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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来注重修史，正是这种注重修史的观念带来了中国史传文学的发达和繁荣。尤其到明清时代，在长篇章回体小说文类中，且不说《列国志传》、《西汉通俗演义》、《三国演义》、《两晋演义》、《隋唐演义》、《南北宋传》、《皇明中兴圣烈传》等这些“讲史类”小说占据了相当大的分量，即便是在“烟粉类”、“讽刺类”、“神魔类”和“侠义类”等小说文类中也渗透着丰富的历史内容。从《西湖小史》、《绣榻野史》、《金莲仙史》、《婵真逸史》、《儒林外史》等诸小说题目的命名就深切感受到历史题材对小说作者的巨大吸引力，也可略略体察小说作者假借历史以吸引读者眼球并提升小说地位的微妙心态。中国传统的历史小说主要是演义体历史小说，作家秉持着补正史之余的创作观念，通过小说去演义历史，《三国志通俗演义》小说作者遵照着所谓“七实三虚”的创作原则成为此类小说的典范之作。这种演义历史、再现历史的创作观念一直占据历史文学创作的主导。到了清末民初，作家吴趼人仍然看重历史小说再现历史事实的社会价值：“使今日读小说者，明日读正史如见故人，昨日读正史而不得深入者，今日读小说而身临其境”。〔1〕（86）这一论述延续了传统历史小说的美学观念。即使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现代历史小说在创作的价值取向上已逐渐摆脱了中国传统演义体历史小说补正史之余的陈旧观念，而理论批评方面却较多地与传统相连，批评思路上呈现出古典化的特征。尤其是在历史小说创作上，史实与虚构之间的考辨，本就是古典演义体历史小说批评家早已讨论的话题。
事实上，中国历史文学创作尽管源远流长，但在理论方面的探讨却非常有限，无论是金圣叹“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的论述，还是毛宗岗对历史小说“据实指陈，非属臆造”的强调；无论是谢肇制对《三国演义》“事太实则近腐”的批评，还是袁于令对历史小说“传奇贵幻”的提倡；以及李渔的“虚则虚到底”、“实则实到底”和金丰“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的写作原则的确立，都是想在历史小说创作的虚实之间寻找一种理想的平衡。现代历史小说批评家同样在这一问题上徘徊与沉迷。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理论正是过多地纠缠于“虚实之辩”，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历史小说理论的其他层面作深入细致的探讨，致使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理论始终在传统的阴影下徘徊游移，难以产生超越前人的宏大而精深的理论体系。那么，当代的情况又如何呢？进入新时期以来，思想运动催发了历史小说创作的空前繁荣。仅1976-1981年间，公开发表和出版的中长篇历史小说就达四十多部，短篇历史小说在百篇以上。不但题材广阔，内容丰富，数量上也远远超越了新文学前60年的总和。然而相对于创作的丰富和繁荣，历史小说的评论和研究工作却显得相当滞后。即便是有些评论的文章，基本上都局限于某一具体的作品，停留在介绍性、读后感的水平，缺乏理论深度和深厚的历史素养，没有把历史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对之进行综合考察和专门研究。
正是在历史小说研究这样的文化传统和学术背景下，吴秀明在教学实践中，以他所拥有的强大纯正的艺术鉴赏力，勤于思索的深刻锐利的思想洞察力以及充沛热忱的拥抱现实的激情，走进了历史小说研究的领地。如果从他1981年在《文艺报》刊发的《虚构应当尊重历史———历史小说真实性问题探讨》一文开始算起，吴秀明至今在历史文学研究的园地中已经辛勤耕耘了30年。30年辛苦不寻常，吴秀明在这个属于“自己的园地”中默默耕耘、辛苦爬梳、勤于思辨，创获颇丰，为学术界贡献了一系列关于历史文学研究的论著，总结并建构了历史文学的创作原则和理论体系。自此，中国历史文学研究终于超越了此前那种感悟评点似的评介和研究，有了属于自己的宏富而严谨的理论体系。纵观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的30年历程，按照他学术研究的内在理路的演进、深化与拓展，可以把他的研究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文学批评与文本解读
