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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建华 何勋 单位：湖南大学文学院
新时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依托现代意识，以中国历史女性为中心，“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女性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1］，最终形成一种独特的不同于男性历史小说家的表述形态。代表作家作品包括：《武则天》（须兰、赵玫，1994）、《秋瑾》（叶文玲，1996）、《高阳公主》（赵玫，1996）、《红瘦———李清照》（唐敏，1997）、《武则天•女皇》（赵玫，1998）、《陈圆圆•红颜恨》（石楠，1998）、《王昭君•出塞》（庞天舒，1998）、《赛金花•凡尘》（王晓玉，1998）、《梦断关河》（凌力，1999）、《上官婉儿》（赵玫，2001）、《柳如是•柳叶悲风》（蒋丽萍，2001）、《盂兰变》（孟晖，2001）、《吕后•宫廷玩偶》（王小鹰，2001）、《德龄公主》（徐小斌，2004）、《一代名妓柳如是》（石楠，2005）、《北方佳人》（凌力，2008）等。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现代女性作家究竟以何种视角进入历史，又以何种姿态走出男性中心的话语霸权阴影？在创作上又表现出哪些女性所独有的人文内涵与艺术特征？究竟该如何看待历史小说的女性表述之于当代文学史的价值与意义？
一性别意识：从平等要求到身体反抗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女性“性别”一直是被遗忘、被压抑、被扭曲的主题。在男权中心的漫长的古代社会，女性逐渐被塑造成男性希望的角色，并内化到历代女性的一言一行中，成为女性观照自身、改造自我的唯一标准。中国历史上对于女性方面的事实记载甚少，即便是像武则天、杨贵妃等人正史有载，也因“红颜祸水”等定论被打入历史另册，这无疑给作家的女性历史书写造成了一定困难。但简单复现历史显然不是当代女作家的主要任务，这就如卡西尔谈及近代启蒙主义的发生时所指出的：“这里重要的事情与其说是新的事实的发现，不如说是一种新的思想方式的发现。”［2］女性作家正是从“性别启蒙”这个历史基点出发，揭露了女性受压迫损害和遭遇男权话语压抑的历史真相。具体而言，这种性别意识，在历史小说中首先表现的是对男女平等的诉求，其次体现的是对历史女性身体反抗的认同。
（一）平等意识的诉求
在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建构的传统理性对于男尊女卑的强调从未放松过，男女两性的差别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差别，更具有深层的社会文化含义。对于历史上大多数女性而言，参与社会活动、实现男女平等在今天看来是女性在社会上最基本、最普通的要求，在过去却是她们无数次梦想却永远无法实现的奢望。为了揭示女性“被奴役的历史”，也为了激发新时代女性自立自强的决心，女作家便将笔触伸入历史，力图借历史女性之言行，表达自己的反思态度和现实意愿。叶文玲的《秋瑾》、唐敏的《红瘦》、庞天舒的《王昭君》、石楠的《陈圆圆》都在不同程度上阐述着这种平等意识，其中尤以叶文玲的《秋瑾》表现得更为明显。女诗人秋瑾，称得上是一位惊天动地的巾幅英雄，是中国妇女中为革命献出头颅的第一人。她的从容就义的举动震惊环宇，由此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秋瑾轰轰烈烈的生平曾多次为后人描摹，搬上了舞台、银幕与荧屏，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量和引领作用。