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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我的《历史文学中封建帝王的评价问题》一文,得到了包括《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多家报刊的转载。这两年我继续思考这个问题,觉得意犹未尽,这就有了“再谈”这篇文章。本文将以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为例展开论述。
一、当前历史小说、影视剧的基本结构模式及蕴含问题
这30年来,历史文学的创作成为当代中国当代文化的一大景观,各类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电影、电视连续剧不断涌现,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这当然是十分可喜的。在历史题材的小说、电影、电视剧中,封建帝王的题材又占了很大的比重,从秦始皇、文景之治的帝王、汉武大帝、贞观之治的帝王、朱元璋,到清代的所谓“康雍乾盛世”的三位帝王,都以鲜活的形象活跃在银屏上面,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但是,这些作品的作者对于封建帝王绝大多数都采取了以歌颂为主、贬抑为次的态度,他们一个个都只是小有瑕疵的英主,为中国历史作出了许多的贡献,似乎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中国封建帝王建功立业的历史。如果我们撇开这些以封建帝王为题材的文学、影视剧的具体情节和细节,仅就其结构模式来看,除少数的作品之外,几乎都是忠与奸、善与恶、朋党与朋党(指党争)、满(或别的民族)与汉的二元结构。故事就在这些二元结构的模式中演进。在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中,我们看不出这段历史与几千年中华文明史的内在联系,似乎这一段历史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主要的矛盾是老臣鳌拜与少年康熙的斗争,藩王平西王吴三桂与成年康熙的斗争,台湾的郑经与康熙的斗争,蒙古部族首领葛尔丹与康熙的斗争,这都是忠与奸的斗争。虽然这些矛盾与斗争有时也交织着统一与分裂的斗争,但作者主要是把它们当作忠与奸的斗争来处理。因为鳌拜、吴三桂、郑经和葛尔丹的问题是不忠于大清国,想取大清而建立新的王朝。伦理道德的故事在这些作品中也占有相当的成分,除了奸臣是“恶”之外,还有伪朱三太子朱慈炯、太监黄敬之类也是恶人,他们用美色引诱康熙,像朱慈炯在起义失败多年后还耍阴谋,偷了三门红衣大炮想在康熙南巡南京之际,企图谋害康熙。这种善与恶的斗争也与忠与奸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此外就是党争了,皇帝的身边的大臣,总会分成不同朋党。康熙成年执政时期,分成索额图与明珠两派,这种无穷的党争结构模式,也是故事的推进力。如索额图背后有三皇子———太子,明珠背后有慧妃和皇长子,他们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再如新来的大臣李光地夹在他们两派之间,左右为难,皇帝明知李光地的处境,明知李光地所陈述的索额图和明珠的情况是事实,但为了保持朝廷的面子,还是把他打入狱中。此外,满与汉君臣之间或臣子之间的争斗,也是交织着其他二元结构的一种模式。康熙和其他满臣对汉臣周培公的平定三藩之乱,又用又疑,最后为朝廷立了大功的周培公被弃置于冰天雪地的东北,早早了此一生。康熙和其他满臣对于用姚启圣光复台湾,也是又用又疑或疑用参半,导致姚启圣三起三落,最后姚启圣立了大功不过是奖给西湖边上闲置的一座藏有许多图书的行宫。
从这种忠与奸、善与恶、朋党与朋党、满与汉的二元结构模式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把忠、善以及利用朋党矛盾、满汉矛盾作为肯定康熙皇帝的基本根据,而皇帝永远是站在忠、善和巧于利用矛盾等这“正确”一边的,那么顺理成章就应该加以歌颂、赞美。这里,我们的问题是,在脱离历史的大趋势、大潮流下,所谓的忠与奸、善与恶、朋党与朋党、满与汉等二元对立是否能作为肯定、歌颂的出发点?对此我们需要加以辩析:所谓的“忠”与“奸”的问题。“忠”与“奸”完全是站在某个帝王的立场来说的。为什么忠于康熙就是“忠”,不忠于康熙就不“忠”。“忠”说穿了是一个“依附”的问题。在三藩与康熙斗争中,如果我们不看历史大趋势、大潮流,谁能说得清楚依附于康熙就是“忠”,依附于平西王吴三桂起来造康熙的反,就不“忠”?在康熙打葛尔丹的时候,谁能说得清楚依附于康熙就是“忠”,依附于葛尔丹就不“忠”?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实质。当康熙南打北抚之际,康熙不得已把自己的心爱的女儿蓝齐儿嫁给葛尔丹,蓝齐儿死也不肯去连鸟也飞不到的大漠中去,她去求助于孝庄皇太后。