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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活跃荧屏的历史清官戏到底是穿越时空的人性颂歌，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为封建“人治”婉转低回的搔首弄姿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无法一锤定音的人们纷纷为“清官”的一纸风行寻找原因。政治黑暗、经济落后、封建帝王宣传、儒家思想……不一而足。可焦急的学者似乎忘记了一个最根本的事实：关于清官的历史2[1]与历史3从来相去甚远。要解释清官历史文学影视的流行却从历史清官如何产生的角度去寻找无异舍本逐末，缘木求鱼，类似为诗人的全部诗作作传记式或寓言式阐释一样不可靠。我们要寻找的是历史清官文学影视从古至今的建构和流传机制，必须弄清楚他们到底因何而产生,又因何而广受欢迎。
一、英雄原型——清官话语的原始基型
“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2]历史清官文学影视同样如此。历史文学影视中的清官常常比其蓝本人物更为完美、高大、有力，基本属于该历史人物的“幻象”。近几年荧屏播放过的几部历史清官戏《包青天》、《大明王朝——嘉靖与海瑞》、《一代廉吏于成龙》莫不如此。人们因何要创造这些伟大的幻象并乐此不疲呢？本文以为这其实与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深处的“英雄原型”紧密相关。人们需要英雄，因而创造了自己的英雄。正如伏尔泰认为上帝的产生是因为人们需要上帝一样。“清官”正是数千年民族文化心理机制建构的结果，是一种沉积于集体无意识深处的英雄原型之再生和变奏。“原型”（archétype）来自于20世纪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荣格否认弗洛伊德以“力比多”为主要内驱力的个人无意识，认为集体无意识才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因。“集体无意识是比个体无意识更深的沉积层，是一个未知的实体”，以原型为其主要表现形式。
原型的形成过程持续数千年之久，并依它们对之显现的时代而有所增减或改变。某些原型以某种抽象形式形成一个典型的象征。而另一些原型则被表现为人或半人、神乃至幻想出的动物和植物形象，如英雄、救星、智者。集体无意识可以遗传。“这种遗传的事实也表明这样真正令人惊异的现象。有一些神话和主题在整个世界以同样的形式重复着。”[3]为此，荣格极重视神话研究，认为神话的主题都来自于集体无意识，神话的重要作用在于揭示出他们是如何体验世界的。而中国古代神话也正是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体现。从神话入手,可轻易找到清官情结的原始基型。太阳运行的日周期和年周期作为对初民思维影响最为深远的自然现象，使得世界各民族神话的神多与太阳人格化有关。“原始人对显见事实的客观解释并不那么感兴趣，但他有迫切的需要，或者说在他的无意识心理有一股不可抑制的渴望，要把所有外界感觉经验同化为内在的心理事件。对原始人来讲，只见到日出和日落是不够的，这种外界的观察必须同时也是一种心理活动，就是说太阳运行的过程应当代表一位神或英雄的命运。”[4]正是在这种外在感觉经验同化为内在心理事件的过程中，对太阳威力的认同成为对太阳神的崇拜，自然界的太阳被置换为人类世界的神或者英雄。我国古代神话同样体现了这一太阳崇拜的集体无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太阳神崇拜为核心的英雄原型。而此原型正是“清官”作为一种英雄人物的原始基型。我国神话中著名三皇都是远古太阳神崇拜的产物，三皇的称谓正是太阳的别称。“三皇者，何谓也？谓伏羲、神农、燧人也；或曰，伏羲、神农、祝融也。”（《白虎通•号》）“太?，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号。死祀于东方，为木德之帝。”伏羲主东方，是春日之象征。“时为夏，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阳度极夜。其帝炎帝者，太阳也。”（《白虎通•五行》）神农炎帝和火神祝融都是夏日的人格化表现。而祝融之“祝”与夏日太阳“朱明”之“朱”，“融”与“明”皆一声之转。[5](P.66)三皇其实都是太阳神的变体。
