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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曾言，“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1］。其实，不仅中古学术呈现家族化倾向，纵观清代文学的发展演变，也具有“地方化”、“家门化”的特征。对清代文学的考察，也离不开地域、家族背景。尤其是在梳理一门风雅流变的基础上，更应关注一定地域内数代联姻、互为姻亲的家族集群的创作活动。清代阳羡姻娅家族的文学创作活动正是清代地域文学版图中颇具研究意义的典型样本。 清代阳羡陈、储、吴、史、任、路、蒋、徐等文学家族，这些家族一方面家风优良、以儒为业、诗书传家，另一方面，家族间通过数代联姻而形成交叉勾连的状态，在人际和文化上产生更为紧密的联系。清代阳羡文学家族以地缘、血缘、婚缘关系为基础，凝聚成为一个特殊人文群体，构造出一个渗透着血缘性和亲缘性的人文空间。在这一空间内，阳羡姻娅家族强化或互补彼此的文学优势，家族文人互相激发文学热情，互为师友，共同雅集唱和，从而形成具有独特意味的文学生态。 一、清代阳羡姻娅家族与词文学集群 清代阳羡姻娅家族词文学成就最为突出，从清初至民国，阳羡姻娅家族“户习倚声，家精协律”的传统一直持续不断［2］。清代阳羡词人大都出自本邑文学家族，如陈氏、储氏、万氏、史氏、徐氏、吴氏等，这些家族保持着世代通婚的关系。阳羡词人集群不仅具有血缘性，而且还具有亲缘性。这一特质在清代阳羡家族文学发展过程中也具有普遍性。 陈氏、史氏、徐氏、储氏、蒋氏、万氏等具有联姻关系的文学家族集群是清代阳羡词发展演变的重要力量。家族内部呈现纵向的师承渊源，如陈维崧与弟陈维嵋、陈维岳、子陈履端、侄陈枋；徐喈凤与弟徐翙凤、子徐瑶、侄徐矶；万树与叔万锦雯、表兄万廷仕等。特定时空内，姻娅家族间的文学交往形成联袂创作状态，数家词人风雅联唱，体现聚集和韵之趣。 首先确立清代阳羡姻娅家族“户习倚声，家精协律”传统的是清顺治末到康熙初的阳羡词人。这一时期的阳羡家族词人，在词体与词艺的探讨上，词创作风格方面都趋于一致，最终由群体跃升 为词派。陈维崧以其卓越的词学成就成为这一时期阳羡姻娅家族群落的领军人物。康熙八年以后，陈维崧返乡，居于里门近十载专攻填词，与其表亲史氏词群、吴氏词群、曹氏词群以及外家储氏词群、万氏词群等，积极交流，频繁展开唱和，切磋词艺，将磊砢抑塞之意，发之于词，出现了“人各有集，家各有集……啧啧可传”的局面［3］。这一时期的阳羡姻娅家族词人承苏轼、辛弃疾词风，积极实践或慷慨激昂，或悲愤苍凉，或寄托深微的词风，不同于云间词派所崇尚的柔靡花间风格，天下词人耳目为之一新，当下即有“近时倚声一席，独推阳羡”的声誉［4］。清初阳羡姻娅家族词人还积极进行文献整理，选本汇编之风屡振不衰，主要包括至今犹存于世的《今词苑》、《荆溪词初集》、《瑶华集》等以及仅见于著录的陈维嵋《古今词选》、蒋景祁《名媛词选》等。这些选本以选“当代”词为主，体现了自觉的文献意识与存词存史的实录精神。清初阳羡词人对词体功能的认知比云间词人更为深刻，他们以“词言情”为理论基点，倡导以真情作词，将词情范围从风月幽怀扩大到社会人生。他们认为词是性情的载体，词风因性情各异而呈现不同状态，表现出兼容并蓄的宽容气度。不过，就阳羡姻娅家族词人的创作实践而言，他们比较偏重抒写悲壮之情，这是对清词词境的大力开拓，在清词史上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说，与明词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云间词人传递了清词转变的最初信息的话，那么真正拉开清词中兴的历史帷幕的则是具有独立批判意识的顺康时期阳羡姻娅家族词人。 