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生态环境与诗人心态，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关于地理环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中国古代有“江山之助”论。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新唐书》张说本传说“(说)既谪岳州，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之助云”。“山林皋壤”确实能激发文人的灵感，说它是创作的源泉也不为过;偏远之地的“江山”亦可影响诗人的身心，进而影响诗歌的风格，这无疑也是正确的。虽然前贤之论有仅限于情景关系的嫌疑，但也给我们探讨环境对诗歌的影响以莫大的启发。生态环境中的地理区位、山川地貌、气候、物产资源等多种要素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一个动态关联的整体，对文学产生多向度的影响。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通过诗人表现出来，具体说是通过诗人的生理感受、心理活动，诗人的身心变化影响诗歌的内容、题材的选择，最终影响诗歌的艺术风格以及语言表达、意象选择、审美方式等。 不同的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的心理和精神有不同的影响。有学者指出，自然生态环境对提高人的精神生活质量和促进人类精神健康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即生态环境对人类有着积极的“精神效用”［1］。以生态本体论为基础的生态环境美学强调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应环境保护的时代需求而起，自有其合理之处。就古代文学领域而言，生态环境对诗人心态(或说精神状态)的影响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自然生态环境中的负面因素，如地理位置的偏僻，气候炎热，瘴雾弥漫，地貌荒凉等，常给诗人的心态带来消极影响，产生失意、沮丧、恐惧、悲伤、绝望等情绪，本文称之为生态环境的负效用。那些“一官瘴土”而埋骨他乡的诗人可作为这一负效用的注脚。自然生态环境中山奇水秀、物产丰富等正面因素往往对诗人心态产生喜悦、新奇、惬意等积极情绪，不妨称之为生态环境的正效用。那些到风景秀丽之所宦游、目睹佳山秀水之后发出“兹游奇绝忘羁宦”(范成大《次韵许季韶通判雪观席上》)感叹的诗人亦可作为证据。“ 粤西”是广西的古称之一。唐宋时期粤西的生态环境中既有地理幽遐、气温高、瘴气多等负面因素，也有山拔水清、洞奇石美、物产资源丰富等正面因素。其对诗人心态或说精神状况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可大致概括为:沦落心态、忧惧心态、喜山悦水心态、乐游心态。 一、沦落心态 唐宋时期，粤西辽远的地理区位常常使身处其地的诗人产生沦落感。 粤西僻处西南一隅，闭塞落后，远离中原王畿，最南端的钦州“北至上都五千五十里，东北至东都四千八百五里”［2］952，中部的柳州和北部的桂州到上都长安、东都洛阳的距离也都有四千里左右。远道而来的外地诗人一踏足该地，便有一种处于天地边缘的感觉，仿佛由人间乐土沦落于“魑魅之乡”、非人之境。 