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五号屠场的现实主义意义，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1．引言 正如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托马斯•马尔文(ThomasF．Marvin)所说，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VonnegutJr．)是美国文坛“20世纪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Marvin2002:1)，而于1969年出版的《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Five)则是其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该作品是一部基于作者亲身经历的战争题材小说，借主人公比利•皮尔格里姆(BillyPilgrim)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其中尤其揭露了二战期间英美联军轰炸德国小城德莱斯顿的暴行。该作品一经问世，就以其犀利的反战主题、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及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引发了激烈的讨论与争议。由于书中一些颇具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写作风格及写作手法的运用，国内外的大部分评论家们往往从它的后现代性入手对其加以评析，如非线性的叙事方式、元小说的元素、拼贴杂乱的效果、科幻小说的色彩及黑色幽默的基调等。正因为如此，《五号屠场》常常被批评界定义为典型的后现代主义、黑色幽默或科幻小说等。然而，冯内古特本人痛恨评论家们为其任意贴上的这些“标签”，并宣布“不觉得自己属于文学发展创新的一部分”(Reilly1990:215)。本文作者认为，在《五号屠场》中，部分后现代创作手法与后现代主义不稳定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反对使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逻辑和原则，及其开放性和多元性的主题相吻合，但通过挖掘《五号屠场》中元小说叙事中的自传成分、科幻色彩中的回忆与幻觉细节以及黑色幽默中的讽刺与现实意义，可以论证出冯内古特通过这些具有传统色彩的“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带来的“混乱”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其旨在建立的“秩序”的现实主义意义。这种独特的风格并非是冯内古特刻意追求实验文学创作的成果，而是他为表达反战主题及其内心深处的人文主义关怀而努力寻求出的最贴切的方式。 2．元小说叙事中的自传———真实引发共鸣 布罗依彻(UlrichBroich)在其《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中将元小说定义为“后现代主义的商标”(Bro-ich1997:249)。克里斯顿森(Christensen)与柯里(Cur-rie)也分别在其著作中阐述了元小说这一概念的意义。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意义仅仅源自经过加工的语言符号之间的区别，因此后现代的世界不再是永恒的现实，也无法得以真实再现(戴桂玉2011)。而元小说的显著特征是小说中叙述与批评的结合，以此引起读者对于小说创作本身是虚构的、被加工的本质的关注，进而引发人们对作品与现实之间关系的质疑。换句话说，元小说强调作品本身的虚构性，并在写作过程中对作品加以评论。这种写作手法挑战了现实主义作家们再现真实世界的努力，同时模糊了现实与虚构、写作与批评的界线。 在《五号屠场》中，冯内古特在试图使用传统叙事方式来再现战争的努力失败后，最终寻求到一种新的方式，后现代主义评论家们称之为元小说的叙事手法。在小说的开篇部分，冯内古特便以叙述者的身份出现，并直接告诉读者他写这部关于德莱斯顿大轰炸小说的艰辛。叙述者接着抱怨在过去的23年间，他是如何迫切的想要写部小说来记录他亲身经历过的二战，却又发现在试图重现这段历史时，语言又变得如何苍白无力，并且他身边了解战争的人都坚持认为他写不出一部好的反战作品。关于小说本身，叙述者在开篇便提前告知读者这部小说的开头与结尾，并强调这部作品绝不会是战争的赞美诗。