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水浒传女性形象特征及原因，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水浒传》［1］塑造的男性英雄人物，一个个光彩照人，对女性的描写却显得不足，尤其是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等女性形象，都写成了“坏女人”，这体现了作者封建的妇女观，让人感觉不舒服。那么《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都有哪些特点，其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笔者尝试进行了一些分析比较。 一、《水浒传》女性形象分类及其特点 《水浒传》大肆描写淫妇形象。主要是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贾氏、白秀英。潘金莲在小说中不良故事很多，加之后来有了《金瓶梅》［2］，于是就成了“淫妇”的典型、代名词，一直被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进入上世纪80年代，魏明伦的荒诞川剧《潘金莲》诞生，潘金莲“既是有罪的，同时又是无罪的”，美恶并举，着意刻画了她在封建意识和封建道德逼迫下从纯洁善良、勇敢泼辣一步一步变为丑恶残酷、堕落沉沦的杀人犯，引起不小的争议，各种现代影视剧中的潘金莲形象也是褒贬不一，这也说明了《水浒传》潘金莲形象的强大影响力。《水浒传》着意刻画恶妇形象。主要是所谓三姑六婆之类，有阎婆、王婆等。王婆道:“老身为头是做媒，又会做牙婆，也会抱腰，会收小的，也会说风情，也会做马泊六。”这样就自己交待了素日就是靠坑蒙拐骗为生。其坑害的手段也十分高明，是她的设计和一手操持，西门庆与潘金莲成奸并毒杀武大。她给西门庆策划的勾引潘金莲的10个关节，简直就是一篇精彩的社会心理学论文。她拿捏事主的本领，索贿邀赏的心计，耍泼放赖的胆量，活脱脱就是“最毒莫过妇人心”的脚注。《水浒传》倾力推出不贤妇女的形象。这类形象，以刘高妻为代表。刘高妻被绿林好汉抓住后，宋江说情，将她放回，她却唆使丈夫抓宋江。她的坏事还不只这一件，花荣说:“……打紧这婆娘极不贤，只是调拨他丈夫行不仁的事，残害良民，贪图贿赂，……”《水浒传》即使写梁山女将领，也让人感觉到她们身上有一种贼气和泼味。108个好汉中间有三个女性英雄，她们是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孙二娘，黑店老板娘，孟州道十字坡开人肉包子铺的，绰号“母夜叉”，她“系一条鲜红生绢裙，擦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腰，上面一色金钮”，“眉横杀气，眼露凶光。”这个形象以及她的作为，我们大概很难接受。武松眼中看到的这个黑店是“墙上挂了几张人皮，梁上吊了几条人腿”，这样也算好汉吗?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恐怕都是要法律追究的。说到底，孙二娘就是一个娴熟于江湖黑道的女人。顾大嫂为救人，为义气，敢说敢干，完全是女豪杰的气派，但是她嗜杀的爱好一点也不在孙二娘之下。宋江三打祝家庄时，她“掣出两把刀，直奔入房里，把应有妇人，一刀一个，尽都杀了。”大家对梁山上三位女英雄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扈三娘，因为扈三娘美貌，英武。但她却是一个非常不成功的文学形象，不管《水浒传》写扈三娘英雄了得，用了如何重笔浓彩，但是作为人物形象，作为艺术形象是单薄的，没有性格可言，嫁给王矮虎已经是她的人生大不幸，最后又死于非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女性的一种轻蔑态度。总起来看，《水浒传》中的几类女性形象，几乎都走向了极端，要么极淫荡，要么极残忍，要么极阴毒，只有极少数的贤良。 二、历代大家对《水浒传》女性的评点 不只《水浒传》塑造了一批让人不爽的女性形象，就连封建时代的评论者，也受《水浒传》的影响，顺着《水浒传》的思路看待这些女性人物。《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3］中，金圣叹是所有评点本中评点文字最多，也评得比较细致的一种。金圣叹对淫妇这类女性形象的评点是最多的，主要是从对人物的刻画和情节的安排方面来评价的。如第二十回《虔婆醉打唐牛儿宋江怒杀阎婆惜》回前评道:“此篇借题描写妇人黑心，无幽不烛，无丑不备，暮年荡子读之咋舌，少年荡子读之收心，真是一篇绝妙针劄荡子文字。”金圣叹对这类淫妇形象的评价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一是“淫妇好色”，二是“淫妇心毒”，三是淫妇“刁时便刁杀人，淫时便淫杀人，狠时便狠杀人”，四是淫妇可杀。金圣叹对虔婆之类的恶妇是否定的，他称“虔婆爱钞”，视杀人如戏。对于行院妓女，他说:“行院妓女则可饶恕，败坏风俗如潘氏，胡可得恕也?”金圣叹对刘高之妻之类的不贤妇是痛恨的，将其与害民的贪官划为一类。金圣叹专门评价女英雄的文字不多，但也足以显示其态度。在第四十八回中金圣叹评道:“一篇写顾大嫂，全用不着窈窕淑女四字”。接着有几处夹批皆称顾大嫂为母旋风，云“意思实与李逵无二”。黑旋风李逵是金圣叹极称赞的人物，这说明金圣叹对这类女英雄也是肯定的。李卓吾、王望如、余象斗等人的评论，与金圣叹观点大致相同，余象斗有评曰:“观此阎婆惜不肯拿文袋还公明，反欲害公明，谚云:‘青毒蛇而口，黄蜂尾上针，两般还未毒，最毒妇人心’，此言是也。”王望如评说:“自古杀人之名正言顺，理直气壮，无如杀奸夫淫妇。”由上可知，各种明清《水浒传》评点本都联系现实从伦理、社会诸方面评价，对女性人物的评价意见也大致相同，《水浒传》的艺术价值是世人所公认的，然而作者在其中有意无意流露出来的蔑视妇女等的封建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该书的思想价值。书中仅有的几位女性人物，不是淫妇、长舌婆，就是男性化了的女性，基本上都是脸谱化类型化了的人物，没有自己独特鲜明的作为一个正常女人的个性。 