古人一向以中原地区为天地之正中，中原之外的四方皆为鬼魅之地。如《左传•文公十八年》说:“流四凶族……投诸四裔，以御魑魅。”这种根深蒂固的地域偏见一直延续至唐宋时期。五岭之南、涨海之北的粤西更被视为“天边国”、“天涯”等。唐睿宗景云间(710－711年)宋之问流钦州逗留于桂州时所作的《桂州三月三日》说:“代业京华里，远投魑魅乡。登高望不极，云海四茫茫。”唐朝南方的极边之境在今天的越南中部，即当时的安南都督府，但在宋之问的意识中，粤西桂管的桂州与容管的钦州与安南无甚区别，都是“魑魅之乡”。古代相传北雁南飞不过衡阳，而桂州“北去衡阳二千里”，以至于诗人作“无因雁足系书还”(《登逍遥楼》)。地理幽遐，音讯难通，因而到粤西的诗人有被隔离于中原之外的边缘感。“非九州之域”［2］952的钦州，濒临天然巨浸北部湾，流放该地的诗人更是有到天地尽头的感觉，宋之问流钦州途中至藤州时即作“魑魅天边国，穷愁海上城。”(《发藤州》)在钦州贬所逗留两年多的张说将钦州之贬看作“万里投荒裔”(《岭南送使二首》其二)，“南溟宅放臣”(《南中赠高六戬》)，地处天涯海角，诗人的情绪往往是多愁而善感，“江势连山远，天涯此夜愁。”(《和朱使欣二首》其二)钦州东南一百多里的合浦，同样濒临北部湾，亦被视为人迹罕至的魑魅之乡。唐肃宗至德年间张说之子张均流合浦就作“从此更投人境外，生涯应在有无间。”(《流合浦岭外作》)中唐柳宗元贬柳州，亦借木槲花来形容自己是“飘零今日在天涯”(《种木槲花》)。 流贬诗人皆因悲伤、失落等情绪而使诗句语带夸张，其他一些幕府、游宦诗人也将粤西视为万里之外的天涯而抒发飘零之感。大历年间(766－779年)戎昱客桂管为观察使李昌巙幕僚时就有:“二年随骠骑，辛苦向天涯。”(《桂州腊夜》)把旅居桂州的自己说成是“岁暮天涯客”(《桂州岁暮》);敬宗宝历年间(825－826年)出为桂管观察使的李渤，于途中见北雁南飞时深有感触，形容自己赴桂州途程之远亦如雁之“往复皆愁万里程”(《桂林叹雁》);李商隐形容其在桂管幕府为“天涯正对萤”(《奉寄安国大师兼简子蒙》)，在桂管思乡时亦说“万里峰峦归路迷”(《凤》)，李商隐在桂管所作的《北楼》云:“异域东风湿，中华上象宽。”因为粤西远离中原，诗人竟至于把桂州当作中华之外的“异域”。大中年间(847－859年)曾官邕管经略副使的陈去疾，回忆起自己在邕管的为官经历时也说:“魂梦天南垂，宿昔万里道。”(《偶题》)事实上，即使是那些未到过粤西的诗人，也把粤西视为偏远之域。如戴叔伦《送李审之桂州谒中丞叔》云:“知音不可遇，才子向天涯。”元结任容管经略将行之时刘长卿有送别诗《赠元容州》曰:“万里依孤剑，千峰寄一家……旧游如梦里，此别是天涯。”可见，无论是桂管、邕管还是容管，中原人士都习惯将之视为遥远的边地了。正因为地理位置幽远，往粤西为官之人“或不出上京，已发徒劳之叹;或暂来属邑，即闻归去之辞”(李商隐《为滎阳公桂州举王克明等充县令主簿状》)，而李商隐在赴辟入桂管幕府与亲友告别时才会“东郊恸哭辞兄弟”(《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犹如生离死别。#p#分页标题#e# 宋代，由于政区的收缩，粤西更是成了王朝的西南边疆，与趁势立国的交趾海陆相接。恰如周去非所说:“广西西南一方，皆迫化外。”因此，诗人置身边地的心态较为明显。如陶弼《安城即事二首》其二:“樽前一节清商曲，销尽穷边万里愁。”(安城，即宾州)杨幼舆《游老君洞》:“古人一麾耻外郡，今我半刺来边州。”(老君洞在融州)在诗人看来，粤西为西南穷边之地，并非像西北边疆那样是成就功名的理想之所，故每有“落南”之叹。范成大帅桂时即感叹:“此岂功名场，往戍清淮滨……为言落南客，病作寒螿呻。”