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无字中的男性批判，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纵观张洁20多年的写作历程，从爱情童话《爱是不能忘记的》到两性关系的集大成之作《无字》，其创作始终关注着男人和两性情感，结果是爱的理想的坠落与对男性的失望同步，其笔下的男性形象经历了由“神”到“鬼”的嬗变过程。《无字》是作家潜心12年饱蘸胆汁和凄清血泪写就的一部女性家族史，小说以吴为与胡秉宸近30年婚恋事件为主线讲了叶家母女三代不幸的婚恋遭际，女人的悲剧命运是归罪于男人的。尤其对胡秉宸的冷酷与自私行为的描写，有吐恶声、泄私愤之嫌，对男人贬抑似乎有“极而言之”的故意。甚至有人批评《无字》是“吴为对她曾倾注感情的男人胡秉宸由幻灭而愤慨的声讨书”［1］(P173)。在《无字》中，我们分明从中读到一种女人对男人的尖锐的偏执与刻骨的仇恨，感受到一种固执与极端的女性立场。张洁把对异性的看法几乎发挥到顶点、极致，对男人不留任何情面的嘲弄、揶揄和批判，简直是把男人打入十八层地狱。 然而，“也许正是这种极而言之，冷峻地甚至残酷地掀起读者的情感波澜，给人的灵魂以强烈震撼，亦内在显现了作品的思想与艺术的迫人分量。”［2］在梳理“吴为”一生的爱恨情仇与遭际的来龙去脉时，彻骨的伤痛使张洁无法对作品人物作超然的壁上观，因此在指责与质问张洁的同时，我们是否有必要追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浓烈纵情表达的作家和“极限写作”?张洁自称“真正写作从《无字》开始，哪怕写完《无字》马上死也心甘”，那么，在她的情感世界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为什么又是怎样使一位满怀希望、对爱情一往情深、甘愿奉献与牺牲的女性被时光打磨成了一个如此疯狂、绝望、愤世嫉俗之人?除了张洁独特的个人遭遇，性格偏执怪异外，男人有没有问题?为什么对男人的认识和态度发生从“神”到“鬼”如此迥异骤变?男人是受益者吗?那么，又是谁把男人人性中的丑与恶孕化出来? 张洁忠实于自己真实而深切的心灵感受与生命体验，但她又超越个体经验本身，上升为对男女两性情感整体的关注。更可贵的是，张洁并没有停留在表层描述两性关系，《无字》中的恋爱与婚姻又有多少仅仅反映了男女关系，而不是当时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塑造的呢?在两性关系的结构中，社会与历史，性别与政治的等级秩序，都是张洁审视与质问的对象。正如评论家李敬泽的解读:张洁《无字》要说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大历史与小个人之间的关系。“20世纪的中国，两性关系的消长从来不是性别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女人对男人的选择或者男人对女人的选择，其间又隐含了多少价值观与审美观的演变?张洁的写作正是要超越男女关系，从而完成对社会历史以及社会历史境遇中的人的反思。”［3］正如顾秋水、胡秉宸的存在并不仅仅因为他们和几个女人构成了一种爱恨情仇关系，而是借助他们，张洁“打开了通向历史隧道的一座座大门”。这就是为什么张洁坚持认为:“我的主题不是爱情，我真正要写的是爱情后面的东西。”［4］ 一 张洁把胡秉宸等“政治人”变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归结为革命时期政治异化对人性异化的渗透。“胡秉宸革命前是个很有味的男人，但他非常善于吸取教训，革命后却逐渐成长变化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5］张洁认为，胡秉宸从“神”到“鬼”的演变，是在几十年“布尔乔亚”的锻炼下变异了的产物。