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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旅游文学概念的界定，目前学术界尚未有统一意见。但归结起来大体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划分：狭义旅游文学概念是严格意义上的旅游文学，范围比较狭窄，专指在徜徉自然或市井乡里的旅游过程之中或之后用文字模山范水抒发性灵的文学作品；广义旅游文学概念是宽泛意义上的旅游文学，范围比较宽，凡记述描写部落迁徙、士卒征戍、游子离家、帝王巡游、贵族狩猎、官宦归隐、士大夫贬谪、士子游学、艺人游艺、学者游历考察、僧侣拜谒传经、商贾异地经商等旅行和旅游过程中所见所闻及抒发思想感情的文学作品都归于旅游文学。本文采用的是广义的旅游文学概念，原因是严格意义上的旅游文学是在魏晋以后才出现的，而中国古代旅游文学最初就产生在广义旅游文学概念所包涵的旅行和旅游之中， 这和中国古代文学最初就产生于先民的劳作之中同出一理。旅游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有相当分量，具有重要影响。每一时期的旅游文学都受到前期及当时思想文化的共同作用，并在积淀之基础上求得不断发展和革新。研究其历程，会发现一些相对稳定并长期延续的特征。这些特征在积累中一再地重复出现，在变革中稳定地保留传承，对当时及以后的旅游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便是旅游文学的“传统”。 一、重游传统 旅游文学的重游传统，指旅游文学创作者重视旅游的传统。这个传统的形成是民族传统心理结构影响和一定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从本质而言，重游是古代旅行或旅游者对于旅游的一种深层次的心理恐惧，这种传统对旅游文学的发展一直有着重要影响。 旅游文学重游传统的思想基础是行路难，即对旅行和旅游的一种恐惧。中国古代社会重农抑商，人们出行受限。加之道路不畅，荆莽丛生，虎豹出没，盗匪猖獗，出行时有生命之虞。古代著名旅行指南《山海经•海外北经》神话中夸父逐日的故事，就是古代徒步旅行艰难的写照。战国时苏秦游历求学“赢滕履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黎黑。”［1］（P85）“负书担橐，触尘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茧，日百而舍。”［1］（P92）饱尝旅游艰辛。徒步旅行难，凭借交通工具同样也难。九曲黄河，汹涌长江，高山深谷，原始森林，浩瀚沙漠，构成旅行巨大障碍。李白的《行路难》：“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2］（P215）堪称旅游文学中的绝唱。 这种对艰险之途的忧惧，行路难的慨叹，便积淀成旅游文学中反复咏唱的主题，成为重游传统的思想基础。重游传统在旅游文学创作中主要体现为惧游、慎游和重游。 (一)惧游。即对旅途的畏惧。《诗经•桧风•匪风》：“匪风发兮，匪车偈兮。顾瞻周道，中心怛兮。”［3］（P197） 晋陆机《赴洛道中作》诗“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緜。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颠。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沉思鬱缠绵。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4］（P294）陆游《自兴元赴官成都》：“此生均是客，处处皆可死”［5］（P526）。 都表达了对旅途危险的畏惧。韩愈贬潮州刺史赴任途中作《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6］（P806） 强烈地表达了自己被贬谪后面对艰险行途的悲凉忧悸与生死未卜的惊恐心情。 (二)慎游。指在恐惧旅游的心态下潜移默化形成的旅游者对旅游十分审慎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保重身体。《礼记》劝戒世人：“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故君子……壹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6］（P684）旅游者出门在外，往往要经历生死险境，故要求以保重身体为第一要务。旅游文学中多有表现慎游的作品。如《诗经•魏风•陟岵》“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3］（P148） 父亲要求儿子快快回家，切莫死在异乡。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弃捐无复道，努力加餐饭。”［7］（P91）是妇女对即将远行的丈夫在旅途中要万万保重身体的叮嘱。 、结伴而游。据许慎《说文解字》解释，旅行犹侣行，是一种结伴而行的集体性行为。按照《礼记》的观点，结伴而游比单独行走安全可靠。