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构想，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为了适应21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和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需要”［1］，发先生提出了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概念。①应该说，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概念的提出确实从理论上适应了21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和文学史研究或书写的需要，但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困难。难度之一就是书写的标准问题，即如何把少数民族文学、通俗文学、港澳台文学等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文学现象的罗列。这就需要在这多场域多样态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找到一个联结点。在现代中国文学史应该涵括也涵括了众多驳杂的文学现象后，再以现代性作为贯穿的红线，显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局限。基于此，笔者在这里大胆提出以传统文化为坐标，作为书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一种维度。 所谓以传统文化为坐标的文学史写作，就是以传统文化为叙述视角，作为叙述主体，以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遭遇、碰撞与交融及在文学场域中的表现作为叙述的线索，清晰地勾勒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明遭遇过程中的防御、碰撞、隐退、反弹，将其在现代文明冲击下主动的自我改造以及被动的承受改造作为梳理文学现象及其发生根源的线索，将晚清以来所有的文学样式均纳入其中，从而梳理出文学发生发展的过程，勾勒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由传统文化衍生的文学表现的种种形式以及被人为分割为相对独立而又有着内在联系的各场域的文学发展概貌。以传统文化为坐标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写作的提出仅仅是一种写作方式，是对现代文学以西方文明的传入为中心的反动，或者说，它是一种对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学史写作的策略反动。以传统文化为坐标的文学史的叙述不应该是“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冲击，使传统文化发生了改变”，而是“传统文化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的冲击，自身主动变化或者被动进行改变”的叙述模式。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对文化殖民的清算，正如有学者所说，“在后殖民理论中，人们试图将现代性、民族国家、知识生产以及西方文化的霸权地位同时纳入视野，以反对文化的‘同质性’来强调‘异质性’的重要，以民族文化的起源来突出主体形成的过程，并进而探讨‘自我’文化与‘他者’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2］也只有在清算文化殖民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对中国现代文化进行反思和清理，达成民族现代性的文学。日本学者竹内好在《近代的超克》一书中将近代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认为“东洋的近代是西欧强制的结果”，“通过不断自我更新的紧张，它顽强地保存着自我”，只有在抵抗状态中，东方民族才能完成对自我的建构，并形成具有本土意义的美学思维与文学形象。在此基础上，民族建构起新的意义系统与形象［3］。文学对于民族建构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形象、思想等文学性的表达，探究、阐释其所蕴涵的文化因素，“大凡一个社会，从表面上看来，种种组织，小若家庭，大若国家，东洋西洋，各各不同。他的不同的原由，皆根于社会心理的各异。……但是这些心理，历史上有许多看不出来，倒是文学表现得最明显。”［4］朱希祖说的时候针对的是古代文学，但对现代文学同样适用。文学是文化的具体表现之一，本身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因素，由于文化具有稳定性特征，以文化为切入点探究文学现象和规律就具有了可能性;同时，由于中国从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漫长过程，以及传统文化本身又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以传统文化为坐标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也就有了可能。 一 以传统文化为坐标的文学史书写面对的最大的质疑就是会不会形成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遮蔽。笔者认为不会。不仅不会，反而会凸显现代性在中国从介入到产生影响以至最终占据主流地位的过程，并且还可以清晰透视出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之间错综复杂的纠葛。其实，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以传统文化为坐标或以现代性为坐标，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说现代性的先设性前提是西方文明代表着先进方向因而是我们的归宿，那么传统文化的先设性前提则是基于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民族文化，现代社会的文化是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接续———其间既有继承又有改造。