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现代历史文学创作浅析，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以历史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叫历史文学。中国历史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曾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现代历史文学的创作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中国现代历史文学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一种题材式样。它是新文学的作家们在现代意识指导下对中外历史题材(包括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寓言及古代文学作品等)进行审美选择的产物。因此在文学观念、历史观念、文学形式、人物系列诸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具有鲜明的特点。本文从纵的方面对现代历史文学的创作情况进行总结,并着重论述其在文学观、历史观、创作方法等方面的特点,以就教于大家。
一、“五四”时期(1917-1927)是现代历史文学的初创时期,和现代题材的文学一样,历史文学在文学观念和历史观念上也主要是表现当时“人的解放”的时代主题,在文学形式上主要是历史小说和历史剧两种。鲁迅是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1922年11月创作的《不周山》是新文学史上较早的一篇历史小说。这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1]的小说,首先表现了用现代意识去解释古事的原则。作品中女娲的那种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创造精神,正是“五四”时代精神的体现。艺术上,作者将古人和今人,古事和今事错综交融,把对女娲创造精神的雄浑描写和对“古衣冠小丈夫”猥亵行为的嘲讽交织在一起,显示了“随意点染”[2]的艺术魅力。1926至1927年,鲁迅又创作了《奔月》和《铸剑》两篇历史小说。这些作品,思想内容上个性主义色彩更加鲜明,高扬着个人主义的复仇精神——这是“五四”破坏、反抗的升华。艺术上更至完备,特别是《铸剑》则把历史小说的悲剧艺术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几乎与鲁迅同时,郁达夫也创作了历史小说《采石矶》[3]。这篇描写清代诗人黄仲则幕僚生涯的作品,实际上却表现了作者自己愤世嫉俗的思想情感。这种强烈的主观抒情性,也是“五四”历史小说的一个特点。郭沫若于1923年创作的《宛雏》和《函谷关》也具有这种特点。小说前者表现庄周在穷窘生活中心境的变迁,揭露了惠施心胸的狭隘,流露出作者对世态人情的愤懑;后者借老子自我批判,说明“人间终是离不得的,离去了人间便没有生命”的道理。用“科学知识对于历史的故事作了新的解释或翻案”,来抒发自己的主观感情和达到“对于现实讽喻”[4]的目的。
郭沫若是现代历史剧的开创者。1921年他的诗集《女神》中就收录了《湘累》、《女神之再生》、《棠棣之花》等三篇(部)历史诗剧,为史剧创作作了最初的尝试。1926年他的《三个叛逆的女性》出版,已是比较成熟的历史剧作。剧作从思想内容上突破了传统礼教的桎梏,以个性主义的价值取向洗清了千百年来泼向女性的污泥浊水,恢复其女人的独立尊严,从而确立了本期历史剧表现“人的解放”的时代主题。剧中卓文君的“你们老人们维持着的旧礼制,是范围我们觉悟了的青年不得,范围我们觉悟了的女人不得”的叛逆呼喊,显示出觉醒女性独立、自主、勇敢、无畏的人格尊严,具有极大的积极影响。在艺术上“借着古人的皮毛来说自己的话”[5]的特点,显示出“以古谕今”的主观抒情风格。总之,“五四”时期的历史文学在西方现代观念影响下,确立了从总体上否定封建思想和制度,追求人性解放和人格独立的时代主题。作品内容上所表现的创造的欢乐和复仇的悲壮,刷洗历史女性身上的污水,倡扬独立、自主、平等的现代道德,抹去“圣人”头上神圣的光环,恢复其“人”的本来面目,则是跳动在时代主旋律上的主要音符。艺术上,首先,现代历史小说突破了传统历史小说演义历史的结构模式,以新的结构形态使现代历史小说汇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潮之中,而鲁迅的“随意点染”的创作方法则形成了现代历史小说创作的浪漫主义一脉。其次,以西方话剧形式进行的史剧创作,不仅打破了中国戏曲的传统形式,而且为现代戏剧(话剧)的发展提供了经验,而郭沫若“失事求似”的创作特色,则奠定了现代历史剧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不过,“五四”时期的历史文学创作数量还不多,取材范围也不够广。史剧创作由于大多注重于“翻案”,理念色彩和拔高古人的倾向也比较严重。凡此种种,都有待新的突破。