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门类，历史小说创作较之普通的小说创作要困难一些。近代就有人慨叹：“作小说难，作历史小说更难，作历史小说而欲不失历史之真相尤难。作历史小说不失其真相，而欲其有趣味，尤难之又难。”〔1〕（145）套用这一说法，我认为，作文学评论难，作历史小说评论更难，作历史小说评论能够论述透辟，评论得当，视野宏阔，尤难之又难。对此，姚雪垠曾感同身受地指出：“几年来，出现了几部写历史的小说。我看了几篇评论文章，都写得不能令人信服，不能让人同意。为什么呢？因为写文章的人，或者不熟悉历史，或者不熟悉小说艺术，历史小说中错误地虚构历史，评论者不仅没有指出这些描写不符合前人生活，反而加以吹捧。这原因可能就在于评论者自己也不晓得不认识这些描写不符合历史生活。”〔2〕历史小说是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有机融合，这种特有的艺术品性要求评论者不但要具有小说艺术的审美体悟能力，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素养。正如历史小说作者在进行历史小说创作时必须要熟悉所反映的这段历史一样，历史小说评论者也应该对其评论对象所反映的这段历史要了解。面对历史小说评论这一难题，吴秀明却不畏艰难，知难而进。80年代初，作为一个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教学的大学教师，吴秀明的文学素养、文学鉴赏和见微知著的文学评论能力并不缺乏，而面对历史文学文本，作为一个历史文学评论者如何过历史关却是一个极富挑战又具有诱惑性的研究难题。
那么，吴秀明是如何度过这一历史关的呢？他多年前的一段自述为我们透露出他为此的付出和艰辛：“我是根据写评文的需要，有目的地去翻看史书。比如在写到唐玄宗题材的历史小说评文时，去查看有关唐玄宗这方面的史料，在写到捻军题材的历史小说评文时，去查看有关捻军这方面的史料。”〔3〕（365）他为了弄清楚刘亚洲长篇历史小说《陈胜》所写的秦二世在上林苑观看人兽相斗的残酷娱乐表演是否符合历史事实，不但请教精通这段历史的专家，还先后查阅了《史记》、《汉书》、《秦会要》、《太平御览》等大量的历史文献乃至稗官野史、笔记小说。评论中有关此事失真的文字虽寥寥几行，却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正是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和执著，吴秀明把文本阅读与文献查询相比照，徜徉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在历史小说评论这块比较贫瘠而荆棘丛生的园地里坚持耕耘，开始走出了一条属于他自己的研究道路。80年代初的历史小说研究，吴秀明密切关注当下的历史小说文本，对于新作给予及时的研究与评论，尽管有一些如《评1976至1981年的历史小说创作》、《虚构应当尊重历史》等综述性和专题性的文章，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作品的评论上，遵循的是文学批评与文本阐释的研究路径。#p#分页标题#e#
文学批评的主要对象是文学文本，而文本细读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基础。吴秀明1987年结集出版的《在历史与小说之间》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二十余部历史小说长篇新作都一一作了品评。他评论一部作品并非孤立地就作品而论作品，其间往往以一部作品为例，生发出对于历史文学许多重大关节问题的思考，渗透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通读这些饱含着富有学术激情与问题意识的评论文章，可强烈感受到评论者的史思与诗思的相互辉映以及辨证的思维方式的缜密展演。比如在论及俆兴亚的《金瓯缺》通过展现生活场景风俗画的细节营造小说的真实性时，吴秀明既肯定了小说作者对生活观察的细密与处理题材平中见奇的本领，同时又笔锋一转：“不过，小说毕竟属于艺术的范畴，而不是断代的风俗志，因而对一个作者来说，光有世态习俗的描写还是不够的。风俗毕竟还只是‘外景’，哪怕写得再逼真，也只能为作品提供一个好的背景或环境。要真正形象而深刻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只有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内部，深入到时代风云中去，准确有效地写好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面貌才行。”〔3〕（153）这种珍贵的辨证思考在他的评论中随处可见，这样的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历久弥新，得出的结论令人叹服。