孝庄皇太后只能用自己亲身的事例来说服蓝齐儿应该为大清国效力,但蓝齐儿进一步追问:如果她成了葛尔丹的妻子,万一自己的父亲康熙与自己的丈夫葛尔丹打了起来,她应该忠于谁?对于这个问题连老于世故的孝庄也说不清楚了,她只含糊地说:你忠于父亲康熙和忠于丈夫葛尔丹都是对的,也都是错的。从这里,我们可以领悟到,所谓“忠”不过是对某个帝王、将相、大臣的依附问题,如果脱离开历史的走势,用“忠”与“奸”是不能说明什么的,或者说是没有意义的。“忠”与“奸”是封建帝王制造出了的、专门用来欺骗臣民的、并使其一心依附于他的统治的思想牢笼。孙悟空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我们的作者似乎连孙悟空的思想水平也还未达到,用“忠”与“奸”来作为评价帝王、臣民的依据是很难站住脚的。
所谓善与恶的问题。我们当然承认历史过程中,确有善恶、贤愚、得失、合乎人道和不合人道等区别,但这些因素都要纳入到历史大趋势中去考察,才会有意义。在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中,苏麻拉姑和容妃都以贤慧、善良、讲人情、人性出名,但她们的道德行为,只与康熙有关,或者说被纳入到康熙统治行为中去,本身并不是改变历史的积极力量。容妃被康熙允许回福建省亲,路上遇到李光地带领一群孤儿女子,他们拦车上奏折。容妃见这些清一色的女性孤儿十分可怜,连忙拿出二百两银子相赠,表现出她的十足的同情心。但她的善行只是康熙恩威并施统治的一部分,并没有因为她的道德而改变历史发展的程序。意味深长的是,最后容妃在太皇太后孝庄死后,向征伐归来的康熙传达孝庄不让废太子以免引起诸王子内斗的旨意,康熙明知这是真的,却给容妃扣上“矫旨欺君”的罪名,把容妃打入冷宫,最后让她去洗刷全皇宫的肮脏的尿桶,在康熙执政60周年的庆典的喧闹声中,她被尿桶砸死,结束了悲剧的一生。而导致容妃悲剧的恶人就是康熙自己。在皇权思想的笼罩下,狭隘的道德主义对于历史的发展并不总具有关联性的。所谓朋党之争的问题。在朋党初现时,皇帝往往故意装作不察,以利用朋党之间的矛盾,搞权力平衡,以便于皇帝对大臣之间关系的控制。在《康熙王朝》中,康熙初临政,觉察到身边有索额图和明珠两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他去告诉孝庄皇太后,孝庄则给康熙传授经验,意思是:朋党之争,历朝历代都有,有弊也有利,“弊”就是影响朝政的运作,“利”就是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不和,加以平衡,树立皇帝的威严,让不同的朋党朝臣都能尽心竭力为朝廷服务。孝庄的话,说明了帝王并不是要排斥朋党,而是要利用朋党,封建帝王的腐败性由此暴露出来。我们的作者并不能看清这一实质,往往去赞赏皇帝搞平衡的丰富经验与玩弄权术的技巧。帝王的另一面是不能让朋党威胁自己的统治。在朋党势力过分壮大,已经感觉到某个朋党可能威胁到自己的统治的时候,就要利用所谓的“风闻言事”,广开言路,揭露朋党的罪行,坚决予以剿灭。如在《康熙王朝》中,当索额图和明珠两党势力大增,朝廷上下一半以上的官员都加入了这两个朋党,其危害已经妨碍了康熙的统治,甚至有篡权的阴谋在偷偷运作,那么康熙就拿明珠开刀,不但夺其官位,抄没家产,而且投入狱中,毫不留情。索额图最后也步明珠的后尘,篡逆事发后,被投入监狱。我们的作者则没有看清帝王的用心,并非真要肃清腐败,反而有意无意地称赞皇帝反对贪腐的决心,歌颂皇帝的圣明,康熙在乾清宫挂上“光明正大”的匾额,作者也似乎认为皇帝就是“光明正大”的。#p#分页标题#e#
所谓满汉关系问题。这在以清代王朝的历史创作的文艺作品中是经常出现的问题。在朝廷中用满族官员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但满族在全国范围内是少数,自身力量不足,不能不任用一些真正有智慧的能干的汉族官员。这样做既可加强统治的力量,又可给人以宽怀为上、满汉不分的公平的假象。实际上,康、雍、乾三代帝王对于汉族官员总是又信又疑。在《康熙王朝》中,在以周培公为统帅的军队眼看就要平定吴三桂的叛乱之际,朝廷突然调他回京,怕周培公拥兵太多,功劳太大,心存异心。最后周培公被调离北京,正当壮年就老死东北。对于周培公推荐的后来为光复台湾作出贡献的姚启圣,也是又信又疑,使他三起三落,皇帝对他就像耍猴一样。应该说,《康熙王朝》的作者反映满汉之间这种部分的真实。为什么说是部分的真实而不是全部的真实呢?因为作者没有把满汉关系放到更为宏阔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和描写(详下)。由此可见,历史文学和影视剧中,以忠与奸、善与恶、朋党与朋党(指党争)、满(或别的民族)与汉的二元结构模式展开情节、描写人物,并从这些二元对立的结构中来寻找评价帝王的根据,最终是要落空的,或者说以这些为根据来对帝王进行的种种赞美是不合理的。
二、评价的视野应回归到历史唯物主义
