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杜甫战争诗歌的叙述视角，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杜甫一生经历了长期的战乱，以时间顺序计，其中有唐与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安史乱后反击吐蕃人侵的战争、巴蜀两湖地区的军阀混战等，这些战争只有前一种发生在边塞，后三种则属内地战乱。据初步统计，在杜甫的1400多首诗歌中，集中描写边塞和战乱的诗歌300余首，直接描写边塞征战的诗歌超过40余首［1］。在这些诗歌之中，既有唐王朝为维护边境及商路安全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也有唐王朝平定叛乱的战争以及唐王朝及地方军阀为拓疆封侯而进行的侵略战争、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而进行的自相残杀，及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罗宗强《唐诗小史》中写道，杜甫的诗歌“反映了那个动乱的时代，特别是写了这场大战乱给底层人民带来的血泪灾难。他的诗可以说就是安史之乱中唐社会的画卷”。本文通过对杜甫诗歌中描写战争或者以战争为背景的诗歌的语言形式的细读，探讨这一类诗歌总体的语言形式所包含的复杂的情感特征。 杜甫的诗歌，人称“诗史”。唐人孟棨《本事诗•高逸》中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2］。“安史之乱”是历史的说法，实际上，就是一场国内战争。杜甫的诗歌之所以有“诗史”之名，也正是因为他的诗歌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纷繁的战乱或者战争的史实。他描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至德元年（756）唐军陈陶大败，继又败于青坂，杜甫写作了《悲陈陶》、《悲青坂》；收复两京，杜甫写了《收京三首》、《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九节度兵围邺城，杜甫写了《洗兵马》；后来九节度兵败邺城，为补充兵员而沿途征兵，杜甫写有“三吏”、“三别”等等，而这些诗歌，与战争有着深刻的关联。正是连绵不断的战争为杜甫创造了诗歌创作的广阔的历史背景，提供了素材，正是在此基础上，诗人在自己的忧国忧民的感情中凝练出别具一格的诗歌作品。 “视角”或“叙述视角”（Focalization，Point ofView，Viewpoint，Angle of Vision，Seeing Eye，Focus ofNarration，Narrative Perspective），也叫叙事视角，是指叙事时观察事物的角度。其最初来源于西方现代小说理论，在叙事学诞生以后，其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小说范畴，而是拓展到其它领域。在叙事学中，不同的视角模式具有不同的功能，总体来看，申丹在其《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一书中将其概括为外视角和内视角的九种类型［3］。杜甫的战争诗歌既有外视角（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外），也有内视角（观察者处于故事之内），外视角中，如《石壕吏》属于旁观式视角。杜甫的战争诗歌多数以内视角为主，即观察者处于作品之中，作者杜甫在作品中承担了某一角色，有自己的身份与话语和情感。这一叙述视角基本上是以叙述者杜甫本人的所看、所感为出发点，其优点在于既可以叙事，又可以发表议论，比较自如地表达思想感情、反映人物心理。因而其叙事视角可能会不断地变换，即使是在单篇诗歌之中。 旁观式视角：白描旁观式视角指的是叙事者相当于摄像机的镜头那样，如实记录下事件的经过，这一视角具有较强的逼真性和客观性。众所周知，杜甫是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而在文学流派当中，写实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区别于其他流派的主要特点之一。但是，杜甫涉及战争题材诗歌中的写实，不是象现实主义或者新写实主义小说那样如实地刻画战争的残酷场面，也不是为了刻画某个典型人物性格，恰恰相反，他的写实，更多的是白描，抓住具体特征，进行简单的勾画和叙述，不讲求精雕细刻，而求总体概括，或者用简短的笔墨交代事实（这些事实本身就含有了巨大的情感力量，如著名的“入门闻号眺，幼子饿已卒”句等等），是为了整个诗歌的情感和思想服务，让思想通过语言形式展现出来。即“寓主观于客观，也就是将自己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具体描写中，而不明白说出。”［4］这一特点尤其集中体现在他的“新乐府”叙事诗当中，其中“三吏”、“三别”这两组著名诗歌当是记事描写的名篇。 “三吏”、“三别”这两组著名诗歌是根据作者在唐军相州败后，从洛阳返华州的所见所闻而写成的即事名篇的“新乐府”叙事诗。表现了诗人极其复杂的感情：既同情人民的苦难，又希望人民参加平叛战争，且表现了其时人民顾全大局的牺牲精神，还深刻地揭露并指斥了统治阶级的罪恶。这些特征，都是以叙事写实的笔墨点画了出来，而作者则往往以似不带感情的观看者身份的叙事视角出发进行客观叙述，笔墨不多，但作者那份赤子之情却于不经意间流露在言表之中。