(《送唐彦博宰安丰，兼寄呈淮西帅赵渭师郎中》)刘克庄入幕桂州，自云“北戍逢君岁建寅，岂知今作落南人”(《武冈叶使君寄诗至桂林次韵二首》其二)，亦有“落南”之叹。 粤西既非成就功名之地，出入粤西的诗人，总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当时出入粤西的主要通道是湘桂谷地，其中要经过一处重要的关口就是位于灵川、兴安两县交界处的严关。李师中《过严关有感二首》其二直言“严关便是玉门关”。唐人以为春风不度玉门关，玉门关之外的边地即是皇家恩露不及之处，极言其偏远。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灵川、兴安之间，两山蹲踞，中容一马，谓之严关。朔雪至关辄止，大盛则度关至桂林之城下，不复南矣。”严关以南是瑞雪难至的边地。李师中以严关比作玉门关，也是有感于严关以南的粤西地理位置的偏僻。在宋代诗人看来，“宾鸿讳入严关去”(曾丰《兴安县西南石峰秀拔无数》)，粤西之地连鸿雁都忌讳，何况人呢!而出了严关离开粤西的诗人则倍感轻松，张孝祥《兴安》云:“已过严关了，吾行且缓驱。”那种逃离边地而北返的解脱感油然而生。因为在诗人看来，进了严关不仅皇恩难及，似乎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位置，并且连自身的生死都未卜。故陶弼离开粤西时作“马度严关口，生归喜复嗟”(《出岭题石灰铺》)是代表了多数诗人的心态的。粤西之邕州、宾州、郁林州等因与交趾迫近，故被视为南疆边塞;钦州、合浦更被视为天涯海角。陶弼《郁林鼓角楼》云:“五更将吏知人意。吹作梅花塞外声。”《邕州》云:“绝塞多秋色，孤城易夕阳。”直以邕州、郁林为南疆塞外，与西北边塞等同。陶弼在钦州所作《天涯亭》、《望海岭》等以钦州为天涯海角，如《望海楼》云:“望海楼高目力宽，海潮来处是天根。”白居易贬江州司马时偶遇歌女而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慨叹。笔者以为，撇开诗歌艺术成就的高低不论，地处比江州更为偏僻的粤西诗人的天涯沦落感，比白居易无疑要更强烈。 二、忧惧心态 粤西炎热的气候以及弥漫山峦草莽、盘桓江河上空的瘴雾，常常使诗人产生担忧感和畏惧感。 粤西瘴雾之恶名的记载最早见于《后汉书•马援传》。马援当时见到的景象是:下潦上雾，毒气熏蒸，仰视飞鸢，跕跕堕水中。宋人祝穆认为马援所经历之地即唐宋时容州的容江“(容江)即马援所谓‘仰视飞鸢，跕跕堕水中’者是也。”［3］755当时的容州“地多瘴气，春谓青草瘴，秋谓黄茅瘴”［3］755。初唐沈佺期贬驩州道经容州鬼门关时说:“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入鬼门关》)他所说的“瘴江”即指容江，也即今天的南流江，发源于容州北流县，向南流经牢州(今玉林)、白州(今博白)、廉州合浦而入海。经容州鬼门关往南边的钦州、合浦一带，瘴疠更甚，“自瘴江至此，瘴疠尤甚，中之者多死，举体如黑。”［3］713因此，流经钦州而入海的钦江，也被诗人称为“瘴江”。可见当时粤西瘴疠遍布之广。历史记载与现实情景相结合，更增添了途经此地的诗人的恐惧感。流放钦州的张说在送北使还京时说:“山临鬼门路，城绕瘴江流。人事今如此，生涯尚可求。”(《南中送北使二首》其二)于瘴疠大作之地待罪的诗人，对自己能否活下去有明显的忧惧之情。柳宗元《岭南江行》云:“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茆是海边……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其所忧心者非一端，但却首列黄茅瘴。