三、《水浒传》女性形象缺陷的成因初探 基于《水浒传》对女性的藐视，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学者断言《水浒传》有“厌女症”［4］，其实厌女症不是一时一地一个作家的特例，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顽症。 三个女英雄之所以被留在英雄榜中，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她们都没有谈情说爱的兴趣。这三个女性被强行拉出风花雪月的女性环境后，作者没有心思仔细描写她们的角色演化过程，而是简单地把男性化动作剪贴到她们身上。看来作者实在是没有把握塑造好自己认可的女性形象，或者说，作者自己也搞不清楚理想的女性形象到底应该怎样。但是，描写起他讨厌的女性形象来，作者倒是很有办法。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这些对荡妇的描写，比起对贞女的描写，显然要丰满得多，她们除了淫欲无度这一最突出的特征之外，还有许多与个性有关的心智表演。欺，瞒，哄，赖，是她们对付丈夫与情夫的惯用伎俩。一遇关键场合，她们栽赃陷害，杀人灭口，毫不心慈手软。#p#分页标题#e# 由来已久的“女人祸水观”不仅仅在士大夫中存在，在绿林好汉中也存在。他们视女人为累赘，视女人为物品，把女人处死就好像烧掉山寨一样。那些女人是没有人格地位的，《水浒传》的作者也是这样一种心态，轻视妇女，视妇女于草芥，如虫蚁。另外，绿林中人认为练武艺跟女色是矛盾的，这是中国古代一个养生学里边的理论，也是个误区。 强大的传统文化对性别角色进行了严格限定。汉班昭在《女诫》中说:“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唐宋若莘在《女论语》中告诫女性:“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明吕坤在《闺范》中称:“妇人者，伏于人者也。温柔卑顺，乃事人之性情”。作者施耐庵，元末明初人，进士出身，曾任钱塘县县尹，是一位正统的儒者，故受封建理学影响较大，对女性的看法难免是落后的。 《水浒传》女性沦为配角也与小说的题材有关。元末明初的乱世，百姓向往统一大业，期盼英雄，而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多为男性，所以《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的合集，男性是绝对的主角，这点与同时期的《三国演义》［5］有相似之处。《三国演义》中的女性有两个突出的特征，其一是女性形象几乎被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观念所消融。徐庶进曹营，徐庶之母见到儿子，非但没有丝毫的欣喜和宽慰，反而勃然大怒，当即严厉训斥儿子，并且为了让曹操死心，竟自缢而死。赵云冒死前去相救糜夫人，糜夫人考虑的却不是自己个人的安危，而是刘备的骨肉阿斗，并言辞恳切地嘱托赵云:“妾已重伤，死何足惜!望将军速抱此子前去，勿以妾为累也。”最后她以“投枯井而死”的代价为刘备留下血脉，实践其夫为妻纲的道德理念。其二，《三国演义》中的女性大多只是作为一种点缀镶嵌在小说的情节中，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并成为小说中男性主人公和作品意蕴的某种附庸，其工具性特征非常明显。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貂蝉也许是小说中塑造得最为让人瞩目的一个女性形象，但是她作为政治工具的特征也最鲜明。她真正爱什么、恨什么我们一概不得而知，作为个体，她的形象是模糊的、暧昧的。 《水浒传》女性形象也与元末明初特殊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气候”密切相关。面对元末的社会动乱和纲常礼教尽失的现实，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明确宣布了他的统治策略:“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于教化。教化行，虽闾阎可使为君子;教化废，虽中材或堕于小人。”［6］于是，有利于对各阶层民众实行精神奴役的程朱理学便被其定为官方哲学，成为明初的统治思想。同时，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被进一步加强，妇女的贞节观尤其得到强调，“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提法出现了［7］，被称为妇女紧箍咒的《女儿经》出现了，这反映明代对妇女歧视的加重，礼教对妇女束缚、摧残的深化。在这种大气候条件下，作者在小说中自觉不自觉地向读者极力灌输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纲常思想，也就显得顺乎自然了。 同样是明清小说，一百多年后的《西游记》女性就有很大不同了，其女性形象无论是女妖魔、女神仙或者俗世女子都充满对人情人性的渴求，对生命长存的期望，对世俗生活的向往。铁扇公主活脱脱世俗中人，过着被遗弃、被冷落的凄苦生活，渴望夫妻长相厮守，透过这一形象，我们可以感受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制给女性带来的内心痛苦。女儿国国王是一个有情有欲的凡尘女子形象，美丽多情，聪慧灵秀，毫不掩饰自己对爱情婚姻的热烈渴盼，与《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一样，饱含人性解放的时代精神。《金瓶梅》则是一部妇女的颂歌，对妇女充满了同情、怜悯和赞美。［8］而《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等女性形象更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各具特色。这一变化包蕴着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它是时代风云激荡的必然产物，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思潮的急剧变化，也表明作家主体意识进一步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