康熙三十年以后，阳羡派日渐式微，阳羡姻娅家族词人集群规模缩减，并呈现分化之态，阳羡词风亦随之而发生变化，以悲慨为主导而变为悲慨与清逸并重。这一时期活跃在词坛上的阳羡家族词人，大多出生于清朝，没有经历易代鼎革，审美取向开始与父辈词人有所区别。有些继续保持父辈的悲豪疏朗，以弱冠即投身阳羡词学的以蒋景祁、董儒龙等人为代表。有些另觅词学路径，呈现出别样的艺术风貌，如徐瑶、徐玑兄弟与路传经、路念祖兄弟，以营造清疏俊雅词境为主。在他们手中，清初阳羡词的劲急悲愤之气渐呈衰微趋势，而以清逸闲淡之态为主。 乾隆前期，阳羡姻娅家族词人再次变革了阳羡词风。他们推崇小山、少游、美成诸人，强调词作风流婉约、情致缠绵。史承谦是这一时期阳羡文学家族词人群的领军人物。史承谦词瓣香片玉、梅溪，兼有众美，被誉为“一代词手”［5］。与史承谦交往密切的家族词人，主要有史承豫、任曾贻、储国钧、储秘书等，他们皆是盛世的词坛寂寞者，在当时及后世都很少被人提及。史承谦与他的词友，不满于浙西词风，对当时词坛只求形式而言之无物的不良风气提出严厉批评。他们的创作也与浙西词风有别，因而游离于当时主流词坛之外。同时，因为坚持以词表现真性情，他们努力追求以词言真情，故而具有耿介之气，与清初阳羡词风又有一丝相似之处。 嘉道以后，清廷衰落，江南又起战事之祸，阳羡姻娅家族经兵火毁坏，呈衰微趋势。乱世之中，仍有蒋氏一族支撑阳羡词学传统，并得到其妻族储氏的积极支持。蒋氏一门祖孙、昆季、胞妹并善讴吟，突显清代阳羡词文学的家族特征。蒋萼，字跗棠，自号醉园，性闲静寡，自称为竹山后裔，仿蒋捷以诗词自娱。蒋萼《齑臼词》，取法词坛先辈陈维崧、周济等，语多创获，风格多样。蒋萼弟蒋彬若，字次园，有《替竹盦词》。蒋萼妻储慧，字啸凤，有《哦月楼词》，存词十余首，大多为闺帷内的侧艳之词，织丽有余，风韵不足。储慧父为蒋萼之师，亦有作词雅兴，并与储慧兄及蒋萼、蒋彬若时有唱和，惜因战乱，其词集已不传。蒋萼子蒋兆兰，字香谷，亦擅倚声，曾参加寒碧词社、鸥隐词社，著有《青蕤庵词》前后两集。蒋兆兰还是民国初年重要的词论家，著《词说》一卷，总结词体特征、阐述词体流变、申发各家各派的艺术风格，颇有见地。蒋兆兰及储氏后人储南强，与宜兴名士在民国初年结社唱和，突显地域文风与家族传统交融的文化特色。#p#分页标题#e# 各个时期的阳羡姻娅家族词群，都有独立而自觉的艺术追求，反映了清代阳羡词风嬗变的动态过程。清康熙至乾隆，是阳羡姻娅家族词事活动的高潮时期，谭献即言“数乾隆以来，阳羡词流，几几人握蛇珠”［6］。不同时期的阳羡词发展都是以家族词人为创作主体，表现了清代阳羡姻娅家族词文学具有集群性特征。而阳羡姻娅家族词人或激昂悲慨，或清新闲淡，或婉约流畅，则又体现出清代阳羡姻娅家族词文学的多元化特征。 二、清代阳羡姻娅家族对曲文化的贡献 明清时期，曲文化盛行于江南，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众多文学家族积极参与其中，江南家族性曲群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与文学影响。阳羡姻娅家族自觉融入这一文化潮流之中，不仅积极参与戏曲文本创作，而且还蓄养家班，自度新曲，在欣赏戏曲表演的同时，积极进行戏曲批评，为明清曲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心力。 阳羡陈氏家族是清初阳羡姻娅家族曲文学中的一支劲旅。陈氏戏家的翘楚是陈于鼎。陈于鼎，字尔新，号实庵，他曾对《北西厢》古本作过批点，日本传田章氏所著《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一书中，将陈实庵本定为第五十九种［7］。