同时，作为叙述者的冯内古特甚至还不时走进他虚构的世界里并成为故事的人物角色之一。从小说的第二章开始，冯内古特作为叙述者便消失不见，而以比利•皮尔格利姆为主人公的故事开始。然而，叙述者时常介入比利的故事并提醒读者他也是故事的角色之一，并和比利一同经历同样的事件。例如，叙述者“我”的第一次出现是与比利一同作为战俘同其他士兵一同被押上前往德国的货车车厢时。正是以在写作过程中设计并评论作品本身的这种典型的元小说叙事方式，冯内古特刻意营造出一种虚构的氛围，而通过其本人作为叙述者甚至人物角色不断出现在小说主人公的故事中，使得现实与虚构的界限逐渐模糊，后现代主义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以及开放性得以体现。 然而，了解冯内古特的生平和写作背景的读者却不难发现，《五号屠场》的三重叙事角度，即作者冯内古特、叙述者冯内古特以及小说的主人公比利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样的出身与成长背景，同样的经历，且比利故事中的很多人物和事件都可以从作者冯内古特的经历中找到原型。甚至从某个层面上讲，比利的故事可以被视为作者冯内古特的自传。或许会有读者质疑，如果这部小说是作者的自传，那么为什么作者还要假借一个虚构人物来代言，并不辞劳苦的使用一个三重的复杂叙事方式?答案正如马尔文的判断:“冯内古特对于这种文学形式的实验创新是出于他想要找到一种表达自己对世界独特看法的方式的迫切需要”(Marvin2002:17)。不难想象，作为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生还者，冯内古特受到的震撼和创伤足以使他在试图重现这段历史时感到无助和束手无策。因此，只有在叙述的同时远离这段经历才能够使他在精神上不涉入、不再受伤害的前提下做出真实、冷静、客观的记录，而小说的主人公比利便成为他的“面具”或代言人。正因为如此，冯内古特会在小说中反复提醒读者他也是战争的目击者及受害者，其中一处便是比利从轰炸事件中生还后同其他战俘一同挖掘废墟的场景，作者写道:“我当时就在那里……我们一起在客栈老板漆黑的马厩里待了两个晚上……”(冯内古特2000:156)人称单复数的转换传达出冯内古特对读者的提醒: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关于比利的故事，也是他自己的故事，更是千千万万个战争的受害者和生还者的故事。 事实上，在后现代的语境下，自传有时也会被界定为一种元小说形式，但是它本身的现实意义并没有改变。“当模糊了现实与虚构界线的后现作方式与自传的叙事方式相结合时，目的就是为了架起连接生活和艺术的桥梁”(Hornung1997:222-23)。在《五号屠场》中，具有自传色彩的元小说叙事方式便具有治疗的效果，它能够帮助作者冯内古特调和再现历史的迫切愿望与回避创伤之间的矛盾，使得他克服叙事困难，重建身份，从而更好的传达小说的现实意义———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是无尽的创伤。#p#分页标题#e# 3．科幻小说中的回忆与幻觉———战争留下的创伤 后现代主义理论评论家麦克黑尔(BrianMcHale)在他的《科幻小说》(ScienceFiction)中提到，后现代文化及文化批评最强大且最具吸引力的神话之一便是“高格调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等级差异的抹灭或坍塌”，而“无处不在的科幻小说”则是差异消失的一个标志(McHale1997:236)。在后现代时代，随着两种文化界线的模糊，冯内古特连同其同时期的两名后现代派作家巴罗夫斯(Burroughs)与品钦(Pynchon)均“借用科幻小说的形式和内容”使得自己成为文学界的新星(McHale1997:237)。 在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中，主人公比利的时间旅行及其在外星球的经历使整部小说蒙上了一层神秘和不确定的面纱，引发众多读者去探寻面纱下的真相。小说中，读者是这样被带入主人公比利的故事中的:“听，比利•皮尔格利姆被卡在时间里。”(冯内古特2000:17)紧接着，作者逐渐透露出比利被卡在时间里指的是时间旅行。这是一种神秘而奇妙的经历，比利可以从其生命中的一个阶段跳跃到另一个阶段，而两个阶段的跨度可长可短。由于比利频繁的时间旅行，小说的故事情节时常断裂破碎而显得杂乱无章，读者也因此不能够像在读传统小说一样，对其有预期的发展、高潮及结局。如果说，由于比利的时间旅行而导致的场景并置在电影摄影手法上称为时间蒙太奇，那么，小说的另一个科幻因素即比利在地球与外星球之间的穿梭便可以被称为空间蒙太奇。简言之，由于比利在时间上与空间上的穿梭而导致《五号屠场》中的非线性叙事方式以及时间与空间的场景并置，加强了作品情节无序与拼贴的效果，造成时间与空间的模糊，打破现实与虚幻的界线。