二、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1927-1937),历史文学特别是历史小说创作出现繁荣的景象。和当时现实题材的创作一致,作家的历史观、文学观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单纯表现“人的解放”的主题,开始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审视历史,力图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表现历史上的农民革命运动,从而反映“阶级解放”的时代主题。首先,借历史表现出革命风暴的代表作家是茅盾。1930年秋,他先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豹子头林冲》、《石碣》和《大泽乡》,不仅开拓了现代历史小说的取材范围,而且更为鲜明地折射着现实的阶级斗争。《豹》描写林冲在逼上梁山后又被王伦百般刁难的遭遇,突出了他强烈的复仇意识和对智勇兼备的领导者的渴望。《大泽乡》以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为题材,虽然陈胜吴广的性格刻画得不及林冲那样鲜明丰满,但作品中却流荡着更为亢奋热烈的激情:“地下火爆发了!从营帐到营帐响应着‘贱奴’们挣断铁链的巨声。……”——阶级解放的时代主题昭然若揭。另外,从西方史实和神话取材而服务于现实阶级斗争的,则以郑振铎和巴金的历史小说为代表。1933至1934年,郑以古希腊神话为题材创作了《取火者的逮捕》一组四篇小说,巴金以法国大革命为题材创作了《马拉的死》等一组小说,这些作品用巴金的话说,“既非‘替古人担忧’亦非‘借酒浇愁’。一言以蔽之,不敢忘记历史的教训而已”,[6]现实的针对性十分明显。鲁迅在中断历史小说创作七年之后,从1934年起又陆续创作了《非攻》等五篇小说,并和前期的三篇一起,于1936年结集为《故事新编》出版。后期的这些创作,在思想上显示了鲁迅对待中国历史的唯物史观,其内容上,一方面歌颂我们民族历史上脊梁式的人物如大禹的艰苦实干,如墨子的兼爱非攻等;另一方面批判消极避世如伯夷叔齐,无是非观如老庄等民族弱点。艺术上除了进一步发展前期“随意点染”的创作方法以外,还开拓了“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教授小说”[7]一脉。郭沫若1936年间创作了《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等六篇小说。这些作品虽然“只是被火迫出来的‘速写’”,但“在事前也尽了相当的检查和推理的能事以求其真容”。[8]虽然为古人“翻案”的意图减弱了,但是明确的古为今用的创作原则和浓郁的主观抒情性,仍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特色。与早期作品相比,有意拔高古人的倾向淡化了,唯物史观的影响则明显地增强了。移植西方文学思潮创作历史小说,施蛰存首开风气,他把现代主义“心理分析”的创作方法运用到历史小说的创作上,1932年出版的《将军底头》就是这种探索的成果。剖析“双重人格”在方面的内心冲突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特点:如《鸠摩罗什》是写道和爱的冲突,《将军底头》、《阿褴公主》是写种族和爱的冲突。不过作者只是有意“把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各种新兴的创作方法纳入现实主义的轨道[9]”,因此施的小说就具有中国现代主义的特色,人物性格的发展也有迹可寻,如《石秀》虽然是用意识流手法描写石秀的“性欲心理”,但是作者所表现的石秀内心的矛盾却清晰可辨:一方面是潘巧云的容貌在石秀心里所激起的欲望涌动,另一方面则是道德意识筑成的坚固堤防一直小心翼翼地控制着本能对理智的冲突。这种把现代主义的手法“移植”到现实主义轨道的探索,开拓了历史文学的表现空间。郑振铎着重从传统历史文学的套路中探索新意,以“博考文献,言必有据”来普及历史知识。1936年,郑振铎出版了历史小说集《桂公塘》,作品在忠奸对照的描写中,高昂着一股民族正气,对鼓舞人民救亡图存的志气,具有积极的作用。创作方法上则是在忠实于历史事件基本格局的基础上,恰当地安排故事情节,使之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显示出历史小说另一种风格,即鲁迅所说的“教授小说”的风采。现代长篇历史小说在经历了十几年的孕育之后,到30年代中期也成功面世,李吉力人是成就最高的一个。