那么,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寻找评价帝王的根据呢?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统治,是以传统的封闭自守的小农自然经济为其生存基础的。但社会在发展,这种状况也不是绝对不变的。中国封建社会起码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一般而言“文景之治”应该算早期。“贞观之治”肯定是中期。所谓“康雍乾盛世”则是晚期了。早期、中期封建社会相对于奴隶社会来说,应该是具有进步性的。晚期封建社会由于阻碍新的生产关系的诞生,就只不过具有落后性了。从历史唯物主义看来,如果一位处于晚期的封建帝王不能为新的生产关系的诞生创造必要的条件,那就很难给他以正面的评价了。因此历史文学的作者起码要把自己笔下所写的帝王放到宏阔的历史语境中去把握。看他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时期,看他对于新生的生产关系采取什么态度,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P33)从马克思这段经典性的论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个社会的物质生活矛盾,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与冲突是必然的,矛盾必须得到解决,冲突必须得到克服,一个真正有作为的领袖,必须运用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意识形态,去解决这些矛盾,克服这些冲突,为社会的变革铺平道路。我们衡量一个封建帝王是否也可以用此标准呢?当然是可以的。历史上的确有一些封建帝王在面临社会变革的时候,在某些历史前提的作用下,作出了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举动,促进了社会变革的发生,他们是帝王中的杰出者。反之,有些帝王逆历史潮流而动,成为社会变革的障碍,他们是帝王中之无识者。就中国历史的情况而言,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迟早总是要发生的。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业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缓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这个问题早在上个世纪50年中后期历史学界曾经有过热烈的讨论,我们深知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不拟也不可能在本文展开对此问题的讨论,但引用上个世纪那次讨论的成果也许对我们正在讨论着的问题是有益的。因为,我们始终不认同清代的“康雍乾盛世”,也始终认为当代历史文学和影视剧中如此高调地歌颂康熙、雍正和乾隆是不妥的。因为在他们生活的年代,按照一般的说法,资本主义萌芽在16-17世纪的明代已经出现了①。在此之后的帝王,是催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还是设置障碍阻滞资本主义萌芽成长,就是考验此后帝王是否明智的重要关键。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从1662-1796年,即处于17世纪中也与18世纪末叶之间。这是中国社会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即在明代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后,后继的帝王实行什么样的政策,对于评价他的功过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简要地来考察以下几点:
(一)是继续维护自然经济,还是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是“重本轻末”还是“农商皆本”?康熙诸帝选择的是维护自然经济和“重农抑商”。明代商业开始发展,商人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货币权力日益增长。马克思说:“自从有可能把商品当作交换价值来保持,或把交换价值当作商品来保持以来,求金欲就产生了。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形式———的权力也日益增大。”[2](P151)明代就是货币权力日益增长的时代。清代学者顾炎武编写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以徽州地区为例,认为当时的经济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弘历以前时期“家给自足”,“妇人纺绩,男子桑蓬,臧获服务”,这明显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到了正德末“则稍异也,出贾既多,土田不重”,并出现了“高下失均,锱铢共竞”的局面。