以现代性为叙述视角是将西方文明作为本体，将传统文化作为客体和他者，叙说现代性在古老中国的逐步推进并进而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以传统文化为叙述视角则是以西方文明为他者，叙说传统文化面对西方文明的入侵自觉防御、逐步退却以至二者相互碰撞、交融从而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现代性并显示出强大生命力的过程。如果说以西方文明为叙述视角是引领现代文学朝着现代化方向前进，那么以传统文化为叙述视角则是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真实呈现古老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明冲击下迈向现代的艰难曲折的过程，它最终与西方文明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在传统文化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自身不断发生着裂变并产生出不同的文学式样，西方文化和文学观念的输入更是改变着传统文学的叙事内容和书写形态，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冲撞交融则使文学表现更加复杂化。于是我们看到，面对西方的强大，现代中国的有识之士自觉学习西方，介绍西方观念，引入西方思想，并在实业上学习西方进行工业化生产，与之相适应的是一些文人开始了具有现代意识的文学创作，尽管其思想主体还是中国传统的思想。他们的创作与具有现代性质的文化生产相结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王德威甚至因此断定，从文化生产角度看，晚清文学大举创造或捏造与制造小说的热潮，引起文学生态的巨变［5］(P4)，于是我们看到现代中国历史上多种多样的文学样式和思潮，既有传统体式传统思想的创作，也有传统体式新思想的创作，还有传统体式思想模糊很难用传统或西方思想概括的创作;既有新体式传统思想，也有新体式新思想，还有新体式半新不旧的思想;如此等等。晚清时期，无论文学思想、文学样式、文学话语叙述方式、语言等等都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显示出古老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初遇时形成的错综复杂关系，也使中国文学显示出现代性的因子。“西方的冲击并不‘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而是使其间转折更为复杂，并因此展开了跨文化、跨语系的对话过程，这一过程，才是我们定义现代性的重心。”［5］(P6)由于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形势，传统文化在遭遇西方文明冲击时必定会处于防御状态，自身也不断借着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将现代性纳之于自身的叙事系统。从一定意义上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保守主义就是传统文化通过改造自身包容现代文明从而显示出传统文化顽强生命力的表现，尽管其是非功过不好妄自评说。#p#分页标题#e# 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传统文化始终没有被西方文明所取代，而是以自己的独特方式显示着韧性和顽强。“传统到现代没有断根，而是通过嫁接获取新质，经由创造增添活力”，“新文学诚然高举过反传统的旗帜，但新文学并非如以前所误解的那样是所谓彻底反传统，而是对传统加以分析，有批判也有认同，有摒弃也有继承，有改造也有创新;况且现代文学史上并非仅此一家，在新文学阵营之外，还有传统文学阵营，在新文学阵营内部，有激进派，也有保守派，还有折中派。”［6］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复杂多样，其内在的精华与糟粕始终既对立又统一，并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创作，为中国特色现代性的产生、发展起着指向性作用。作为中华智慧结晶的表现形式，传统文化因其本身的复杂性尤其是封建性的糟粕始终阴魂不散，一直遭受着质疑甚至批判，但却是构成现代文明的基础。中国的现代文明已经包含着西方文明与传统文化精华的因子，也就是说优秀的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中华现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现代文明对因袭着传统文化的老中国儿女的改造过程也就是现代文明在中国古老大地逐步萌芽、扎根并显示出历史发展趋势的过程。“所谓文学只不过是文化的一种形式，而文化和学术从本质上乃是文学的延伸和扩大。”［7］因此，以文学为起点探究文化，或者以文化为坐标阐释、梳理文学也就有了可操作性。 二 传统文化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场域，类似于陈思和先生说的“藏污纳垢”之地，以传统文化为坐标的文学史不仅可以解决现有现代文学史写作中存在的不足，而且还可以对传统文化进行清理，对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大有裨益。 首先，是对分布于各场域华夏儿女创作的种种样式文学的包容。由于历史和人为的原因，现代中国文学被割裂为中国大陆、港澳台、海外华人区域等诸多场域。在特定时期，每一场域又包括更多的小的场域，比如中国大陆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解放区、国统区、敌占区等区域。各场域由于历史的、环境的、人文的等等的影响，又会表现出不同的文学生态。现代中国文学史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如何把这种种形态的文学统一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文学生态树。这就需要找到文学背后隐藏着的统一的“质”。这种“质”的规定性只能是民族的特性。这种特性必须是民族共同心理最稳固的一部分，因为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地域环境的变化，民族共同的一些东西会逐渐被改变，甚至心理也在逐步改变，只有心里深处的“质”依旧保持着自身的特性，这种特性就是群体的记忆及其记忆的表现形式———文化。“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中，不同国家民族的人群无论交流还是迁徙都日趋频繁，散居的族裔背景置身于不同族群的文化之中，但他们又依然保持着以往的集体记忆和文化归宿。”