从1935到1937年,李陆续创作了反映我国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这段历史的三部连续性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填补了新文学史上的一项空白,在当时的文坛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作者把清朝末年的中国社会比喻为“一潭死水”,在这潭死水上面慢慢皱起一点波纹,很快又演变成“轩然大波”,一个朽腐的社会,必然在“暴风雨”的侵袭下受到震撼,终于土崩瓦解。通过广阔的历史背景的描绘,暗示了一个社会变革的时代必将很快到来的历史规律。在艺术上,它具有历史小说和乡土小说的双重品格:一方面它生动地反映了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历史风貌,另一方面,它又以恢宏的气势,再现了清末民初四川成都一带由世态人情、市井习俗组成的“风俗史”,重点塑造了普通的虚构人物如罗歪嘴、蔡大嫂等形象,开了现代历史文学又一表现方法的先河。#p#分页标题#e#
三、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1937-1949),是现代历史文学主要是历史剧的黄金时期。“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民族危亡的加剧,全国人民救亡图存的热情逐步高涨,特别是“七•七”事变的爆发,进一步激发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激情。这样在现实的感召下,作家、剧作家的历史观、文学观也发生了变化,关注民族命运,呼唤民族解放成为每一位作家、剧作家所肩负的神圣使命,因此抗战一开始,剧作家就对历史题材予以关注。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和吴祖光的《正气歌》等历史剧,都起到了激发民族情绪的积极作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史剧创作进入高潮,也走向成熟,出现了不同风格的剧作家。并且由于时代的原因作家表现反对妥协投降,歌颂民族气节,即表达了“民族解放”的时代主题。郭沫若是本期史剧创作的代表作家。这位集诗人、历史学家、政治活动家于一身的史剧家,在现实的引爆下,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4月间连续创作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六部大型历史剧。这些剧作大都选取我国历史上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烈冲突时忠奸斗争的史实,一方面深刻地揭露了外来侵略者,本国反动统治者和叛徒汉奸等形形色色历史丑类的本质,无情地鞭挞了他们自私自利、卖国求荣等龌龊灵魂;
另一方面深刻挖掘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的高风亮节,热热情地赞扬了他们爱国爱民、忠贞刚直、见义勇为、大公无私、不怕牺牲等高尚品德。与黑暗势力进行顽强的斗争,是贯穿这些剧本的基本精神;反对侵略、反对卖国投降、反对专制暴政、反对屈从变节,主张爱国爱民、主张团结御侮、主张恪守正义,是这些剧作从不同角度所表现的共同主题。其代表作品《屈原》就是作者把个人的愤怒,阶级的愤怒、民族的愤怒以及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塑造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兼诗人的形象,以历史上我们民族的民魂和诗魂来鼓舞现实抗战的民众,充分体现了郭沫若“以古鉴今”,“借古喻今”的历史剧创作原则,其浓郁的诗意特征,“失实求似”的取史方法,“人物性格合理发展”[10]的历史人物塑造等浪漫主义风格则日臻成熟。阳翰笙是本期另一位有影响的史剧家。他的剧作多取材于太平天国的史实。1941年他创作的《天国春秋》则是其代表作剧作,通过太平天国“杨韦内讧”事件的描写,提示了“大敌当前,我们不应该自相残杀”的主题,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残杀新四军的罪行,在当时就曾引起轰动。阿英是“孤岛”时期有影响的史剧家。从1939至1941年间他陆续创作了被称为“南明史剧”的三部剧作——《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这些剧作通过对明末那些不畏强暴,英勇抗战的民族英雄的歌颂,表达了作者坚持抗战的决心,对在敌伪统治下的人民保持民族节操、坚定抗战信心起了积极作用。随后阿英于1944年在解放区又创作了《李闯王》,通过对明末农民战争及李自成历史悲剧的再现,告诫即将赢得胜利的解放区干部战士要牢记历史的教训,配合了解放区的思想教育运动。这种明显的政治功利性特征,在解放区的其它新编历史剧如《甲申记》(夏征农等)和改革的旧剧《逼上梁山》(杨绍莹等)、《三打祝家庄》(任桂林等)也有表现。这些剧作或者宣扬农民斗争的历史合理性,或者总结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把历史文学的创作和新民主义的革命斗争更为直接和紧密地结合起来,其自然的延伸,则构成了建国后十七年历史文学的基本倾向。
