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浅析现实主义历史文学，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在歧义迭出的现当代历史文学评论和研究中，创作方法往往是彼此论争的一个结穴所在。君不见八十年代初郭沫若历史剧大讨论中，围绕着郭剧的真实性问题，肯定者如王瑶，否定者如曾立平山，人们意见的严重对峙都无不可从创作方法那里找到答案。我这里无意对郭沫若历史剧进行具体的评析，只是想强调指出:历史文学创作既受一定历史生活的制约(在大关节上与历史保持“异质同构”的联系)，更与作家的创造主体密切相关。而就作家主体方面而言，这之中创作方法又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作家在进行艺术创造时，无论他是否意识到，总是要按照一定的规律去完成自己的艺术实践。而创作方法，顾名思义，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为达到艺术反映和表现历史生活的目的所运用的方法，它是人类在长期艺术活动中不断总结积累起来的带有规律性的实践手段。正因此，所以不同的创作方法往往规定和影响了作家不同艺术(真实)形态的创造，我们是不可以将它们简单地混为一谈，更不可以搞扬此抑彼或抑此扬彼的人为褒贬。实践表明，现实主义历史文学与浪漫主义历史文学本无轩轻之分，它们在价值上是平等的。
一现实主义的历史文学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按照恩格斯的定义，那就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种创作方法，提倡冷静细致地观察历史对象，依照历史的本来面貌进行描绘，它的最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客观性。一般说来，现实主义历史文学作家就其哲学观来说，并不都是唯物主义者，但创作方法所致，使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面向历史，从历史实际出发，力图真实地再现客观历史的真实画面。托尔斯泰说他自己《战争与和平》的创作，“不是以幻想为基础，而是以确凿的历史资料为依据。’，②他甚至声言他的创作可以在“历史”的封面上毫无愧色地写上这样的题辞:“我无所讳言。’心茅盾先生在他的《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一文中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他反复强调历史文学“既然取材于历史，那就正像他创造一件取材于现代生活的作品一样，他不能不忠实于历史，正像他写现代生活的作品必须忠实于生活。”依他看来，“真实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揭示历史矛盾的本质，那也就达到了历史文学的最高真实。这些，都很典型地道出了现实主义历史文学的基本观点。
由于强调文学的客观性，强调按历史本来的面貌反映历史，因此现实主义历史文学都非常尊重和忠于历史真实，把它摆在一个首要、突出的位置加以对待，从不因艺术真实的需要对它进行随意怠慢或鄙薄。现实主义作家，总是执著于艺术对象与历史原型之间的密切血缘的对应关系。巴拉伊卡等人在论及捷克近代历史小说时指出:现实主义历史小说“首先是历史事实的准确性与真实性，这就必须以认真细致的研究为前提。现实主义历史小说家已不能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对待历史现实(事件与人物)，而必须尊重史实，这就必须了解各种类型的史料，因为现实主义要求真实地描写时代与环境，不仅在整体上，而且在细节上也应如此。’，(t蒋和森同志也认为现实主义历史小说，“除了必须具有通常的生活的真实和人的心理感情的真实以外，还必须严格地忠于历史事实;虽是细节，也最好力求言之有据。”至于作为文艺作品所不可缺少的想象或虚构，亦“只能在史实所规定的范围内发挥想象，不能借口是小说，就任意编造出不合历史事实的故事，特别是与明文记载相违背的故事。’，(0所以出现在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人物或事件，虽非悉按史载，不可能不掺有不少艺术虚构的成分;但主要的基本的描写皆信而有据，严谨史实，与历史原型非常吻合，甚至一些次要细节，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就难怪现实主义的历史文学常常具有“历史的形象教科书”之美誉。也必须地决定了它的创作显得特别艰难，在写作之前，都要深入历史，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史料的搜集和研究，不能有丝毫的马虎。现实主义，它绝不是靠一时的情感冲动或聪明机巧所能奏效的。