［2］ 文学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也就自然地承担了表现传统文化的功能，以传统文化为坐标梳理现代中国各场域的种种文学，从而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也就成为必然。现代中国文学应该涵括各种类型各种样式的文学，发先生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此仅作进一步的说明。美籍华人田晓菲认为:“当今中国学术界的争论往往还是集中在现代文学史是否应该包括旧体诗的问题上。但是，很明显，只有包括旧体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才能更完整地体现中国的现代性……新诗的诞生不仅是对旧体诗的抵制，还要记住新诗的出现改变了旧体诗的创作。”［7］旧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显而易见，新文学虽然打着文学革命的口号出现并确实为反抗传统做了很大的努力，但作为新文学的母体，特别是母体的特质，传统文化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显示着自己的存在。“黄遵宪诗歌之所以‘新颖’，并不是因为他给传统诗歌形式和语言带来了多少革命性的变化，而是因为他的诗歌表现了一位古典诗人试图理解现代世界的努力。黄遵宪的确把诗人诗歌词汇发挥到极致，然而，主要因为他深深卷入旧文化世界之中，所以他最终未能真正摆脱其所属的诗歌传统”。“新诗最后的胜利把这个漂亮简洁的叙事推向高潮，但是却抹不去这样一个事实:文学革命一百年后，旧体诗显然活力犹存，且在中国内地及香港、台湾地区和海外华人中拥有甚至比新诗更为广大的读者群。”［7］可见，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何等的根深蒂固。少数民族文学本身就是华夏文学的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生活环境、思想乃至创作都直接受到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影响，以传统文化作为线索梳理其文学创作也具有可行性与合理性。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海外华文文学。发先生以现代民族国家作为界定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尺度，对海外华文文学抱着谨慎态度。其实，如果以传统文化为坐标，海外华文文学也必然包含在内，这不仅有理论上的合理性，而且有着实践上的说服力。从理论上说，海外华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尽管环境和际遇发生了变化，但其内在心理的稳定性决定了其民族的“质”的超稳定性，或者说，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潜意识始终影响着他们思想、感情、行动和表达方式。因为去国怀乡，海外华人对传统文化的迷恋和依赖可能更甚，他们需要在对传统文化的过度迷恋中确认自己作为华人的身份。对海外华文文学作家来讲，其作品的读者主要是华人，他们需要在读者的认可中实现自己的文学性身份，同时，给这些需要自我确认身份的海外华人以理论上的证明和情感上的支撑。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复杂关系不仅使其作品在更广泛意义上得到华人的认同，而且还满足了国内读者对自身文化在国际背景下的境遇及地位的确认，从而达到自窥的效果并完成最终自省。从实践上来说，海外华人的创作得到越来越多国内读者的关注和认可，比如严歌苓、张翎等等已经为国内读者所熟悉并产生了一定影响。作为学者的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等对中国文学的关注更是大家耳熟能详。可见，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海外华文文学都应该是现代文学的一支，将其纳入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亦是必然。 现代中国文学史既然包涵了如此众多的文学样式，将其纳入共同的文学史并给予平等的书写就存在一定的难度，这不仅由于文学生态环境不一样，而且各场域作家价值标准也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港澳台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生长生活的特殊环境使作家的思想和书写内容、价值尺度深深打上本场域的烙印，与我们以往文学史写作的价值尺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要把这纷繁复杂的文学景观组合在一起，必须找到一个可以一以贯之的线索，类似于冰糖葫芦，需要竹签串起来才成系统。现代性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于是以传统文化为坐标也就成为一种必然。无论哪个场域的文学，都承续了传统文化的因子，一定意义上说，它们都是传统文化这棵树上的枝杈，其中的作家或文学不过是枝杈上的枝条和叶子。传统文化遭受异质文化的冲击必然会产生冲撞与交融，矛盾统一在作家的思想和创作中，其作品在呈现复杂性的同时，也必然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只有以传统文化这棵大树为立足点才能清楚地梳理出各种样式文学的发展形态，尽可能还原文学现场。反之，如果以现代性或异质文化及其支配下的文学观念为坐标，必然导致文学史本身的驳杂，失去文学史梳理文学现象、归纳文学发展规律的初衷。#p#分页标题#e# 其次，对现代中国文学界定的意义。关于现代文学界定，学界一直有着争议，这里无庸赘述。其基本思想是以“现代性”为标尺，而现代性的发生甚至其本身的含义又是一个多义的概念，随着新的研究方法和史料的挖掘，中国的现代性一直充满多义和质疑。发先生提出以“现代中国”界定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也就是现代中国文学史，其引用梁启超《过渡时代论》的论述，“是以现代多民族多区域的主权国家概念来规范和划分现代中国文学的”，“试图建构一个肇始于晚清的‘上可封顶下不封底’的文学史学科”。［8］由此发先生将现代中国文学的起点定在维新变法前后。不过，现代民族国家的提出应该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本身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概念明确之前关于民族国家概念内涵的论述就应该是它的准备期或萌芽期了。