四中国现代作家在现代意识、现代历史观、现代文学观支配下创作的历史文学,在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特征:
首先是历史文学形式的现代化。这里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指语言的现代化,也就是说现代作家用白话语言取代了传统历史文学(主要指叙事文学)文白相间的语言形式,增强了历史文学表现历史生活的能力,并对历史文学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二是指现代历史文学主要体式突破了传统历史文学的桎梏,实现了文学体式的现代化,如现代历史小说主要用截取横断面的现代小说形式取代了传统历史小说演义历史事实、表现朝代更替的章回体模式;而现代历史剧更是用西方话剧形式彻底取代了传统的历史戏曲。这种和现代题材的文学在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步调的一致性,其历史文学现代化的意义更显突出。
其次是思想内容的现实战斗性。由于现代历史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当现代作家对历史进行审美选择的时候,正是现实呼唤作家战斗的时候。因此,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战斗风格,是现代历史文学最为突出的特征,其思想锋芒的指向,从“五四”时期的呼唤个性、民主、自由到30年代表现无产阶级解放的阶级意识,宣扬被压迫阶级反抗的天然合理性,再到40年代宣扬民族气节、表现抗日救亡、反对卖国投降,以及解放区历史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即将胜利的心态和鲜明的政治功利性等,大体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谨段的历史任务相一致。这种具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战斗色彩,充分显示了现代历史文学借古喻今,借古讽今,以古鉴今的社会功能,具有明显的社会效应。
第三,注重重塑我们民族脊梁式的人物形象。和思想内容的战斗性相联系,现代历史文学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注重从历史长河中寻求那些民族脊梁式的代表人物,讴歌他们为推动历史前进所表现出的聪明才智和公而忘私的高尚品质(如大禹、墨翟等),颂扬他们在民族危难时所具有的不畏牺牲、团结爱国、恪守气节、坚持斗争等人格力量(如屈原、高渐离等),表现历史女性(如婵娟等)忠君爱国、坚守正义、追求平等的优秀品质。这对宏扬民族精神、激励民族斗志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还鞭挞了那些专制暴君(如秦始皇、楚怀王等)残害无辜、昏庸误国,奸佞小人(如李鸿章、郑袖等)卖国求荣,卑鄙无耻的行径,从反面衬托了民族脊梁式人物品行的高尚。
第四,在创作理论和创作方法上的浪漫主义主导倾向。在历史文学的创作队伍中,有的曾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他们不仅各自领起了富有特色的创作范式,而且注意总结自身和他人的创作经验,逐步形成系统深湛、个性鲜明的理论体系,如鲁迅的历史小说理论,即把历史小说概括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和“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两类创作倾向。而郭沫若则一直坚持“失实求似”,“人物性格合理发展”的史剧创作理论。这些成熟的理论,又大大推动着历史文学的创作,因此形成了历史文学多彩纷呈、多元并举的繁荣局面。但是在多元并存的情况下,浪漫主义显然居于主导地位。在历史小说领域,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主观抒情作品居多数,如鲁迅、郁达夫、施蛰存等人的小说。在史剧舞台上,大多数作家在郭沫若“失实求似”,合理发展历史精神理论的指导下,形成了史剧总体上大胆的想象和诗意的抒情相结合的浪漫主义特色。但是,从现代历史文学的创作发展来看,怎样坚持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使历史精神和时代要求相协调,克服历史文学创作中急功近利及理念化,拔高古人的倾向,是现代历史文学的一个普遍课题,也是当代历史文学值得注意的倾向。#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