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戏剧主义后现代思想的启示，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早在20世纪30年代，当美国修辞学还处于低谷的时候，思想超前的肯尼思•伯克就对现代主义进行了质疑和批判，甚至提出了具有解构意义的认识论方法，在修辞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引发了对修辞学与哲学之关系的讨论，为美国修辞学走出低谷，迈上兴旺之道作出了贡献。伯克以“戏剧主义”著称，美国著名小说修辞学家WayneBooth曾这样评论道：“在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以及修辞学家中，他(伯克)的‘戏剧主义’越来越被认为是至少必须在人们的索引中出现，不管人们是否试图去弄懂伯克。”[1]“伯克广博的知识、犀利的洞察力以及敏锐的判断为他赢得了1920年及1930年来自美国文学界众多著名人物的赞誉，而到了1940年和1950年他的声誉扩展到了心理学、哲学、人类学等领域，现在他被认为是20世纪最有趣、最重要的文学评论家之一。”[2]伯克在20世纪修辞学界的影响无人能比，故被誉为“当代的亚里士多德”。他获得的两个大奖足以证明其学术贡献和影响：文学与批评奖(1975)、国家文学奖(1981)。戏剧主义既是一种语言哲学观也是一种话语的修辞批评方法，因为它把语言看作行动并以此为基础用“戏剧五位一体”去考察修辞话语的运作①。本文将探讨伯克的戏剧主义所蕴涵的后现代思想，并指出其重要启示。 一、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解读 提起“后现代主义”，首先必须提及“现代主义”。“现代主义”通常是指欧洲启蒙运动后出现的一种主张主体人的中心论以及对理性、终极现实和永恒真理的追求和迷信。作为启蒙的产物，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关于客观知识的信念。它试图揭示外在客观世界和内在主观世界的真相，发现知识，获得其永恒真理[3]。这个特征蕴涵的基本假定是主客体相分离，主体可以驾驭客体，摆脱现实世界的影响和支配，从而获得客观知识、达到永恒真理。显然，现代主义倾向于把知识和真理视为中立的、客观的、普遍的，认为它门是推动进步和解放的力量。现代主义对客观知识、永恒真理的迷信，蕴涵着一种表象主义的观点，即：人的心灵能像镜子一样反映外部世界的本质，从而获得知识、真理。 总体来说，后现代主义是对启蒙的一种反思、质疑和批判。利奥塔曾将“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元叙事的不信任”[3]5，换言之，后现代主义反对启蒙关于“永恒真理”和“人类解放”迷信。20世纪上半叶后，一些哲学家开始对启蒙以来的这段历史进行反省，对支撑着启蒙运动的思想方式提出疑问，提出“后现代”以同“现代”相对抗，这些思想家的思想被称为“后现代主义”[3]229。作为对现代主义的一种反驳，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两点：(1)反对以个人主体为中心，反对主客体二元论；(2)反对追求认识的确定性、明晰性、结构性、普遍性、整体性等，主张要关注知识的局限性和非稳定性，认为知识是一种相对的发展历程[4]。在后现代主①戏剧五位一体”(pentad)是指由戏剧五要素“行动者”(agent)、“行动”(act)、“场景”(scene)、“工具”(agency)、“目的”(purpose)构成的有机体。它们之间的相互搭配可以形成二十个关系对子(伯克称“ratio”)，如“场景—行动”、“行动—场景”、“行动者—行动”、“行动—行动者”等等。关系对子之间显示出一种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前者“呼唤”后者，或者前者决定、导致后者。就某一事件而言，不同的人对它的阐述可能不同，表现在他们用不同的戏剧对子去描述它。义看来，主客体二元论会导致镜象反映论，而镜象反映论最终会导致“客观知识”和“永恒真理”的迷信。所以，后现代主义反对二元对立，采取“视角主义”(Perspectivist)的认知观点，认为所有关于世界的认识性再现都受到历史和语言中介的影响[4]50。后现代主义也拒斥统一的、总体化的理论模式，因为它遮蔽了社会领域内的差异性和多元性，这就容易在政治上导致对个体性的压抑，造成与现代精神相违背的霸权。 在后现代主义中有一个影响深远的学说，那就是20世纪60年代德理达创立的解构主义，其理论基础是这样的语言哲学观：语言是游戏，意义在不断的迟延中。解构主义的关键在于解构“逻格斯中心主义”所坚持的语言符号或文本意义的确定论，故它用“意义链”概念取代结构主义的结构概念，从而摧毁了意义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解构主义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因为对实证主义的推崇必然会导致对“理性”、“科学”、“进步”的迷信，进而使用理性主义精神建构的哲学体系变成凌驾于科学和现实生活之上的思辨思想，导致与理性精神相悖的独断论[5]。