西汉官方大规模礼乐活动“太一礼仪”据学者考证其实也是在祭奠太阳神。“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祀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祀，到明而终。”（《史记•乐书》）仪式进行中的四首歌：春歌《春阳》、夏歌《朱明》、秋歌《西?》、冬歌《玄冥》分别是对春夏秋冬四季太阳的歌颂。“太一祭仪的本来面目似应追溯到史前时代的太阳神崇拜仪式活动，其本义是借助于人类自身的象征性模拟帮助、促进太阳神的正常运行，确保其应有的光度和热力，从而保证自然过程和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6]至此，以太阳神崇拜为核心的英雄原型属于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无疑。而此原型一旦形成，就会对社会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第一个王朝以光明之日“夏”命名。后世君王早朝，皇宫正殿高悬“正大光明”,莫不出自对光明之神太阳的仿效。
一些神话同样以神或英雄故事体现着以太阳崇拜为核心的英雄原型。“共工和他手下的那群帮凶，在江流里坐了大木筏子，鼓动了大波大浪，前去攻打祝融，大江里各种水族动物，想来就是他的兵马，可是终于敌不过愤怒的火神发出来的炎炎猛火，烧得这些元帅和兵丁一个个焦头烂额。结果，根据善常战胜恶的法则，代表光明的火神胜利了，代表黑暗的水神——那个野心家和侵略者，是失败了。”[7](P.57)显然，属于水族“人面蛇身”(《山海经•大荒西经》)的共工之失败与夏日祝融的胜利从光明战胜黑暗、火战胜水的原型意义上讲是预先注定的。同样，黄帝与蚩尤之战同样具有太阳英雄崇拜的原型意义。“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黄帝主东方中原。东方作为日出之处，象征光明，为尊；蚩尤主西，“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治西方之金”。西方作为日落之处，象征黑暗，为卑。这场战争无论多么艰难，太阳英雄原型决定了黄帝的胜利和蚩尤的失败。太阳战胜风雨、火神战胜水神，与祝融共工之战同样表现了太阳英雄原型。
总之，伴随着初民的太阳崇拜，中国哲学和文化衍生了一系列光明与黑暗、水与火、东与西、正义与邪恶、阴与阳等二元对立的命题。并依据太阳运动原则确定了这些对立二元的尊卑。而“清官”从原型意义上讲首先表达的正是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只不过，这种黑暗既不是太阳的东升西落而产生的黑暗，也不再是初民所面对的自然灾害如干旱、洪水泛滥、毒蛇猛兽，而是乱臣贼子、贪官污吏、地痞流氓的横征暴敛、草菅人命、胡作非为给普通下层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救民于水火的也不再是女娲、后羿、大禹这样一些神或半人半神的英雄,而是爱惜子民、具有超人智慧或无上权力能使百姓沉冤得雪、云开雾散的封建清官。至于为何选择清官而不是别的符号承载英雄原型功能则与太阳神英雄原型在汉民族进入阶级社会后首先被置换变形为帝王英雄原型紧密相关。#p#分页标题#e#
如荣格所言，原型会依它们对之显现的时代而有所增减或改变。太阳神英雄原型逐渐演化成救世主等能救民于水火，为人类的发展进步带来巨大福音的神或英雄。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耶和华，东方穆斯林世界的穆罕默德在功能上莫不如此。而在汉民族文化圈，太阳英雄原型进入阶级社会后很快被帝王取代。如前所述，三皇都是太阳神，但后来在神话历史化过程中[8]成为为族人带来巨大幸福或推动本民族文明进步的统治者。伏羲创造八卦。炎帝既是神农又是神医。他发明农具、遍尝百草，教人日中作市。[7](P.71)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化腥臊。其他神如谷神后稷教民稼穑，都是为人民立下巨大功勋的人物。循此思路，帝王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大都被附会为与其神秘能力或神秘出身有关。