辨证的思考方式是一个优秀评论家应该具备的思维品格，在此观照下，不仅能够对于一部历史文学作品品评其优长，好处说好；也能够体察出其不足，引领作家在创作中扬长补短。在评论杨书案的历史长篇中，吴秀明能够深入作品的肌理，指出作品所蕴含的浓浓诗意，并没有单方面褒扬作家的这一优长，而是诚恳地指出小说“有些地方抒情太多，失去自我控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笔下人物形象的鲜明性和生动性，而且也使他作品的情节发展显得拖沓缓慢。”〔3〕（231）当然，辩证的思维方式和良好的历史素养只是吴秀明文学批评在“史思”方面的体现，他在文学批评和文本阐释中也呈现出聪颖敏捷的审美判断能力，充溢着强烈的批评激情。如对于《天国恨》刚健豪放格调的概括，指出作品“大笔淋漓，粗毫疏落，作干脆利索的粗线条勾画，有些地方甚至还带有历史素材本身的毛糙样子，仿佛是取自历史矿床的浑金璞玉，不是打磨得精巧玲珑的翡翠古玩”。〔3〕（267）用这样鲜活灵动的笔触品评作品，语言如鲜花带露，清新可感。没有从逻辑到逻辑，从推理到推理的枯燥与繁琐，而是面对一部充满油墨香味的新作做洞幽烛微的直觉和感悟，这充分体现了吴秀明文学批评的“诗思”品格。与“诗思”紧密相连的是评论中主体情愫的投入。他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去拥抱体悟作品，写到《秦娥忆》所描写的“焚书坑儒”的惨烈场面时，吴秀明写道：“嗟乎，惨无人道的屠戮！哀哉，炎黄文明的浩劫！在中国历史上，还有比这更残忍、苛烈的么？！这样做的结果，岂止是焚烧了一大批诗书简册，腰斩了四百多个儒生，活埋了七百多个学士，不，这是在弃圣绝智，强钳百家之口”。〔3〕（228）尽管他这一时期的历史小说研究主要集中于具体作品的评论，但“史思”与“诗思”的有机结合使吴秀明的历史小说研究没有陷入就事论事的狭小格局，而是在问题意识的映照下获得了一种广阔的文学史视野。《在历史与小说之间》收入了他这之前刊发的单篇文章，许多文章通过评论不同的历史小说，探讨了他对历史小说理论的初步思考，吴秀明在《关于历史小说真实性问题的通信———致杨书案同志》、《一部很难组织的“教授小说”———谈〈金瓯缺〉的真实性》、《“七实三虚”写风云———关于〈天国恨〉的真实性》、《虚构应当尊重历史———关于历史小说真实性问题探讨》等一系列文章中集中探讨了历史小说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历史小说的真实性问题，这些思考是理论生长的萌芽，为以后历史文学真实论的系统考察打下了坚实的根基，是进一步建构历史小说理论大厦的基石。
二、理性思辨与理论建构
然而，不管上述文学批评多么富有魅力、不乏新见，它毕竟带有直觉和感悟的印象批评的成分，离纯粹的理论建构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如果文学研究仅仅停留于紧跟新作而展开的作品论层次的分析，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提升将会受到限制。正如孙武臣所指出的，吴秀明早期的有些评论文字“由于缺乏充分的理论阐发和概括，往往显得浓度不足”，“有几篇文章写法上有某些雷同”。如何丰富自我的知识结构、不断突破自我、超越自我业已形成的学术研究框架，是所有学人都应该积极思考和面对的。好在吴秀明自己也有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深切感受：“写着写着，无形之中就有了个程式，题材啦，人物啦，艺术特色啦，最后带一下缺点，如此这般，大同小异。”〔3〕（364）就在他的第一部历史小说研究集《在历史与小说之间》出版之后，他开始了历史文学理论的富有拓荒性的探讨工作，试图把历史文学当做一种独特的学科形态、系统整体地研究它的个性特征和基本理论体系。
从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转向历史文学理论的总结与建构不但是吴秀明出于学术自我超越的考虑，也是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与历史文学自身的蓬勃发展提出的迫切要求。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以及“百花齐放”、“古为今用”的文艺方针的强调，新时期历史文学的兴起成为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与蔚为壮观的这股创作潮流相比，历史文学研究在理论上还远远不够深入。从事历史文学创作的作家也热切期待能有与这一特殊文体形态相适应的理论著作的出现。吴秀明20世纪90年代初相继出版的《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历史文学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历史的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真实的构造———历史文学真实论》（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三部理论专著，正是呼应了历史时代与文学自身的内在要求。