后现代主义思想在伯克的修辞学中得到了回应，并成为推动美国修辞学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 二、戏剧主义视角的后现代思想之体现 (一)戏剧主义的涵义 根据伯克[6]，所谓戏剧主义，就是把语言作为行为(action)，而不是作为传递信息的手段，因为在人类的活动中，人们是用语言象征自己的问题及行动，并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7]。伯克本人为戏剧主义下的标准定义载《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中：一种分析的方法和对应的术语批评，其目的是表明：对人类关系之动机的最直接研究是通过对术语系列或簇群及其功能进行有效的探讨。戏剧主义方法蕴涵在关键术语“行动”之中。它是基于这样的观察：有行动的地方，必须有行动者，同理，也必须有行动者实施行动的场景。在一个场景中行动，行动者必须使用某种手段或工具。行动之所以是行动，是因为它还涉及目的。[8]伯克的戏剧主义是基于这样的人性论哲学观：“人是使用和滥用符号的动物、否定的发明者；他由于其制造的工具而与他的自然条件相分离；他受等级精神的驱使，并由于至善而变得迂腐”[6]316。伯克把人看作符号/语言的动物，避免了语言沦为工具的陷阱。他对哲学家杜威视语言为工具的观点表示反对，因为人可以把工具拿起来放置一边，但对语言却不能随意这样做。人的“符号/语言使用”之特征决定了人是伦理的动物，因为语言中的否定最终导致人的道德化[6]419，而人的道德化则决定了人是修辞的动物。用伯克戏剧主义术语来说，语言作为“场景”(相当于“人生活在语言中”这个论断)决定了作为“行动者”的人的本质特征。这个逻辑关系体现在“场景—行动者”的戏剧对子(scene-agentratio)里面。伯克认为所有社会政治的等级秩序都是由语言造成的，人类一切行动及关系都是戏剧。这个观点蕴涵在其戏剧主义的格言(motto)之中——“由语言所引发，通过语言运作，超越语言”(Byandthroughlanguage，beyondlanguage)。所以，戏剧主义旨在考察人的戏剧是如何因为语言所引起，如何由语言所复杂化，如何在语言中运作，如何在语言中消解，又如何影响社会关系，也即揭示人类社会中各种等级中的非语言、语言、元语言之间的因果关系[9]。#p#分页标题#e# (二)戏剧主义对科学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的批判 在很大程度上，伯克的戏剧主义是针对时兴的科学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而提出来的，正如他在《反论》的前言中所说：“我们选择给它取名为‘反论’是因为就其基本关注点和信念而言，它主张的每一条原则都与时下流行的原则针锋相对”[10]。伯克在《动机语法》中对技术主义(technologism)进行了抨击，认为它不仅会污染地球，也以其他方式威胁着人类；技术主义对世界、甚至对技术开发者本人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就说明了这一点。例如，现代科技带来的核武器，其杀伤力之巨大，以致人甚至不敢用它报复别人[11]。 戏剧主义是如何抗衡科学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戏剧主义的核心是语言戏剧哲学观，即是说：语言及言语是戏剧。戏剧主义的语言观与科学主义的语言观不同。科学主义(伯克认为它把“行动”沦为“运动”)认为，语言的基本功能是命名与定义，强调诸如“那是，或那不是”[6]44，似乎语言行为可以不带任何主观色彩，没有情感价值的作用。伯克对科学主义从命名或定义出发去研究语言特征的做法感到不满。所谓的科学定义，由于使用特定语言来反映现实，但“由于它是一个术语，本质上它必须是对现实的选择，而且从这个方面来说，它必须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偏离，任何术语必须把注意引向某个渠道，而不是其他渠道，比如，一本物理学的教科书，把人的注意指向一个不同于法律或心理学教科书所指向的方向”[6]45。伯克在《动机语法》中的“定义的矛盾”一节中抨击了科学定义和哲学定义貌似中立的做法。他认为，所有定义都是具体的人为了服务特定场合而创造的，所以对现实的完美再现是不可能的[12]。为什么？因为“人们在寻求逼真反映现实的词汇时，必须创造对所选择的现实进行描述的词汇，但任何对现实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现实的偏离”[13]。他提醒人们，即使最“科学的”命题也是具体人物与特定场景之间的协商(transactions)，为了使大多数的探究适合具体场合，探究者必须关注非理性的方面，如情感、美学等，因此科学语言是浸透了伦理价值的。