嘉靖、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这就“自爰有属,产自无恒”。约三十年后,即万历时期则“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达到了“金令司天,钱神卓地”②的地步。这些说法虽只限于徽州一地,但明后期的这类情况记载甚多,说明了社会上因经商热导致货币权力大为增长。这种情况反映到思想上,就是张居正所提出的“商农之势若权衡”的论点,他主张既要“省征伐以厚农而资商”,又要“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张居正所言不能不说是当时社会中农商并重的思想的反映,这与中国历代“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思想相比,已经大大前进了一步。更进一步,到了丘?、赵南星、黄宗羲等人那里已经形成了“工商皆是本”的思想。清代几个帝王的经济政策,推行以前的“重本抑末”的政策,雍正皇帝有一段话说:“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比群趋而为工,则物之制作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苟遽然绳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愿,而势所难行,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3]雍正的言论反映出:第一,当时经商做工已经成为一种“势”,人群众多,是继明代末年有了一定的发展;第二,雍正认为这“势”并不好,会造成农工皆败;第三,要遏制这种“势”,因人众多,遽然绳之以法,势必造成混乱,不利于他们的统治。还是农民守住自己的地耕作,更好管理。所以这段话不但说明了清代康雍乾几个皇帝仍然没有顺应时代之潮流,推进资本主义的发展,继续“重本轻末”,而且也反映了他们“重本轻末”的原因是怕发展工商,需要众多人群参与,而“滋生事端”,甚至聚众闹事,十分不利他们的专制统治。他们并没有更为宏远的眼光,推动商业交换和货币权力的发展。#p#分页标题#e#
(二)是开放门户,与外国交往,还是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康熙诸帝选择的是“海禁”的封闭政策。“清代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三年(1644-1684)的四十年间,为对付抗清势力,令‘片板不许下海’,‘片帆不准入口’。康熙二十三年统一台湾,始开放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又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外人来华通商口岸。但对外贸商人、船只和出口商品等仍有许多限制。康熙五十六年(1717),海禁又趋严格,除保留东洋贸易外,对南洋贸易,只允许外人来华,禁止中国商人前往贸易。雍正五年(1747)却又恢复。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将外商来华通商口岸限在广州一地,其他三口关闭。清初禁海,有战时体制的性质。从严格意义上讲,清代闭关政策的推行,应当说是始于康熙五十六年的‘海禁令’。从此以后,虽还有弛严起伏,但总的趋势是门户越来越小,限制越来越严。直到外国侵略势力用炮火轰开中国的大门。”[4](P702)康熙等清代皇帝的海禁政策与以商品、货币为标志的明代后期萌芽的资本经济是相反对的,它仍然是自古以来的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海禁”这一政策的推行直接为清代后期中国衰弱以及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埋下了伏笔。
(三)是广开言路、自由开放,还是钳制思想、禁锢言论?康熙诸帝选择的是大兴“文字狱”,强化思想控制。“文字狱”自古就有,但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是历代最为严酷的,而且愈演愈烈。遭受“文字狱”的人多为士人和下层官员,凡被认为“语含怨望”、“狂悼讥刺”者,一经揭发,就成为文字狱的对象。揭发者有功受赏,被揭发者则祸从天降。所以,一时间以私报怨、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文网密布,动辄得咎。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有案可查的有100多起,在这些案件中被判死刑的200多人,受到株连的更不计其数。清代最著名的文字狱发生在康熙年间,第一案是浙江吴兴的“明史案”。