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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乐云 单位：广东工业大学
相对于十九世纪初期其它类型的小说，历史小说①沦落到极度尴尬的地步:虽然代表了章回小说的正宗，但逐渐向边缘化过渡;虽试图与神魔斗法、侠义公案、才子佳人等题材杂糅结合，其结果却不伦不类，既缺乏讲史演义的微言大义，也欠缺通俗小说的审美情趣。此期历史小说在艺术上乏善可陈，因循守旧，公式化倾向严重，思想上更是陈陈相因，不外乎忠奸斗争与劝善惩恶等传统思想。不过，从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此期历史小说展现出中国近代思想走向的两种不同维度:一方面，既沉醉于天朝大国的辉煌记忆中不能自拔，复古思潮与保守主义盛行;另一方面，随着十九世纪中国内忧外患的逐步深入，对时局敏锐而焦虑的小说家的忧世心态也在历史小说中充分呈现出来。其突出的标志，是对外患内忧的广泛“书写”。
一、历史演义向英雄传奇的演变
一般说来，历史小说以历史事件为题材，其关注对象是历史上的事件或人物故事。明代以降，历史小说分类颇为复杂，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历史演义(或讲史演义、通俗演义)与英雄传奇，其代表作品分别是《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其区分标志是:第一，从叙事的侧重点来说，历史演义“以叙一朝或几代的历史为主要内容，多以正史编年为序”，“以帝王将相为主要人物，以政治、军事斗争为主要情节”，［1］英雄传奇则以某一个或一群英雄人物为中心，以英雄的建功立业、侠义报国之举为主要情节;第二，从故事情节的真实性来说，历史演义大部分取材于历史，即便有虚构，也只占较小的比例，而英雄传奇则虚构成份更浓，如《水浒传》中的梁山英雄、《说唐》中的瓦岗英雄等;第三，从语言风格上来说，历史演义以文言或半文半白为主，以理性化见长，而英雄传奇以通俗白话为主，以个性化见长。整个明代，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之间存在着泾渭分明的鸿沟。
清代以降，历史演义在继承发扬《三国演义》史传传统时，其题材、风格逐渐向英雄传奇过渡。清代前期，历史小说创作主要是历史演义，但其中夹杂着较多的英雄传奇因素，从对历史事件的侧重转移到对历史人物传奇故事的关注。此类小说，“演说的是平民百姓敬慕的明主贤臣、英雄豪杰，用来娱心，杂以惩劝而已”。［2］如《梁武帝西来演义》、《说岳全传》、《说唐全传》、《说唐后传》、《征西说唐三传》、《反唐演义》、《飞龙全传》等小说，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清代中期，尤其是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历史演义小说依然有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影响颇大的小说，如《二十四史通俗演义》、《北史演义》、《南史演义》、《万花楼演义》、《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等。其中，《二十四史通俗演义》、《北史演义》与《南史演义》，“宗乎正史，旁及群书，搜罗纂集”，有较强的史传色彩。而其它作品，则大多撷取历史上某个英雄人物的事迹片断，敷衍而成，具有浓郁的世俗化与娱乐化倾向。但总的来说，此期历史演义中故事情节虚构的成份居多，这是它与明代历史演义小说最大的不同之处。