延安着实使胡秉宸成长成熟，革命使胡秉宸脱胎换骨。仔细阅读《无字》可以看出，张洁尽可能为男人的个人品行开脱，冷静、理性地追溯到特定的历史变革时期，努力从社会、政治和动荡的时代等全方位多层面寻找人性异化的复杂原因。 张洁这样总结参加革命对胡秉宸的影响:“革命后的几件事，这三两个教训不算很多，但基本上涵盖了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对胡日后改弦更张如何做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做人，做人，人可不就是‘做’出来的。”［6］(P30)此后的胡秉宸，与从前就日渐地不同。不久，胡秉宸便对一个跟随他多年的地下工作人员说:“虽然我很了解你，但如果组织上说你是特务，我也会马上枪毙你，决不手软!”［6］(P24)张洁对胡秉宸“万事当前首先保全自己”的行为作了理性客观的分析，她尽力搬出革命大背景特殊历史时期为他开脱责任，认为胡秉宸在革命过程中练就的“诿过自保”的本领，是政治法则使然也，而非个人品质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胡秉宸的“做人”绝技源自于环境的压迫，源自他趋利避害的本能选择。但是，他将这一绝技原封不动地搬用于情爱和婚姻领域，则深深地伤害了吴为和她的爱。我们可以把政治和婚姻对人性的影响作一番对比:在政治上，对公众、社会扮演一个好角色并不难，关键时刻只要一次挺住，守住真理，宽容的人们会永远记住这个形象。而在婚姻家庭中的人性表现是最赤裸的，一点也粉饰不了。婚姻中的两性关系也最能呈现一个人的本性和本质。 吴胡将近30年的关系中，婚前婚后，事无巨细始终面对着一种被党政集团运作的局面。“吴为哪里是嫁给了胡秉宸?她是嫁给了胡秉宸那个城堡。”［7］(P378)在前前后后几年的婚变过程中，政治斗争激烈，多次出现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局面，最终胥德章取代了胡秉宸。婚后，当吴为准备发表日记揭露胥德章们在胡秉宸前妻“婚姻保卫战”的丑恶内幕时，胡秉宸大怒道:“你要这样干，我就自杀。”［7］(P322)他这样以死相威胁不就是害怕胥德章揭发自己吗?他怕揭发什么呢?胡秉宸虽然对胥德章有掩护、救命之恩，但为了自己攀爬权力的“金字塔”不也设法利用手中的权力拖延胥德章入党的时间?张洁猜疑胡秉宸的政治动机:胡秉宸政治上真是光明磊落的人吗?我们不妨对比阅读张洁创作于1983年的《条件尚未成熟》，党支部书记岳拓夫，貌似公正无私、冠冕堂皇，实际是一个利欲熏心、诡计多端、心理阴暗、手段卑鄙的政客。他明明为了自己升迁，千方百计阻挠大学同学现在被他领导的蔡德培入党，却说自己不徇私情，是蔡德培自己“条件还不够成熟”，并且义正严辞:“这种没有原则的事我不能干。”岳拓夫的思想和作为与胡秉宸有没有血缘和基因关系?从创作时间上看，1983年正值“白胡离婚事件”时期，也是孙友余与前妻离婚事件期间，张洁的写作意图就可以想见，她从新的角度辛辣讽刺和鞭挞了党内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同时又在质疑政治与拷问人性，揭示政治、功名仕途对自然人性的异化和扭曲。#p#分页标题#e# 张洁借佟大雷之口道出胡秉宸被政治权势与功名的异化:“他是个伪君子，他用一生的心血追逐名利，爬向权力的金字塔，绝不会为爱情而牺牲地位和党票。胡秉宸为爬权力金字塔，可以铁石心肠，六亲不认，将七情六欲一一割舍，以求正大光明，无懈可击……不是说他官迷，综观古今中外天下伟男子，哪个不是通过权力来展现他们人格的伟大?”［7］(P214)官场得意是社会衡量一个男人成功与否的标志(甚至是唯一的标志)，时代如此旗帜鲜明地把“权力”和“地位”作为计量单位，佟大雷、胥得章、岳拓夫和胡秉宸们不努力将自己变成“权力”和“地位”，又能怎样呢?能怪他们堕落吗?这是张洁对虚伪的现实社会价值的失望与否定。 