柳宗元在柳州英年早逝，非必与瘴疾有关，但从他刚到柳州便感觉“炎烟六月咽口鼻，胸鸣肩举不可逃”(《寄韦珩》)来看，炎热气候与瘴疠或许对他健康状况恶化有一定影响。并且柳宗元不止一次在诗中表达过对粤西瘴疠的忧惧，如《别舍弟宗一》说“桂岭瘴来云似墨”，既是嘱咐舍弟要注意防瘴，同时也透露出诗人对瘴疠的畏惧感。 唐代旅桂诗人对瘴雾的惧怕也同样表现在宋代旅桂诗人的诗歌创作中。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李师中起任广西提刑，历数年方出岭，他形容自己在广西为官的生涯是“冒瘴烟于此四年”(《嘉佑三年九月受命来岭外七年十一月得请知济州感恩顾已喜不自胜留诗四章以志岁月》序)［4］，如同冒着枪林箭雨战斗的军人。哲宗年间，因入元祐党籍而贬昭州别驾、贺州安置的范祖禹，其《贺州安置谢上表》云:“已投身于魑魅之域，将沦于瘴疠之乡。”透露出些许担忧。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因忤秦桧而编管昭州的邹浩，为读者描绘了当地瘴气的恐怖场景: 昭于广西，最为恶地。桂之城门号昭州门者不敢开，开则瘴大作，以故南人日畏之。商旅弗由其途，监司弗饮其水。予至之日，适又甚焉!素巾满郊廛，丧皷连昼夜。故老言数十年无有也。尝于苍埃白雾中怪鸟正飞而堕，鸡豚狗彘正行而颠仆。问之他人，则曰:发瘴然也。(《铭张明墓》，邹浩《道乡集》卷36)［5］ 邹浩的仆人张明染瘴疾而卒，这一活生生的例子无疑在诗人心中投下了恐惧的阴影。其《平乐告天青词》云:“惟兹平乐，无异新兴，乃瘴烟尤甚他邦，局形影循愆而处。”以昭州平乐的瘴疠为最甚。因此，当听说与自己同年遭贬的友人吴某得以还朝时，邹浩禁不住呼号:“庚子频年忧患同，君依坟土我飘蓬。闻君已复云霄上，顾我须逃瘴雾中。”(《闻吴圣取还朝》)企盼友人救助自己逃离瘴疠之乡的急切而带点绝望的心情表露无疑。北宋初，知昭州的梅挚作《五瘴说》，声明粤西瘴疠并不可怕，但实际上诗人心里还是有一些隐忧。他在昭州所作的《昭潭十爱》其九云:“我爱昭州酒，千家不禁烧。醥醪一爵举，瘴雾四时消。”诗人可以从言语甚至精神上战胜瘴气，但是瘴疾能致人于死地的现实使人在潜意识里不能不感到担忧，梅挚只不过是借酒消忧，驱除意识深层里对瘴气的畏惧感罢了。#p#分页标题#e# 粤西瘴气使身临其地的诗人产生忧惧之情有现实经验作为基础，而并非凭空杜撰或夸大其辞。唐宋两朝，无论是旅寓粤西的官员还是贩夫走卒，多有遇瘴染疾而卒之人。皇祐年间任广西转运使的孙抗“乘险阻，冒瘴毒，经理出入，启居无时。以皇祐二年三月七日卒于治所，年五十六”［6］677(王安石《广西转运使孙君墓碑》)。治平年间任广西转运使的李宽“会有诏阅边卒，君即出，道遇瘴，归卒，年六十”［6］711(王安石《广西转运使李君墓志铭》)。孙抗与李宽都是在广西转运使任上因公务染瘴疾而卒。宋时的广源州，原属邕州羁縻州峒，于熙宁十年(1077年)改顺州，陶弼任知州时“州去邕二千里，多毒草瘴雾，戍卒死者什七八，弼亦疾甚”［7］，但陶弼仍“躬督板筑，上冐氛疠，下涉榛莽，抚士卒疾苦，恤其死亡。阅岁，顺州之城成，而公亦病矣……遂卒，实元丰元年十一月十二日也。享年六十四。”［8］陶弼与其所部顺州戍卒，多因感染瘴疾而亡。上文所提到的邹浩仆人张明，到昭州不久即因瘴疾而死。有这么多殁于瘴疠的官员、戍卒等作为前车之鉴，中原士人更是视往粤西为畏途。唐人陈去疾《送人谪幽州》云:“莫言塞北春风少，还胜炎荒入瘴岚。”陈去疾曾官邕管经略副使，他认为同是贬谪，即使是冰天雪地的幽燕之地，也比往瘴雾弥漫的炎荒之地要好，可谓现身说法。 