如在《石壕吏》这首五言古诗中，杜甫从一个客观的旁观者的叙述视角出发，描写了一个悲惨的故事。全诗篇幅不长，一共二十四句，一百二十字，内容却十分丰富。它以“耳闻”为线索，按时间的顺序，由暮至夜，再到夜久，最后到天明，一步步深入；从投宿写起，到天明告别结束；从官吏夜间捉人，到老妇随往；从老翁逾墙逃走，到事后潜归；从诗人日暮投宿，到天明登程告别，整个故事有开始、发展、高潮、结局，情节完整，并颇为紧张。诗的首尾是叙事，中间用对话，活动着的人物有五六个之多。诗人并没有发表片言只语，而是借老妇人之口，诉说了她一家的不幸遭遇。整首诗歌，处处呼应，环环相扣，层次十分清楚。但是，在这首诗歌里，杜甫以写实的笔调叙述了安史之乱时期一家普通老百姓的遭遇，字里行间没有半句议论或者抒情，而作者的情感早已经蕴藏在其中，让战争给劳动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的灾难之情在其写实的语句中渗透出来。 另外，这一视角利用白描的手法还体现在诗人杜甫对于战争场面、背景等的描写方面。如“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作者以叙述者之眼再现了战争的现实图景。再如《后出塞》第二首中“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句，以简练的笔墨呈现意象，勾勒出一幅兵士们行军和宿营时的壮烈的环境，间接地衬托了它们的勇敢和坚强。即使是篇幅很短的记事绝句，也是以及其简练的笔墨描摹事态。如《三绝句》即是如此。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但杜甫的诗歌并不是一味客观的叙事［5］，用诗歌去写历史，而是站在叙述者的角度，以写实的笔墨在深刻反映和描画现实的同时，通过自己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情感和爱憎。#p#分页标题#e# 全知视角：讽刺全知视角即叙述者在叙事之外，叙述者既说又看，还可以发表议论。从杜甫描写战争、军人或者以战争为背景的作品来看，作者发表议论表达自己的情感爱憎也较为常见。但作为叙述者，他常常并非直接地表达爱与憎，而是从全知视角的角度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其中采用讽刺的技巧达到这一目的最为明显。讽刺重在“刺”，带有怨的情感，旨在让对方感觉到不舒服，从而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至于最后的效果能否达到，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作为讽刺，叙述者虽然置身事外，而自己的叙事情感与伦理判断却已经包含其中。 如写于“安史之乱”爆发前2年的七言乐府诗《丽人行》，这首诗从一般丽人写起，描绘其体貌服饰的华美和富丽堂皇，既是铺垫，又显得十分含蓄。继而笔锋一转，点出虢国夫人与秦国夫人，盛言排场的盛大、宴游的豪奢及趋炎附势者之众，点出杨氏兄妹的骄宠。最后再写杨国忠威势煊赫、意气骄恣，不可一世的骄纵姿态。整首诗歌重在浓笔重彩地描摹，没有一句讥刺之语，但讽刺暗含其中。即使现在，人们往往也将其视作讽刺诗歌来解读。清人浦起龙《读杜心解》所评：“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6］。 《前出塞》共九首诗歌，集中描写一个战士戍守边塞十年的辛苦过程，反映了唐王朝开边战争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其命意就在于讽刺唐王朝穷兵黩武的政策。再如诗歌《赠花卿》：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此诗写了一位曾在战时立功因而居功自傲的军人。这样美妙的乐曲只在天宫才有啊，人世间能得几回赏听？这两句表面上是在赞美乐曲，实际是用一语双关的巧妙手法，讽刺花敬定其人恃功骄恣。 另外，在进行讽刺的时候，杜甫偶尔也会用到典故，虽然用典在其诗歌写作中并不少见，如写于官军收复洛阳后的《洗兵马》。这首诗歌当作于公元759年，距离“安史之乱”的平息尚有4年，但是，当时东都洛阳已经由唐军收复，史思明奉表归降，安庆绪退守邺城，政治与军事形势十分有利于走向衰败的中唐王朝。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诗人杜甫创作了《洗兵马》这首诗歌。“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汝等岂知蒙帝力，时来不得夸身强”。在前面用萧何、张良的典故，赞扬了房琯等人的同时，又通过一种暗比的方式对那些无功抢功的达官贵人进行讽刺。 体验式视角：戏谑体验式视角，即叙述者以正在经历的事件来聚焦。在杜甫的战争叙事诗歌中，多数是写自己的经历，抒发自己的感受，这种体验式视角最能体现出诗人的特定的感情立场以及认知程度，而戏谑的手法即为此类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色，其重在表达诗人那种特殊而真挚的思想感情。戏谑重在“谑”，其实戏谑相当于开玩笑的意思，说话者话中有意，但听者并不会感到不舒服，戏谑不含有讽刺的意思，但是，戏谑同时带有现代意义上的黑色幽默的含义在内，它包含了作者那种无可奈何的感伤，类似于“含着眼泪的笑”。