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廖无益散文的身份叙述，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廖无益散文》由作家出版社于2002年年底出版，迄今已有九年多了。回过头看，仍有一些创作思路和问题意识值得我们进一步考察和研究。本文就《廖无益散文》及其他一些作品进行分析归纳，就底层写作、身份叙述等几个方面展开一点讨论。 底层与写作 “底层写作”这个概念是2004年才开始突然升温的一个当代文学的“关键词”，一些大众传媒和年轻的文学评论者都纷纷对此予以极大的关注。2005年年底，“底层”这个概念更是成了文学界的年度主题。在2005年6月15号刊登的《新世纪文学的“新表现”》，明确指出新世纪文学不可忽视“打工文学”，“底层叙述”已从“冷门叙述”变为“热门叙述”，也可能从“异质叙述”变成“主流叙述”。冷热变换之中，我们只需认清三点：首先，所谓“底层写作”其实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事物，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中也是源远流长。从鲁迅写《故乡》开拓“乡土文学”开始，众多的作家作品就从各自角度关照农村或彷徨于城乡之间的那些“闰土”、“陈焕生”等各样“小人物”。作家们在作品里对这些“小人物”的悲欢喜乐倾注了极大的体认、爱心，无论从题材范围还是从情感体验以及描写深度讲，比近几年大众传媒所热炒的“底层写作”都更深更广。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何这个文学主题突然在近年来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其次，如果都从作家身份和写作形式的角度分类，那么近现代以来许多作家也多多少少有着类似的“底层”背景或体验。最后，在学术概念的定义上，无论把“底层”界定为精英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底端弱势群体的关照，还是把“小人物”作为文学描写和创作的主体，都可能是对于现实社会形势有意无意的隔膜。如前所述，这种文学现象由来已久，之所以在2005年前后成为热点，我们认为根本上是跟社会舆论对于“三农问题”、农民工进城问题等我国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涉及社会公平与矛盾的问题有关。在这个大背景下，一些“打工作家”根据亲身体验真实描绘了底层人群（进城务工人员）在生存和思想上所遭受的“痛苦与挣扎、受屈辱与受损害”，这块多年遗留下来的社会“暗礁”，才终于在“三农”政策的初步落实和网络新媒体的合力推动下，浮出水面，通过文学的形式在网络和媒体的舆论平台上得到一时的放大和聚焦。就文学本身来看，目前的“打工文学”大多还是“苦难叙事”的调子，并未在艺术上突破鲁迅以来的文学创作传统结构。因此，担心这种来自底层的“异质叙述”变成统摄一切的“主流叙述”，在这个消费的时代，不现实也绝无可能。但如果扛着“打工文学”或“底层写作”的幌子，故意扭曲、简化、抽空甚至欺瞒现实的话，却着实需要警惕。因此对“底层”有可能被商业利用而成为一种新的营销热点的担心是必要的，这几年来的创作实践也反映了这一点。廖无益对于“底层”的理解和表达显然有别于上述“打工文学”或“底层”的描述。廖无益散文写作大概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2年在作家出版社结集出版时，他已较清晰地总结了 在这一阶段对自身的清醒体认及对散文写作的自觉追求。他在开篇的“思辨之累”的《脆弱》里引述钱理群先生的《蔡玉镶——一个底层知识者的人生体验》说，“一个底层知识者坚守精神，怀着文学之梦冲出重围的悲剧经历。蔡玉镶是一个失败者，而相对于成功者，他给人以更大的震撼。他让我们物伤其类”[1]。“物伤其类”不仅是学院知识分子钱理群的，也是廖无益发自内心的自我体认和深切缅怀，同在“底层”的现实使得廖无益在体味蔡玉镶的悲剧人生的同时，认识到底层所承载的复杂重压：“底层，我们在一个瓮中呼吸。