《诗经•唐风•杕杜》：“独行睘睘，岂无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3］（P161） 表达了对结伴而游的呼唤。从《诗经•郑风•秦洧》、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前赤壁赋》、柳宗元《永州八记》、欧阳修《醉翁亭记》等作品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古代旅游常常是结伴而游。3、游必有方。“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8］（P399） 中国古代封建礼教有一条不成文规定：外出旅行和旅游，须有正当理由，有一定时间、地域或距离限制。古代认为外出旅行或旅游的正当理由是经商、游学、游宦、游方、镇戍和游豫等。《诗经•召南•殷其靁》“殷其靁，在南山之阳。何斯违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归哉归哉。”［3］（P27）就表达了妻子要求丈夫结束远游及早归家的愿望。 (三)重游。重游是由慎游、惧游等观念演变而来。重游观念在长期发展演变中，约定俗成为一系列行旅程式或礼俗，久之遂形成传统。旅游文学作品中广泛地表现了这一传统：#p#分页标题#e# 1、卜行。古人出游前，要先行占卜择日，以示吉凶：吉则行，凶则避。《诗经•卫风•氓》：“卜尔卜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3］（P85） 《诗经•小雅•杕杜》：“期逝不至，而多为恤。卜筮偕止，会言近止，征夫迩止。”［3］（P240）前诗是为女子离家出嫁前的卜行，后诗是为在外的游子卜归期。 2、祖道。行旅之人上路要进行祭祀，就是祖道。 反映祖道祭祀的作品很多，如《诗经•大雅•韩奕》：“韩侯出祖”［3］（P473）。许多人还专门写了祖道诗。如晋孙楚《祖道诗》、张华《祖道征西应诏诗》、王洁《祖道应令诗》、陆机《祖道潘正》等。 3、送行。旅游文学中描写送行的作品数量极多。如《诗经•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3］（P39）表现了送别时的伤感。南朝江淹的《别赋》写了各种各样的离别，更使人觉得黯然消魂。而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则一洗送别诗文悲凉之态，意境开阔，格调高昂，是送行诗中上品。送行路程一般以城郊分界为限，唐宋多以灞桥、劳劳亭为界。李白《忆秦娥•箫声咽》词：“年年柳色，灞陵伤别”［2］（P19），其《劳劳亭》诗：“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2］（P358），即是劳劳亭送客。 4、离筵。亲人外出，家人和好友为之设宴。饯饮，是送行即将结束时亲朋好友在路边为行人举行的敬酒道别仪式。这在旅游文学作品中多有表现。 《诗经•大雅•韩奕》：“韩侯出祖，出宿于屠，显父饯之，清酒百壶”［3］（P473），表达了依依惜别之情。唐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2］（P195）也是为友人饯饮而作。王实甫《西厢记•长亭送别》：“伯劳东去燕西飞，未登程先问归期。虽然眼底人千里，且尽生前酒一杯。”［7］（P301）这些诗句都脍炙人口。 5、折柳。亲朋好友与外出游子道别分手，往往要折柳相赠，以寄托依依之情。折柳有两种寓意，一是柳树生命力强，示意到天涯海角，都能枝繁叶茂；二是柳与“留”谐音，有“挽留”之意。杨柳入诗在我国很早，《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3］（P233）即为写柳名句。唐孟郊《横吹曲辞•折杨柳》更直接写到了折柳：“杨柳多短枝，短枝多别离。赠远累攀折，柔条安得垂。……莫言枝条短，中有长相思。”［9］（P196）翁绶《折杨柳》云：“殷勤攀折赠行客，此去关山雨雪多。”［9］（P237）这样的诗词数量极多。 6、唱离散曲。汉代出现专写离别之情的曲子《折杨柳》，离别歌唱开始成为习俗和传统。李白诗：“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2］（P284），即是这一传统的写照。根据王维诗《送元二使安西》谱写的离别曲《阳关三叠》，更成为千古流传的离散名曲。 7、赠物。睹物思人，旅游程式中又有赠物道别的习俗。所赠之物，则不外乎钱、扇、衣服或随身携带物品。《诗经•秦风•渭阳》：“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何以赠之，琼瑰玉佩”［3］（P180）之句，应是这种习俗的发端之作。 8、赠诗。这种习俗和传统在文人骚客中风靡。古代离别赠诗的作品举不胜举，著名的有汉李陵《赠苏武别诗》，魏曹植《送应氏诗》，南朝宋谢灵运《相送方山诗》，梁简文帝《饯别诗》，唐陈子昂《送客诗》，宋之问《送别杜审言》，李白《金乡送韦人之西京诗》，宋黄庭坚《赠别李端叔》诗等。送别诗数量多，佳作也多。 9、书报平安。旅游在外，要写家书以报平安。《诗经•桧风•匪风》：“谁能享鱼，溉之釜鬵。谁将西归，怀之好音。”［3］（P197） 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鸿雁长飞光不渡，鱼龙潜跃水成文。”［7］（P215）即表达了思妇切盼游子书信的心情。