在此，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历史演义对真实性的执着追求。历史演义无不标榜以“通俗”的形式来演义历史。其实这种“通俗”，是建立在对历史真实性极高要求的基础之上的，而史传正是演义小说内容上的主要依赖和根据。因此，明人把演义小说看作是可以“与经史并存”的“羽翼信史”之作，把演义小说当成了通俗的历史读本。［1］如《三国演义》，便因为它“据实指陈，非属臆造，”故“堪与经史相表里”。［3］(P899)这一真实性的要求在清代也曾被许多小说家所信奉。如吕抚着《二十四史通俗演义》(1732年完成)，其自序云:“微言大义，纬地经天，假一字之褒诛，留纲常于万古，皆圣贤之精意，非俗人所能会通也。吕子安世于治经之外，日取《通鉴纲目》及二十四史而折衷之，历代之统绪而序次之，历代之兴亡而联续之，历代之仁暴忠佞贞淫条分缕析而纪实之。芟其繁，缉其简，增纲以详，裁目以略。事事悉依正史，言言若出新闻，始终条贯，为史学另开生面。”［3］(P1070)“事事悉依正史，言言若出新闻”，由此可见吕抚对史实的重视程度。许宝善《北史演义》亦云:“夫《三国演义》一编，着忠孝之谟，大贤奸之辨，立世系之统，而奇文异趣错出其间。演史而不诡于史，斯真善演史者耳。《两晋》、《隋唐》皆不能及，至《残唐五代》、《南北宋》，文义猥杂，更不足观。……作者欲歌欲泣，阅者以劝以惩，所谓善演史者非耶?余尝谓历朝二十二史，是一部大果报书。二千年间，出尔反尔，佹得佹失，祸福循环，若合符契，天道报施，分毫无爽。”［4］(卷首部分)“演史而不诡于史，斯真善演史者耳”，看来，是否符合史实，成为作家评判历史演义小说优劣的重要标准。
而孙楷第之所以称赞杜纲的《北史演义》与《南史演义》，也是因为“其铺陈事迹皆本史书，文亦纡典匀净。凡演史诸事，非鄙恶即枝蔓，此编独能不蹈此弊，在诸演义中实为后来居上，除《三国志》《新列国志》《隋史遗文》《隋唐演义》数书外，殆无足与之抗衡者”。［5］(P1877－1878)在他看来，杜纲的作品能“后来居上”，主要是因为它没有沾染此期其它小说“非鄙恶即枝蔓”的毛病。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不“鄙恶”不“枝蔓”呢?这实际牵涉到历史演义小说所蕴含的主要元素:对盛衰兴亡之道的探究与“羽翼信史”的要求。如果说对“废兴递嬗”之道的探究小说家还能容忍的话，那么对历史真实性的要求则并不为此期小说家认同。金丰《说岳全传序》云:“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出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6］(卷首部分)即便是“宗乎正史”的《北史演义》、《南史演义》，依然有大量的虚构存在。如《北史演义》中的号称桐花公主的胡桐花，便纯然是史书不载的虚构人物。而到了《万花楼演义》、《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等小说，除了基本史实与人物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外，其它大量的故事情节，则完全是虚构，已经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演义了。清代中期的英雄传奇小说发展较为强劲，并以其“戏谑”的世俗化风格深受下层民众的喜爱。如《双凤奇缘》(1809)、《海公大红袍全传》(1813)、《后宋慈云走国全传》(1820)、《平闽全传》(1821)、《末明忠烈传》(1824)、《万花楼演义》(1831)、《绿牡丹》(1831)、《天豹图》(1831)、《海公小红袍全传》(1832)、《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1842)、《荡寇志》(1847)、《云中雁三闹太平庄》(1849)、《北魏奇史闺孝烈传》(1850)等等。这些小说，大多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和真实的历史人物，但除了大量虚构故事情节与人物经历外，它们在思想主旨与艺术风格上与之前的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大相径庭。具体来说，它显示出历史演义向英雄传奇过渡中所伴随的从正统化、理性化向世俗化、娱乐化过渡的特点。#p#分页标题#e#