王蒙先生说:“女主人公也许应该感谢她所极其不满的那父亲与后来的丈夫吧，正是他们引起了她对这些大事的兴趣，使她接触了也多少了解了这一百年来至少是几十年来中国发生的大事，使她飘忽的，时而天才时而天真的头脑得到了不仅在私人事情上而且在国家大事上一试身手的机会。”［8］王蒙这段批评中带有奉劝意味的文字恰好印证了男女不平等的论点:在人类革命历史上，只有男人拥有参政议政的机会和权利，自然少不了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人性异化)的熏染和斗争。女人要想了解或参与国家大事只能借助和“感谢”男人，即便想异化，哪里有条件和机会?女人显然不是国家的主人，不是思考、参与和决定国家大事的主体。女人却比男人更富有人性的某些原始品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她们相对脱离社会的生产过程和政治斗争，使自然本性的品质很少受到“污染”，更多保存和体现了人的真正本性。可见，争权夺利、功名欲望使男人自以为负有高于自然的复杂使命而高高在上(好听一点，叫做事业心或者责任心)，醉心于此，却又为此所累所害。因而，男人往往从最功利的目的出发，重结果重目的而非过程和手段。正如徐坤所论:“通常而言，男人都是功利之中的俗物，被生存迫压得躲闪来躲闪去，在计算精确后，总要找一个最稳妥的巢穴供自己安放沉重的肉身之躯;而只有女人能够单纯为爱而疯狂，而歇斯底里。”［9］张洁看穿了这种差异，她怀疑:男人果真需要一个有共同语言的女人做妻子吗?这种怀疑撕下了蒙在两性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她又告诉我们，爱情是解除女人的武装，使她们逆来顺受的毒药，哪个男人是爱能够拴得住的呢?爱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男人是被社会、历史、政治塑造而成的，自然人性在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被异化了。 其实，做男人很累!很可怜!也很无奈!男人的最佳人生模式是一手官场得意，一手醇酒美人。如若官场失意，消沉落魄，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醇酒美人地潇洒起来。社会规则如此，奈何?能怪他们官迷吗?男女之间的爱情与性关系怎能敌得过革命的力量与政治的权威与诱惑?何况还有强大的传统男权意识渗透!“于是他们同社会不可分割地胶合在一起，渐渐异化成‘社会的人’，渐渐地，他们淡忘了那本该是男人的真正含义的含义。”［10］他们已经无法全心全意爱一个女人，他们太爱自己，太珍惜中老年男人已经拥有的来之不易的一切:权力、功名和地位，而这些在那“社会化了”的男人心目中占据着何等重要的地位!干脆说:他们已经丧失了爱的能力。而女人往往通过优秀的男人爱自己来实现自身价值，这条路实在走不通了才走男人通常走的事业官场之路。难怪西蒙•波娃说:“男人没有一个可以被称为伟大的情人，因为在他的内心还停留在自我中心状态。他爱的女人仅是有价值的东西之一，他们希望女人整个活在他们的生命中，但并不希望为她浪费自己的生命。对女人而言，正好相反，去爱一个人就是为完全抛弃其他一切只为她爱人的利益存在。”［11］(P432)这些是私人经验，但具有人类代表性。张洁深情呼唤与执着追求的正是人类本应具有的爱的能力和美好品格，“吴为实在不该为一个夭折的英雄，一个夭折的爱情哭泣，而应该为他们并不具备的品格哭泣。”［7］(P404) 我们知道，张洁受18、19世纪西方小说和苏俄文学影响很深，“我就是这么被造出来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牛虻》、《钢铁是怎样练成的》，这是供给我们一代人整个发育期所需要的养料、水分和阳光。”