“黄帝三百年”(《大戴礼记•五帝德》)、“夔一足”(《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玄鸟生商”(《诗经•商颂》)。后世帝王多直接以日或日所象征的光明命名，把自己类比为太阳。“古帝王中有太昊、少昊、金天、葛天、祝融诸帝王，此光明崇拜之反映于最高统治阶级之说明。至夏以后，则帝王多以日名……则吾人可自王室之大臣、小臣、史、卜、百官等名姓考之，则以日为名者，竟无一人，则民众不得以日为名甚显。而尤要者，则日既为崇拜之对象，则初民意识中，惟统治阶级能与天通，故可借此以为名，而民众既无上通于天之资格，则不得触犯所崇敬之神物，以渎乱神祗，此为最重要之一理论。”[9]这种置换对中国政治制度、文化心理的影响由此已可见一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作为人世的太阳，其统治之合法性权威和万世师表的能力犹如太阳之于世界万物不容置疑。于是，中国古人见到“金星凌日”的自然现象就担心帝王的社稷安危。文学中常以浮云蔽日喻奸臣蒙蔽君王，用白虹贯日比荆轲刺秦王。
“每一次显著的经验都是涌入到一个旧河床当中来的一次泛滥，这旧河床一直保留到形成无意识的时刻。”太阳(英雄)原型到帝王(英雄)原型的转变是如此隐秘地契合于远古的太阳神崇拜观念，以致古人接受起来自然而不露痕迹。而我们只能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封建伦理纲常中看到太阳——阳——君——父——男之尊贵到月亮——阴——后——母——女卑贱之观念的逐步演化过程。这种源自远古神话的集体无意识在某种意义上着实在社会上发挥着某种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神话的法规作用，“它把某一社会共同体的信仰中的宇宙秩序和价值观念用类似法典的形式固定下来，以使后人尊奉不疑”[5](P.15)。也正是这一法规似的共同价值和信念为英雄原型进一步演变为封建社会的清官奠定了心理基础。我们将会在后文看到清官作为英雄原型在封建社会的变体正是对太阳（英雄）原型和帝王（英雄）原型的双重呼应。
二、清官——英雄原型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再生和变奏
封建社会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处于塔尖的帝王虽以日自比，但其温暖和热力所触及的范围却极为有限。但另一方面，生活及社会的种种不公在封建社会人民生活中却是常在的！沉积于集体无意识深处的英雄原型也在不断冲击，希望找到新的发泄渠道，缓解现世人生的苦痛，寄托数千年来沉积内心的对光明的渴求，对正义实践的信心和希望。于是，清官作为英雄原型在封建社会的变体应运而生。与帝王的远离民间不同，清官的历史蓝本人物往往与人民有实际接触，并在当时已声名鹊起。“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海瑞抚吴甫半岁。小民闻当去，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于成龙死后，“民罢市聚哭，家绘像祀之”。也许正是因为清官的声名及其某些作为与民众心中期待的英雄相吻合，集体无意识驱使下的民众才不遗余力地把自己关于英雄原型的种种期待穿凿附会于托名清官的各种故事中。
这就是为什么历史文学与影视中的清官多是具有一定神秘能力的英雄。如同帝王被神秘化为与万物主宰太阳息息相关一样。历史文学与影视中清官作为英雄被神秘化的倾向极为明显。历史上北宋包拯是开封府内铁面无私、法力无边的包青天。元杂剧《盆儿鬼》、《神奴儿》中，包拯可以看见冤魂、勾来旋风。明代《龙图公案》，包拯手中有桃木梆、桃木枷、温凉帽、阴阳盏等神物专断阴司事，可以使冤魂死而复活。可事实上，《宋史•包拯传》记载，包拯只在宋仁宗嘉元年（1056）十二月到嘉三年六月期间做了一年半的开封府知府。关于其决断冤狱的智慧，宋史只记载了比较普通的“割牛舌案”和“惠民河案”两桩极为平实的案件，全无包公文学影视“日断阳间夜断阴”那般离奇和伟大。明代清官海瑞的出身被解释为怪兽报恩[10]，死后被民间塑造成尊神。《岭南杂志》记载明鼎革时,忠介公石坊镌石处,血泪三日乃止,盛赞海公精诚之气与君国息息相关。电视剧《海瑞斗严嵩》夸张地表现明朝第一大奸臣严嵩和第一大清官海瑞之间的斗争。《大明王朝——嘉靖与海瑞》把海瑞置身于明朝国内的财政危机、严嵩父子的倒台、乃至抗倭斗争的重要历史背景中加以表现。无形中抬高了海瑞作为一个明朝官吏的历史作用。而从《明史•海瑞传》看来，海瑞一生耿介正直，最大政绩是他在担任两江巡抚的半年左右时间里兴修水利和勒令富户退田两件事。吴淞江、白河沿岸都是豪强的土地，所以他以钉子精神修好大堤之后，朝野上下，交口称赞。而他要富户退回兼并老百姓的田地，虽在他的坚持下收到一点成效，但立刻就被江南士绅买通当朝首辅高拱而明升暗降，调离该职，从而人走政息。