陈后亮(2010:60)在其《后现代主义与怀旧病》中将这种拼贴的碎片式的写作手法视为一种典型的后现作手法。 陈世丹与王晓露(2005:139)也将这种手法称为是冯内古特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对其小说世界的解构与重建。然而，如果在后现代的语境下科幻因素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那么在《五号屠场》中，科幻因素的运用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小说中，二战结束后，物质生活富足而精神世界荒芜的比利是科幻小说作家科尔戈•特拉特(KilgoreTrout)的忠实读者，并通读了他的所有作品。科尔戈•特拉特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关于“时间经线，超感官的感知以及其它意想不到的事物”(冯内古特2000:127)，且其中一本书正是讲述了一对来自地球的男女被外星人绑架并关在动物园中供观赏的故事，这与比利在其女儿的新婚之夜被541号大众星人劫持并被关入动物园的经历完全吻合。而小说中也提到，当比利因回忆起自己的战争经历而发呆时，特拉特能感到他正“透过时间之窗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冯内古特2000:126)。换句话说，比利的时间旅行及其在外星球的奇遇记都基于他所阅读的科幻小说中的情节。评论家费德勒(LeslieA．Fiedler)曾经略带嘲讽地下结论说，小说中的外星球被提到了无数次，但却没有一个空间旅行者可以到达，因为要到达那个星球仅能通过“癫狂与幻觉而不是科技”才可以实现(Fiedler2000:13)。那么，冯内古特用这种方式来描述比利的幻觉又目的何在?事实上，虽然由于主人公比利的时间旅行造成小说在叙述上空间的转换与时间的同步变化，故事情节似乎是断裂的、混乱的、非线性的，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断裂与混乱中，除去穿插的种种情节，主人公比利在二战中的经历却是连贯的、完整的、按照时间顺序发展的。也就是说，小说中比利在二战的经历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一部分，以向读者展现出一幅荒诞而无意义的战争画面;而作者对比利在二战后生活的同样有力的描绘，即由于其精神错乱而导致幻觉中的时间与空间旅行，则生动而深刻地揭示出战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创伤。因此，小说中的科幻色彩并没有模糊现实与虚幻的界线，相反，它使得现实更加真实，并由此而显得更加触目惊心。同时，小说的叙述主线是清晰、完整、连贯而又有序的，碎片情节的拼贴“并未使小说情节在整体上呈现出碎片化、无中心的后现代特色，即拼贴并未使作品呈现出情节的间断性和意义的不确定性”(李智、戴桂玉2005:28)。由于科幻的写作手法带来的错乱癫狂的效果，更加凸显了小说的主题，加强了小说的现实意义。 4．黑色幽默中的警醒———人文关怀的呼唤 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伊哈伯•哈桑(IhabHas-san)曾提出，后现代主义的元素之一“去人性化”的一个表现手法是黑色幽默。而早在1965年，小说家兼文学评论家弗莱德曼(BruceFriedman)就已编辑出一部由12名当代作家的短篇小说组成的选集《黑色幽默》，其中便包括冯内古特的作品。汪小玲(2006)与杨仁敬(2004)也分别在其著作中将冯内古特纳为美国黑色幽默作家的代表。作为战后美国出现的新艺术形式，黑色幽默小说反映了社会的混乱、存在的荒诞以及个体的无助与绝望，通过对反英雄人物的刻画揭露人类在一个荒诞世界中的生存悲剧，并且以喜剧的方式来加以表现，从而将“幽默”重新定义为“透过眼泪的笑”(Rose1994:23)。 作为国内外众多评论家眼中黑色幽默的代表作品，小说《五号屠场》以轻松调侃的口吻来描述人类的两大悲剧———战争与死亡，以及对反英雄人物的刻画均被视为黑色幽默的典型特征。在小说中，惟一一处战争场面是对一次被称为“大扫荡”的描述。参与扫荡的所有成员仅是几名德国人和一条狗，“其中两名只是十几岁的少年，而另外两名则是衣衫褴褛的老人”，惟一的一名士兵还是个“厌倦战争”、“随时准备投降”的行尸走肉(冯内古特2000:38)。而小说中紧跟每个死亡之后重复出现的著名的那句“就那么回事儿”(“Soitgoes”)，正是人们面对死亡时的冷漠与无奈的态度。