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叙事战略，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我国当代女作家迟子建书写中国东北鄂温克族人题材的作品，通过鄂温克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讲述了的自己一生的经历，从中折射出鄂温克人近百年的生活史。本文应用女性主义叙事学理论和原型理论对作品进行解析，旨在说明这部女性作家创作作品体现出的女性努力对传统文学模式，以及对由传统神话中折射出来的男权社会意识形态所作的改写和颠覆。
1.女性叙事话语的建构
全文的行文结构是采用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讲述，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讲属于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这是第一人称内视角中的由于“我”对往事的回忆采用的回顾性叙述。这种视角相比第三人称叙述中的“外视角”的旁观眼光在感情态度、可靠性、视觉范围等方面有一定差异，由于“我”也是故事内的人物，因而眼光也往往较为主观，带有偏见和感情色彩，不如故事外的叙事者冷静、客观、可靠。但正因此使得文本中洋溢着女性的温情和细腻，带有女性特有的感知方式和形象思维，在艺术上更具情感表现力。在作品中叙述的是现时的情景，同时在回忆中也呈现出“我”过去经历事情的眼光，如“我”和父亲猎堪达罕时的狩猎过程的描写，以及“我”迷山时遇到黑熊时的描写，就是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特有的双重聚焦，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指出：“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一般来说都是回顾性的叙述。……在这一类型中潜存两种不同的叙事眼光：一是被追忆的‘我’从现在的角度追忆往事的眼光，二是被追忆的‘我’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前者通常被研究者视为“外视角”，后者被视为“内视角”。二者的区别在于：“可体现出‘我’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对事件的不同认识程度，它们之间的对比常常是成熟与幼稚、了解事实的真相与被蒙在鼓里的对比。”[1]因为有这两种叙事眼光的交替，前者由于是老人的经验视角能够给读者更理性、客观、权威的感受，同时能够有效解决有限视角的局限，例如男人们等带着叫鹿筒外出打野鹿时，对安道尔误当成野鹿被枪杀过程的只能是作为故事人物的我事后知晓的，而对整个事故发生过程的描写和叙述很明显经过了作者的想象和加工下描述的。而后者给我们呈现了更为真实的鄂温克人的生活场景。
从文本中不难看出不同于官方话语的族裔历史书写，而是转向个人性经历，通过“我”一个女人在氏族的日常生活中身体和心理的体验，比如女萨满妮浩、“我”的姑姑依芙琳、玛利亚等一系列的女性形象呈现了女性的鲜明个性，由于所处具有原始公有制的生产方式的氏族社会，女性的主体地位与当今女权运动所体现的女性地位是不一样的，女性意识的触角超越了社会文化层面，打造了一个纯粹的女性空间，体现了性别认同感。
2．人物观--透过女性原型看女性的地位和身份意识
在叙述学中，人物观分为“功能性”和“心理性”的，“‘功能性’的人物观认为人物的意义完全在于人物在情节中的作用，而‘心理性’的人物观却认为人物的心理或性格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2]由于文本是民族性的个人史书写，故作品中的人物具有心理可信性或心理实质的“逼真”的人，通过行为来揭示或塑造人物性格，而不是仅仅为了推动故事情节的“功能性”的。在文中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以及与萨满教万物有灵观相联系的生死观和自然观，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现代文明的双重挤压中生存的鄂温克人口锐减，女性处于原生态的主体独立的地位，她们的意识里没有男权，没有利益之争没有被压抑的经验，女性作为氏族的一份子劳动、生活，为整个氏族的生存自发主动地生存。