清人毛先舒对其点评十分赞赏：“《北西厢》古本，陈实庵点定者为佳，别本多所改窜，寝离其故。如《董西厢》‘我甚恰才见水月观音现’，语颇妙，而实甫仍之。俗本改‘现’作‘院’，与上‘家’字偶，必欲为村塾联对耶？又如易‘东阁玳筵开’为‘开烟’者，亦复类此。又如易‘马儿迍迍行’为‘逆逆行’，穿凿可笑，此类正多。至于平去入三声，虽有阴阳，而作者笔墨所至，亦不尽拘，亦欲歌者神明其际，乃悉用纤微绳之，因以窜易古本。诞哉！”［8］毛先舒对陈于鼎的欣赏在于，首先陈氏没有随意窜改古本《西厢记》之中的戏文，保持了其文采生动的原貌，其次陈氏的点批不拘泥于用四声阴阳逐句逐字的反复推敲，态度比较宽容。陈于鼎不仅有戏曲批评，还有创作实践，曾著杂剧《半臂寒》《长公妹》《中郎女》《京兆眉》《翠钿缘》五部。谈迁《京口尝陪陈编修实庵今邮词五种寄谢》曾对陈于鼎的曲词颇有赞誉，称之“彩笔生花梦乍酣”、“满苑莺声歌玉树”。陈于鼎的几个从侄，传承家学，在戏曲方面表现出色。陈贞贻，与吴江派沈璟的弟子汪廷讷相交善。廷讷善曲，与汤显祖、屠隆等均有交往，明末著名的戏曲家，所作戏曲作品甚丰，总称《环翠堂乐府》。陈贞贻有传奇《凤求凰》、《当垆记》，祁彪佳《远山堂曲品》曾著录陈贞贻《当垆记》，并列入逸品，其评曰：“传长卿者多矣。惟骕骦袭能集众长，此亦足分半席……笔性遒上……爽爽有一种风气。”陈贞禧，有《梅花梦》传奇，姚燮《今乐考证》《曲考》《重订曲海总目》、王国维《曲录》均著录，惜其今已佚。 陈氏群从外，与陈氏有联姻的吴氏、万氏、路氏、储氏等均聚集了曲苑行家，并有作品传世。吴氏以吴炳最为著名。吴炳，字可先，号粲花主人，生而文秀，天赋逸才，少年即擅填词，后兼擅戏曲，是临川、吴江两派兼收并蓄而自出机杼者。吴炳著有传奇《西园记》《绿牡丹》《疗妬羹》《画中人》《情邮记》，合称《粲花斋五种曲》。吴炳才情绮丽，受汤显祖影响极深，《画中人》词与汤之《牡丹亭》《还魂》形似，《疗妒羹》中《题曲》一折亦逼真《牡丹亭》。吴炳的传奇，曲词绮丽，情节工巧，善于运用误会、巧合手法刻画人物的心理，如道子写生，须眉毕现，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万氏以万树最负盛名。万树父万濯妻于吴炳姊妹，万树乃吴炳的外甥，万树《宝鼎现•闻歌疗妒羹曲有感》序曾忆母舅吴炳“教诸童子于五桥、石亭之间，拍新撰以娱老。余自学语时，从先宜人归宁，即得饫闻，不觉成诵”。当时，吴氏婿晋陵邹孝廉武韩“亦携家伎来，两部合奏，堂上极欢，先生赋遂初焉”［9］。万树的传奇之作得法于舅氏，所作传奇《拥双艳》三种，“世称奇构，实皆石渠之余绪耳”［10］。实际上，万树在受外家熏陶、承继吴炳法乳之外，又能自成一家。梁廷柟《曲话》称：“阳羡万红友寝食元人，深入堂奥，得其神髓，故其曲音节嘹亮，正衬奉命。吴雪舫称为六十年第一手，信知言也……红友为吴石渠之甥，论者谓其渊源有自，其实平心论之：粲花三种，情臻有余而豪宕不足；红友如天马行空，别出机杼，宗旨固自不同也。红友关目，于极细极碎处皆能穿插照应，一字不肯虚下，有匣剑帷灯之妙。曲调于极闲极冷处，皆能细斟密酌，一句不轻放过，有大含细入之妙也。非龙梭、凤杼，能令天衣无缝乎？”［11］红友对制曲颇有见解，认为“曲有音，有情，有理”，“不通乎音，弗能歌；不通乎情，弗能作；理则贯乎音与情之间，可以意领不可以言宣。悟此，则如破竹、建瓴，否则终隔一膜也”［11］。万树的戏曲文本重音、重情、重理，庄而不腐，奇而不诡，艳而不淫，戏而不谑，宫律谐协，字义明皙，显示出他与舅氏的不同，以及他的艺术独特性。 储氏曲家甚多，具有代表性的是储懋端、储懋时、储懋学等。储氏储懋端，“遇剧必观……自制词曲工丽，音律分寸得绝传。当江东承平，家门荣盛，颇以园亭声伎以娱。女乐两部，隐隐闻后堂丝竹声”［12］。