在权利与各种貌似合力的规章制度的重压下，我只是一个弱者，只能在一个既定的狭小空间中寻求慰藉，而那极其有限的一点施舍，便会葬送你的一生……”[2]这种感同身受与作者的生存环境有关：从学校教师到政府官员，最后选择到文联工作的公务员经历，使他能更多体验到体制机构之下的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的丝丝连连又难以言表的“梦魇”。就廖无益的知识背景来看，廖无益从山东大学毕业后怀揣理想回到一个闭塞的县城，而这县城在现代文学和文化的版图上是忽略不计的。说大一点，我们依稀可以在鲁迅的《酒楼上》及《孤独者》等作品里看到这种由地域局限带来的文化“底层”体验：“底层，在我们的概念中是与脆弱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我们承压着整个社会，因为我们的付出不值一文。我们曾坚守精神，但我们会被出卖。我们眼巴巴看着一个人从黑暗中走来，却伸不出手，腿被梦魇擒住，喉被咽住，这个时候我任人宰割。”[3] “脆弱”而“被出卖”，这是发自所谓“底层”知识分子的清醒而沉痛的呐喊。而这种“脆弱”的特性不仅仅是底层知识分子必然面对的现实生存的一面，也喻指社会转型期的一种无奈，甚至是绝望。这来自底层知识分子的绝望与现代以来鲁迅等精英知识分子对于自身命运的惶惑形成深有意味的对照。这是底层知识分子开始对自我命运进行反思和重新定位的明证。廖无益的清晰的“底层”意识当然跟他的现实身份和生存方式有关：县（市）级公务员的身份，处在城市和乡野之间的交汇点。这样的立场和视角，使他对于现实的观察和思考有了更多的“在场感”，从而更容易揭示一些现代变革中的“众生相”。概括地说，大致有如下两类：第一类着力描写伴随城市化进程出现的诸多“怪现状”。《莱芜记》以交代因公出差到莱芜，及“那女子就把乳房搁在桌子对面。从没见过这样的乳房”开篇，好似要讲一个艳情故事，但接下来却笔锋一转，交代了与章丘和莱芜有关的历史，如齐长城、长勺之战和1947年的莱芜战役及大汶河，沉郁悲凉的历史感顿然而生。下面却笔锋一转，工笔般地详述一老人如何诱杀一只棕毛狗，细腻、冷静而又令人毛骨悚然；之后才又接上开篇的话头，写主人如何盛情款待，用这女子来招待他们，结构似繁杂而却真实，呈现出一幅有些龌龊、有些残忍，却异常真实的“底层”常态图。作者在历史和现实之中穿梭往返，历史的复杂多变和现实的诡异残酷构成了一种混杂的传奇印象。《跑出租》让我们联想到鲁迅的《一件小事》。《一件小事》中的“我”大致反映了鲁迅那一代知识分子对底层劳动者虽同情仍疏远的情形。《跑出租》中的“我”跟现代车夫的生活范围大体一致，因生活境遇和工作环境的趋同，“我”非常熟悉他们的生活处境。怪异之处在于现代化公交车的推广和普及在一个县城竟然导致了出租车司机的失业——私车的出现等诸多事物交织在一起就出现了“一块钱”车费的“现代怪现状”。这种变异的商业行为甚至用所谓马克思经济原理都无法说清，而这“变异”恰恰就是社会底层的真实生活场景。这些“怪现状”写来看似轻松，实则饱含深情，在时代巨变的车轮上划开一个微小的切口，让我们看清这一特定时空内曾发生的一个个真实细节。在这些“怪现状”的表象之下，掩藏在社会繁荣景象背后的是底层人群生活的艰辛和屈辱。第二类是描写处于城市底层与城乡边缘人群的生存困境。“散文城市”这一组文章格外令人心动。《明泉路》中的“明泉路”估计是作者虚构的一条路，但又有现实的影子。这条路在章丘也在济南，甚至在北京和上海也能找得到，现代化的进程已经把各个区域整合为模板一块，哪里都大同小异。作者用电影化的长镜头，从高空的月亮下来，沿着街路，来到服装店，看女孩子试衣服；经过修车铺，进到美容厅，“年轻的女子出来倒水，客人在座位上仰着鼻孔酣睡”；在最大的酒店门前，“轿车从旁边的小胡同蹭进去，往饭店后头的院里挤，怕停在街面上招眼。天还早，饭局都没散，四层酒楼灯火通明，但底层的快餐厅很冷落，人们都不敢进”。而人们“进得最多的是旁边的小饭馆，要上三两饺子，一头蒜，一碟醋，再来一瓶冰镇啤酒，就能打发上个数小时”。还有街边捡垃圾的老人，不远处施工的建筑工地，骑三轮车带着妻子在夜间赶路的行人，扫街人……这些大概就是国内城市化进程之中的小城市模样。