从思想主旨上说，十九世纪初期的英雄传奇小说逐渐从对盛衰兴亡之道的关注转移到劝善惩恶上来。历史演义，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演义”来总结历史盛衰兴亡的规律，探讨“有道”与“无道”的是非界限，从而为后世的国家治理提供借鉴。穉明氏《三国演义叙》云:“犹藉此稗官小说之书，可以开其心思，启其神志，而于天时地利人事政治权谋术数之道，尚能考什一于千百也。”［3］(P904)许宝善《南史演义序》云:“《北史演义》问世，自东西魏以至周齐，及于隋初，其兴亡治乱之故，已备载无遗。”［7］(卷首部分)它说明，历史演义足以“佐化史传之穷”，这一要求与人们对史传的要求大略一致。十九世纪的英雄传奇，则将关注的眼光投向现实社会，更多地注重历史事件与人物中本身蕴含的劝善惩恶观念。滋林老人《说呼全传序》云:“小说家千态万状，竞秀争奇，何止汗牛充栋。然必有关惩劝扶植纲常者，方可刊而行之”。［8］(卷首部分)明确将劝善惩恶观念抬高到决定作品能否刊印的高度。竹溪山人《粉妆楼全传序》云:“叙既喜其故家遗俗犹有存者，而尤爱其八十卷中，洋洋洒洒，所载忠勇烈女、侠士名流，慷慨激昂，令人击节歌呼，几于唾壶欲碎。卒之批奸削佞，斡转天心，虽曰世寝年湮，无从征信，而推作者命意，则一言尽之曰:‘不可使善人无后之心也。’呜呼!世禄之家，鲜克由礼，而秦罗诸旧族，乃能世笃忠贞，服劳王家，继起象贤，无忝于乃祖乃父，此固褒、鄂诸公乐得有是子，即千载而下，亦乐得有是人也。”［9］(卷首部分)它表明，作者的写作意图是为了延续忠烈传统，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劝善惩恶。佚名《五虎平西前传序》亦云:“古今之治化，关于典籍之导向，维持风化之君子，虽布演传奇，必有以惩恶劝善之立言，阅者其去恶乐善之念油然而兴，虽属传奇，而犹有维持风世。然非治齐之要，亦足以导善而戒奸也。
统目其间，虽有如鬼如蜮之奸谋暗害，皆不较横逆之来二次。”［10］(卷首部分)无论是“劝善惩恶”，抑或“导善戒奸”，它其实都反映了下层平民对历史是非曲直及人物正邪忠奸的判断依据。从艺术风格上说，十九世纪初期的英雄传奇经历了从理性化向娱乐化的转变。历史演义依据的是正史，它必须对史实甚至是历史细节进行详细的考证与探究，以保证历史的真实性，因而“作者的态度是冷静、客观的，对人物的刻画和褒贬是以历史为根据的”。［1］这种对真实性的“苛求”决定了历史演义小说的作者必须保持清醒的理性，不能随意篡改与肢解历史。即便有世俗化的一面，也很难越“羽冀信史”的雷池一步。而对于英雄传奇小说来说，它面对的读者主要是下层平民，下层平民的审美趣味与心理成为小说家的重要创作依据。从这个方面来说，英雄传奇小说的世俗化创作倾向较之历史演义更为明显，其平民心态也表现得更为强烈。欧阳健曾分析《说唐演义》道:“《说唐》以十八条好汉为主体，将隋唐之交的历史演绎为众好汉的集体大纪传，实为最出色之笔。作者无心于重现历史，他感兴趣的是编织英雄的传奇故事。要说这是‘英雄史观’，那也是平民的英雄史观。十八条好汉中，出身高贵的与出身低微的，身居高位的与屈沉底层的，一律平居杂陈，反映了平民的心态。平民对门第名望固有倾慕艳羡之心，混迹草莽的好汉更能博得他们亲切的感情。”［2］所谓的“平民心态”，无外乎两个方面:“惟周劝惩，兼善戏谑”。(袁无涯《水浒传发凡》)在此，小说的娱乐化功能得到了大大加强，从而满足了一般平民的审美心理。
二、沉醉———历史小说的正统观念与社会心理
尽管十九世纪的历史小说在风格特征上与明代的历史演义相距甚远，但也非明代的英雄传奇小说可比拟，而是两种创作风格的杂糅，呈现出复杂性的一面。历史小说主要来源于正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小说以“稗史”的身份与“史”一起，承担着记载历史与现实的任务。［11］(P5)对正史来说，它宣扬的是统治者提倡的正统观念，其内容与目的必然要符合统治者的要求。从内容上说，正史“非独纪历代之事，盖欲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以至寒暑灾祥，褒贬予夺，无一而不笔之者，有义存焉。”［12］(三国志通俗演义序)其目的在于“以见当时君臣父子之道，垂鉴后世，俾识某之善，某之恶，欲其劝惩警惧，不致有前车之覆。”［12］(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作为“稗史”的历史小说，必然要满足这一宣扬正统观念的需要。历史小说的正统观念首先表现为对忠奸斗争与劝善惩恶的描写上。十九世纪的历史小说，多数撷取历史故事，每每以某一忠臣为主角，以忠奸或善恶斗争为基本线索，敷衍其忠孝节义观念，寄寓作者或民众的心理愿望。