自此，中国历史文学研究初步具备了较为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如果说吴秀明80年代初步入历史小说评论要过历史关这一难题，那么90年代之后的历史文学理论的建构要突破重重的理论关这一更大的学术难题。我们知道，80年代中后期是学术界“方法热”风起云涌之际，系统论、叙事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接受美学、阐释学、结构主义等一波又一波的新方法、新理论“乱迷人眼”。在这种新方法炙手可热之际，吴秀明并没有急切地套用一种新方法去解读某一部具体的作品，而是沉潜下来，正如他所言“有意识压制自己的发表欲，而颇读了一些美学、文化学、心理学、叙事学以及新方法论等方面的书”。〔4〕经过多年沉潜涵咏的阅读和思考，吴秀明在历史文学研究中终于达到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思辨的质的飞跃。纵观这一时期的三部历史文学的理论专著，论述问题虽各有侧重，但不同问题又相互比照，相互阐发，相互补充，从而相得益彰，共同建构了历史文学精深而完备的理论体系。从学术史意义上观之，我认为吴秀明对于历史文学理论的建构具有以下研究特色和学术个性。#p#分页标题#e#
首先是理论的系统完整性和创新性。中国历史文学尽管发达，但历史文学理论则相对滞后。在古代往往存在于历史小说的序跋或灵光一闪的评点中，即使有真知灼见也大多只言片语。到了现当代历史文学创作中，鲁迅、郁达夫、郭沫若、茅盾等不但创作了大量的历史文学，也都对历史文学范畴和理论做过富有意义的探求，也大多散见于单篇文章，鲜有像外国卢卡契的《历史小说》、菊池宽的《历史小说论》等系统的论著出现。吴秀明则围绕历史文学的诸多理论问题，比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历史真实与创造主体、历史真实与时代社会、历史真实与读者接受、历史真实与虚构限度、历史小说的现代化倾向、影射问题等等，撰写了一大批富有洞见的文章，将历史小说相关的理论问题，特别是不可回避的相关理论难点问题，都作了深入系统和富有成效的探究，把历史文学的真实论、价值论、形式论相互融通，逐步形成了一套立体完整的属于自己的理论话语，是历史小说理论研究领域中富有个性的“这一个”。
吴秀明对历史文学理论建构的系统完整性不仅表现在对于历史文学诸多问题的探讨，更表现在他对一个问题能够作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开掘和剥茧抽丝似的条分缕析。比如他的《真实的构造》，就是对古今中外历史文学研究难以回避而又常常纠缠不清的“历史真实”问题进行的专题性探讨。我们都知道，真实性问题是历史文学研究中所有一切理论问题的关键与核心，中外古今的文学家、美学家以及历史哲学家都对这一问题作了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讨论。而在过去相当一段时期内，每每触及到历史文学的真实问题，大多止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单向度的反映论的探究，要么把历史文学的真实与一般文学的真实性结合起来，要么用历史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历史文学，这样一来，历史文学真实理论的研究实际上简化成了解释文艺与生活、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问题。《真实的构造》则在此基础上，利用系统论的观念，把历史文学真实看作是一个立体多维、涵盖着映像性真实（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主体性真实（历史真实与作家主体）、当代性真实（历史真实与当代需要）、认同性真实（文本真实与读者接受）等四个真实要素的系统耦合而成，将真实纳入一个“作品-作家-社会（当下）-历史-读者”等多维互动共生的审美机制中进行全方位、立体性观照。这样的理论构架很显然是一个跨学科的系统理论创新工程，他在运用传统的社会学、文艺美学、历史哲学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又广泛借鉴了心理学、发生认识论、阐释学、接受美学等新的研究成果。值得肯定的是，论著并非只是摭拾前人提出的新概念、新术语，而是在吸纳了各种理论精髓的基础上经过自我理性的思辨而有所创获。在强调各种新思潮、新方法、新理论对吴秀明的历史文学理论体系创新所做的贡献时，我们不要忘记这种理论的创新更来自于他多年的史料积累和长期独立的文献准备。80年代初，吴秀明在大量阅读历史文学作品和评论的基础上，曾相继选编出版了《短篇历史小说选》、《中篇历史小说选》以及《历史小说评论选》，曾专门作过“建国35年来（1949-1984）历史小说书目辑览”。不要小觑这费力费神的史料积累，正是这种独立的文献准备造就了他历史文学理论研究的丰厚资源和坚实根基。