鉴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可以知道韩愈在《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其四中嘱咐桂管观察使裴行立“药物防瘴疠，书劝养形神”绝非泛泛的客套话，而是切实的忠告。北宋郑獬在《戍邕州》中写邕州瘴疠之剧:“二月瘴烟发，薰蒸剧甑釜。病者如倒林，十才起四五。偶有脱死归，扶杖皆病偻。”也不是文学写作上的夸张，而是从事实出发来表达作者对邕州戍卒的担忧，并申明作者强烈反对派北兵戍守邕州的立场。范成大出帅广右时，姻亲故人“皆以炎荒风土为戚”(《桂海虞衡志》序)也非杞人忧天。至于那些未到过粤西的诗人，如张籍《送南迁客》:“去去远迁客，瘴中衰病身。”齐己《送人南游》:“且听吟赠远，君此去蒙州。瘴国频闻说，边鸿亦不游。”其诗或为模拟或为行卷之作，但对瘴疠的忧惧却是从现实的经验得来。 三、喜山悦水心态 粤西生态环境的恶劣给诗人带来沦落感、忧惧感，同时，粤西奇丽秀美的山水风光则让诗人产生惊喜赞叹、愉悦等积极的情绪。南宋范成大乾道初为广西帅，“甫入桂林界，平野豁开，两傍各数里，石峰森峭，罗列左右，如排衙引而南，同行皆动心骇目，相与指示夸耀，又谓来游晚矣”［9］(《骖鸾录》)。普通人尚且被粤西的奇丽之景所震撼，更何况敏感的诗人。例如张栻为广西帅时即说:“吾邦虽云僻，山水足奇趣。”(《送陈择之》) 唐宋时粤西的开发相对来说仍然较慢，部分地区显得荒凉贫瘠。如中唐柳宗元贬谪柳州沿途时所目睹的是“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寄韦珩》)的荒凉景象;宋朝时，浔江流域的贵州“民贫地瘠，茅苇弥望”［3］729。但正是这种较少经过人工开发、基本保持原生态面貌的山川地貌，赢得了众多文人墨客的认可与赞美。从中唐柳宗元说“桂州多灵山，发地峭竖，林立四野”(《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韩愈“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经典描绘，到北宋初柳开“桂山崭崭兮，翠攒若指”(《袁姬哀辞》)的赞许，以及黄庭坚、范成大等人的揄扬，代表粤西山水的桂林美景可谓蜚声海内。即使当时较少为中原人士所熟知的粤西偏僻之地的风景，也不乏赞誉之声。例如浔江流域的浔州一带，李邦彦《留题白石》云:“浔江穷瘴岭之南，郡虽僻，旁与都峤、勾漏为邻，而白石近在境上，其江山气象之秀，有足嘉者。”［3］721就连当时僻处桂北、与少数民族州峒犬牙的融州山水岩洞，也被誉为为天下之最。《山水岩洞序》云:“玉融山水为天下最，而真仙岩、老人岩之类又其最也。”［3］P738融州山水的秀丽、岩洞的瑰奇，实与桂州相侔，只是因为僻处一隅，游览者稀，故较少人知其妙也。正如明人蔡汝贤在《桂胜序》中所云:“粤西岩穴，即荒州下邑，往往多奇绝，匪直桂也。” 粤西山水之美，常常让诗人发出“江山如画”的赞叹，直欲“生绡图写北人看”(邹浩《送长卿》)。五代时人张泌途次桂州时说:“溪边物色堪图画，林畔莺声似管弦。”(《春日旅泊桂州》)张孝祥赞誉桂州漓江中訾家洲说:“云山米家画，水竹辋川庄。”(《訾家洲》)刘克庄作“阳朔千山献画屛”(《千山观》)。黄庭坚贬宜州经桂州时，惊诧于桂州山水的瑰奇，不禁感叹“李成不生郭熙死，柰此百嶂千峯何”(《过桂州》)，认为只有名画手如李成、郭熙者方能图尽桂州山水之妙。一些诗人认为山水画大师未观桂林山水而作的山水画“顽陋”。如北宋章岘游览桂州山水时说:“营邱水墨师，不识桂林山。半世阅渠画，今始陋坚顽。岭边千奇峰，浓绀梳云鬓。肩舆兀醉梦，所窥才一斑。”(《雉山》)章岘认为，画师因未识桂林山水之景，其所作山水泼墨画与桂林山水比起来相形见绌。