清官于成龙诞生于封建社会的末期，此时英雄原型已在包公崇拜等民间英雄原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宣泄，对于新生的主人，已无强烈神话化欲望。但仔细观看《一代廉吏于成龙》，为清官寻找神秘先兆的思维依然存在，只是更加隐秘并多以巧合表现。于成龙幼时寄读的寺庙自他离开后就保持其居屋原样，似乎算准他后来的发达。于成龙担任福建按察使期间，请赦免因通海罪而牵连的无辜平民，担任直隶巡抚期间，请减免灾区赋税，赈济灾民。两件都是其前任意欲解决而无法解决的难题，偏于成龙因为有康亲王和康熙的支持而完满解决。《一代廉吏于成龙》为了加强于成龙作为清官英雄的忤逆豪强，为民请命因素，还虚构了斩杀总军李国栋的小舅子张富贵、杀人犯张大鹏和皇帝外甥喀礼几场戏。而从《清史稿》看来，温柔敦厚的于成龙唯一一次与官僚集团内部的冲突来自他做直隶巡抚时弹劾下辖的知县赵履谦。电视剧中于成龙上受知于康熙、康亲王，下有身怀绝技的忠仆朝卿相助，和《包青天》包拯上有宋仁宗支持，下有武功高强的侠客相助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为增强清官英雄能力而设。此外，历史文学影视中的清官救民水火常与圣意相符。这种圣君情结清官梦的直接根源正是集体无意识中的太阳英雄原型崇拜。太阳被置换为人间帝王衍生出对汉文化影响深远的封建皇权政治，英雄的一切作为往往也归功于英明的帝王。古代神话中已见端倪：“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锲俞、凿齿、九婴、大风、封稀、修蛇皆为民害。#p#分页标题#e#
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锲俞，断修蛇于洞庭，禽封希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淮南子•本经训》）为民除害的英雄后羿不过是秉承尧的旨意，功劳属于尧，尧继而被万民推为天子。鲧、禹治水中，洪水泛滥，鲧为救民窃帝之息壤治水，被帝杀死。帝命令鲧的儿子禹接着治水。治理好后，禹成为英雄。显然，进入阶级社会后英雄行为已然被规定为不仅需利于民，更需是秉承帝的意志！细读清官文学影视，清官的功能和后羿如此相似。清官除暴安良总是秉承帝王的旨意。包公戏中包拯之所以敢于忤逆豪强、能处处伸张正义，多半是凭借圣君宋仁宗的支持。明太祖朱元璋是海瑞信心和力量的主要源泉。于成龙与康熙、康亲王的君臣契合无疑是其各项政治作为成功的重要保证。只不过，与后羿的英雄行为被简单解释为奉君命行事不同。清官出于集体无意识中自觉的帝王英雄崇拜，往往比常人更加忠诚于自己的王朝和君主。海瑞在狱中闻听嘉靖死讯，虽然由于职位过于低下连皇帝面也不曾见过，却痛哭整夜，把吃的饭都吐了出来。海瑞要忠诚于自己的君主，无论是否曾与君主晤面。犹如同时代的女子要忠诚于自己的丈夫，甚至是没过门就死去的丈夫。这种有悖于常理的行为完全出自处于从属地位的臣子对帝王的忠诚和处于卑贱地位的女性对男性的忠贞。而二者都根源于月亮对太阳的追随、阴对阳的遵从。天理与人伦在古代中国本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而这种由于观察自然而得到的天理在作为社会人伦被规定下来以后，尽管发生了种种的置换变形，但作为一种深入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已完全内化为人的内心要求，执行起来毫不困难了。不仅如此，为迎合封建时代的新需要，清官不仅是大英雄，还因为“圣人以孝治天下”必须成为孝的楷模。只不过，“孝”作为为迎合封建社会时代要求而增加的成分，在“清官”历史文学影视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浓墨重彩处依然在于英雄原型为人民带来光明和福音的功能。