如《说呼全传》，叙忠孝王呼必显之子呼守勇、呼守信为首的忠臣与奸相庞集的忠奸斗争，“其间涉险寻亲，改装祭墓，终复不共戴天之仇，是孝也。救储君于四虎之口，诉沉冤于八王之庭，愿求削佞除奸之敕，是忠也。维忠与孝，此可以为劝者也。至庞氏专权，表里为奸，卒归于全家殄灭，其为惩创孰大焉”。［8］(说呼全传序)《双凤奇缘》第1回曰:“话说自古及今，奇男子与奇女子，虽皆天地英灵之气所钟，奇处各有不同:奇男子重忠、孝二字，做一番掀天播地的事业，名贯古今。奇女子重节、义二字，完一生冰清玉洁的坚贞，名重史册。”明确提出忠孝节义的观念。成书于嘉庆年间的《海公大红袍全传》，虽叙明代清官海瑞的一生政绩，从其降生起，至忧国成疾逝世，但重点则在铺写他与奸相严嵩的忠奸斗争。其后的《海公小红袍全传》侧重于渲染海瑞与张居正之间的忠奸斗争。《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则叙北宋忠臣狄青与奸相庞洪的忠奸斗争。在作者看来，忠奸势不两立，忠奸之间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最终必然以忠义伸张，“削佞锄奸”，惩恶扬善为结局。为了传达这一观念，作者甚至可以“大义凛然”地违背基本史实。《后宋慈云走国全传叙》云:“稗传外史奇幻无根者十之七八，近史实录者十之二三，惟在布演者之安排耳。”作者借助手中奇幻之笔，撰写稗传野史，宫廷秘闻，世态人情，忠烈侠义，其目的在于扬善抑恶，揄扬勇侠，伸张正义，鞭笞奸佞。［13］(前言)李春芳《大红袍序》云:“兹书所述公行事，与本传多不合，语近附会。#p#分页标题#e#
然其命意所在，则无非扶忠而抑奸，与《七侠五义》及《彭公》、《施公》等案，同一存心，……其状忠奸处，尤快人意。”［3］(P1020－1021)虽然明知所述之事与“本传多不合”，但看在其能“扶忠抑奸”的份上，其缺陷大可忽略不计。又如《海公小红袍全传》，为了表现张居正的奸佞不轨之心，作者让张居正犯下滔天大罪。小说中，张居正生篡位之心，卧龙床，戏宫女，卖官鬻爵，杀皇叔东辽王，偷换外国进贡的宝物，两个儿子在家乡为非作歹，鱼肉乡里，私制龙袍，图谋不轨。显然，这些故事多为虚构，与历史上的张居正明显不符。海瑞为了破敌请来宋朝杨家将、畲太君一段，则更是荒唐。小说最后，海瑞以百岁高龄，无疾而终，日后有人于月朗天清的海面上看到官船十余艘，中间大船上坐着一位身大红袍的尊神，正是海瑞。此时的海瑞，已完全神灵化了。《海公小红袍全传》，几乎偏离了历史小说的正朔，文字鄙陋自不待言。但在作者看来，只要宣扬了忠孝节义，则一样可以垂世。铁崖外史《海公小红袍全传叙》云:“惟是篇中专述海忠介公晚节贞操，除奸剪佞，文近鄙俚，而其形容忠贞凛烈之处，亦自有足观。……则其精诚之气，与君国相系，垂百余载。”［14］(卷首部分)可见，忠孝节义观念成为评判此期历史小说优劣高下的主要标准。此期历史小说，流露出强烈的褒贬心态与情感倾向，即对忠臣义士的热情赞赏与对奸臣的猛烈抨击。《五虎平南后传》第1回说:“再言这狄青乃武曲星降生，辅佐仁宗天子保国之臣，原乃大宋擎天玉柱，架海金梁，所以一腔忠义，赤心为国，不以死生利害为嫌。是以公主一说明南方有刀兵之患，即思回朝领旨征剿为己之任。劝你多少良言不依，这是从忠义之天性流出也。”其对狄青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后宋慈云走国全传》第7回，叙忠臣之子陆书梦见座上尊神对他说:“陆国舅，汝乃忠良之后，今须落难，日后自然灭奸有期。汝今父亲被害，国母被冤，大数难逃，不须忧愤。今不须别往外邦借兵，况且程途远涉，难过关津。汝今且直走西北方而去，勿向东南而走，自有安身遇旧之人。吾今有钢鞭一双，重有一百二十斤，且付与汝为护身之用。再传授汝鞭法，自有复仇诛奸之日。”只因为是忠良之后，便可以享受到高人指点的待遇。《忠孝勇烈奇女传》，塑造了一个全忠全孝的女中豪杰朱木兰形象。木兰得遁甲天书宝剑，随唐军征突厥，屡立战功。后唐太宗听信张昌宗、许敬宗馋言，三次召木兰进京，企图谋杀木兰。木兰三上陈情表，示忠贞之心，并掣剑剜胸，以明心迹。后唐太宗大悔，改封木兰为贞烈公主，题其坊为“忠孝勇烈”。通观整部小说，贯穿着一股忠孝勇烈之气，既透露出作者对忠烈之士早逝的惋惜之情，也传达出其强烈敬佩之意。