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忆语体散文的女性观，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西晋名士王济读到好友孙楚悼念亡妻的《除妇服诗》后，感慨万千，“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这种评价同样适用于清代的“忆语体”散文。这种文体产生于明末清初，以冒襄的《影梅庵忆语》为开端，到清中叶乾嘉年间沈复的《浮生六记》达到顶峰，其他影响较大的还有清嘉道年间陈裴之的《香畹楼忆语》、清后期道咸年间蒋坦的《秋灯琐忆》、清末民初余其锵的《寄心琐语》等。作者打破了中国古代文学根深蒂固的“言志”传统，大胆地叙述闺房之乐、夫妇之情，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对亡妻（妾）的深切眷恋。他们崇尚自然，高扬个性，在自然之美和个人生活的意趣中体悟个体的情感真谛。 “忆语体”散文是作者所写的自叙传性质的回忆录，女主人公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她们不再仅仅是传统道德规范所要求的贤妻良母，而且勇敢地追求灵肉契合的爱情，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精心营造趣味高雅的情致人生。既体现了传统女性的共性，又具有之前或同时代女性缺乏的一些新质。这种特质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要想全面系统地认识文中的女性形象，必须从明清时期的文化生态谈起。 文化生态是指精神文化与外部环境以及精神文化内部各种价值体系之间的生态关系，它将文化纳入生态领域，使人们获得了对文化的新认识。文化生态学中国学派的创始人冯天瑜先生把文化生态划分为三个层次：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制度环境，“文化生态三层次彼此之间不断通过人类的社会实践进行物质的及能量的交换，构成一个浑然的整体，同时，它们又分别通过复杂的渠道，经由种种介质对观念世界施加影响”。[1]下面，我们就来谈谈“忆语体”散文中女主人公性格特征得以形成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状况。 一 明朝中叶以后，统治集团日趋腐化堕落。张居正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未能挽救明王朝衰败的颓势。与政治的腐败相反，明代的经济到了嘉靖、万历时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手工业技术不断提高，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一切都促进了商业经济的繁荣和中心城市的形成，杭州、苏州、广州等成为商品集散、人口集中的繁华都市。[2]手工业和商业的高度发展，城市的空前繁荣，导致市民阶层的快速崛起，商人的地位大幅度提高。社会风尚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封建的伦理道德受到冲击，曾经被宋明理学家否定、压制的人的私欲，被充分肯定和大力张扬。人们开始复苏正常的人性，自我意识开始觉醒，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个性解放狂潮。 王阳明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理”的观点，提高了人的主体地位，主张人性的平等，具有反传统的意义。王氏心学发展到泰州学派，王艮明确提出圣人之道就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一切日常欲望不仅不离经叛道，而且恰恰正是“道”的体现，完全消除了“天理”与“人欲”的对立。王氏心学和在文人阶层中有广泛影响的狂禅相结合，使人们开始摆脱程朱理学规定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认识到自我价值的重要性，促进了思想解放。士人们不再热衷于追求科举功名，转而追求闲适的生活；开始注重物质生活的享受。他们陶醉在以自我情感为中心的美好世界里，或纵情声色，或啸傲山林；或寄情书画，或参禅修道。“忆语体”散文中的作者也受到这种心态的深刻影响，放弃了对儒家“三立”的追求，把目光从社会转向家庭之中。他们的闺中伴侣秀外慧中，才华出众，见解超群，可以和他们一起经营艺术化的人生。在和这些女子的生活中，这些仕途偃蹇、人生失意的中下层文人获得了真正的爱情，达到了灵肉交融的境界。他们由方外之恋、救赎人世之恋，转移到了自我，转移到了有血有肉的人间世俗之恋。 “忆语体”散文的作者倾注了自己的满腔情感，非常细致地刻画了女主人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文中描写的都是他们共同经历的一些日常琐事，如闺房之趣、烹茶焚香、吟风弄月、插花造景、游山玩水、服劳侍疾等等。文中的被叙述者（董小宛、陈芸、王子兰、关锳、胡恕）是叙述者（冒襄、沈复、陈裴之、蒋坦、余其锵）眼中的人物，是被叙述者情感化了的。