诗人虽然得以一游，但也只能窥其一斑，桂林山水之妙尚未得观全貌。部分诗人甚至认为画工之妙亦逊色于桂林山水的丰富多彩。例如晚唐曹松途经桂江两岸时所写的《桂江》云: 未识佳人寻桂水，水云先解傍壶觞。笋林次第添斑竹，雏鸟参差护锦囊。(注:南中有锦囊鸟)乳洞此时连越井，石楼何日到仙乡。如飞似堕皆青壁，画手不强元化强。 粤西神态环境之美不仅体现在山青水秀、洞奇石美上，而且也表现在富于各种风物，如富含传奇色彩的斑竹，毛色艳丽的锦囊鸟，等等。诸多生态因素糅合于一起，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堪称大自然的天造地设，即使是天下最好的画工也画不出如此景致。 粤西生态环境对身临其境的诗人的影响之大，表现在他们动辄以“甲天下”、“天下之最”赞誉当地的山水美景，如对桂林、阳朔山水的赞誉。韩愈送严謩任桂管观察使时将此行比为“远胜登仙去，飞鸾不假骖”(《送桂州严大夫同用南字》)，隐约可知桂州山水之美在当时已小有名气。至宋人广西路提点刑狱王正功首唱“桂林山水甲天下，玉碧罗青意可参”(《嘉泰改元桂林大比与计偕者十有一人九月十六日用故事行宴享之礼作是诗劝为之驾》)，广西帅司范成大有“桂山之奇，宜为天下第一”(《桂海虞衡志》)之评，都是亲自领略当地美景后所得出的结论。阳朔山水从李纲贬谪海南途经粤西时所作《道阳朔，山水尤竒絶，旧传为天下第一，非虚语也，赋二絶》诗，以及“阳朔谿山冠百蛮”(《送李泰发吏部赴官阳朔》二首其二)的说法看，在当时也是有天下第一的美誉的，所谓“北客多夸阳朔山”(李光《阳朔道中两绝》其一)，“阳朔千山与万山，生绡图写北人看”(邹浩《送长卿》二首其二)，可见北客对阳朔山水的推崇。至于粤西的其他地方，如容州勾漏洞，诗人吴元美游览其中的白沙洞之后情不自禁索笔书曰:“勾漏甲于天下，而此洞为勾漏第一。”(《白沙洞记》)融州的山水岩洞，上文已提到宋人将之誉为“天下最”。南宋戴复古游览融州玉华洞后说:“忆昨逰桂林，岩洞甲天下。竒竒怪怪生，妙不可模写。玊华东西岩，具体而微者。”(《玉华洞》)戴复古认为，桂林岩洞甲天下，世所公认，而融州玉华洞之怪奇乃其“具体而微者”，除了规模较小之外，洞之奇，石之美与甲天下的桂林可相提并论。#p#分页标题#e# 四、乐游心态 粤西生态环境中的山水美景，对于那些生性就喜寻幽访胜的诗人来说，无疑给他们提供了恣情游赏的场所。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唐时人杨蘧一见粤西桂州阳朔山水，念念不忘，竟至不嫌偏远，求为阳朔邑令，以遂其游览之愿。《北梦琐言》卷五“阳朔山水条”记:“王赞侍郎，中朝名士。有弘农杨蘧者，曾到岭外，见阳朔、荔浦山水，谈不容口。以阶缘，尝得接瑯琊从容，不觉形于言曰:‘侍郎曾见阳朔、荔浦山水乎?’……杨宰俄而选求彼邑，契家南去。亦州县官中一高士也。”［10］ 杨蘧可以说是一个有“山水癖”的文人士大夫，在唐宋时期，类似他这样一见粤西山水便乐意游览的诗人也很多。如晚唐会昌年间桂管观察使元晦“性好岩泽”，在桂州时“时恣盘游”(《桂林风土记》)，兴之所至，篇咏往往长达五六十韵。南宋隆兴元年(1163年)王过知郁林州，道过桂州而游览岩洞山水，其七星岩题记云: 余素有山水癖，游宦江浙逾二纪，明峰秀川，历览几尽。饱闻八桂岩洞之奇，恨未能以到。得郡郁林，因携家谒清惠祠，泛舟过龙隐，食已，由曾公岩入气息东，傍行邃穴，窈窕数里，不能极其涯。既出相羊石扉，宴坐终日，有墅云飘素练，群峰借苍壁，超然顿忘俗虑，信壶中有天，语非虚诞;又疑飞空步雾，乘风驾鹤而徕，想海岛蓬宫，不异此也。［11］168 王过自称有“山水癖”，饱闻八桂岩洞瑰奇的美名，借之官郁林州道过桂州之机，尽情游览，以之为蓬莱仙宫，有超尘绝俗之思。