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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肖家屋脊遗址看石家河文化中期以来的变化
肖家屋脊遗址位于湖北省天门市西北约16公里处，南距石河镇0．5公里，面积约15万平方米。为深入了解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和谱系关系，以及探讨石家河遗址群的内涵及其在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地位等问题，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于1987—1991年先后八次发掘肖家屋脊遗址。该遗址文化堆积厚薄不均，东周楚墓、石家河文化、屈家岭文化三种文化遗存顺次叠压，以石家河文化遗存最丰富，共发现石家河文化房址6座、灰坑499个、灰沟23条、井1口、路3条、窑2座、陶臼遗迹7处、水塘遗迹1处和109座墓葬等大量遗迹。肖家屋脊遗址石家河文化遗存早晚期遗存，基本反映出石家河文化在江汉平原从繁荣到不断衰落的全过程，对于它的研究，对于我们研究石家河文化的发展到衰亡的过程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早期遗存(相当于石家河文化中期)，分前后两段。前段，其器型主要有高领罐、壶形器、盆、碗、豆、斜腹杯、高劝阻杯、小鼎、器盖、缸等，其他如罐型鼎、盆形鼎等数量较少。在邓家湾同时期遗存中，罐形鼎、盆形鼎较多，且罐形鼎、盆形鼎多为炊器，应是其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具。对此，我们认为石家河文化盆形鼎、罐形鼎、小鼎、高领罐、壶形器、高圈足杯、缸、碗、豆、器盖等应该为石家河文化腹地其最主要的器型。检视该时期器型，其不仅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发现较多，即使是比其更早的屈家岭文化晚期也能到其渊源。到了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早期晚段(石家河文化中期晚段)第一组，其主要器型开始发生了变化，该时期器型有三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部分原石家河文化比较常见的器型到了该阶段形制变化较为单一或数量很少，如碗、尊、高圈足杯、小鼎等。
第二．部分原石家河文化较为常见器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高领罐，原报告分为三型，观察其变化，A型高领罐，早期多为宽凹沿，鼓腹，器身整体较高，到了晚段第一组，其多为直口，球腹，较为矮胖，另外B、C型高领罐也基本上略同该形制;红陶杯，数量较多，整体来看，该时期胎壁较厚，腹腔变小;盆形鼎，在早期上腹壁向外斜直，到该段折沿，上腹壁向外斜弧，下腹内折起棱;缸，原报告分为三型，其中Aa型缸数量较多，变化较为明显，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其多为宽沿外撇，上腹壁斜弧，下腹内折起棱，到了该时期宽沿外折，上腹斜直，下腹内折起棱。另外罐形鼎、豆、长颈罐、盆、臼等较早期都有较大的变化。
第三．出现了一些新器型，钵、擂钵、广肩罐、簋、橄榄形罐(中口罐B、C型);观察新出现的器型，观察起来源，应该是来自青龙泉三期类型无疑。以七里河遗址为例，钵，厚缘作风，石家河文化主要为圈足碗，如钵这样的器型很少，而在七里河同时期发现较多，在比其较多的早段中也有较多的发现，可以肯定，应属于青龙泉三期类型无疑。擂钵，从早到晚发展很明确，A型擂钵，出现在七里河石家河文化一期后段，一直延续到七里河三房湾文化;B型擂钵在七里河遗址发现更早，在石家河文化一期前段就发现较多。另外高领瓮、簋在七里河遗址早期遗存中都能找到其渊源。
相对于中期晚段第一组而言，到了第二组其变化更为明显，涉及面更广，表现在原从石家河文化以来较为流行的器型如高领罐、中口罐A型、壶形器、碗、高圈足杯、盆形鼎等已经接近消失，而缸、臼较为形制单一，且与第一组相差不大。第一组新出现的器型到了该组也有了较大的变化，如钵到该组变的较浅，擂钵在第一组多为深盘口，直筒形腹到该组盘口变浅，筒形腹上粗下细、簋等;同时出现了一些新器型如三足杯、高圈足杯、盘、碟等。总的来说，到了该阶段，原石家河文化文化因素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石家河文化衰落的历史学观察
从以上分析来看，在石家河文化中期早段，石家河文化基本保持自屈家岭文化晚期、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器物组合，但中期晚段开始，石家河文化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在中期晚段第一组，从石家河文化北部青龙泉三期类型文化传播过来的擂钵、豆、高领瓮开始出现并流行。到了第二组，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具有北方青龙泉三期文化类型的因素更具强烈。石家河文化到了中期晚段第二组基本上原有石家河文化因素已经很少，以至于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几乎已经消失，而此时中原文化因素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对此其变化的原因，许多学者多是从自身原因和自然环境变化去研究其衰落的原因，除此之外一个很大的原因应该是中原王湾三期文化南渐造成的。考古发掘显示，王湾三期文化已经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如农业生产工具比较先进，形制复杂多样，有铲、撅、刀、镰等;农作物种类较为丰富，有粟、黍和水稻等，斝、盉、觚形杯、鬶等饮酒器具的大量出土，表明酿酒饮酒之风盛极一时，它应是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制陶业此时期已普遍采用了快轮制陶技术，烧制火候比较高，有的可达1000℃以上，另外还发现了青铜残片。在此基础上，在该时期还发现大量的城址，如后岗、孟庄、古城寨、新碧、王城岗、平粮台、郝家台等，尤其是王城岗面积，从而使王湾三期文化发展到足以影响及占据石家河文化的水平。
《尚书•尧典》，“窜三苗与三危……而天下咸服。”这是最早记载尧征三苗的文献。另外《吕氏春秋•召类》:尧占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论衡•儒增》“尧伐丹水”。《帝王世纪》“诸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尧征而克之于丹水之浦”。《墨子•非攻(下)》记载“昔者三苗大乱……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文献详细记载了中原文化两次大规模的征伐三苗的过程。第一次，尧征丹水，尧征服了唐白河流经的南阳盆地以及丹江中下游地区，迫使三苗势力南退，从而使原石家河文化分布区的丹江中下游地区文化性质改变，大寺龙山文化遗存应该就是尧征三苗后还保留较多的原石家河文化因素，原中原文化因素还不够稳定的表现。而此时，在石家河文化中心分布区其文化性质还未改变，但是却融入了较多的原青龙泉三期类型的因素，这正是三苗文化在尧占丹水后南退的反应。第二次，禹征三苗，彻底打破了原有石家河文化体系，以至于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在石家河文化的中心地区石家河文化因素已经很少，而王湾三期文化占据了主要的位置，这种文化面貌反应在豫东南杨庄遗址甚至在鄂西石板巷子种情况也依然存在，从而在较大范围内文化面貌表现较为一致性的反应。#p#分页标题#e#
本文作者：王洪领 单位：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