储氏与陈氏有姻亲之联，陈维崧曾对其外家曲声不断的胜景有所描述：“仆与雪持储子，谢范素交，潘杨密戚……共为曲室之谈，聊作西窗之话……光延大宅，正蓄歌钟。金谷名园，方盈盛鬋。属有阳阿之妙伎，能为上蔡之新声。紫箫红笛，谱出龟兹。渌酒银灯，舞成面纥。”［13］ 路氏曲家亦多，其中路迪最具特色。路迪，字惠期，号海来道人，著有《鸳鸯绦》传奇二卷，写战乱之中杨直方、张淑儿遇合事。《鸳鸯绦》不脱秀才落难、美人相救、私定终身、一举成名、姻缘好合的陈俗老套，没有跳出传统戏曲的框架窠臼。乱世之中男女主人公感情跌宕、命运曲折的故事虽屡见不鲜，但作者叙杨直方、张淑儿贞于感情彼此不弃，女主角始终只有张淑儿一人，真切感人。作者述相思之情多借古代诗词的神韵，可见其才情。剧本重点是在男女主人公分离之后，故事所要寄托的并不是杨、张悲欢交织的曲折感情，而是以此一吐忧国的愤世之声。这一主旨与当时当地群体传承的忧患意识有着极为深刻的渊源关系。阳羡姻娅家族对曲文化的热衷，反映了清代阳羡姻娅家族文学实践的多样性特征。#p#分页标题#e# 三、清代阳羡姻娅家族诗文品评与交流 清初阳羡姻娅家族的创作活动，不仅只见于词曲领域，在诗文方面，更是著述丰富。阳羡家族文人大都亲手校订编纂了自己作品，有些身前尚未成集的，则由其家人搜集遗稿，整理刊刻。同时，他们多请姻亲族人品评或作序，反映了阳羡姻娅家族内部的文学交流。 周启嶲曾为其母舅吴本嵩《善卷山房诗稿》作序，赞颂其舅的诗才与诗情，“寢食不忘乎诗，晦明不忘乎诗，以至燕游赠答、俯仰今古、触景兴怀、忧悲愉伕之况，一一寓之于诗。则是天石既擅文章矣，而又广肆其力于诗，穷益甚而诗益工……天石稽占证今裕，廊庙经纶，抵掌时务，坐而言起，可见之行。夫天石既负理学经济之鸿才，而又能超然高寄，取风雅之遗，互相映发，是其胸中所挟以酬当世。”周启嶲对吴本嵩诗歌的评品，着眼于其经历、学识与诗歌创作的关系，注意到吴诗意蕴深厚，感情充沛的内在因素。 吴本嵩弟吴梅鼎有《醉墨山房文稿》，徐喈凤曾作《望海潮》称许其文采：“幼识之无，长通邱索，身居醉墨山房。手握灵蛇，口飞彩凤，兴来倚马成章。清丽压徐江。似宝山珠市，万丈光芒。涛涌波洄，又如沧海淼无疆。吴郎信是才郎。盍携书入洛，挟策游梁。酒后骚愁，花前赋恨，长门有价谁偿。搔首问苍苍。问几时狗监，称说臣乡。文似相如，定应染翰侍君王。”［14］徐喈凤以“灵蛇”、“彩凤”为喻，称誉吴梅鼎文采华丽，又以“涛涌波洄，沧海无疆”作比，形象描绘了其跌宕流畅的行文风格。吴梅鼎文确实具有这样的风格，以《阳羡茗壶赋》为例：“若夫泥色之变，乍阳乍阴。忽葡萄而绀紫，倏桔柚而苍黄，摇嫩绿于新桐，晓滴琅之翠；积流黄于葵霞，暗飘金栗之香；或黄白堆砂，结哀梨兮可啖；或青坚在骨，涂髹汁兮生光。彼瑰崎之窑变，非一色之可名。如铁如石，胡玉胡金，备正文于一器，具百美于三停。远而望之，黝若钟鼎陈明庭，迫而查之，灿若琬啖浮精英，岂随珠之与赵壁可以异，则称珍者哉。”［15］吴梅鼎对紫砂泥五色土制陶的描述，有声有色，尤其是对颜色变化的描写，采用比喻的修辞方法，神采熠熠。 任元祥为潘均范诗集所作的序文，是清代阳羡姻娅家族文人诗文品评交流的又一重要例证。潘诗今已散佚，但其风貌仍可从任序中窥知一二：“均范之于诗，若文其以为筌耶筏耶，其以为车耶。诗虽一艺，可以见道，而世之为诗者，求一言之几道而不可得，诗之存亡谁为之。鸟鸣于春，虫吟于秋，听鸟虫而知春秋，而声鸟虫者，非鸟虫也。山峙川流，云雨出于山川，而出云雨者非山川也。均范南浮浙江，北溯黄河，感时赋物，皆自写其胸中之所得。浩浩落落，宜其有取于失车也哉。”［16］可见潘诗亦以性情为本，鸣一腔胸臆。 任元祥还有为其侄儿任绳隗而作的《植木斋诗集序》，论其诗绍绪杜甫：“任子青际工为诸体诗，近日尤专精于杜甫，下语措字，皆有朴辣之气，盖学杜之益也……青际因出其近诗示余，余读未卒业，喟然自叹其不及也。昔之所以为青际者，故于诸子为擅场，而今更以朴辣胜，知所得于学杜者深矣。