈到“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二者在音乐学研究中的相互关系时，更为明晰地指出：以我国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为例，除了史学理论、方法论本身存在的问题之外，音乐美学研究的落后，种种似是而非的音乐美学观念充斥史学工作者们的头脑，这是阻碍音乐史学发展的重要原因。当我们的音乐哲学观念还处在较低的层次，对音乐美学的一系列重要问题都不甚了了，甚至被许多错误的观念所占据时，我们恐怕是很难去把握和揭示这门艺术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在音乐技术理论领域中，关系相对间接一些，但它的深化无疑也有赖于研究者们基础理论素质的提高，否则这门学科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论的、工艺学的水平上面很难使自己站在更高层次的理论水平线上。⑧显而易见，这一论断既成为了于先生后来的“音乐学分析”理论学说（1993）以及《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2000）与《悲情肖邦———肖邦音乐中的悲情内涵阐释》（2008）专著的重要理论基础，同时也构成了他所有学术著述中特有的一种理论品格。恰如1982年他在一篇纪念导师卓菲娅•丽萨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除了体系音乐学外）“丽萨在音乐学上做出贡献的另一个领域是历史音乐学。她在体系音乐学领域获得的（诸多）成就，是与她在历史音乐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分不开的。对于她来说，这两者之间很难划出一条严格的界限。她的音乐美学论著总是给人以强烈的历史感，而她的音乐史学论著中则总是包含着理论的内容。”⑨毋庸讳言，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学术的发展，作为卓菲娅•丽萨的学生，于先生强调和坚持“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并重的音乐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不仅明显比其师丽萨更为深阔，更重要的是，由他倡导的“历史研究”与“美学评价”这一研究方法已在中国当下的西方音乐研究领域中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了一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理论与哲学基础之上的、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音乐学研究。

摘要：随着新课改的推行，高中历史教学史料实证核心素养培养受到广泛关注。学生通过教师的有效引导感悟课程核心内容，形成自己对历史的独特理解和思考是未来教育的重中之重。因此，充分利用史料资源、考证史料内容、撰写历史论文有助于创新教学手段，培养学生的史料实证核心素养，进而彰显高中历史课堂的时代性。

关键词：高中历史；史料实证；培养策略

为深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育部在总结以往教学经验并吸收借鉴其他国家课程改革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其中，史料实证素养旨在确定历史史实，这不仅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基础性素养，更是学生在历史学习过程中所必备的关键品质。然而，在应试教育和高中历史繁重的教学任务压力下，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往往只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知识获取的过程和培养学生历史综合素养的途径与方法研究，忽视了在历史教学活动中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影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基于这种情况，教师应首先提升自己的史料分析能力，在课堂教学中帮学生树立史证意识，多选择以学生为主的史料研究、问题探究等教学方式，致力于提升学生的史料实证素养。下面，笔者便结合自身教学经验，浅谈高中历史史料实证核心素养的培养策略。

一、利用史料资源，提升问题意识

历史虽是过去时生的事，但部分史实和历史人物的行为和思想对于今天的生活仍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掌握历史研究方法、学会运用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才是学习历史的真正价值所在。因此，我们应充分利用史料资源，发现并感悟其中的学习价值。首先，历史课本中有许多精心编选的史料，我们的城市、家庭等生活环境之中也存在一些值得研究的历史史料。鉴于此，教师应引导学生发现身边的史料，带着问题去进行阅读和研究，之后便可使学生通过询问教师、利用网络查找资料、阅读相关历史书籍等方式解读问题，验证自身看法，从而提升史料实证素养和问题解决能力。例如，在学习“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曲折”一课时，学生除了可以根据课本上出示的《人民日报》文章和“”时期夸张的宣传画，来体会当时人们进行经济生产的精神面貌和片面追求数量、忽视客观事实的行为，还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寻找是否有当年保留下的遗址。在学习“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时，学生可通过家中保留下的粮票和老人的讲述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带着问题进行资料查找，自行归纳总结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巩固历史知识，提升自主探究的意识和能力。

二、考证史料内容，培养解读能力

史料解读能力要求学生能够对史料信息进行提取、概括、阅读和理解等。因此，教师在培养学生的史料解读能力时，应多为学生提供一些史料，让学生从中提取关键信息，并通过对关键信息的解读找出课本中对应的知识，达到培养学生解读能力和对课本内容加深理解和记忆的教学目的。例如，在学习“宋明理学”一课时，教师可为学生提供李良玉《新文化的起源》和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总序》中有关宋明理学的论述，并对学生提出“以宋明理学为例，谈一谈你对中国文化包容性和创造力的理解”等相关问题，让学生从史料中提炼出中国文化融合发展的相关信息，并联系课本中宋明理学思想内容和特点的相关知识回答问题。这种方式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史料解读和分析能力，扩充学生知识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