而鉴于时代的特殊性，这一点在英雄原型选择“清官”作为其承载物的同时就注定无法完美。于是，夸大“清官”英雄能力及其忤逆豪强、救民水火、为民请命就成为历史清官文学影视的普遍特征。最后，清官的普遍薄于闺阁实与其远古英雄原型一脉相承。今人常质疑作为一个忠臣孝子和心里装满人民的清官海瑞为何独独装不下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明人沈德符《野获编•补遗》记载海瑞一生为了有儿子继承香火曾九娶。妻妾中有的被休，有的自杀，有的死得不明不白。夫妻关系极为紧张。他五岁的小女儿吃了一块男仆人给的饼，就被他一顿呵斥，说这个小女孩只有自己死掉才配得上他这个父亲的名声。小女儿果然绝食七天而饿死。相比官场，清官于闺阁的热情确实太低。包拯平时没有私人的书信往来，亲旧故友的消息都断绝了。夫妻方面可以想见。于成龙四十多岁外出为官，直到二十余年后死于任上止都不曾带家眷上任。至忠至孝爱民如子的清官们为何独独薄幸闺阁？封建时代的清官话语又因何而在此方面出现集体缺失？答案若从清官英雄的远古原型寻找就昭然若揭了。源于太阳崇拜而产生的阳尊阴卑、男尊女卑的集体无意识在汉民族古代神话中已初见端倪。古代神话的神在性方面的严谨大大不同于希腊神话中爱欲泛滥的众神。众神之王宙斯风流成性，可以变成公牛接近自己喜爱的人间少女欧罗巴。爱神和战神偷情而被自己的丈夫火神用网罩住示众。而汉民族神话的神通常严谨而崇高。神的妻子和家世通常讳莫如深。偶然出现的妻子功能类似后世传宗接代。在神话中，女性常作为母亲而非妻子占有一席之地。正是在这样的集体无意识影响下，清官英雄在夫妻人伦方面出现了集体缺失。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清官是对远古英雄原型的呼应，是英雄原型在封建社会的变体，主要表达封建社会主流文化对英雄原型的期待和满足。至于《大明王朝——嘉靖与海瑞》一改已成历史定论的“笃于行谊,薄于闺阁”的历史海瑞形象的诸多情节，如同《一代廉吏于成龙》中因充满高贵的人性之光而备受观众欢迎的于成龙一样，本文以为两者共同体现了英雄原型在社会主义新时代为迎合时代审美倾向的再次变形。新时代人们期待的清官除了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疾恶如仇之外，还应该是充满人性与温情的热血男儿。这种古代与现想英雄人物性格的双重吻合正是《一代廉吏于成龙》这样的历史清官戏成功的主要原因；更是现代思维如何进入古代英雄原型使之悄悄发生变形，成为新时代英雄原型的典型案例。
三、结语
综上，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承载物，清官源自于远古初民将太阳运行内化为神或英雄命运的神话思维；并在汉民族特有的神话历史化进程中，成为继人间帝王取代太阳神而成为新英雄原型之后的封建社会英雄原型。英雄原型这一从太阳→帝王→清官的变形过程决定了“清官”既传达了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的永恒主题，对救民水火、为民请命英雄的执著追求；又承载了诸多今天看来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历史文化因素,其进步性与局限性都极为明显。但由于集体无意识的可遗传性和原型依据时代而变化的基本特征，这一深深契合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原型不可能轻易退出社会文化历史舞台，而是会根据时代的需要发生新的置换变形。历史清官影视在今天的观众心中还能引起强烈的共鸣，为处于改革阵痛中的民众带来心灵的抚慰，提供情感宣泄的渠道因而备受欢迎正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尊重产生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民族心理机制，用社会主义下逐步健全的各项制度和人民素质的逐步提高使之潜移默化，自觉变形为符合新时代审美倾向的英雄原型才是比较科学的态度。反之，粗暴地将其从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中抽离出来，盖上人治的帽子并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毕竟，法制并非万能，最好的制度也需要人来执行。提高国民素质，消灭封建清官赖以形成的文化心理根源，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在此过程中，影视媒介主动承载人文教育的重要责任，塑造更符合时代要求和审美倾向的社会主义新英雄无疑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