富商庄廷拢得前朝朱国祯的明史遗稿《列朝诸臣传》,然后邀请许多士人编辑、增补其书,其中有批满洲的文句,又使用了明朝年号,不用清代年号等,庄廷拢先死,其父庄允城将书刊行。不久,被人告发,庄允城被捕到京,死于狱中。庄廷拢的坟地被挖,开棺烧骨。其余作序者、校阅者、刻书者、卖书者、藏书者统统被处死,仅这一案连杀70多人,被充军者数百人。此外就是戴名世和方孝标的《南山集》案,也牵连数百人,戴被斩首,方被戳尸,两家男丁16岁以上者均被杀害……康熙诸帝大兴文字狱就是要牵制思想自由,控制社会舆论。其影响甚深,直到龚自珍的《咏史》诗仍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字狱到乾隆年间达到高潮。仅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八年,文字狱就达50起,被冤枉者不计其数。乾隆一朝,虽修了工程浩大的《四库全书》,但在编修过程中也焚烧了一些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典籍。因此,康、雍、乾三朝虽有一些学问家,却没有一个像明代李贽那样的思想家。这样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的社会,必然是死气沉沉毫无生气的,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更受到扼杀,社会也就不能不停滞不前。以上三点,即“重本抑末”、“海禁”、“文字狱”,有相通之处,就是以保守、封闭、钳制来实行极端的封建专制制度。历史的规律性,需要经过很长时期,才看得出来。同理,我们看一个朝代一个帝王是否有作为,不能局限于孤立于本朝来看,要看前后几百年,看历史脉络走向,看这个朝代这个帝王是顺应时代的潮流,还是逆时代的潮流。实际上,康熙不是什么“千古一帝”,并没有那么多丰功伟业,他和雍正、乾隆统治中国一百多年,正当中国资本主义成长时期,但他们没有为此解决矛盾、克服冲突,为它开辟发展的道路,相反却推行“重本抑末”,“海禁”,“文字狱”等政策,推迟、延缓了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发展。康雍乾时期已经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他们的统治对于封建制度来说,是远去的帆影,是黄昏时刻的落日,是将要燃尽的蜡烛,是即将结束的盛宴,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当代历史文学和影视剧回避上述历史核心问题,并那样高调地评价他们所立下的所谓千秋功业,《康熙王朝》电视连续结尾前的评语是:康熙“一生政绩卓著,制服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亲征葛尔丹。经过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中国各族人民深切盼望太平与安定,玄烨顺应人民的愿望,完成了他所承担的历史使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康熙皇帝玄烨因其文治武功卓著,在位长久,被后世称为‘千古一帝’。”当然,人民希望由乱走向治,但要求的是什么样的治呢?是更加专制的严酷的停滞的封建统治,还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迎接新的社会变革的“治”呢?还值得一提的是,正当17、18世纪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之时,欧洲的主要国家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开始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科学技术发明接连不断,轰轰烈烈的现代工业革命创造了人类空前的财富,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把东方各国甩在后面。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已经开始向东方的中国虎视眈眈。中国离遭受别人宰割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如此对比,可见上述那些说法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从评价体系看则是缺乏科学的根据。
三、几点可供参考的结论
(一)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目前出现的历史文学和影视剧中以封建帝王为描写题材的作品,基本上都以歌颂、赞扬、浪漫为基调,他们似乎“在最古的时现最新的东西”(马克思语),对其罪行、黑暗、龌龊、虚伪、倒行逆施、压迫人民等等,或者是回避或者是轻描淡写或者点到即止,或者是把一些批判淹没在歌颂之中,离开了恩格斯所说的“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有美化封建帝王之嫌,有引人向后看之嫌。