［12］日积月累，“铁肩担道义”的英雄传奇情结就会不可避免地渗入、积淀在她的心灵世界，具有潜移默化的潜在性和根深蒂固的稳定性，渐渐形成她的世界观与内在追求，无处不在地支配和决定着她的理性判断。因此，张洁理想真爱的标准就定格为“勇敢，正直，品格高尚，热爱正义，尊重女性”［13］的集理想人格与理想人性于一身的男神镜像。这一男神镜像正是英雄传奇情结的产物。而素有英雄骑士情结的张洁决不能容忍利欲熏心、冷酷自私、诿过自保等丑恶人性。然而不幸的是，与她的人性理想相悖的残酷现实感又不断困扰、折磨着她的精神和灵魂，她也力图以理想的伦理意识来引导现实感受，解释现实感受，甚至不惜扭曲现实感受。当理想人性意识与现实感受相互矛盾、相互冲突到连她自己都无法自圆其说时，眼睛里容不得沙子的张洁再也无法耐住性子娓娓诉说来自女性世界的那份痛苦和伤害，她怒不可遏，只能以荒诞、黑色幽默的讽喻方式呈现男性世界的肮脏与丑陋，进而在理性控制之下冷峻地嘲讽和不留余地地戳穿。 二 张洁把男人异化的另一原因归结为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男权封建思想、男权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意识对男人思想意识的浸渍与毒害。 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很深的胡秉宸同时受男权传统文化影响至深，与胡家先祖的男权思想一脉相承，对待女人与婚恋的态度和作为可以证明。在胡秉宸的意识观念中，男人对女人的关系实际上是个管理问题，吴胡结婚后，胡一直困惑不解于与女人的关系:“一百多万人的一个大部我都管得好好的，怎么就管不好两个女人!”［6］(P318)还有张洁借吴为发的“关于取消一夫多妻制的利害关系”的议论，都是张洁在借胡家男权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行婚姻制度进行质疑与反思。为了取得吴为的同情与信任，胡秉宸一边放肆地践踏白帆的人格，以证明他对吴为的忠心，但转身就为澄清自己博取白帆的信赖而诬蔑践踏吴为的人格:“我怎能和这种偷人养私生子的女人如何如何?即使和女人鬼混，也轮不到这种女人!”正如胡秉宸再婚后对吴为解释杜亚莉:“即便和女人鬼混也轮不到这种女人头上。”其话语如出一辙，胡秉宸用的都是这个社会以及男人对女人最具杀伤力的办法──她们都是偷人养私生子的坏女人。因此浓烈纵情后的张洁又作出理性分析:婚后胡秉宸时不时地对吴为当头一喝:“你这个烂女人!”这的确是中国传统男权文化使然而非个人修养问题。“吴胡关系，不是男女个人间的偶然，而是社会历史、传统观念和现实制度的产物。”［14］不是张洁和男人过不去，只是独特的个人经验给了她和笔下人物以及读者一个观察思考历史和文化、男人和女人的机会。我们知道，男人与女人可以换位思考却无法代位感受。尤其在特殊的时代(女人较男人的处境更恶劣)，男女都自顾不暇，如何舍己为人地站在对方角度为对方着想?因为男人与女人没有相同的经历，因此情感体验不同，自然就很难有共同语言。张洁始终固执地认为:“女人与男人在心理上完全不同，可能他们之间永远不能相互理解，男女之间根本无法沟通与理解。”为了证明各个层面的中国男人均毫无例外地受到男权传统文化的浸染，张洁又写到追求吴为女儿禅月的男同学，根本没得到禅月的应许，就在同学中吹嘘他是名作家吴为未来的女婿，而追求未果时，写信便骂:“有什么了不起，谁不知道你妈是个著名的破鞋、婊子，有其母必有其女……”［15］(P354)其中心思想与遣词造句的语气与顾秋水、胡秉宸的骂语大同小异。张洁不能容忍中国男人们拿吴为的“私生子”问题对她们母女进行无穷无尽的讹诈、勒索，所以，她让吴为的女儿禅月出国，离开这一块深深伤害过、以后可能继续伤害她的国土，永远不再回来。张洁不无偏激地断言:“骑士是西方土地的庄稼”，中国土壤里长不出骑士。这是张洁在否定中国人生存、成长的环境，而非人种。虽说几个男人不能代表中国男人的整体，但至少代表了几个层面。