其次是理论的现实针对性和视野广阔性。吴秀明历史文学研究和理论建构其背后的动力来源于强烈的问题意识的激发。他所提出的问题不是关在书斋里个人一相情愿的向壁虚构和主观玄想，而是来自于异彩纷呈的历史文学创作实践，从大量的文学创作想象中思考总结得来的。他勤敏善思、独立不依的学术个性使他长期密切关注当代历史文学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中所提出的各种问题，许多学术问题纠结在他的胸中，对此的思考也是一以贯之。比如《文学中的历史世界》一书中专章探讨了不同历史文学的艺术表现与创作方法的关系，这关涉到作家的历史文学观问题，并由此展开现实主义历史文学观、浪漫主义历史文学观以及现代主义历史文学观的多方考察。事实上，这一思考渊源有自。早在1983年评论《金瓯缺》的一篇文章中，他就已经提出了“在如何求得历史真实的问题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区分”问题。此外，《文学中的历史世界》探讨了历史文学的翻案问题。200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中仍在进一步探讨与深化。此外，论著对影射问题、现代化问题以及作家虚构的自由与限度和如何深入历史问题等，都有深入论述。他的理论来源于文学实践，相应地也会指导文学创作实践，只有这样的理论才会焕发出持久的生命活力。《历史的诗学》正是这种实践性与现实针对性的集中体现，论著专列“实践篇”一编，通过对历史文学艺术实践的总体描述和抽样分析，对于艺术实践的有关问题作了新解。在论述某一具体问题时，吴秀明往往贯通古今，融汇中外，跨越文史哲，因而显得视野开阔，舒卷自如。
三、文化阐释与空间拓展
经过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学术沉潜和历史文学的理论自觉建构阶段，吴秀明的学术视野逐渐扩大，研究重心渐渐转移到当代文学思潮、当代文学史写作以及当代文学学科史的研究，也兴趣盎然地旁及教育学、生态文学、地域文学研究等领域，开始主动走出了历史文学研究这片自己独立开垦的学术根据地。此后，他在新开垦的学术领地相继收获出版了《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等学术成果。尽管历史小说研究此时已不再占据主导，但吴秀明并没有忘怀这块属于自己的园地，而是在成功申报两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长篇历史题材小说研究》、《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创作实践与历史观问题的综合考察》的基础上，展开了他历史小说研究的再次突破和飞跃。
十年磨一剑，2007年出版的《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正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正如吴秀明所言，建立自身的学术根据地是一位学者在学术界安身立命之本，有没有这个根据地是判断一个学者有没有形成自己的学术个性的标准。吴秀明在历史文学研究领域早已建立了自己坚实牢固的学术根据地。按照常人的一般想法，他完全可以在自己的根据地里轻车熟路地走下去。相反，他却主动走出了自己的根据地，走进了更为宏阔的文学史图景中。正是这一学术研究的拓展与主动出击，给他的历史文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质。既然文学史研究可以放在一个广阔的文化生态场域中加以观照，历史小说不也是特定文化场域的产物么？他正是带着这样的文化视野再次回到自己难以割舍、常常眷顾的学术热土。在我看来，这一研究论题的回归形成了与他之前的历史文学研究不同的范式。#p#分页标题#e#
首先是文化阐释与文本研究的统一。80年代初的历史小说评论，主要从小说题材选择、人物形象、思想主题、情感取向、叙述结构、语言表达等诸方面而展开的文本内部的解读，而《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化阐释》则注重对小说文本和创作想象进行了深层历史文化内涵的发掘，将历史小说看做是一定时期文化现象和文化符号的载体，把历史小说置于特定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复杂历史场域和社会语境中加以考量，这样就跳出了一般文本细读所遵循的审美自律的狭小格局，拓宽了文学研究的内涵，这使他的历史文学研究显得大气磅礴、视野宏阔。