事实上，人的语言本质上不是中立的，人们的话不可能悬置价值判断，而总是带有价值判断的。正因为如此，伯克要用戏剧主义，从语言的态度化或说教性为出发点来研究人的象征行动。伯克对逻辑实证主义同样进行了诘问。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基本点是所谓的“理性化”，但伯克认为，理性化或理性过程是一个对倾向(orientation)的语言化过程，也就是说，是一个主观色彩浓厚、具有修辞说服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百分之百客观的过程[10]18。伯克尤其对实证主义所崇尚的实验室里的实验感到不满，因为经验观察到的东西，不管它是什么，实际上都是通过对环境作出选择，把动物环境模拟人的动机环境而获得的，根本不是关于人的真正的事实，人与动物是有本质区别的[13]78。 伯克的戏剧主义也反对这样的结构主义意义观——由于意义来源于语言符号之间的差异，而语言的结构是稳定的、固定的，因此意义也是稳定的、固定的——主张用动态的宇宙观、用行为而不是用知识来研究人的现实世界，把语言作为一种行动、一种态度化，而不是一种定义的工具。伯克认为，世界好似一个戏院舞台，人是在这个舞台演戏的演员，其一举一动都是戏剧行为。事实上，一切人类行为(包括语言)及关系都是戏剧，既然如此，它们就是动态的过程，尽管这种过程中会呈现一种戏剧结构(但这种戏剧结构在不同的人看来也有不同的显现形式)。戏剧主义认为，语言是一种说话者与听众之间的协商，它与语境是分不开的，而语境，即人类戏剧的语境，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换言之，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由于伯克把语言(语言系统及言语)看作戏剧，而人类戏剧的产生是由于语言中的否定，所以语言本身不是不偏不倚的，而是浸透价值观的，即使科学语言也如此。下面一个很好的例子表明，伯克的戏剧主义体现了一种视角主义，是对结构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一种颠覆。根据伯克的戏剧主义，对一个事件进行完整的描述，必须涉及行动、行动者、场景、工具、目的这五个戏剧要素，不同的人对这五个戏剧要素的搭配不一样，因此折射出不同的修辞动机。假如发生了这样一个事件：一个人走进一家便利店，把一块面包往大衣里一塞，钱也不付就溜出店去。对这个事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14]。(1)一个对此事件进行报道的人说“，我知道他这种人，他是一个罪犯，犯罪是必然的事。只有当这些人远离街道时，我们才会感到安全。”(2)另一个目睹事件发生的人说，“现在失业率这么高，很多人无法养家糊口。他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总要采取措施来应对由于经济萧条造成的饥饿。”(3)第三个目击者说，“这是一种偷窃行为，就那么简单、清楚。出来白拿东西，这已经是社会中一种普遍的追求。”(4)第四个目击者则这样评论说，“经济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因此穷人必须应对不平衡问题。偷窃面包只是这种经济形式下的一种必然的、不足为奇的应对贫穷的方式。”对该事件的四种不同的阐释凸显了不同的戏剧要素，它们分别是：行动者、场景、目的、工具[15]。 由此可看出，戏剧主义揭示了意义结构的动态性和视角性，这与所谓的“结构主义”、“科学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大相径庭。虽然伯克的戏剧主义也承认戏剧的“结构”，即由戏剧五要素组成的结构，但这种“结构”却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随着阐释者的视角变化而变化的，这是与现代性所崇尚的稳定结构背道而驰的。这里，不禁想起哲学家奥格登(Ogden)和理查斯(Richards)在《意义之意义》(ThemeaningofMeaning)中对意义的阐述[16]。同样一条“狗”，对不同经历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在曾经受狗攻击过的人那里它是“凶残”的动物，而在无此经历的人那里它可能是“可爱”的宠物。戏剧主义认为，意义不是存在于客体之中的，而是存在于阐释者对事件的互动之中，这就从核心问题上颠覆了现代主义关于意义的稳定性的观点，也是对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一种颠覆。#p#分页标题#e# (三)戏剧主义对形式逻辑的质疑 伯克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在其关于论辩的观点上具有鲜明的体现。传统上，由于受理性主义的影响，论辩以三段论逻辑为典型模式，修辞被看作是修饰，给论辩增添情感腔调而已[17]。