在对往事的追忆之中，始终流淌着叙述者的真挚情感。在真情的浇灌之下，女主人公的形象格外光彩照人。冒襄被董小宛的智慧才识、慧心隐行深深打动，赞叹“姬断断非人世凡女子也！”；沈复对芸娘则心折神服，认为“求之闺中，今恐未必有此会心者矣。”；陈裴之非常欣赏紫姬的处世得体，把她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蒋坦对秋芙的才华心悦诚服，敬爱之情溢于言表；余其锵则深为淑娟的贤能所折服，赞叹“称以贤妇，岂过誉哉”，作者是在用自己的情感写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人，抒写对人生、生活、自然和社会的感悟，言我之志，抒我之情。作者与女主人公共同构成了文章“双重作者的主体性”，消解了我和他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使叙述者和被叙述者（作者本人，作者和女主人公）合而为一。在“忆语体”散文这种新型的文体中，“我”和爱人——这些在传统伦理道德束缚下丧失了自我，只是作为一种对象性存在的个人——终于认识到了自我的存在，发现了理性之外的“有情”世界。他们的主体意识逐渐觉醒，追求自我精神的适意满足。寄情山水，领悟童趣，在闲情逸致中，在审美情趣的追求中，体现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二 “忆语体”散文的渊源，是明代以前注重艺术性、抒情性的古代散文；近源则是晚明小品。“忆语体”散文对晚明小品既有吸收继承的一面，又有开拓创新的一面。开拓创新主要表现在作品审美容量的扩大和表情的更加直率大胆。这里我们主要分析它对晚明小品的吸收继承。 晚明时期，小品文空前繁荣，清新活泼、简明生动，在信笔直书中自然地流露作者的思想感情。当时的一些文坛大家，如公安派的三袁，竟陵派的钟惺、谭元春，以及徐渭、张岱等都是写作小品文的高手。晚明小品文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艺术上有很大的创造性。它和“忆语体”散文产生的社会背景是相似的，都与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潮和市民意识的增强有关。#p#分页标题#e# 晚明小品文作家的思想，受到徐渭、李贽等人的深刻影响。徐渭为开晚明文学新思潮先风的领袖。他崇尚“自然”，主张抒写真情，抒写一己之“真我”。在我国封建社会，女性被排除在社会中心之外，只是一个空洞的能指，“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压得她们喘不过气来。文学作品中所描写和肯定的一些女性，大多都限于烈女节妇。晚明时期，随着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出现了较多的描写和褒扬女性的作品。徐渭更以大量的笔墨，在《雌木兰替父从军》和《女状元辞凰得凤》两部作品中分别赞美了两位女扮男装的巾帼英豪，得出了“世间好事属何人？不在男儿在女子”[3]的结论，表现了他对封建礼教和时俗的批判。这种对女性地位的高扬在“忆语体”散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文中的女主人公，无论是大家闺秀（秋芙、胡恕）、小家碧玉（陈芸）、还是地位低下的青楼女子（董小宛、王子兰），她们的形象都非常光彩照人。她们个个才貌双全，见识非凡，勤劳善良，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自我牺牲精神。“娶妻如此，夫复何求？”，她们的夫君在文中大胆地歌颂她们，深为她们的去世悲痛叹息，唱响了一曲女性的颂歌。 李贽作为晚明文学革新者的“教主”，深受小品文作家的推崇。李贽对传统礼教的冲击，对个性的张扬，为晚明反对摹拟因袭、抒张性灵的文学思想提供了精神依据。他的“童心说”是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灵魂，直接影响了“性灵说”的产生。他认为“童心”即是真心，“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4]李贽尊崇个性，对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进行了抨击，如他同情寡妇再嫁，驳斥女性见识短的谬论。他提倡抒写自然情性，以“情性”为作品的灵魂，这些被晚明小品文作家和以后的“忆语体”散文作者所继承，成为一种自觉的创作原则和审美追求。“忆语体”散文的作者们以传统文人从未有过的坦诚，真实地记录了自己家庭生活的琐事，追求真正的爱情，表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流连山水，注重物质生活享受，并与文化追求相得益彰。每一个“个人”都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世界。这些都是与李贽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情”是汤显祖人生哲学和文学思想的核心，《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便是他着意刻画的一位“至情”之人。