本书第二章选取姚雪垠、凌力、苏童这三位作家，透视中国当代历史小说的总体风格与内在结构，认为三位作家分别代表了老中青三代，他们的历史小说创作依次采取了阶级斗争范式、人文主义立场和新历史主义原则，这种以点代面、举重若轻的研究理路显示出吴秀明对自己的研究对象高屋建瓴、胸有全局的整体把握能力。就青年作家所秉持的新历史主义原则和呈露的叛逆姿态而言，吴秀明指出：“这些新历史主义小说普遍显露了浓重的存在主义倾向，在观念形态上已由80年代的理性主义进化论向现在的存在论、生命本体论转化。”〔5〕在此，吴秀明有意凸显了形成并制约每代作家不同艺术风格的政治历史语境和文化生态环境。本书第三章的论述更显得气势恢宏，论著把当代中国的历史叙事置于全球意识的宏大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认为《雍正皇帝》“落霞系列”、《张居正》、《白门柳》、《曾国藩》等历史小说反映了封建末世之际中国传统文化在异族文化或西方文化冲击下的被迫转型，找到了与当下全球化浪潮所激发起来的民族身份认同的契合点。这就把历史文学的兴起看作是与文化思潮相激相荡的结果，不再视为仅仅是文学内部的事情。这种文化视野的阐释和解读在该书中俯拾即是。在“历史守成主义叙事”一章中，吴秀明把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巨著《曾国藩》、《旷代逸才》和《张之洞》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如国学热、新儒学）思潮联系起来，指出了这些历史小说所取得的对古人能达成体谅与理解的历史同情这一成就，也辩证地指出小说作者这种认同性的体谅和理解往往潜在地支持了传统的权力智慧所导致的专制欲，从而模糊削弱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
该书所采用的文化阐释视角并非是大而无当与文学本体毫无关联的纯粹外部研究，因为所有的文化语境都必须通过作家这一中介，内化为作家的精神气质和心理结构，再通过作品呈现出来。而作品文化视角的阐释也必须建立在文本研读的基础上。“明清叙事与文化重建”一章，通过对反映官场文化、宫廷文化、政治斗争的历史小说的解读，表达了对权力叙事的隐忧。并从艺术创作和读者接受的角度深入剖析了权力角逐所蕴含的丰富动人的叙事资源和独到魅力，这就把看似宏观的权力话语落实到具体而微的作品的审美中，从而达到了宏观的文化阐释与微观的文本研究相结合，把文学的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互融通。其次是现代性视角与批判性立场的统一。
本书不但把历史小说放在文化的语境中加以阐释，而且在评判历史小说的创作得失时一直秉承现代性的眼光。运用现代性的目光去考量历史小说，不但驱逐了人们受线性思维的影响萦绕在头脑中的对历史小说怀有偏见的迷雾，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完善地理解和把握现代性的本质，在实践上做好正本清源、趋利去弊的工作，从而丰富和深化历史文学研究，推动历史题材创作进一步繁荣，这是本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所在。现代性话语充斥于学界已久，其概念边界往往模糊不清，吴秀明没有摭拾照搬西方的现代性概念，而是把历史小说的现代性看做是与传统相连，认为作家应立足于民族根性基础上，站在人类认识世界的制高点，用自己的时代精神和意识观照题材对象，用现代意识和灵性激活历史。吴秀明把作家是否具备现代意识作为能否达到历史本质真实的评判标准。
现代性与批判性相连。正是在现代性视角的观照下，吴秀明清醒地看到新时期长篇历史小说的不足，因为有些作品的创作思路基本停留于表象历史现象的直观反映，没有沉潜其中进行富有意味的理性之光的烛照和深度开掘，甚至有些作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思想意识降低到古人的水准上。也正是因为一些作家作品缺乏现代意识的烛照，吴秀明敏锐地指出权力叙事所隐藏的陷阱，批判了作者情感上流露出的对权力运作的欣赏，将权力的叙事与权力的认同混为一谈的错误倾向。这一现代性视角不但把历史文学创作视作“一部蕴涵丰富的跨世纪文化启示录”，是“再造中华文明”、接续民族文化血脉的媒介，而且对于学术研究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在本土性和现代性之间寻求自我的理论基点，真正达到文化对接与理论对话，也富有启示意义。
吴秀明的历史小说研究30年来跨越了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可替代的学术贡献，当然也各自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这种超越自我、不断精进的学术研究理路不但对历史文学研究作出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贡献，也为当下的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学术启示。一个研究者如何建立属于自己的学术根据地，又如何走出和超越这一根据地，这值得每一位研究者认真思索。当然，吴秀明并没有停下他对历史文学研究的脚步，他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历史文学生产体制、创作实践与历史观问题的综合考察》已交付出版社待出，我们热切地期望这部论著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