在文本中，多次反复出现了与女性生育和养护经验相关的河流、火种、象征生育的风声原型。风葬、树葬等与大地女神的死亡、死而复生的原型意义密切相连，“我”时常到河流边的岩石上用泥土画岩画，我作为一个记录者，用自己的方式记录自己的内心，来表达内心的寄托和情绪的同时也记载了氏族变迁中的变化。就像“我”所说的，“贝尔茨河支流的阿娘尼河畔的岩石画……是我们的祖先利用那里深红的泥土，在岩石上描画了驯鹿、堪达罕、狩猎的人、猎犬和神鼓的形象。”[3]在我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留下许多处岩画之前祖先的画是尚未发现的，河流有母亲的原型，“我”对额尔古纳河流的第一次认知是冬天打不到猎物到额尔古纳河凿冰捕鱼。在天时不利的冬天，是河流养育着氏族。处在北部生存在漫长冬天的民族，而依芙琳告诉我祖先诞生的拉穆湖（勒拿河的上游）是没有冬天的，永远是春天。在“我”的生活经历中是无法理解的，关于拉穆湖祖先的传说正是氏族对富有生育女神的春天的向往，对民族延续的一种信念。依芙琳为医治泥浩唯一留存下来的儿女之一玛克辛姆中死去的。在文中尖酸刻薄的、有强烈的报复欲、喜欢做出预示出不幸给他人带来恐怖心理的依芙琳，却在延续氏族新生命中牺牲了自己。“我”的画家孙女依莲娜归于额尔古纳河的支流--贝尔茨河。根据人类两大原型特征，“与容器象征具有根本关联的元素包括大地和水。能容纳的水是生命是原始子宫，无数神话人物都由它诞生。”[4]河流对于依莲娜折返于城市与山乡之间无法安定的灵魂是一处永恒的栖息地。而河流的母亲原型特征在作品中女性形象身上也体现得十分充分。
火种是象征女性地位的原型。“我”新婚的时候母亲达玛拉送我的新婚礼物是一团火，火种虽然可以作传承民族传统的解读，同时也是女性原始地位的象征。火种在鄂温克人生活中是在他们居住的希楞柱里的中心位置的。达玛拉失去了两个女儿，依芙琳的儿子金得在新婚上自缢、玛利亚的儿子达西失去了选择了自杀，杰芙琳娜选择了殉情，拉吉达死后“我”早产的死婴，病痛和严苛的生存环境使得非自然死亡成为弥漫在氏族上空的阴云，妮浩作为萨满有更是一次又一次失去自己的尚未成年的儿女。“女性的主要象征表现就是容器。…身体即容器乃是人类的普遍经验。”[5]身体等于容器这一原型等式，对于理解神话、象征和初民的世界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妮浩成为双重的原型载体，作为女萨满，她是作为超自然力量形象的女人。因而妮浩是作为精神变形的超自然力量的女性原型。妮浩成为新萨满的请教仪式，“妮浩那天仿佛是又做了一次新娘。”[6]请教仪式也体现了妮浩的一种新的身份--女祭司在仪式中的诞生。另一方面，在失去儿子果格力、耶尔尼斯涅及女儿交库托坎，为救吃鹿肉不省人事的汉族少年失去腹中胎儿。接二连三失去自己的孩子让妮浩痛不欲生，对她而言生育意味着失去，是一种恐惧。女萨满的身份使得她成为苦难的母亲，她生下的孩子只是为了挽救众生的替罪羊。她本人为了拯救族人赖以生存的失火的森林中归于死亡，在祈雨灭森林火灾中跳神离开的人世。#p#分页标题#e#
3.结语
文本中呈现的原生态的鄂温克文明，女性以容器作为性别文化象征更强调包容、和谐。萨满的万物有灵信仰使鄂温克人像驯鹿一样与森林和睦相处，在氏族原始的内在规约体系下形成的一种和谐的生活方式。不同于文明社会是以“剑”作为男权文化象征代表征服与统治所主导的社会关系。文中的女性视角作为叙述形式所体现的意义与从内容中可能挖掘的出的女性意识为女性主义叙事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性别权力并不是通过针锋相对或是一方压制另一方实现的，“我”这一位九十多岁老人的视点是全文叙述结构的中心问题，叙述使活态的原始文化的经验和超验的萨满的神力通过讲述的方式显现出来，叙述制造了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性格。因而，“叙事视点不是作为一种传送情节给读者的附属物后加上去的，相反，在绝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7]又如赵毅衡所言,“叙述形式对于叙述作品的意义来说,决不是一个外加的辅助性的因素，叙述从来不会让内容单独承担传达作品意义的任务。”[8]作为一个文学性的民族志文本，作者以文学叙述历史，没有运用复杂修辞技巧，用书面的文字呈现了口头传承的鄂温克族的文明历史，用叙述转述口述，利用叙事技巧塑造了边缘社会形态中的女性生存状态和思维形式，为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文学样本和表达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