对这种传统的论辩观，伯克提出了异议。他在《永恒与变化》的“类比论辩”一节中考察了演绎过程，并对传统论辩理论认为三段论的前提对结论来说是中性的、是先前选择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更可能的是，某种初生态(nascent)的结论影响了前提的形成，因为，“当写作者给我们一系列逻辑命题，试图表明为什么获得他的结论时，他实际上几乎逆发了思维的过程：他提出证据，设想引导一个结论，但是这个结论已经导致了对材料/数据的选择和结构安排。所以，科学演示是来源于demonstrandum(要说明的东西)，我们从想到达的地方，计算出到达那里的路径”[10]130。换言之，逻辑论辩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论辩的主体对整个过程施加了影响。伯克关于论辩的观点也蕴涵在其修辞学的“同一”(identification)理论之中。他非常通俗地概括了同一修辞策略的内涵：“你要说服一个人，只有用他那样的语言说话，使用相同的方法，使你的手势、语调、顺序、形象、态度、思想与他的不无二致，你才能说服他。”[18]伯克的观点得到了修辞学家们的普遍认同，譬如，Jowett与O’Donnell就指出：因为人们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态度、信念、价值，因此，要说服他们去改变的话，劝说者就必须将它与他们已经相信的东西联系起来。这叫做“锚”，因为它是已经被劝说者接受的、并将会用来锚定新的态度与行为。一个“锚”是变化的起点因为它代表了潜在被劝说者已经广为接受的东西。[19]按照伯克的观点，修辞过程既是论辩过程也是修辞者与听众/读者同一的过程，即寻找共同点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起点或前提条件就是修辞者与听众的共同点，它的终点同样也是双方赞同的，即双方在某方面取得同一。伯克“同一”运作机制所蕴涵的论辩观点表明，在论辩中，前提并非是传统论辩论所认为的那样是公理，而是具体的听众/读者的信奉(当然，公理也可能是听众所赞同的，但并非永远如此)，所以，伯克主张根据听众去建构论辩，因为听众的信奉必须是论辩的目标又是论辩的起点[20]。他提醒人们：根基于不言而喻的有效性前提的形式逻辑是不适合大多数日常生活领域的推理。可见，伯克关于论辩的观点颠覆了传统逻辑中一统天下的有效性。他明确告诫人们不应该对这样的事实视而不见：我们对基本文化问题的大多数关切就在于一个工作模式不可能建立的领地。人们一直对科学的客观性大加赞赏，尽管在任何特定的科学中存在着重要的不同分析。我们通常倾向于忽视这种Babelofassertations(众说纷纭)，说起科学来，好像它是一个事情，而不是一个存在很大分歧的科学家组成的一个集体。[10]101他认为，在科学领域，形式逻辑要成为有效的话，就必须忽视一些基本的冲突现象，但那种忽视辩论者及其兴趣、忽视引发论辩原因的逻辑是不能成为普世逻辑的[21]。伯克的论辩观点得到了英国论辩哲学家、修辞学家图尔明(Toulmin)实用论辩模式的有力支持②。图尔明之所以摒弃传统论辩的三段论模式，用一种“实用”模式取而代之，是因为传统的三段论模式不符合论辩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它没有把论辩的动态过程完整地勾勒出来，另一方面它忽视论辩的语境制约条件。更重要的是，图尔明认为“真理”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取决于一个社区或者团体确定其信奉的标准[22]。 (四)戏剧主义反对客观知识、永恒真理 在知识、真理、现实的问题上，伯克的戏剧主义表现了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传统上，关于真理的观点主要有符合说(doctrineofcorrespondence)，即认为真理与认识对象相符合[4]687688。在真理的符合论的笼罩下，修辞学被沦为哲学的一种补充。根据这种观点，人的首要任务就是发现世界上存在的真理，然后想方设法将它有效地传播并使人相信它，这就需要“修辞糖”(与柏拉图的烹饪术相似)帮助人们把真理的“药”吞下去。所以，对哲学家来说，发现真理是第一位的，交际/传播和劝说是不同的事情。基于语言本体论的戏剧主义认为，一切知识来源于语言，世界上没有客观的真理和客观的现实等待人去发现。伯克并不否认“关于自然的赤裸事实”，但无论那是什么事实，都不是科学本身，不管事实是什么，赤裸的事实本身并不表示任何意义，只有陈述才有意义。在陈述的过程中，人们选择问题并对它进行阐述，这是真正的修辞过程，是构建意义的劝说过程[23]。换言之，知识的产生离不开修辞；知识不是纯客观的，没有客观真理。从定义来看，所谓“知识”通常指一种确证了的、真实的信念(justifiedtruebelief)，构成知识的要素是“信念”、“真实”与“确证”[24]。由此可见，“知识”之所以成为知识，是因为人们的信念被证明是“真”的。