现实主义不仅严谨遵循历史真实，特别重视艺术与历史原型之间的姻缘联系，而且在处理题材对象的过程中，尽力剔除主观臆想的成分，按照“具有因果联系的社会生活现象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历史观点来进行综合表现。具体到人物形象塑造，其显著的特点就是像普希金在处理普加乔夫一样，将人物安置在十八世纪俄国这样一个特定的现实环境中，通过“普加乔夫和他的‘将军大人们’的全部心理活动和阶级自觉，不可分割地同产生他们的社会环境、同具有威严壮丽的诗意的起义暴动的自发势力融合在一起”，在人物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刻画普加乔夫的思想特征，“探求并解释如此出类拔萃的性格和如此伟大的个性产生的原因”。这样，就使得现实主义作家笔下的人物性格不但都有非常确定而具体的社会内容，而且环境对人物性格产生的制约作用，还有效地“赋予他们以自然本色’，⑦。人物也因此显得具体实在，真实可信。正因这个原故，所以苏奇科夫才论断道:“要了解和再现主人公的个人命运，遵循现实主义方法的艺术家就不能不研究主人公在其中活动的社会环境的全貌，研究它的主要发展途径和发展趋向，以及环境对主人公的影响。’，⑧另外的捷克理论家巴拉伊卡等人也指出:现实主义的历史文学在艺术上的最明显标志，“就是典型化的艺术。这种艺术能创造出在保持个性的同时具有普遍性的人物形象，他们体现着同一社会阶级或阶层或集团的众多人物的特征。”叭清况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对现实主义历史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当然也应该相应地采取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整体联系进行把握的批评原则即典型化的批评原则。一切就事论事，孤立地抽出一些个别事实的作法，都是不可取，也是不应该的。
现实主义历史文学的上述特征，常常招来这样那样的非议。这其中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现实主义既然重视客观历史真实，那么就不可能有作家的主观作用;即使出现具有主观作用的描写，那也是非现实主义的。这种批评显然不符合事实，它是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混为一谈。真正的现实主义，不仅不排斥而且非常重视作家的主观作用，无论从创作过程还是从创作结果来看，它都是反映和创造的辨证统一。从文艺心理学角度讲，诚如前述，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首先要把历史对象摄入自己心里，在同化消融的基础上把它内化为心理历史，嗣后再加以艺术再现。这种创造物既是历史生活的审美反映，又是新的历史;它似历史又不是原来的历史，内中已包含了作家种种主观因素的新的创造。蒋和森说严格忠于历史事实，是就历史文学有别其他一般文学应有的属性特点而言的，他并没有把历史文学创作等同于“镜子”，看成是按史敷衍;而且一切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也从不在自己的创作和历史之间划等号。他的《风萧萧》、《黄梅雨》在再现唐末农民起义的历史时，凡是写得精彩的，如王仙芝悲剧、郑败清廉卫道等等，都鲜明嵌入了作家自我的主观感情色彩。同样道理，上面数次提到的巴拉伊卡等人，他们在谈捷克历史小说时虽十分强调历史文学不仅从整体而且在细节上最好也都力求真实准确，但却丝毫无意否定作家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他们对捷克现代著名历史小说家伊拉塞克的评价，就明确写道:“伊拉塞克是自觉的现实主义者，对他来说，历史的真实性高于一切;但同时他又是这样的艺术家，很善于将娴熟的叙事艺术的激情灌注在编年史所涉及的时代与历史事件之中，善于使我们对陈旧的故事情节感到亲切，使死去的人物形象具有生命力。’，⑩颇有意思的是伊拉塞克本人，他在回答一个祝贺他六十寿辰的代表团时说:“我竭尽全力来复活我国的历史，使之接近更明朗的观点，更为人所理解。我不是一个只盯着过去，不关心现时期本民族的艰苦搏斗的梦想家。正由于我全心全意参与这一斗争，所以感到有必要回溯过去，因为不了解昨日，就不会充分理解今天。⑩这些事实可以说是对现实主义非难者的颇好批驳。当然，由于现实主义采取从客观的角度来再现历史的方式，这就规定了作家不能在作品中直接出面表态，要求他在艺术描写过程中注意抑制自己的主观情态，使之有机渗透在情节和场面之中，将主观感受客观化。对于现实主义来说，客观性总是第一位的，作家主体的位置首先要服从生活本身的逻辑。这一点，我们也是需要指出的。可知现实主义历史文学创作虽然同样有“我”，但其主体位置的规定毕竟是远置的，隐蔽的。#p#分页标题#e#