韩愈《寄皇甫浞》，杜甫《酬韦韶州见寄诗》及《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郎》，岑参《送窦渐入京诗》，都是游人书报平安的例子。 10、洗尘和接风。游子远归，家人友人要设宴为之洗尘和接风。这样的描写甚多，兹不赘述。 这些旅游程式和习俗，被广泛地呈现于古代旅游文学作品中，形成旅游文学的重游传统。 二、重人传统 山水无人文胜迹往往无魂。众多旅游文学作品以人文胜迹为抒情写景对象，逐渐形成旅游文学的重人传统。早期旅游文学人文资源较少，旅游文学作品中神话传说较多，如从诗经、楚辞到汉魏诗歌，大量援用神话传说，而少写人文胜迹。旅游文学发展越到后朝，人文资源积淀越加丰厚，旅游文学作品中对人文资源的使用往往是左右逢源、信手掂来。 儒家把人视为宇宙自然中心，天地自然都是人化自然。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10］（P237），董仲舒提出天人合一。道家看重个体生命存在和人性自然。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1］（P41）。儒道两家思想都是旅游文学重人传统的基础。 重人传统中重视名人现象十分显著。正如王世贞《登太白楼》所言：“昔闻李供奉，长啸独登楼。此地一垂顾，高名百代留。”［7］（P359）旅游文学作品中对名人历史、名人故里、名人贡献地、名人游历地、帝王陵寝、名人墓地、名人纪念地等名胜高度重视，只要可能，都会加以援引使用。如王勃《滕王阁序》：“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7］（P8）；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飞灰烟灭。”［7］（P61）；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7］（P150）还有左思《咏史》、刘琨《重赠卢谌》、宋之问《度大庾岭》、王昌龄《出塞》、杜甫《蜀相》、杜牧《过华清宫》、张养浩《潼关怀古》、赵孟頫《岳鄂王墓》、杨维桢《题苏武牧羊图》等等，都是这类作品。#p#分页标题#e# 刘禹锡《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12］（P366）这里“仙”、“龙”，实指名人知名度。“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12］（P366）南阳诸葛庐是几间不起眼的破草屋，却由于诸葛亮的知名度而千古流传；西蜀子云亭，也十分平常，却因扬雄而名闻遐迩。湖北黄州赤壁，并非三国赤壁之战所在，却因苏轼写下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而名闻古今。湖北襄阳岘山，不过一个丘陵，因晋羊祜于民有德，曾登此山，遂名扬海内。滁州醉翁亭本是一处毫不起眼的小山亭，但有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游人便对此山亭产生了仰慕和敬意。 翻检古代旅游文学作品可以看到，旅游文学作品中重视对名人资源的利用，往往使作品产生文以人传，人以文传的良好效应。名人故地因旅游文学作品的表现而倍增其人文价值，旅游文学作品因表现名人故地而成为经典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三、政治传统 古代旅游文学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造成了其与政治关联的传统。 首先，旅游文学表现的内容常与政治关联。以天子、诸侯为首的封禅、游猎、会盟、巡游、娱游，各国间政治、外交、军事活动频繁而萌生的公务旅行、外交盟会，百家争鸣时各派学者周游列国的讲学游说活动，都成为表现对象。徐福东渡、张骞通西域、郑和下西洋，都是典型的政治旅游，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典籍中有“王有巡守”［13］（P186）、“王巡虢守”［13］（P177）记载。有“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10］（P26）的记载。 《穆天子传•游舂山》：“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曰：‘舂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曰： ‘舂山，百兽之所聚也，飞鸟之所栖也。’”“乃至于昆仑之丘，以观舂山之宝。帝曰穆满，示女舂山之瑶。”［14］（P36）记载了西周穆王游览舂山的活动。秦始皇曾五次远途巡游，汉武帝共巡幸30余次。史载有72代帝王拜谒泰山，留下了数不尽的碑碣石刻。司马相如《子虚赋》写：“王车驾千乘，选徒万骑，畋于海滨。 列卒满泽，罘网弥山。……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纤岪郁，隆崇峍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15］（P58）以夸张手法和富丽文字，描写天子游猎场面。唐玄宗登泰山封禅，亲手撰写《纪泰山铭》。 宋范仲淹《岳阳楼记》、《江上渔者》，表达登临山水时却也抛不开的天下之忧。