在他的笔下，“至情”具有异乎寻常的力量。它超越了生死界限：“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5]。他所谓的“情”也不再是“哀乐”之情，而是理学家们闻之色变的男女爱恋之情。“忆语体”散文的作者们真挚地歌唱爱情，这里有获得爱情所产生的巨大欣喜，有失去至爱所带来的深哀剧痛，有情侣分离后失魂落魄的相思，有伉俪相聚时如痴如梦的沉醉。这种挚情，不同于封建包办婚姻，他们有共同的感情基础，志趣相投，这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是特立独行、超越传统的。袁宏道是晚明“公安派”的中坚人物，他提倡的“性灵说”对当时及以后的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求“真”是“性灵说”的精核，抒写真情，便不必据守前人陈规，要自抒胸臆。“性灵说”以独抒性灵为旨归，将儒家传统的道德教条弃置不理，主张“率性而行”、“任性而发”，认为“喜怒哀乐嗜好情欲”的自然流露乃为“真声”[6]，唯有“真”才符合“趣”的审美规范。“趣”是“性灵说”重要的审美追求之一，是自然之趣、童趣、真趣。 袁宏道着重表达山水之乐与山水之趣，并在这种乐趣中表现对世俗的追求与快乐。他无所拘束地袒露自我性灵，信心信笔，灵动洒脱。这些对晚明小品文作家及“忆语体”散文的作者都有深刻的影响。晚明小品文的代表作家张岱便吸取了公安派散文的长处，文字清新活泼，语言简洁明快，富有诗情画意。如他的名作《虎丘中秋夜》、《湖心亭看雪》等，注重天然情趣，独抒性灵，体现出作者独特的审美观和不同凡俗的游赏观。《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也说：“余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即论诗品画，莫不存人珍我弃，人弃我取之意；故名胜所在贵乎心得，有名胜而不觉其佳者，有非名胜而以为妙者。”他们夫妇时常共同游历山水，两人曾同游太湖。冒襄曾偕董小宛游金山、苏州、杭州，蒋坦夫妇经常结伴出游，回来还要写下游记，余十眉曾和淑娟泛棹南湖，觅趣探幽。他们将自然景色之美和夫妻恩爱融为一体，极得生活之真趣。[7]山水实际上构成了他们生活和抒发心情的一部分，他们的生活、心境、意绪与山水发生了亲密的关系。文章中的山水就是作者依据自己的感受来重建自然的结果，他们将直接现实生活中的情感活动转移到另一个感性世界——自然山水中，享受到远离尘嚣的惬意与审美的情趣，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见出“天人合一”的境界。主体的精神高扬到了极致，形成了一种超越万物、浑涵众有的气度。 晚明小品文的主要文体特征是注重情趣、独抒性灵，这与公安派重视文学的独创性是一脉相承的。“忆语体”散文的作者在作品的抒情品性上，与中郎等晚明小品文作家有着相同的美学追求。这五篇作品都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罕见的抒写个人天真性灵的作品，男女主人公们以浪漫的情怀追寻人间的至真至善至美，把自己人生的乐趣，更多地寄托在自然的山水、人与人之间的真情、自我的艺术创造之中。 作者们的家庭生活充满了乐趣，文中的女主人公个个才华横溢，他们夫妇之间经常诗书唱和，表现出文人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特有的情趣。董小宛与冒襄评诗论画，其乐融融；沈复和陈芸课书论古，品月评花；紫姬与陈小云互赠诗词，笔墨传情；秋芙与蒋坦联诗为戏，琴瑟和鸣；余十眉与淑娟推敲诗句，诗情画意。他们注重感官享受，诗化生活，领悟人生真趣。在园林建筑、房屋布置、室内摆设、饮食服饰、家居闲赏等方面都有讲究，但又恰如其分，美而不奢。董小宛兰心慧质，高雅脱俗，处处追求清新俊逸之美，她在烹饪、刺绣、品茶、插花、制作香丸等方面都有独到的研究。沈复夫妇更是处处将生活艺术化，时时有物外之趣。沈复在剪裁花树、点缀盆石、布置园林等方面都独具匠心，陈芸性灵独具，将自然之美引入家庭生活，她所发明的“活花屏”，制作的“梅花盒”，建议插花中使用模仿画意的“草虫法”，可谓慧心独具。他们尽情释放自己的天性，抒发对天然情趣的热爱。这是男、女主人公体验人类生存的文明与美好的表现，是在淡化了“入世”之心后对人生之“趣”的寻觅。#p#分页标题#e# 另外，“忆语体散文”在语言风格上与晚明小品也一脉相承，它们都具有明快简练、清新自然、优美动人的特点，“寄寓了中国文人阶层中年时最透彻的感悟，保存着他们最天真的性灵。”[8] 三 “忆语体”散文中才德兼备、具有摆脱“他者”地位或隐或显要求的新型女性形象的出现，还与明清时期女子文学教育的普遍推广、女子文化群体的崛起、文人家庭文化的熏陶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董小宛、陈芸等五位女性都有极高的文化修养，见解高远、谈吐非凡，她们亲近大自然，追求自由自在的天性，都是当时多种文化生态因素作用的结果。要想使女性高扬主体意识，真正消除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实现人类和地球的和谐统一、持续发展，就必须保护和优化生态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