周汇淙《忠孝勇烈奇女传跋》云:“如木兰将军之奇人奇事，相与街谈巷说，皆令惊心动魄，而激发其志气。有感喟欷歔，而相继以泣者。……若乃如木兰将军之奇人奇事以成奇节，今得星官之灵，着为奇书。又得忠义参天之第一奇人，以为之序，尤与稗官野史不同。则是书诚足以信今传后。而木兰将军忠孝勇烈之气，千载如生。非独为闺阁之英奇，实足以愧须眉而作其振奋也已。”［15］(卷首部分)其实便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而这些小说中的奸臣邪佞，则个个落得身首异处、身败名裂的下场。正如《后宋慈云走国全传》第30回回目所云:“贪功奸佞终难遁，有福君王定脱危。”这正验证了小说所极力宣扬的劝善惩恶与因果报应的思想。《海公大红袍全传》中，严嵩父子被缉拿下狱;《海公小红袍全传》中，张居正之子张茂恶迹斑斑，终被抵罪法办，张居正也被罢职养老;《后宋慈云走国全传》中，奸相庞思忠图谋不轨，最后战败被擒。这些曾经显赫一时的奸臣，最终难逃法网，其中的警世意义不言自明。《后宋慈云走国全传叙》云:“然其间忠佞并生，不无治乱交溷。其忠者，流芳百世，是以甘棠有不忍之伐，儿童有竹马之迎。去者虽古，慕羡者不啻复见于今。其佞者，遗臭万年。是以巷伯为之深嫉，阉人为之唾骂，是千古好善恶之同心。”［13］(卷首部分)这种对忠奸爱憎分明的心态，既满足了下层百姓对伸张正义的美好愿望，同时，它也警醒世人，须“见善则迁，引恶为戒”，否则，便会沦落到“遗臭万年”、万人唾骂的悲惨境地。在以上小说中，人物性格雷同，像一个模子铸出来一样，忠奸分明，一目了然，好像都刻在脸上似的。这或许正反映出小说作者想象力的贫弱，也反映出读者理解能力不可能超越这个限度。但我们更愿意相信这种爱憎分明的处理方式乃作者“有意为之”，因为它必须服从通俗小说劝善惩恶的大局，同时也更能够获得下层读者的情感认同。不但如此，小说作者甚至不惜偏离史实而杜撰情节，为“有裨教化”服务。《后宋慈云走国全传》第1回，叙神宗初即位时，为大奸臣王安石所误，改革先圣先贤制度，不依先王宗祖之法而祸及天下苍生。这一说法便偏离了历史的真实，给读者以王安石是大奸臣的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小说家们所看重的借古鉴今以及强调真实性，更多地还是流于口头的表白而非事实上的践行。历史小说中的“历史”依然不过是一个“任人装扮的小姑娘”。
历史小说的正统观念还体现在其浓厚的宿命论思想。这一思想并非历史小说所独有，而为中国传统小说所共有。但对于历史小说家来说，其情节处理模式却表达出平民对复杂历史事件的一种言说方式，尽管它极有可能染上神秘化与简单化的毛病。其一，对“异兆”的渲染传达出鲜明的神秘主义倾向。《双凤奇缘》第80回曰:“因前有昭君，后有赛昭君续姻报仇，始终异兆，总不外忠、孝、节、义四字，青史标名，人人钦仰，千古奇女子，出于一家姊妹，故云‘双凤奇缘’。”《后宋慈云走国全传》中，郑夫人见一岁儿子杜清鼻仰目露，面骨横生，料知此子不是善良人。有其父必有其儿，待长养成乃父陷害忠良之辈，不若将此子揸死，然后自尽，九泉又得放心而去。于是将小孩揸死，然后上吊自杀。始终将异兆与忠孝节义相提并论，表面上看是为了宣扬忠孝节义思想，但从深层次来说，它更多地反映出作者对个人命运的悲观心态与恐惧心理。当命运变得捉摸不定之时，天命与缘份便会趁虚而入。《大汉三合明珠宝剑全传》第1回曰:“凡事分已定，穷通自有时，不独常人而然也。即出类拔萃之人，亦命难与时争。”在天命面前，不管是常人还是“出类拔萃之人”，都无法摆脱它的控制。其潜台词是，各人只须自安天命便罢，所谓“得失荣枯总是天，机关用尽枉徒然”也。(《后宋慈云走国全传》第15回)其二，将现世的恩冤与前生的孽缘联系起来，打上了强烈的因果报应色彩。《说岳全传》中，民族英雄岳飞的被害，是令后人沉痛切齿的千古奇冤，但小说将其说成是金翅明王之降落红尘，偿还冤债，直待功成行满，方才归山，再成正果。其命意如钱静方所说“盖非此不足平阅者之心，而为一般普通人说法也”。［16］(P209)《双凤奇缘》第62回曰:“昭君乃上界九姑座下仙女，只因有罪，罚下世间，使她一女以配二夫，受尽千般苦楚，好姻缘反为恶姻缘，亏个一灵不昧，立志坚贞，自那日投河身死，尸骸随在浪里，颠来颠去，水族不敢惹她，因仗九姑赐的仙衣保护身体，而且天怜她贞节，不忍将她尸首撇在北方，故命众神将一路护送她尸首，到中原芙蓉岭上而来。”《后宋慈云走国全传》第13回，叙报事夜游神助陆凤阳娶亲，此乃姻缘前定，非他人可左右。这样的处理方式，其结果是，一方面宣扬了因果报应，从而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另一方面，将世间的一切事物变化都归结到因果报应上来，淡化了故事本身所拥有的悲剧色彩，抽空了小说本身所含蕴的深邃思想，令世人沉醉于前世今生的命运劫数而不醒。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的思想起到了一种精神麻醉剂的效用。#p#分页标题#e#