可见张洁对中国男人整体失望，对中国根深蒂固、冥顽不化的男权封建思想遗留切齿痛恨。但在《无字》中她也作了冷静的思考和深刻的分析:“这一定不是她们的过错，也不是男人的过错，一切社会现象的存在和发生只能从历史的发展中，去寻找它的物质原因。”［7］#p#分页标题#e# 三 综观张洁对男性异化原因的剖析，可以看出张洁并非有意打击报复某一两个伤害女人的男人，而是对中国男性整体和男性集团弱点进行拷问和批判，也是对几千年来的中国男权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意识进行一种反思与质疑。因此，不论作者如何偏激或者“过而言之”，是叙述别人的故事，还是和女主人公感情贴得过紧，哪怕是叙述自己亲历的故事和隐私(为创作艺术而不惜牺牲声誉、甚至生命的勇气和精神不令人感动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无字》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它给我们带来太多的吟味与思考:关乎历史和文化的、社会和政治的，关乎爱情的、婚姻的、人性的、性别的、两性关系的，关乎如何做人的……这些还不够吗?无论她怎样痛心疾首、癫狂绝望都是缘于内心的真诚，张洁永远膜拜自己的感情与美好的人性，自始至终执著地追求人类永恒的精神层面的书写。张洁的深刻就在于她把人物放在20世纪大的历史背景中，入木三分地层层解剖着令她失望已极的男人，剖析他们的深层心理痼疾以及人性扭曲变形，努力从社会和人性各方面追根溯源，力图从历史、政治、革命、男权传统文化等方面寻找人性异化原因，“寻找理解他们的钥匙，从历史的动荡与扭曲来分析那些本来应该可爱的男人的变形与冷酷。”［8］张洁竭力想弄明白的就是:在男女关系中，在人性发展演化过程中，那些深邃、厚重的历史、政治与传统文化的因素，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对于两性关系，张洁过多强调了男女之间的对抗与隔膜，忽视了男性本身也是受害者的事实。张洁不应该因为某一两个男人报废、否定了所有男人。女人对于男人，男人对于女人，都不要轻言看透，你所看透的，至多是某几个男人或某几个女人，他们的缺点别有来源(社会的、历史的等)，不该加罪于性别。造成女性困境的并非是某个具体男人，而是绵延几千年的父权制文化，多数男人自身既是男权文化的帮凶，同时也是受害者。女人如果把男人置于自己的对立面，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天然仇恨片面地诠释这个世界，难免有自掘坟墓之嫌。我们反对女权苛刻，反对一味否定男性和诋毁男性，正如张洁在《无字》中警告吴为:“对男人对婚姻，吴为是过于苛刻了，她如不打破完美主义的梦魇，不但自己无法生存，她的男人也无法生存了。”［7］(P404)可见张洁很清楚自己的苛刻与偏激，但在感情上她无法说服自己。 在两性关系中，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对待异性的态度，最能够体现他(她)的文明与社会进化程度。男女关系问题说到底就是如何做人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从人性的冷硬荒漠中走出来，男人和女人要相知相爱而不是漠不关心，要呼唤并自觉塑造自我美好品格，“让男性更多接受女性熏陶，世界更多倾听女性声音，人类更多地具备女性的品格。让女性摘下质朴而神圣的王冠，男人放下沉重而威严的权杖……”［16］(P11)重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信任与爱情，共同建构两性和谐的绿色世界。倘若普天下的男人们不是用野心和奢华而是用爱心和责任来回报女人，那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