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现实主义历史文学源远流长，贯穿世界文学史的始终，并随着创作经验的积累不断趋向完善成熟。在西方，被尊为“历史小说之父”的司各特，他的艺术描写便鲜明地具有现实主义一类特征。例如用写实的手法描写社会背景、民情习俗，甚至连衣冠服饰也要做到务真求实，纤毫毕现。又如对人物思想性格的把握，颇富客观定性和鲜明的时代个性。特别是其中所写的武士，虽缺乏内心心灵的细致刻画而显得不免平面单薄，但他们却生动活泼，真实可亲，的确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们既不像蒙泰涅所怒责的“嗜杀的任性”的武士，也不是塞万提斯所挖苦的“莽撞”的武士，而是既勇敢又仁慈、敛时如处女、发时如雷霆的真正的武士，是不可重复的。所以难怪赫尔岑把他称之为是“一位抱着异常冷静的态度来讲述骇人听闻的刑事案件的法院书记官。’，@司各特之后，西方现实主义历史文学蓬勃发展。到了19世纪中期，随着批判现实主义思潮影响，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他们在思想内容上突出加强了对人民生活、人民命运的关注，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上更精细、更娴熟。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哈吉穆拉特》、狄更斯的《双城记》、萨克雷的《亨利•艾斯德芒的历史》、福楼拜的《萨坡兰》、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等，都表现了现实主义的深刻性和精确性的特点。在我国，现实主义历史文学也一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三国演义》、《桃花扇》、《鸣凤记》、《清宫谱》等古典名作，大多都是现实主义的。甚至咏史诗这类抒情性作品中，据事直书，重视史实陈述即被有些论者定名为“史传型”(台湾•张火庆)的，也占有相当的比重。这无疑与司马迁的“实录”原则影响直接有关。到了现代，战事频繁，环境酷烈，所以现实主义也就更具有迅猛发展的合适土壤。鲁迅、茅盾、郑振铎、李勃人、阳翰笙、陈白尘、夏衍等人的作品，就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赋予现实主义历史文学以新的生命内涵，从而不仅与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直接接轨，而且有的还成为社会主义新型历史文学的一个重要表征。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今天，上述的现实主义不但在内在精神上同时还在具体的方式方法上继续深深地影响我们许多作家的创作，如颇得好评乃至获奖的一批历史剧《曹操与杨修》、《秋风辞))(周长赋)、《魂断燕山》(洪川等)等，就明显具有这种意向。在这里，剧作家们自然也大胆借鉴吸收了一些新的表现手法和技巧，但就其总体而言，他们所采用的主要仍然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即通过环境和人物关系的描写来达到对封建政治文化颇有深度的批判。这可能是由于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注重细节和社会关系描写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原本就适合于以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为主旨的作品的创作。西方也有类似情况，如法国当代夏布罗氏的历史小说《上帝的狂人》、《受难者》，他的艺术描写虽然反传统的味道很浓，但又没有超出现实主义的大框架并兼用了象征主义。夏氏在1972年说，他依然相信巴尔扎克精神和左拉精神为基准的传统作法，可称为发展的现实主义。他自己就将其标榜为“现实主义”。这也说明现实主义对历史文学来说，并没过时，它在今天仍有其不衰的生命力。当然，现实主义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一一我指的是在范式领域内的丰富和发展，即有限制的丰富和发展，而不是漫无边际地开发到无所不在，成为其它诸种方法系统的“大杂烩”。如果是这样，那么照样可以创造出新颖深刻、受人欢迎的好作品，就像《曹操与杨修》、《上帝的狂人》、《受难者》一样。
二浪漫主义的历史文学如果说现实主义历史文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客观性，那么浪漫主义历史文学的最大特点便是它的主观性。持此创作方法的作家在反映历史生活时，不再把具体实在的客观历史放在第一位，而是把自我主观感情的抒发和作家理想模式的表现视作根本;传奇的故事情节往往与客观历史拉开距离，鄙弃感性而沉溺于幻想则使精神提升、回返到它本身。郭老说:“我自己的态度，对于古人的心理是想力求正当的解释;于我所解释的古人的心理中，我能寻出一种不能自己的表现。”又说:“我要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⑩这很形象地道出了浪漫主义历史文学观的特点。因此，浪漫主义与其说面向历史还不如说面向自我。它也不大严格地遵循历史真实，忠实地再现古人的身影;作家的本意不在这里，在这方面他还有另一件工作要做。正如意大利浪漫主义作家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在《论历史小说》一文中所指出的:“然而，还有一件别的工作一一在某种意义上说更重要的工作-一需要去做:描叙那些应该发生的事儿，使这些事儿显得更加富有趣味和更令人惊奇。啊，诗人，这就是您的职责。为此，您应该在描写的事件的各个部分之间进行选择，淘汰那些不符合您的特殊的、崇高的意图的部分，改造那些您认为应该很好地保留的部分;您将会遇到阻碍事件展开的种种困难，您自然也会寻到克服这些困难的力量;您必须虚构各种遭遇、图谋、激情和重要的或不太重要的人物;您还必须设计事件走向结局的道路。’，⑩所以，浪漫主义作品常常以极度夸张的笔法和奇特的想象，把人们引向瑰丽神异的艺术世界。这一点，只要我们有兴读一下塞万提斯的《努曼蒂亚》中全城居民集体自杀以及法玛神的出现，雨果《欧那尼》中美人爱强盗不爱国王以及由些展开的冲突等情节场面，那么就会对此倍感弥深。