如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药》即暗含了秋瑾之死，并在革命烈士坟头添上了一个花环；20世纪30年代，夏衍先生还专门写了话剧《秋瑾传》，并用一句带有象征性的话作为结束：“天快要亮了。”而叶文玲的《秋瑾》的独特性在于，作者不仅打破了一般的历史小说以时间顺序来叙述人物生平的传统写法，从秋瑾被捕起笔，然后通过此事对各界的巨大震动展开叙述。这样，船夫沈阿奎、丈夫王子芳、好友徐寄尘、学生吴氓、同志王金发、山阴县令李钟岳乃至绍兴知府贵福等都变成叙述人，他们各自眼中的秋瑾便组成了这位“巾帼英雄”的整体艺术形象。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使用了一种极为诗化的手写方式，以灵性激活历史，让人物不断地与“我”的现在情感进行对话，突出“我”对秋瑾生命经历的感受，使秋瑾成为作者自己所理解的秋瑾。在作者笔下，秋瑾既有着刚烈又委婉的侠骨柔肠，更有着诗化了的晶莹剔透。
为了表现预设的“男女平等”这一主题，叶文玲一方面对秋瑾在日本留学期间的思想与行为变化大书特书，将秋瑾不仅描绘成一位才学品格都不弱于男性的非凡女子，不但办女报，创立女校，而且连字号都改为“竞雄”；另一方面，又通过对笔下代表家庭与社会政治权力、掌握女性话语霸权的男性人物———丈夫王子芳、知府贵福———进行了多角度的描摹和讽刺，主要是刻画他们自私、猥琐和恐惧于女性观念革新的一面。不得不说，作者为了突出秋瑾在倡导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方面的贡献，不得不遮蔽秋瑾心灵世界深处的颤栗与不安，不知不觉走向了另一偏激立场。作家笔下的秋瑾只为一个目标，以男性为标杆，一切行动向男性看起，凡是男性具有的阳刚、进取和开放精神，女性无一例外必须拥有。而在《红瘦》、《王昭君》、《陈圆圆》等历史小说中，这种“刚性”表达也牢牢占据着小说主题表现的制高点，这就从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女性表述应有的特色和意义，而这恰恰又是众多女性作家书写历史却难以造成普遍影响力的尴尬和症结所在。
（二）身体反抗的宿命
如果说平等意识的诉求还仅仅停留在向男性看齐、追求社会性别平等的温和层面，那么执著于历史女性身体的叙写，更是成为这种女性重述潮流中颠覆男性书写力度最强、表现也最为惊艳的一种形式。它的出现，显然跟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思潮的流行息息相关。在众多的女性历史小说中，最有女性主义意味的当推赵玫的《高阳公主》。它表面上似乎是一个陈旧的女性追求爱情而不可得的失意故事，但由于作家大胆地运用女性主义理论，以现代女性主体精神镀亮了历史，小说主人公高阳分明散发出作者这个时代才会有的现代女性气质，这就为小说平添了几分决绝与诗意。《高阳公主》也可以说是一个家族题材故事，而书写这类题材正是赵玫的长处。出身帝王（唐太宗）之家的公主下嫁给当朝宰相（房玄龄）的儿子，这件事本身似乎就有非同寻常的含义，换成男性的视角，应该会变成一个权力与利益等价交换的政治性极强的“宏大叙述”，甚至可能是将个人、家族以及历史、民族与国家交织缠绕的大国寓言；但在赵玫笔下，皇室家族仅仅是作为铺设故事的背景，叙事中心却在对身体本身、对女性生存体验的细腻书写。在男权话语编码的历史中，高阳公主最后定性的形象是理所当然的“妖妇”。而高阳公主的所作所为正是对“父权”（唐太宗李世民）、神权（辩机的信仰）、族权（夫兄房遗直）和夫权（房遗爱）的彻底反叛。为了心目中的幸福与爱情，她可以不计后果一次又一次地与世俗作对，不断地向所有男性规约的世界反抗。身体本来是她认为最纯洁、最美好的东西，但在内心渴望的幸福爱情一再受阻、无法以正常途径实现的情况下，身体却变成了一把最锐利、最有效的武器。#p#分页标题#e#