不过，十九世纪历史小说的读者绝大部分还是下层平民，其审美情趣及思想旨趣与正统观念存在相当的距离，历史小说家在创作时，必然要考虑到下层平民的审美情趣。这其实涉及到历史小说的另外一个功能，即给读者提供消愁解闷的机会。这便给历史小说家出了个难题，一方面，他们从历史小说的教化功能出发，希望达到“经传微辞奥旨”的目的，如余邵鱼《题全像列国志传引》云:“且又惧齐民不能悉达经传微辞奥旨，复又改为演义，以便人观览。庶几后生小子，开卷批阅，虽千百年往事，莫不炳若丹青;善则知劝，恶则知戒，其视徒凿为空言以炫人听闻者，信天渊相隔矣。”［3］(P861)另一方面，他们也注意到历史小说的娱乐功能。酉阳野史《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云:“夫小说者，乃坊间通俗之说，固非国史正纲，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愁，以豁一进之情怀耳。……今是书之编，无过欲泄愤一时，取快千载，以显后关赵诸位忠良也。……人间日演而不厌，内百无一真，何人悦而众艳也?但不过取悦一时，结尾有成，终始有就尔。诚所谓乌有先生之乌有者哉。大抵观是书者，宜作小说而览，毋执正史而观，虽不能比翼奇书，亦有感追踪前传，以解颐世间一时之通畅，并豁人世之感怀君子云。”［17］(P171)张芬敬《纲鉴通俗演义叙》亦云:“然于初学观史者，令其入门，则此书不啻为之蒿矢。且言不尚文，语皆从俗，无论妇孺，皆能通晓。若以之消愁排闷，即能举数千载之掌故，了然于心目，不亦快哉!”［3］(P1072)十九世纪历史小说家意识到，在自我教育的过程中，下层平民依然会有对娱乐性的强烈需求。这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将帝王生活娱乐化。
明代的历史小说尤其是历史演义，以政治、军事问题作为小说的重心，因而对日常生活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小说家亦不会对帝王私生活给予过多的留意。但清代中期的历史小说，明显有将帝王生活娱乐化的倾向。如《北史演义》中，作者便敷衍了北齐皇帝高欢与其他女性的一系列风流韵事。这一趋势在十九世纪的历史小说中呈现出清晰的印记，其中的代表作品有《双凤奇缘》、《大明正德皇江南传》、《前明正德白牡丹传》等。《双凤奇缘》以历史上的著名美女王昭君的故事为主线，敷衍了昭君与汉王的爱情故事。《双凤奇缘》虽属历史小说，却遵循了才子佳人小说的几种叙事惯例:第一，才子佳人往往一见钟情，并历经磨难，最终结成眷属。如王昭君与汉王的故事。第二，奸臣当道，往往使才子佳人故事横生波折，并使国家利益受损。如奸相毛延寿加害昭君，引领番王攻打汉朝等。第三，君王昏庸无能的结果是良将忠臣郁郁不得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更突出的特点是将政治事件与风流韵事联系在一起。如匈奴番王只因觊觎昭君的美色而大兴干戈;汉王因想念昭君而茶饭不思;昭君之妹赛昭君因姐屈死番邦，誓为其报仇，遂促汉王御驾亲征，直捣番城。《双凤奇缘》意在叙昭君与汉王之爱情，但其穿插忠奸斗争与军国大事，容易给读者一种错觉，似乎历史上的军国大事乃肇端于男女之间的争风吃醋。这种将历史事件简单化与男女情事化的倾向在满足下层平民审美情趣的同时也传递出他们对历史事件的识见有限。
三、微醒———历史小说的兴亡之感与小说家的焦虑心态