大概也正基于此，发先生认为“中国步入现代化的时代也应该从晚清算起”［8］。朱先生对现代性的发生是抱着审慎的态度的。其实，朱先生的界定只是一个大概，其提出的现代中国的起点应该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以传统文化为坐标的文学史写作虽然是一种写作方法，但可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界定的借鉴。如果以传统文化遭受外来冲击为起点，那么可以推溯至鸦片战争时期，也就是1840年前后。面对西方鸦片贸易对中国造成的巨大影响，清政府派林则徐查禁鸦片，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林则徐为备战开始了解外国，比如翻译外国人办的报纸等，特别重要的是编辑《四洲志》，比较系统介绍西方地理的书;翻译瑞士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透露出把中国作为世界列强中一员的思维。尽管其目的如魏源归纳阐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客观上也显示出一部分中国的先知先觉者已初步有了现代国家意识。其后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两部世界地理著作，眼光更为开阔。这说明，其传统文化观念已经开始受到冲击并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尽管是被迫的，还有着很强的功利性，但毕竟已经睁眼看世界。因此，现代中国肇始于鸦片战争时期有着它的合理性。随着西方知识的介入，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工业。以后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等，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始终处于对抗状态，并最终成为“旧”的象征，直至新时期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被重新审视。“所谓文学只不过是文化的一种形式，而文化和学术从本质上乃是文学的延伸与扩大”［9］，思想的变化是文学转变的前提，或者说文化观念的变化必然导致文学的转变，尤其是洋务运动之后文化工业的逐步形成更是加剧了这种变化并对其提供了物质性的条件。既如此，传统文化遭受冲击的同时，文学也在逐步改变，开始自己的现代化进程。这是笔者以为现代中国、现代中国文学肇始于鸦片战争时期的原因。 再次，清楚梳理文学史发展的线索，并在这一过程中达到对传统文化的清算。“中华文化并不能被理解成一系列静态的固有特质和特点，而必须被理解成一个不断发生和变化的动态历史过程。”［7］无论哪一场域哪种样式文学，从发生学角度讲，其起点都是传统文化支配下的传统文学，作为民族特质的主要表现形式，传统文化的超稳定性决定了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每一场域每一文学样式文学的发展都可以以传统文化与外来思想的撞击与交融为线索结构起发展的基本框架，同时，每一场域与其他场域甚或每一场域每一特定时期的文学发展也都可以以传统文化为基点完成对整个文学史纷繁复杂现象的叙写。传统文化不仅具有时间上的贯穿性，而且具有空间上的联结性，空间与时间相互交错，建构起现代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大厦，支撑起这个大厦的正是传统文化。因此，以传统文化为坐标，可以清晰地梳理出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线性历史以及各个地域各种样式文学间的内在联系。同时，文化是隐藏于文学内部的东西，或者说文学是文化的具体表现，以传统文化为立足点也就可以清晰地梳理出现代文学发展的脉络。 以传统文化为坐标，将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冲撞、交融等为线索作为书写的尺度还可以达到对传统文化清算的目的。传统文化影响着现代中国文学的写作，其表现形式也是良莠不齐，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影响。对于文化本身来说，精华与糟粕往往很难界定，只有其作为具体表现对人产生影响的时候才显现出来，特别是有了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与异质文化的撞击中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才会显现出来，才会被我们所认识，所理解。异质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参照，同时也是一个衡量的尺度。只有在与异质文化对比中才能对传统文化作出思考和反省，从而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对其进行改造从而达到适应社会和人生的目的。五四时期一方面是激进派的决绝的反传统;一方面是复古者要恢复传统，甚至孔教会、扶乩等迷信思想甚嚣尘上;同时还有一些学人在反思儒家文化，对其进行适应社会性的改造，比如新儒学等等，传统文化呈现出多样性的表现形式。时至今日，思想呈现多元化，建设和谐社会是主旋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时代的要求。这就需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甄别，从而真正使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并成为中华民族道德体系的一部分。相反，那些封建迷信等糟粕必须坚决祛除，它不仅麻木人的心灵对人的身心造成损害，而且也会主张社会不良风气，影响社会发展，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也会造成危害。这些都需要在传统文化的具体表现中来甄别，来完成。文学作为最主要的承载体，也就成为甄别优劣的主要场域。并且，由于文学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不仅可以形象直观地甄别，还可以提供甄别的标准和判断的尺度，尤其在“平面化”的今天，影视文学、网络文学等更是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对其蕴含的传统文化因素进行考察、甄别也就尤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