因而，她拒绝与驸马房遗爱同房，却毅然以身体诱惑其兄房遗直；一夜欢情后吓跑了房遗直，便又在终南山游猎时用肉体诱惑了辩机，将又一个男人拉入情感的漩涡。作家就这样大胆地讲述了一个“一女多男”的有关身体和欲望的故事，不仅从根本上颠覆了男性话语中惯用的“一男多女”模式，而且巧妙地将男性“看”女性的视角也颠倒过来，以女性的眼光打量并选择那些奉献自己身体的男性。在高阳的眼里，房遗爱“膀大腰圆，满脸蠢笨”，但他天生的奴性也偶尔让人感动；房遗直“脸上棱角分明，目光深邃”，有几分成熟男人的魅力；吴王李恪“既冷酷孤傲又文质彬彬，既雄才大略又温文尔雅”，是一直呵护自己的大哥哥；而真正打动了她的还是和尚辩机，为了得到他高阳简直使尽了全身解数。她第一眼看到辩机时便觉得他与众不同：“他好像不属于他们这一类世人，他是大自然中的某种东西。”在公主“把她赤裸的蜷曲的身体强行塞进了辩机的怀抱中”之后，辩机钢铁般的意志力轰然倒塌，对于真正的男人来说，内心单纯飘渺的宗教信仰根本无法战胜现实中肉体的信仰。正是这种顺从身体的意志不计后果地去挑战高高在上的家族政治传统和伦理道德的权威，高阳得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却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赵玫在塑造高阳这一叛逆女性时，无疑是立足于现代爱情观，对笔下人物是包含着深深的理解和同情的。
高阳用自己短暂的一生，以身体为武器，诱惑一切也毁灭一切，甚至连基本的伦常道德也置之不顾，无情地嘲弄了父权、夫权、神权、族权，同时也宣告了男性社会的阴冷、自私、狠毒与不可依靠。赵玫以独特的眼光切入历史人物，较为准确地把握住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女人在幸福追求失败后体内所爆发的巨大野性能量，充分表现了女性身上所固有的原始生命力的强大威力。这就如美国学者罗洛•梅所说的：“原始生命力是个人的敏感性与创造力的独特模式，这种独特模式构成了个人与其世界关联的自我……原始生命力是一切生命肯定自身、确证自身、持存自身和发展自身的内在动力。”［3］
二生命意识：从日常化叙事到存在追问
对人的生命意识的重视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主要支撑点之一，这也是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持续繁荣的一大有力保证。而生命意识也更是新时期女性历史小说蓬勃发展的内在生长点，它始终体现着女作家对人的存在本质深入挖掘的价值关怀。回顾和总结30年来女性历史小说的创作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样一种创作趋势：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跳出了男女性别对立的二元视界，以一种更为高远的“超性别”写作方式贯注于女性日常生活生命流淌的细腻描述上，凝结在于历史女性悲剧命运的情感认同上，升华于女性荒诞性存在境遇的深刻体验上，这一切已经构成了女作家们追问女性生命存在意义的精神表征。
（一）日常生活的诗化生命是人类的一种共有现象，作家只要写人，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生命。从这个角度来讲，任何作品都是生命的表现。然而，综观新时期女性历史小说，它对生命的表现与男性历史小说又有所不同：女性作家显然更善于将历史事件生活化，借助平凡而又意味的历史细节表现人物的思想与情感，叙写生命的呐喊与奔突。如凌力的《梦断关河》主要讲述的是一名“下九流”的梨园戏子悲欢离合的人生故事，故事发生的时代是晚清的鸦片战争时期，但它并不担承正面的叙事价值，而是仅仅作为铺展人物命运的幕后背景。小说还大胆塑造了英国军医亨利的形象，并让他与天寿成婚。小说开头很有几分李碧华《霸王别姬》的味道，而对亨利的描写又让人想起了电影《红河谷》。小说对小天寿初次登台的描写尤有几分细腻而生动的生活化意味：小天寿手忙脚乱地从寿星老儿的硬头壳里钻出来，赶紧换上仙女的头饰和衣裙。下面是专贺婚庆的《鹊桥密誓》，那是《长生殿》里杨贵妃与唐明皇对牛女双星发誓、要生生世世做夫妻的一折，为此，台上还要布置一个桥景，上面插许多喜鹊灯来象征鹊桥。天寿扮织女，得第一个上场。他直犯嘀咕，下面这么乱，自己怎么能压得住台？这可是到广州来头一次亮相，唱砸了怎么办？往唇上点胭脂都点到嘴角去了。