(二)在有了对现实的深刻认识和总结之后才能认识历史。评价封建帝王需要分历史时期,封建社会的早期相对于奴隶社会具有进步意义,那么封建社会的后期则要看对待新生的处在萌芽状态中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是否出现,如果出现的话则要采取什么态度。要评价康雍乾,不仅仅是要看康雍乾本身,更要看后来清代的衰落、灭亡,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形成,看中国革命的胜利,看今天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重新复兴和现代化的快速进展。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类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自我批判的时候,才能对封建社会、古代社会、东方社会有清楚的认识①。我们的历史文学和影视剧的作品,往往对于过去社会残留下来的社会形态的片段,没有经过严肃的批判,没有对今天现实的深刻的认识和总结,就匆忙地孤立地来描写过去的社会的种种事物,因此他们还不可能看清封建社会或封建社会的末世究竟存在什么矛盾与问题,进一步提出深刻的批判当然更不可能。看不清今天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革,就看不清康熙五十六年的“禁海令”有多么愚蠢。简言之,我们看现实,往往要以史为鉴;而看历史则要研究今天。我们坚信,关于历史文学和影视剧的创作,深刻的批判之作迟早会出现的,只有我们用另一种眼光去看康雍乾,才会发现在20世纪的末期和21世纪初期那样迷恋于对封建帝王的歌颂是多么奇怪。因为那时我们的作者已经仔细地深入地研究过以前历史与现实中国的关系。#p#分页标题#e#
(三)不以忠奸、善恶论“英雄”。忠奸、善恶等在历史文学和影视剧中属于道德主义的范畴。忠奸、善恶都是相对的概念。忠奸是依附不依附帝王的意思。对帝王依附往往被说成“忠臣”,对帝王不“忠”就是贼子逆臣。但如果是农民起义,反对皇帝,要求皇帝轮流做,也有一个忠不忠的问题,忠诚于起义的事业就是“忠”,同情要打倒的皇帝就是不“忠”了。可见“忠”与“奸”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善恶的问题大体上也可做如是解。因此以忠奸、善恶来铺陈故事,并不能给予确定的评价。这样说,并非讲道德不重要或没有区别,对于历史文学来说重要的是要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大框架中去考察。如果某种道德行为有利于生产关系的调整,有利于生产力的积极的变化,则这种道德就属于历史的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某种道德行为与社会变革的积极因素无关,过多的渲染,并没有意义,甚至会遮蔽一些更为重要的历史行为。所以,说到底,历史文学评价封建帝王仍然要回归到历史唯物主义上面来。所谓回归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让历史文学直接去写如何调整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通过艺术地描绘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和哲学的诸种意识形态的具体感性的变化,来写克服冲突和解决矛盾等。
(四)重视“历史的前提”。我们说历史文学要回到历史唯物主义上面来,并不是就强令某个历史时期封建帝王去做他做不到的事情,我们要求汉武帝推动资本主义萌芽,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求康雍乾搞思想启蒙运动,也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5](P33),超越“历史的前提”随意提出评价的标准显然是毫无意义的。康、雍、乾三帝是“重农轻商”还是“农商皆本”,是搞“海禁”还是开放“海禁”,是广开言路还是大兴“文字狱”等问题,历史已经为他们提供前提,他们是可以作出正确选择的。但他们浪费了“历史的前提”,这就要遭到合理的批判。
(五)重视美学的品格。我们说历史文学评价封建帝王,要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孤立的要求。这种要求必须和美学的要求相结合才是合理的,才是真正文学的。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美学的历史的”的批评原则理所当然可以用来衡量历史文学中对于封建帝王的描写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