十九世纪历史小说最大的不足是，小说作家与读者共同沉醉在一个虚幻的太平盛世里，而缺乏对现实生活的强烈关注。本来，以《三国演义》为肇端的历史小说，融兴亡之理与忧患意识于一身，传达出天下太平的美好愿景。但这一创作模式并没有在十九世纪的历史小说中得到很好的贯彻，而是滑向以趣味性为标志的世俗化与以道德劝惩为中心的说教化的“深渊”。甄伟《西汉通俗演义序》云:“言虽俗而不失其正，义虽浅而不乖于理;诏表辞赋，模仿汉作，诗文论断，随题取义。使刘、项之强弱，楚、汉之兴亡，一展卷而悉在目中;此通俗演义所由作也。……较之稗官小说，此书未必无小补也。”［3］(P878)许宝善《南史演义序》云:“夫有此国家，即有兴替。而政令之是非，风俗之淳薄，礼乐之举废，宫闱之淑慝，即于此寓焉。其兴也，必有所以兴;其亡也，必有所以亡。如是而得者，亦如是而失。影响相随，若报复然，阅者即其事以究其故，由其故以求其心，则凡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胥于是乎在。”［7］(卷首部分)《西汉通俗演义》、《南史演义》等小说，重点描述了有关朝代的历史嬗变，可使读者“知其兴亡治乱之故”，总结一些有益的历史教训。不过，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他们并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盛衰之理与兴亡之道。蔡元放《东周列国志序》云:“盖稗官不过纪事而已，其有知愚忠佞贤奸之行事，与国家之兴废存亡，盛衰成败，虽皆胪列其迹，而与天道之感召，人事之报施，知愚忠佞贤奸计言行事之得失，及其所以盛衰成败废兴存亡之故，固皆未能有所发明，则读者于事之初终原委，方且懵焉昧之，又安望其有益于学问之数哉?”［3］(P868)进入十九世纪，随着历史小说世俗化的进一步发展，历史小说对盛衰兴亡之理的关注变得淡漠起来。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国家之兴废存亡”毕竟离他们的生活较远，因而不会给予特别的关注。
然而，随着十九世纪中国内忧外患的逐步深入，对时局敏锐而焦虑的小说家的忧世心态也在历史小说中呈现出来。其突出的标志，是对外患内忧的广泛“书写”。十九世纪的历史小说，几乎都涉及到外敌入侵与农民暴动。应该说，外敌入侵是历史小说无法回避的主题。如《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后宋慈云走国全传》、《双凤奇缘》中，均不约而同地涉及到异族番邦的入侵犯境，给中原政权造成极大的威胁。前三部小说，均以北宋时期为背景，分别叙北方辽国、南方南蛮王及西夏对大宋王朝的侵犯。后一部小说，则写的是东汉汉明帝时期的事件。这些故事所发生的时代，毫无例外均是中原政权积贫积弱的时期，故而容易遭受外敌的入侵。
十九世纪的历史小说作家，之所以将目光投向这些朝代，尤其是宋代，实在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时代，与几百年前的宋朝有着惊人的相似。同样的内忧外患，同样的积贫积弱，令他们焦虑万分。不过，他们的这种焦虑，还没有脱离开历朝历代少数民族对中原侵犯的思想模式，而最终外敌的失败，则表明了他们依然沉浸在天朝大国的虚幻中做着春秋大梦，而“其时欧人之力又侵入中国”。［18］(P204)此外，对农民暴动的描写也不绝于缕。历史小说多从“正统”立场和观念出发，对农民暴动给予否定评价，称之为“流寇”或“反贼”。如1824年由啸月楼刊印的《末明忠烈传》，便充满着对李自成等人的“人身攻击”。而《玩寇新书》中更是对农民暴动而引起的满目“疮痍”心怀焦虑。这样的焦虑并非偶然，而是十九世纪上半期动荡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事实上，清代民间秘密宗教策动的农民暴动和起义，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次数与规模上，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特别是清中叶以来的几次农民起义，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王伦领导的山东清水教起义，嘉庆元年(1796)刘之协、王聪儿、姚之富领导的川陕楚白莲教大起义，嘉庆十八年(1813)林清、李文成领导的直鲁豫天理教起义。