而王晓玉的《赛金花•凡尘》的结尾女主人公的心态同样写得哀婉动人：她洗尽铅华，回复她年过半百“知天命”的本相；她深居简出，消淡了强出人头的虚荣心；她收心敛性，改正了挥金如土的奢糜陋习。她心甘情愿地衍化为一个小家庭里的主妇、一个小官僚的眷属、一个封闭在一座小小四合院内只不过干些洒扫庭院做饭晾衣之类琐事的微不足道的细小老妇。她已人老珠黄，她已貌不惊人，她已失却魅力，她已急流勇退，她已畏首畏尾，她已成为“捧不起的刘阿斗”，她避之不迭地远离尘嚣，她完全失去了“红倌人”、“名妓女”、“赛二爷”的轰动效应。她成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平民女子，一粒凡尘。可是她回复为人，再不是物。至此，作者将赛金花跌宕起伏的一生化为凝结着生命体温的两个字———“凡尘”，一语便抹去了赛金花身上的种种传奇，道尽了一个底层女性平凡而又悲苦的一生，还了她一个“自然的本相”。在这种日常生活的诗化叙事中，作家不仅通过女主人公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表现了历史人物本真的一面，同时也写出了童年的天真无邪、少年的懵懂无知却又过早裹入红尘、晚年淡然从容甚至临死前的眷眷留恋，可谓琐碎而不拖沓，平凡而不庸俗，细腻而不油滑，倒应了周先慎先生在评析《红楼梦》时所说的一句话———“琐碎中有无限烟波”！
（二）生命存在的追问女性历史小说不仅体现着富有特色的形而下的日常化叙事的诗意，也呈现出追问生命形而上存在意义的生命哲学意蕴。作家们自觉地从现代的“人学”出发，将生命体验与哲学思辨紧密结合，并把“自己也烧在里面”，从而告别了肤浅、单一的政治情绪式的浅层表现，真实地复现了一幕幕生命毁灭和人性扭曲的命运悲剧。比如，王小鹰的《吕后•宫廷玩偶》面对的是已经湮没于历史红尘有二千多年的汉高祖皇后吕雉。在作者笔下，吕后一改历史上的反动面目，而是一个全力以赴追求爱情、渴望亲情的历史女性。在叙述过程中，作者无疑是理解多于批判，悲悯多于否定。清醒与迷误、坚定与软弱、忘生与怕死这样对比极其强烈的两极，在一位高居大汉帝国皇后身上竟然胶着得如此紧密，难分难解！这种深切的悲剧性生命体验在赵玫笔下的武则天、上官婉儿中也得到了同样的体现。当然，女作家们并不满足于仅仅真实地还原扭曲的人性和异化的灵魂，她们还着力于女性历史富矿的深挖，在由生命构建的历史隧道中走得更远。美国新批评家海登•怀特就曾指出，“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总是着手分析他们文化历史中的‘精神创伤’性质的事件”［4］。女性历史小说家正是以现代哲学和人类学眼光探究历史人物深层次的“精神创伤”，依稀可见西方存在主义的巨大身影。以庞天舒的《王昭君•出塞曲》为例，小说中昭君从贫穷的秭归山乡被强选入汉宫，在掖庭深巷里熬过不见天日的数载岁月；继而出塞远嫁匈奴，以汉家女儿的柔弱之躯承受着草原的风沙酷寒；又在夫君死后，尊崇胡俗，忍受“子娶其母”的侮辱，再嫁其子……当所有这一切都过去，在她步入安闲的晚年时，爱子却遭人谋杀！昭君一方面以柔弱之躯抗争着命运的安排，另一方面也在质问上天：“为何如此残忍地对待我这个平凡普通的汉家女儿？”小说更为动人的地方还在于引发了我们的深层次追问：昭君这样一个弱女子，内心为什么是那样坚强，到底又依凭了何种支撑力量呢？作者在投入自己的生命体验的过程中，最终为昭君找到了一种近似天人合一的宗教情怀。作者不仅从民族大义上为昭君找到了外在的支撑点，更从宗教的皈依方面为昭君柔弱而伟大的生命和灵魂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巨大的、源源不断的能量。由此可见，女性历史小说不仅是历史的寓言，而且更是人类的预言。面对急剧转型的社会现实，女作家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着对人类自身的一份清醒认识，并借一幕幕不停上演的历史悲剧提醒人们：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的其实是同一个荒诞的生命处境！至于如何在辨证唯物史观和先进文化思想的指导下，全面认识和把握并最终超越这一荒诞性存在，则正是当代历史小说留给今天乃至未来的沉重课题。#p#分页标题#e#