余自吴越历齐鲁、游燕蓟，天下之士，余既得见之，而天下之所为诗人者，余既而知之。妍媸美恶，杂见并进，雅郑迭相为奏，朱紫迭相为御，若青际者，真诗道之干城也哉……其为诗乃深造极诣，归之大雅。”［17］任绳隗是清初阳羡重要的诗家之一，他早年追摹云间诗风，学晚唐李贺、李商隐等，后师法老杜，气力深厚。乐府诸篇，不规规汉魏辞句，自出机杼，不袭前人，凄清婉约；古体秀劲；初体亦时发新意，不乏名篇。吴本嵩诗内蕴深厚，潘均范诗以性情为本，任绳隗诗造诣精深，展示了清代阳羡姻娅家族文学生态的多样性。 任元祥去世后，夫人黄氏倾其所有，整理刊刻任氏诗文，储欣作《任王谷诗序》彰黄氏之功，赞元祥诗论，表达了与之趋同的诗学观，储欣和任元祥，在诗学观上都不薄七子，但对七子独尊盛唐又并非完全接受，储欣认为“升降叠迁，作者代有，学者深造而得之心，随其材质而自取之，则皆可以有立”［18］，任元祥则强调“今尊杜甫而蔑视汉魏，是犹睹河水于平原广泽迁徙倏忽以为神，而不知其有龙门之奇、积石之高也，不亦昧乎”［19］，他们不专宗盛唐的融通诗学观不失为考察明清之交诗风消长交替的重要史料。 任元祥和储欣都是清初古文名家，任、储两大家族，在清代至少曾有八次联姻。任氏任元祥之后，有任启运、任道镕等古文家。储欣曾在家族内开办学堂，教族中弟子研习古文义理。任元祥与清初文坛名家侯方域、尤侗等皆有往来，曾与侯方域论文数夜不休，互相切劘。任元祥文初学六朝，折而为韩、欧，浸淫于两汉，内蕴深厚，朴茂遒劲，“率尔下笔，似不求工者而淡简，高古直入韩欧门户，故能与雪苑侯氏、金精魏氏抗行。此其卓然自立，不随俗尚为推移”［20］。储欣文宗唐宋八家，尤崇韩柳，以叙事、议论见长，结构清晰，严谨分明。 在任、储二人的倡导下，“古文”成为任氏、储氏颇具特色的“家学”传统，形成了清代阳羡姻娅家族的古文创作集群，成为清代阳羡姻娅家族文学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储氏古文集群包括：储方庆，字广期，号遁庵，有《遁庵文集》十二卷，宋犖、邵长蘅曾为之序，对之甚为赞赏。方庆有五子，储右文、储大文、储在文、储郁文、储雄文也都是储欣门下弟子，于康熙年间先后登第，一时传为佳话。五子之中储大文较有名望。储大文，字六雅，号画山，嗜好读书，博览群经，著有《存研楼文集》、《存研楼二集》。另外储欣子储芝，字五采，号梅颖；孙储掌文，字曰虞，号云溪；皆以擅古文而名扬江南。 综而论之，特定的时空内，阳羡文学家族的杰出文人，随着家族间联姻关系的铺衍，聚合为新的文学组合。不同的时空中，以血缘和亲缘为纽带，家族间的“文化丛”与家族内部的“文化链”相依相生，形成以姻亲网络为枢纽的群集性文学生态。潘光旦先生称：“大率一姓之中，一门之内，不出人物则已，出则往往二三人以上，甚至或至数十人，古者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当门第婚姻盛行之时代，往往有积十数世而不败者；盖优越之血统与优越之血统遇，层层相因，累积愈久，蕴蓄愈深，非社会情势有大更变、大变动，有若朝代之兴替。不足以摧毁也。”［21］265因为血缘和亲缘关系的渗透，阳羡家族文人群体的聚合更为坚固、紧密，而这种超越一般社会人际交往的姻娅之缘，结成了文学的纽带，成为维系清代阳羡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促生了清代阳羡独特的姻娅家族文学生态。清代阳羡姻娅家族多样性的文学实践、集群式的文学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清代地域文学发展的基层动力。#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