浪漫主义的主观性，决定了它的人物塑造的情感化和理想化。现实主义作家塑造人物虽然也赋予情感和理想，但那不过是融情于人，将理想历史化;而浪漫主义则不然，它是以情写人，按作家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来拥抱历史对象。真正的浪漫主义作品，不管是叶卡捷琳娜、梅格兰(大仲马《亨利三世和他的宫廷》)，还是欧那尼、素儿(雨果《欧那尼》)，不管是屈原、掸娟(郭沫若《屈原》)，还是关汉卿、朱帘秀(田汉《关汉卿》)，作家的情感和理想不但渗透在形象的塑造中，而且还常常溢于言表，像是作品有限的形式无法容纳似的。所以，一般说来，浪漫主义历史文学中的人物，总是经常不断地出现抒情独白，有时候它简直成了作家宣泄自我的“抒情载体”。就像别林斯基在谈到席勒的《强盗》时所说的:有人指出，“当卡尔.摩尔向一伙强盗讲到父亲的时候，在他整段冗长的独白中，一个人处于那相同的情况下，只须两三句话就够了。照我看，他连一句话也不用讲，只需默默地指一指父亲就够了。可是到了席勒手里，卡尔却说了许多话!虽然在他的话里，一点玩弄词藻的影子都没有。问题在于:在这里说话的，不是人物，而是作者。#p#分页标题#e#
浪漫主义历史文学虽然重视主观情感真实，但它与主观论和唯意志论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遗憾的是在相当久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的理论批评者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用现实主义这把理论尺子去衡量，于是就有意无意地把浪漫主义贬抑得很低，甚至看成是主观随意、胡编乱造的代名词。前些年曾立平的《评历史剧创作中的反历史主义倾向》一文，‘吵全盘否定郭老历史剧的真实性以及它的思想艺术成就，给它扣上“反历史主义”的帽子，恐怕就是这方面的典型的例子(自然这篇文章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对它的价值我们不可一概否定)。其实，作为创作方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都是合理的存在。现实主义可以致真，浪漫主义也可以致真，从真实的构成形态来看，它们彼此本无优劣高低之分的;因为它们都遵循艺术典型化的原则，所不同的只是美学原则和具体的艺术途径、手段有所差异而已。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历史文学应该是多元的，要允许不同流派、倾向和创作方法的并存。既然是多元的，那么我们相应也就应该具有多样的批评标尺，而不能用现实主义包打天下，更不能拿它来衡量、评价浪漫主义以及其他的创作方法。要知道，浪漫主义作为反对唯理性的古典主义思潮而出现的乍初，它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特别爱好于从历史中寻找题材，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去向去探索社会的道路，因而往往能够显现出强烈的历史感来。从渊源关系角度审视，它可能比现实主义与历史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人类历史上的优秀历史文学作家，属于浪漫主义的为数也不少。中国现代除郭沫若外，还有曹禺、田汉，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与鲁迅、茅盾等现实主义历史文学作家如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一直互为辉映，产生巨大深刻的影响。西方历史文学尤其是历史小说这一品种，由于起源于极具幻想色彩的荷马史诗，又受到中世纪充满浪漫情调和神秘气氛的历史传奇以及哥特派小说的影响，在艺术审美上明显体现了将历史神化的倾向，所以，更与浪漫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那里早期的历史文学作家，几乎全是浪漫主义者。歌德、席勒、雨果、梅里美、大仲马、普希金等人不必说，就是连巴尔扎克的《朱安党人》也都呈现浪漫主义特色。一直到批判现头主义盛行，不少作家在其现实主义骨子里仍时而闪现浪漫主义的异彩。像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等作品就是典型的例子。历史文学是由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共同创造的。没有绝对的现实主义历史文学，也没有绝对的浪漫主义历史文学。说这是现实主义历史文学，那是浪漫主义历史文学，也只是相对而言。