同时，杜甫有时候在使用讽刺手法的时候，并不是真正地贬低对方，而是留有余地，这可能与其忠君思想有很大的关系，也可能与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报国理想有关。在杜甫看来，他生活的时代，也是“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的时代，所以就有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和“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救国救民的想法。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之下，他的讽刺绝不会是一种纯粹的“怨”与“刺”，而是有所改变，在讽刺之中包含着自己与之难以割舍的感情。就这一叙述视角而言，戏谑所蕴含的情感判断比较复杂，而不像讽刺那样简单。 戏谑在杜甫的诗歌中至少有两类表现，一类要么是说反话，要么就是“含着眼泪的笑”的那种说不出的辛酸与苦涩，但却用真实的微笑表达了出来；如《兵车行》中“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句即是如此。作者在此就以说反话的形式将内心那种似乎是埋怨，又象是生气的无可奈何的心情表达了出来。再如《北征》，这首诗歌写于“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二年，杜甫回鄜州看望家小后写的。其中写作者回到家中的那一部分，叙述者处于视角之内，有大量的关于家庭生活中平淡甚至有些琐碎的细节描写，正是这种平淡的叙事，承载着诗人最本己的情感体验。本来战乱时一家人见面就极不容易，但见面之后，喜却成为了悲，妻子和孩子见到杜甫后的第一面，不是喜笑颜开，而是哭。然后写作者所见到妻小的样子，又写道自己身体的不适。在这之后，也许一家人刚刚从悲哀中缓过神来，表现出发自内心的为难得的相逢和团聚高兴起来，妻女们打扮着自己，小女也开始撒起娇来，家庭的天伦之乐一下子似乎掩盖了国家的动荡与不安，掩盖了生活的艰辛与悲苦。但实际上，事情并不是这样，它们像印记一样，深深地烙在了诗人的心里。这就是后面几句所描写到的，小孩子的调皮，比起生活的诸多困顿、比起国破山河在，又能算是什么呢，这种聒噪也是一种享受啊。应该笑的时候，却以内心无限悲凉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而内心真正悲凉或者是应该哭的时候，作者却是以笑代为表达，这种笑，包含了太多的辛酸与无奈和凄凉！ 另一类是在讽刺的时候，留有余地，并没有想使对方难受，把“刺”进行到底，类似于揶揄。如《丽人行》中“炙手可热势绝伦，慎勿进前丞相嗔”句。此首诗歌作于公元753年春。作者只是正面白描叙写，而内在的情感使其带上了讽刺之意。但在最后，作者的情感并非完全讥刺，而是在讽刺中略带戏谑调侃的笔调结束了全诗。 如前所述，杜甫的战争诗歌并非总是将某一叙述视角贯穿于某一篇诗歌之中，而是多种视角并用。在写实的时候，使用的是旁观视角，但作者往往在诗歌描写的中途或者结尾突发议论，却采用的是全知视角，对其进行某种评判，尽管其评判是婉转的、暗含在诗歌之中的。即这些评判性的议论是建立在写实的基础之上的。诗歌的写实为后来的议论或者抒情奠定了情感基础，或者烘托出了一种情感的氛围，不会给人造成一种落空之感，而是给人一种真实感，一种深沉的历史感，一种发自作者内心的忧国忧民的深情。在这类诗歌当中，诗人既是旁观的叙述者，也是内在的体验者。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此诗写于安史之乱爆发之时，杜甫离开长安赴奉先县探亲，途经骊山，耳闻目睹了唐玄宗、杨贵妃等荒淫无度的宴乐生活，而回到家中，见到幼子饿死的惨状，悲愤异常，遂写下了这首名作，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千古名句。再如《北征》，此诗不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那样愤气横溢，多写家国大事，《北征》则叙写归家途中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尽是小事。但其“家国之情，悲喜之绪”尽显笔端。特别是其中写到一对小儿女的痴情娇态，虽画工也不能至，这样的白描式的轻笔点出的平淡叙事方式，似乐而实悲，那种战乱所带来的辛酸苦涩的滋味，岂是一般人所能道说。在这些诗歌作品中，多重视角交错使用，既写实，也体验，在看似简单而平淡的细节性叙事中，表达了最为真挚的情感。清人朱庭珍认为，“少陵大篇，最长于此，往往叙事未终，忽插论断；论断未尽，又接叙事；写景正迫，忽入写境；写境欲转，遥接生情。”［7］。以白描式的记叙、写景为情感的抒发或者议论进行铺垫，从而烘托出一个感人的情感氛围，进而使读者体会到其中的滋味，体会到战争对社会所造成的巨大的灾难，以及对作为个体的个人所带来的精神上的巨大伤害。#p#分页标题#e# 以上所概括的三个特点大量存在于杜甫的以战争为题材或者以战争为背景的诗歌作品之中，尤其是其叙事类作品中。诗人要么一种视角贯穿了全诗，要么多个视角交错使用。白描可以说是杜甫叙事名篇的基本特征，以此为基础，情感才得以寄托，并决定了在写实以及抒发情感基础上讽刺与戏谑的态度，三者共同体现于其诗歌之中。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杜甫的情感态度决定了他在写作过程中所能持有的态度，从而决定了叙事形式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