而这个“被证明”的过程则是在语言，用伯克的话说，在语言戏剧中运作的过程，是一个说服他人接受、信奉某个观念的修辞过程；不仅如此，人们的“信念”也必须用浸透价值的语言术语来表示。换言之，知识是来自于修辞运作。伯克的知识修辞建构论引起了美国修辞学家司格特对修辞认知性的共鸣[25]。当然，伯克并不否认“知识”来源的不同途径。总括起来，“知识”有感性来源和理性来源。由于人是符号的动物，人的逻辑思维必定是语言符号性的，思维是语言的功能，所以理性知识也是语言的产物[26]。感性的知识来源于感官，而任何“看”和“经历”都是经过语言来实现的，因为人是通过语言来与外界打交道的，并且人对所“看”或“经历”之事物必须进行思考并作出判断。这就说明：来源于感觉的知识归根结底也是语言的产物。 顺着伯克的语言戏剧性哲学观以及修辞生产知识的逻辑，不难理解为什么伯克说“现实”是修辞的产物，而不完全是客观的存在之物，永恒的普遍真理是不存在的。语言是修辞性的，不仅意味着语言词汇是浸透价值的，而且说明语言的使用即言语也是带有意图的，是说服性的。人由于被语言的否定所道德化，在用语言建构现实中总是有目的和兴趣的，而目的、兴趣在人们建构现实、“发现”事物特征的过程中是关键的，因为它们把人的注意引向某个/某些事物及其特征，而避开其他事物及其特征，看意味着不看。所以伯克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是否能够意识到我们所说的“现实”绝大多数是由我们的符号系统所建构起来的？把我们的书拿掉，我们对历史、自传，甚至对所谓的“实实在在”的事物如海洋与大陆的相关位置又有多少了解呢？今天的“现实”是什么，如果不是关于过去的一簇符号与我们主要通过地图、杂志、报纸等关于现在所知道的东西相联系的呢？不管我们亲身经历的一点现实有多么重要，整个“图画”只不过是我们的符号的建构物。对这个事实进行深思，就像站在事物边上朝最终的深渊里窥视，直到看到它的深刻蕴涵意义。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他仍然坚持相信一种由符号建构起来的天真的现实，而不去认识人的现实观念中符号性所起的作用词语是连接人与非符号世界的纽带，同样也是把我们与非语言相分离的一种屏幕(screen)。[6]5不仅语言建构了知识和现实，甚至语言及其否定还“创造”了人。伯克在对人的定义中说到，“人是被其创造的工具与自然条件相分离”。[6]320#p#分页标题#e# 既然人是通过语言与外界打交道，而世界的一切一旦经过语言的过滤，它就不再是一个纯物质现实，而是一个“动机”。美国著名修辞学家布拉米特(Brummett)说，“对现实的发现以及对它的检验永远不能离开人”[27]。所以，知识的生成和现实的建构是一种典型的集体性或“主体互连性”(intersubjective)的过程，而不是个人自己决定发现的事物是否是真、是否正确这样一个简单过程。这说明，所谓的“知识”、“真理”、“现实”都不是什么存在于外界等待人去发现的客观事物，而是通过语言的运作建构起来的。从修辞的具体运作来看，这个观点也站得住脚。既然真理、知识、现实不是发现的，而是人通过符号的运作即修辞所建构的，既然修辞是针对具体情景中的事物的符号运作，那么所谓的“永恒/普遍真理”与修辞的具体场景论本质上是相矛盾的。从这个角度说，修辞学本身也具有解构性。按照伯克的理论，知识产生于具体情景下修辞者对听众的诱发合作，产生于他们的“同一”；“同一”既是劝说的起点也是终点。即使在诱发合作、劝说听众之初，修辞者与听众是对一个普世价值的认同，但其劝说的最终目标还是针对具体事物的认同。因此，知识的历史性、局限性不容否定。伯克关于语言戏剧材料的论述，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伯克认为，语言戏剧材料来自于人们出生的历史时刻的对话性。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设想你走进一座大厅。你来迟了，你到达时其他人比你早很久就到了，他们在进行激烈地讨论，激烈得没法停下来准确地告诉你到底讨论什么。事实上，在他们之间任何人来之前讨论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没有一个在场的人能为你追溯先前的每一个步骤。你听一会儿，直到认为已经弄明白人们争辩什么的时候才加入到辩论中来。有人会问你问题，你回答他；另一个人来为你辩护，而另一个人则试图反驳你，这使你的论辩对手要么感到尴尬，要么感到满足，这取决替你辩护的人的水平。然后，你离开了，讨论仍然在激烈地进行之中。[28] 语言戏剧的材料来自于“没有终结的对话”，这说明什么？伯克在注释中说道，任何哲学家的宣称都必须根基于这个“没有终结的对话中”。从策略上来说，哲学家可以把其作品作为与一些所谓的“铁的事实”(如“我看这个桌子，我看到它”等等)的一种偏离。事实上，选择这个“铁的事实”，其真正的基础是当前的谈话状况，并且当讨论的地点改变时，它在“事实的等级”中所占据位子就要发生变化[28]111。这表明任何所谓的真理都具有历史性，其有效性都与具体历史情景分不开；任何对现实的再现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充斥了人的主观干预。