刘克庄自垂髫之年即对粤西岩洞十分向往，“旧闻岩洞胜，欲往自髫年”(《游水东诸洞次同游韵二首》其二)，自云其应广西帅之辟入幕是“若非曾发看山愿，老大何因入瘴云”(《炎关》)，其在粤西数年“来南百虑拙，所得惟幽寻”(《五月二十七日逰诸洞》)，只是尽力寻幽访胜而已，对官职之升迁不甚在意，虽然诗人北归时是“官满无南物，飘然匹马还”，一贫如洗，但是唯一让诗人感到不留遗憾的就是“惟应诗卷里，偷画桂州山”(《乍归九首》其一)了，能亲身领略粤西风光并形之于诗，刘克庄已经心满意足了。以刘克庄在粤西的行事及所作诗篇观之，信非虚语。曾为广西经略使的赵师恕于南宋理宗“端平初知靖江，与桂帅幕罗大经善。尝与大经游栖霞洞，赋诗。谓大经曰:‘观山水如读书，随其见趣之髙下。’又曰:‘平生有三愿:一愿识尽世间好人，二愿读尽世间好书，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其兴致如此。”［12］(《粤西文载》卷六三)赵师恕为宋宗室，其出为广西经略使的动机当与“看尽世间好山水”的雅兴有关。 一些远宦粤西的诗人虽有羁旅漂泊之感、思亲恋阙之意，但一旦置身于山水奇绝秀丽之区，所有不快便如冰消云散，心态发生了变化，竟至乐游从容。南宋绍熙末、庆元初为广西转运判官的张釜即是一例。据象鼻山水月洞题刻: 丹阳张釜，以绍熙甲寅正月四日，集宾僚庐陵胡槻、相台王思咏、吴门范藻、临川董居谊、新安汪楚材、郡人滑懋于报恩寺之翛然亭，食已，泛舟龙隐，遂过訾家洲，访水月洞，登慈氏阁，从容竟日而归。桂林山水之胜，冠绝西南，易节来此，虽去乡益远，而公余登览，心开目明，归思为之顿释云。［11］232 其他如范成大出帅广右时，面对粤西的江山好景，诗人一反庾信“江山信美非吾土”的哀伤与无奈，“纵非吾土且登楼”(《次韵郭季勇机宜雪观席上留别》)，纵情游览，“兹游奇绝忘羁宦”(《次韵许季韶通判雪观席上》)充分表现了其乐游的心态。继范成大为桂帅的张栻，自言“壮岁几成山水癖”(《二使者游东山酒后寄诗走笔次韵三首》其三)，一个以关心民瘼为己任的理学诗人竟也乐游粤西山水，几至成癖，山水之怡情而能至于此。粤西的山水美景，使旅寓粤西的诗人于纵情乐意游览之中暂且忘记了旅宦天涯、冒官瘴土、亲离友别等种种不快，给诗人的心灵世界透去缕缕阳光，驱散心头的阴霾，使诗人漂泊的灵魂得到安慰。 生态环境包含的因素有多种，诗人的心灵世界更是复杂而多变，生态环境对诗人心态的影响并非一种线性的一一对应关系，当生态环境中的各种因素同时呈现在诗人面前时，有喜有悲，或悲喜交集，五味杂陈，殊难分辨。苏轼《次韵和王巩六首》其一: 君谈阳朔山，不作一钱直。岩藏两头蛇，瘴落千仞翼。雅宜驩兜放，颇讶虞舜陟。暂来已可畏，览镜忧面黑。 阳朔山不可谓不美，王巩贬宾州途经阳朔时却对之充满鄙夷、惊讶、畏惧等复杂感觉。阳朔山水之奇丽是众人公认，但是当一位贬谪而来的诗人恰好在这奇丽的山川背景中看见令人毛骨悚然的“两头蛇”盘结于山岩，杀人于无形中的“瘴雾”弥漫于山间时，对于山川美景的好感顷刻间便会被惊讶、畏惧，甚而至于鄙弃等感觉代替。又如宋之问流放钦州途经粤西少数民族地区时所写的《过蛮洞》云: 越岭千重合，蛮溪十里斜。竹迷樵子径，萍匝钓人家。林暗交枫叶，园香覆橘花。谁怜在荒外，孤赏足云霞。 诗人此去钦州生死未卜、凶多吉少，本应如杜鹃一般悲鸣泣血才对，但是炎荒之外的美景又使诗人暂时忘却了近在眼前的灾难，生发出孤芳自赏的闲情。王巩、宋之问等对粤西生态环境的反应告诉我们，生态环境诸因素共同构成一个动态关联、相互影响的整体，其对诗人心态的作用也是一个动态的、多向度的过程，诗人在生态环境氛围中产生的种种复杂情感，也折射在诗歌作品的内容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