就说司各特吧，我们上面说他的艺术描写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然而，他的作品何尝不同时包孕浪漫主义成分。特别是像《黑侏儒》、《修道院》、《十字军英雄记》、《帕斯的美女》等作品，浪漫主义因素超过了现实主义因素，不仅“叙述历史的浪漫的逸事，是传奇主义的精神”(茅盾语)，而且笔法纵横态肆，奇诡神妙。严格地讲，真正优秀的作家，都是具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因素。所以，贬损浪漫主义，实质上也包含着对现实主义的贬损。郭沫若在四十年代曾经发出这样的感啃:“中国从前也发生过公式主义的偏向，大家无批判地鄙视浪漫主义。我便是被指为浪漫主义者而加以歧视的。……本来文艺上的各种主义并无优劣之分，要看你的内容如何。而且各人的气质也不尽相同。”他希望文坛能“给予作家以更宽阔的天地和自由。……他适宜于浪漫主义的，就让他写浪漫主义的东西，他适宜于现实主义的，就让他写现实主义的东西。不要拿什么公式或圈子加以范围、限制。’，⑩郭老这些意见，是根据文艺创作的规律和特点而提出的，至今仍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即此，我们不难得出对浪漫主义真实一味进行贬抑，或只承认现实主义真实而摈弃浪漫主义真实的批评作法，实在是有失公允，不近情理的。浪漫主义之真与现实主义之真一样，它的价值取向上是完全平等的。
为什么浪漫主义的历史文学创作备受歧视贬抑呢?让我们的探讨再进行下去。从历史角度考察，我认为主要有这样三方面原因:(l)中国是个文明悠久的历史古国，长期以来史学的地位很高;(2)中国人也求实尚实，像罗马人一样，“是一个最讲实际”的民族(朱光潜语);(3)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受儒家所谓“温柔敦厚”、“怨而不怒”、“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诗教说的影响很深，而浪漫主义历史文学崇尚主观真实，不那么看重客观真实，作家在艺术表现时往往直泄情感，奔纵不羁，这是有悖于尚实的传统习惯和“诗教”规范的。所以，这就无形中对浪漫主义滋生一种排斥力，招致这方面的历史文学作品及其艺术形态一般都受重视不够或评价不高的待遇。从现实原因看，长时期以来“左”倾幼稚病独尊现实主义，将现实主义等同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把包括浪漫主义在内的非现实主义视为非革命或反革命文学，恐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譬如郭老，他在发表上述正确主张的40年之前的世界观转变过程中，就曾明显地表露了这样的观点。他说:“在欧洲今日的新兴文艺，在精神上是彻底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新文艺，在形式上是彻底反对浪漫主义的写实主义。”他认为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后，现实主义“要算是最新最进步的革命文学”，而“浪漫主义的文学是已成为反革命的文学”，并提出“对于反革命的浪漫主义文艺也要取一种彻底反抗的态度。’，⑩从这里可以看出，郭老在表示同情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文学时，却同时把思想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与艺术上的不同流派、不同风格混为一谈，把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简单地对立起来。事实上，郭老也运用过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历史文学创作，如《南冠草》;但该作内容倒是革命的，艺术成就却大不如《屈原》等浪漫主义杰作。他早年的《孤竹君之二子》的写作，原先想采用现实主义的方法，“照史事按实发挥”，后因缺乏真实的生活体验而改用浪漫主义方法，才取得较好些的艺术效果。这说明，创作方法如他前面所说，还有个与作家“各人的气质”相适应的问题。也许意识到这一点，郭老在以后的历史文学创作中才逐步回复到浪漫主义轨道上。有意思的是，即使如此，他还一直耻于谈浪漫主义，怯于谈浪漫主义，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直到1958年读了同志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文中，才第一次公开大胆地承认自己是浪漫主义者:“在我个人特别感着心情舒畅时，是同志诗词的发表把浪漫主义精神高度地鼓舞了起来，使浪漫主义恢复了名誉。比如我自己，在目前就敢于坦白地承认: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这是三十多年从事文艺工作以来所没有的心情。”这里他所说的，也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对浪漫主义造成贬抑的客观事实。#p#分页标题#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