显然，伯克的例子蕴涵了互文性的观点，是对现代主义的所谓的“宏观叙事”的一种颠覆。 三、戏剧主义的重要启示 伯克修辞学之戏剧主义的后现代思想给我们至少四个重要启示。 第一，要充分认识修辞的认知功能(即修辞在知识生成中的作用)以及调节社会关系的功能。修辞必须根基于语言之基本功能，因为它是人性的一种体现。著名修辞学家琼斯通(HenryW.Jonestone)曾指出，“倘若人要想避免修辞，那么就得离开他的社团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去生活可是即使这样也不能摆脱修辞，因为在促使自己干某事或接受某个结论的过程中也是有修辞性的。劝说自己与劝说他人在本质上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谁放弃了修辞谁就放弃了他的人性做人就必须实施修辞”[29]。一言以蔽之，人是修辞的动物，哪里有劝说，哪里就有修辞；哪里有意义，哪里就有劝说[18]172。 第二，人们要对“知识”、“真理”、“现实”进行评判性解读。修辞不仅具有认知性，也有制约性。因为人是符号的动物，且语言与修辞不能分开，人在语言的家园或“囚牢”中成长，必定会形成与其背景相配的“词屏”(terministicscreen)，这种术语屏制约了人的认知。伯克精辟地指出：我们必须使用术语屏，因为我们不用术语就没法说任何事情；不管我们使用什么术语，这些术语必定形成一个相应的屏，任何这样的屏都将把人的注意引向某个领域而不是其他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可能还有不同的屏，每个屏都各有引导注意的方法、决定观察的范围，因为这个范围蕴含在特定的词汇之中。[6]50依此推理，人们在用语言、用修辞去获知或建构现实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把主观意志带入其中，所谓的“知识”、“真理”、“现实”不过是修辞的产物，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中性的。因此，人们就要对它们保持一定程度的警觉，尤其是要防止它们可能导致的某种“霸权”。这正是后现代主义精神之体现。 第三，在国际舞台上，为了捍卫国家的利益，争夺更多国际话语权，我们要警惕西方以“真理”的口吻说话，敢于用修辞学的武器去解构那种所谓的“真理”，揭示其背后的修辞动机。当今，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领域，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往往以修辞建构起来的“知识”、“真理”、“进步”为幌子或借口，去干涉他国内政，实现其霸权的野心。有史为鉴，十年前伊拉克战争的爆发，美国发动战争的借口是：伊拉克藏匿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且参与了“9.11”的恐怖袭击。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著名修辞学家Foss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实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人们谈论它所用的符号的变化而变化”[30]，换言之，“现实”是用语言建构起来的修辞产物，不是客观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动这场战争的借口正是他们用语言所建构起来的“现实”。 第四，在当今崇尚科学理性的时代，我们在欣赏自己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要审视它给社会可能带来的负面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且看当今工业发展、科学进步带来的后果：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空气污染、交通堵塞、核武器威胁，等等，无一不值得人们深思。人们更不会忘记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所以，伯克曾形象地说：“对应用科学的崇拜”(acultofappliedscience)引起了一种“希特勒式屠杀的‘科学’(theHitlerite‘science’ofgenocide)以及核武器竞赛”[31]。对现代性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p#分页标题#e# 总而言之，伯克修辞学的戏剧主义视角所蕴涵的后现代思想不仅对修辞学本身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也有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