尽管历史小说家对农民暴动与起义充满仇恨，那些反抗朝廷的“逆贼”毫无例外地被镇压或被招抚，但通过这些事件的描述，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社会黑暗导致官逼民反的事实。《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第5回叙饥民造反事件:正德六年，庚午夏四月，陕西兴安府石泉县白花村王寘鐇造反，起因是石泉、紫阳、白河三县，米谷腾贵，黎民窘甚，粒米如珠，民心思乱。虽然作者对王寘鐇造反语多贬斥，但客观上也反映了天灾人祸给百姓造成的灾难。《永庆升平前传》中，被称为“海晏河清”的康熙朝也并不太平，坑蒙拐骗，打杀抢劫，民不聊生。可笑的是，康熙竟然会感叹于遇到乞讨之人，因为在他看来，“各省大吏年年进奏，五谷丰收，我辇毂之下，谁知也有乞讨之人”!这种微含讽刺的话语扯下了“康乾盛世”华丽的伪装，对社会黑暗的现实予以清醒的披露。#p#分页标题#e#
除对内忧外患的关注外，历史小说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出对帝王的批判。这一批判，首先表现为帝王的用人不当。《后宋慈云走国全传》第35回曰:“在徽宗之世，初登大宝入继江山，前政可称清美。后十载时信用奸佞，大兴土木，万民不安，苦于征役聚敛，天下困穷而金兵兴扰。”一旦信用奸佞，国家便会遭受外敌的侵扰。《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最后一回，作者何梦梅总结道:“可见正德初时，被刘瑾蒙蔽，遂至事事乖张，得梁储一班忠良辅之以正，遂至上回天心，下慰民望。总之用贤则兴，用奸则败，理所当然，使后世之人，足为炳鉴。”“用贤则兴，用奸则败”，由此可见帝王用人的重要性。其次，还表现为对帝王无能的讽刺。《双凤奇缘》第69回:“皇后听说，暗笑汉王这等软弱，还治什么天下，管什么万民，怪不得番王屡欺中国了。”饶云凤《双凤奇缘图叙》云:“君臣遇合为缘，而社稷安危，用文用武，全赖于二女子者，奇。龙凤作配为缘，而姊妹忠贞，或离或合，共收名于一君者，更奇。”［19］(卷首部分)国家大事，君王一事无成，全赖两个年轻的女子，这便俨然是讽刺君王的无能了。最后，还表现为对帝王好逸贪色的批判。何梦梅《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自序》云:“以好侈乐游为心存，不以江山为重，遂至群魔为出，社稷几至倾危。”［20］(卷首部分)柱石氏《白牡丹小序》亦云:“说乎其中，具有忠孝廉节之可风，邪慝谬色之足戒，岂无有裨于世道人心乎?……所异者，以民家两个女子，而上入君王之梦寐;以堂皇一代天子，而下等众庶之嬉游，卒至于同州劫驾，黄虎拘幽，使非有李梦雄、英国公、定国公之保驾，则正德之为正德，不知其何如也?岂不可奇!岂不可笑!岂不可戒!孔子曰:‘戒之在色。’信然。”［21］(卷首部分)言下之意是，如果君王一味“以好侈乐游为心存”，其结果必然是国家危在旦夕。
这些对帝王的批判，其实都与君王的德行密切相关。《永庆升平前传》中，“天地会”的首领小耗神余四敬说:“天下人人有份，唯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这话出自“反贼”之口，自然不能为正统观念认同。不过，其潜台词却是显而易见的，即无德的君王会忠奸不分，令国家动荡不安。事实上，历史小说中的众多奸臣，之所以能够迫害忠良，飞扬跋扈，主要便是因为君王充当了他们的保护伞的缘故。不过，历史小说中的君王还没有无德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他们最后大多还是“改邪归正”，表彰了忠臣，惩处了奸佞，从此国泰民安，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这种处理方式当然与史实多有不合，但却真实地反映出小说家们对君王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他们痛恨于君王的懦弱与偏信，另一方面，又将皇帝的过错归咎于奸臣当道，蒙蔽圣听，减轻了君王的压力，消解了读者对君王的憎恨，从而保留了君权神圣不可侵犯的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