此外，冯内古特在书中刻画了一批具有黑色幽默色彩的角色:屈从于人类的不幸却通过逃避到幻想的世界中来释放痛苦的主人公比利;以收集刑具为乐并欺凌弱小的罗兰•韦瑞(RolandWeary);视复仇为人生最大快事的拉扎罗(Lazzaro)……受存在主义的影响，黑色幽默小说中的人物角色对一切都持有怀疑态度，在一个荒诞的世界里挣扎着寻求生存却又束手无策，最终失去了其中心地位并逐渐瓦解，因此被称为反英雄。冯内古特本人(2000:119)也说:“本小说里几乎没有人物，也几乎没有戏剧性的冲突，因为书中大多数人物都病弱不堪，战争的主要后果之一是:到头来，人们失去了充当人的勇气。”这种描述呼应了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文学作品的特征:“不再具有超越性，不再对精神、价值、真理之类超越性价值感兴趣”(唐建清2003:129)。#p#分页标题#e# 然而，当在采访中被问及他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位黑色幽默作家时，冯内古特将这个标签比作是落在他及其他所谓“黑色幽默作家”头上的一只巨大的罐子。小说的主人公比利•皮尔格里姆的名字Pilgrim取自英国17世纪作家约翰•班扬(JohnBunyan)的《天路历程》(ThePilgrim’sProgress)。班扬书中的“毁灭之城”的故事源于圣经中“所多玛与蛾摩拉的毁灭”(“theGreatDestruc-tionofSodomandGomorrah”)冯内古特(2000:16)。告诉读者“众所周知，那两座城里住着的人们是罪恶的，除掉他们世界会更美好”。对比之下，德莱斯顿大轰炸中丧生的135000人却是无辜的，那次轰炸乃至整个战争也是罪恶的。显然，冯内古特在《五号屠场》中对战争和死亡的描述并不仅是博读者一笑，他同时还借助这些场景向读者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战争是荒诞的，不仅自身毫无意义，还使得人们的生命变得渺小与不堪一击。 与黑色幽默作品“荒诞、笑声、无能为力”的中心词相悖的是，冯内古特时常公开、直接地宣称他对读者以及社会怀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我同意斯大林与希特勒关于作家应服务于社会的观点，但不同于他们的是作家应当如何服务社会，那就是如何能够使社会往好的方向转变”(Standish1987:76)，而他反复强调可以改变世界的良药便是人文主义精神。在《五号屠场》的开头，冯内古特赞扬了圣经故事中因回头看毁灭之城的人们而被变成盐柱的罗得(Lot)的妻子，“因为她的举措如此富有人性”(冯内古特2000:16)。他随后将自己也称为“盐柱”，因为他要回头审视那场毁灭性的战争，悼念陨灭于战争中的无辜生命。尽管借比利的经历自传式的重现战争，冯内古特却又在书中处处表明其对生活持有的态度与原则与主人公比利有着本质的区别。面对战争，他强烈抨击;面对死亡，他深感痛惜;面对生活，他相信人文主义关怀精神可以改造世界。从这个层面上看，《五号屠场》中所谓的黑色幽默并不是对冷酷现实的妥协，而是寻求生存的希望，并为之付出努力。冯内古特用语言再现了战后美国社会的精神荒原，而他向读者呈现的又并不仅仅是一个混乱、无情而又荒诞的世界，他还试图寻求出路并期待奏效，那就是揭穿战争的罪恶，呼唤人性的回归，从而共同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5．结束语 20世纪后半叶，美国后现代小说的不断兴起与蓬勃发展使得曾历经辉煌的现实主义小说光芒渐失，而随后出现的一批后现代作家的作品却因兼有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特征而大放异彩(滕学明2009:66)。在《五号屠场》中，带有自传色彩的元小说形式使得这部战争题材的小说更加真实可信，科幻元素的添加是为了强调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创伤，黑色幽默风格的使用则更加无情地揭示战争过后给人类留下的物质与精神上的荒原。不管这三种颇具后现代特征的写作手法如何前卫先锋，它们中各自包含的现实元素相互重叠强化，并共同反映出一个传统而又现实的主题:反战。《五号屠场》是否是一部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冯内古特成功地找到了一个能够最真实地再现历史的创作方式，并以他独特的视角传达了他本人对人类社会的人文主义关怀。冯内古特通过这部小说留给我们的现实主义意义是深远的，他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思考人类的灾难:自然的或人为的，可规避或不可规避的。他告诉我们，无论面对何种灾难，人性是最有效的解决方式。借用批评家斯科尔斯(RobertScholes)的一句话:“正如毕加索所说，艺术是促使我们认识真理的谎言，而冯内古特，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