三女性表述的文学史意义
历史小说的这种女性表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这种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女作家们第一次以全新的现代目光对视女性历史，从性别意识的萌动到生命意识的成型，无不凸现被主流文学所忽视的女性生存的另一种真实，作家们也借助历史中的女性形象最终完成了现代女性精神空间的立体建构。翻看20世纪中国历史文学史，虽然有不少作品是以女性形象为中心展开的作品，但写作者却大多为男性，这些作家要么有意无意地将她们打扮成某种意识形态的代言人（郭沫若《三个叛逆的女性》、曹禺《王昭君》等），要么对历史女性形象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读与歧视（杨书案《风流妩媚娘》、李端科《怨妃》等）。而到了当代女性作家的笔下，这一局面出现了根本性改观：女作家们纷纷以全新的视野切入历史，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和男性中心话语已难觅踪迹，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女性不再是男性政治角斗场中可有可无的花瓶和点缀，而是以昂扬自主的姿态占据文学舞台的中心。无论王昭君、武则天还是上官婉儿、高阳公主，她们都是有血有肉的活泼泼生命个体。也正是在这批作家的推动下，当代女性文学才得以进一步壮大了声势，并获得了一种自由、深切而博大的文学境界。这种充溢圆满的自由境界正是当代女性书写的最终理想。［5］其次，女性历史小说家在追溯历史、塑造人物时所体现的特有诗性品格，为当代文学尤其是历史小说的多元化探索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作家借助古典诗意的语言打捞“失落于历史大河”之中女性的情爱、信仰以及人生归依等本体性问题，表现她们清丽秀美而又伤怀多情的“诗化”人生，因而呈现出唯美的诗性品格。并且，这种诗性并不仅仅停留于外在的抒情化语言和含蓄美意境，更是主要体现在其“反映生命的‘内在深度’方面，对人的存在、人类的命运及生命意义的追问与探询”［6］。这种整体性的诗性叙述方式又较好地契合了小说题材的对象表现———揭示历史女性追求爱与美的心路历程，诸如她们在梦想渴盼时的撕裂挣扎，在命运质询中的痛苦孤独。同时，小说中的叙述者与女性人物、作者时而是合而为一的，时而是分离的。作为表现对象的历史女性既是相距遥远的“他者”，又是近在咫尺的“自我”。这正如刘小枫所说的：“诗意化的世界，是以‘我’的精神为核心的。”［7］女性作家的这种书写方式也是自身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的另一种表述与寄托，是女性主体意识自觉的真正体现。
正是借助这种诗性叙事，作家们才得以将历史人物从历史家谱和道德伦理的蛛网中解放出来，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才会变得如此熠熠生辉。这就在《李自成》、《雍正皇帝》为代表的史诗性风格和以《曾国藩》、《张居正》为代表的文人化叙事之外，另行树立了一种更为婉约也更具人情味的诗性品格，使得“人的文学”这一经典论断在历史题材领域不至于沦为空谈。总之，女性历史小说家作为新时期历史小说大军中一支独特的“巾帼轻骑”，敢于从男性主流历史的裂缝罅隙间突入，以自己的特有言说方式参与了历史真相的拆解与重建，从而颠覆了以往所谓权威历史记载对于女性的曲解与误读，使一直处于潜在状态与被放逐境地的女性群像逐渐浮出历史地表，还原出立体的、丰富的“人”的形象，并最终确立一整套有别于男性历史表述的本真话语，为人类大历史的书写开辟了另一条崭新途径。而在当前众多的当代文学史著述中，却很难看到这批作家作品的身影，这一尴尬局面能否在不久的将来有所改观呢？我想我们需要做的不仅仅是等待，还必须有切实的行动，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