生活于其间的底层各色人等都被镜头一一记录，而作者的感喟也自在其中。#p#分页标题#e# 这些“底层”人物系列，通过廖无益的锐利观察和深入分析变得丰满和生动。作者的现实感赋予了这些文章深沉的力量感。这些形形色色的底层人群以自己可能的方式努力去追赶时代，却被抛出了时代的轨迹。他们在挣扎，在城乡之间的边缘挣扎。他们“背叛了他们的家乡”，他们无处安身，他们只能挣扎在城乡之间的夹缝地带。 缝隙中的身份叙述 现代作家中有一部分是从“乡土”社会中出来，而后在大城市里生活、思考和写作，他们的思考和写作反过来给了他们另一种眼光和视野。由此，他们得以别开生面，给我们展示了别样独特的“乡土”（或说“底层”）文学场景。当下，城市化进程异常迅猛。作家有从乡村题材进入城市题材创作，也有从城市题材进入乡村题材创作的。这些散发着疼痛感的文字在根本上隐射着作家们在现实的局限和理想的高蹈之间的距离。廖无益也一直纠结于城乡话题，他的文字所呈现出来的身份特征，也是他的写作定位和价值取向：具体说是介乎城乡之间“一尺”缝隙（或“零”或“无限”）的纠结，在纠结之中展示了他关于现实及形而上的痛苦思索。其《离尘世一尺远》及《写作的困境》等都试图探讨现实距离与身份认同的问题。 在廖无益的世界里，城市与农村似乎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一面写农村劳作的艰苦、农村人的淳朴及自然的静谧，另一面则隐隐描绘城市生活的奢靡、城市人的无聊及城市环境的丑陋等。但在我们看来，这些都只是以小喻大的曲笔。除了之前概括的几类“众生相”，他关注的对象也涵盖了后来《二叔》里面的“二叔”以及那些普普通通的各色亲友。最令人感动的还是隐身在文字背后的那个叙述者——“我”。这个“我”跟鲁迅笔下的那个启蒙者“我”不同，跟沈从文笔下的那个自称“乡下人”的忧郁的“我”倒有几分相似。这些从乡村逃出来并在城市空间里立足的知识分子经受着不同时代精神的“驱赶”。与鲁迅、沈从文那些相对来说更为独立更为自由的启蒙知识分子相比，廖无益们被现实挤到了边缘，他们的思考和写作记录的只是“他们”这一部分底层识分子关于当下社会现实的自觉思考。这思考和写作无法像沈从文那批作家一样从容，廖无益们笔下的人物（如《莱芜记》里的女性）也没有了沈氏笔下人物“翠翠”们的那份从容。如果说沈从文还能给他笔下的人物续上千年乡土社会的温温余脉的话，廖无益笔下的人物就难得如此温润自如了。原因除了个人的才分不同以外，当下底层人群的生活环境正像《莱芜记》的“那只男人的手”，粗糙而生硬，令人无可奈何。 但这挣扎不仅是他个人的，也是时代的，必然裹挟着因时代而来的痛楚。对现实批判、抗拒乃至被迫接受，这种矛盾和纠结有助于读者理解“思辨之累”中的几篇文字。作者的隐痛即从这矛盾心理而来，如此，我们就更能体会那种“夜半/你把思想压在石头底下/就能听到它疼痛的呻吟”，感受那种被人扼住咽喉的绝望感，惊异于“那人就是一个玉米壳，空洞得没有哭泣”的荒诞感，看着在困境中挣扎的“枫”而物伤其类。在我们看来，这与其说展示了一个写作者自我启蒙的发端，毋宁说让读者从中警醒地认识到底层知识分子在当下必然面对的“悲剧”命运：这些知识分子被命运抛到这样局促的生活空间里面，不得不接受现实给予的这狭小的“一尺”空间。这“一尺”的距离标出了他们由乡村到城市（县市）的文化格局。或许也同时喻示他们在国家文化版图上尴尬的地位和命运。回顾前所论述，廖无益所面临的困境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需要共同面对的。如何超越时代附加的种种局限，可能并不仅仅取决于地理空间，更取决于知识分子心理空间的努力开拓和自由释放。 就《廖无益散文》的内容来看，对于“土地意象”的体贴观察和奇特使用，对叙述结构的营造，无疑印证着作者“诗歌、散文及小说之间无界限”的自觉追求。近几年发表的《隐痛九章》、《夜历史一种》、《春秋之书》等许多作品都明显往更深沉更多样的路子上走，在现实和历史的互相渗透和虚构中变化出了别样的空间。廖无益行走在“背叛我的家乡”却并不“孤独”的道路上，其痛苦和挣扎或许将继续，否则他的文字便会失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