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体现政治家对社会乱象的忧思。陆游的纪游抒情诗则是其政治理想的真实写照。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都是其爱国忧愤的抒发。这众多诗文为中国古代旅游文学留下了厚重篇章，散发出强烈的历史沧桑感。随郑和七下西洋的马欢、巩珍、费信分别撰写《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和《星槎胜览》三部有着明显政治动机的旅游著作，成为中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顾炎武《昌平山水记》、龚自珍《己亥六月过扬州记》，魏源《游山吟》、谭嗣同《潼关》、丘逢甲《谒明孝陵》、金天羽《黄鹤楼》、郑珍《五岳游侠歌》等等，这些旅游诗文都蕴涵了强烈的政治情结。 其次，旅游———政治———旅游，成为古代政治家理想的人生通途和从政模式：古代一些文人士子将旅游与政治的关系视为曲径通幽、出世入世的关系。 孔子曰：“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还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18］（P41）。孔子对于出仕归隐的政治态度，对后世旅游文学影响很大。旅游(求仕)———政治(入仕)———旅游(归隐)，成了部分文人士子追求和实践的人生模式。这在旅游文学中有较多的曲折表现。如屈原《渔父》、阮籍的咏怀诗、谢灵运《游名山志》、陶潜《饮酒》、《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李白《行路难》、王绩《夜还东溪》、宋之问《寒食还陆浑别业》、王维《终南山》、孟浩然《留别王侍御维》、刘禹锡《陋室铭》、王禹偁《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周敦颐《爱莲说》、苏轼《定风波》、《前后赤壁赋》、袁宏道、唐寅、徐渭、张岱、袁牧等人的旅游文学作品，其最深层的思想根源，大都与这种传统相关。 四、与民同乐传统 古代旅游文学贯穿着与民同乐传统。与民同乐思想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从老子“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17］（P28），到孔子“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6］（P3），再到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8］（P300），荀子的君舟民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比喻，再到明朱熹的“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19］（P127），清黄宗羲的“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20］（P5）。都影响着旅游文学。 《诗经》中有表现周文王与民同乐的诗句，《尚书》中引用商民仇恨纣王独乐的民谚，孟子劝谏梁惠王“台池鸟兽”、“田猎”等要与民同乐，说“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21］（P29）。唐德宗李适《中和节日宴百僚赐诗》：“韶年启仲序，初吉谐良辰。肇兹中和节，式庆天地春。欢酣朝野同，生德区宇均。”［9］（P184）记述中和节君臣朝野同乐之事。宋欧阳修《醉翁亭记》：“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12］（P538） #p#分页标题#e# 是与民同乐的体现。范仲淹《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民同乐演进到让民先乐，使旅游文学作品更增添了人文关怀的内涵。旅游文学中反映节庆吉日普天同庆官民同乐及民风民俗的作品众多。如宋朝吴自牧撰《梦梁录》卷六载：“八日，寺院谓之‘腊八’。大刹寺等俱设五味粥，名曰‘腊八粥’。”此时，腊八煮粥已成民间食俗，不过，当时帝王还以此来笼络众臣。元人孙国敕作《燕都游览志》云：“十二月八日，赐百官粥，以米果杂成之。品多者为胜，此盖循宋时故事。”［22］此外王羲之《兰亭集序》描绘的古代修禊盛会，写出了文人士子集会游乐的场面。唐德宗李适《重阳日赐宴曲江亭》，记述重阳节君臣与民同乐情况。杜甫《九日》描写重阳节与家人友人登高欢庆，白居易《西凉使》描绘春节市井热闹非凡的舞狮活动，张先《木兰花•吴兴寒食》描写寒食节民间风俗，李清照《永遇乐•元宵》、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王磐《古调蟾宫•元宵》描绘元宵节普天同庆的盛景，张岱《西湖七月半》描绘官民同游西湖的市井风情画，内容反映如春节、立春、春分、中秋、重阳、冬至等传统节日官民同乐的古代旅游文学作品，种类众多，影响深远。 悠久而博大的中华文化孕育出的旅游文学上述传统，既影响了古代旅游文学创作，也对现在和未来的旅游文学创作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