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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80年代的《读书》,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讨论文学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章数量众多、比例甚大,而且精品甚多、反响也大。 这道亮丽的“风景线”的出现,与其时学术界格局息息相关:伴随着80年代政治的全面复苏,文学(包括创作和研究)又一次无可避免地充当了“冲锋号”的角色,在这段文学与政治的“蜜月期”中,现当代文学因为最容易与现实挂钩,而成为这一时代的“显学”①。鉴于《读书》从创刊之初就与学术研究有着千头万绪的联系,考察其中所展现的现当代文学图景的流变,对于我们今天的回顾,无疑是最佳的切入角度之一。 一、从作者群体说起 现在大家提起80年代《读书》,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其时的作者名单。因为这张名单无论在当时还是如今都可算是一个“超豪华”的阵容。事实上,《读书》从创刊伊始就有着比较明确的自我定位,即在创刊号上的《编者的话》中所言:“我们这个月刊是以书为主题的思想评论刊物。”②它从此时起就采取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因此是与整个80年代的思想氛围互为呼应的;也正是从此出发,它依托三联书店的出版网络和官方背景,网罗了一批以北京高校和科研机构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的作者阵容。 但是在这个作者阵容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发现它至少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群体。第一个群体是三四十年代崭露头角却在建国后被压抑被埋没的作家、诗人以及编辑等,以卞之琳、柯灵、钱钟书、袁可嘉、绿原为代表;第二个群体是50年代出现过后来再次出现于80年代的“重放的鲜花”,以王蒙、钱谷融、王元化为代表;第三个群体是当时还在高校里就读的大学生或刚开始进入体制的知识分子,以刘再复、陈平原、张颐武为代表。这个群体的文章是当时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其他作者虽有零散的其他文章,但是这三个群体无疑是当时刊物的核心作者。 我的这个划分受到了洪子诚和许纪霖的启发③,但在他们的类似划分的基础上也有所调整。我在这里的划分标准主要是他们初次“发言”的时期,同时适当兼及其人的知识背景、社会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面对历史的态度之不同、文风之差别。当然,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在其中再作适当的分疏。例如,刘再复和陈平原在知识背景和发言姿态上就有明显差别,但是考虑到他们都是在80年代初次提出他们的代表性观点,从这个角度出发,还是将他们归入一个群体。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在80年代的《读书》上,他们零零散散的谈了那些话题?是否具有对话的姿态?如前所述,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评论都备受关注。但是就在这种背景下,他们是否也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些话题?在这一幅“众声喧哗”的图景中,我们可以倾听到三种主流的音调,但是这三种音调是否完全是协奏,而没有变奏?二、两种“异曲同工”的追忆与80年代的现代文学学科的“复苏”相关联,《读书》所呈现的现当代文学图景是以挖掘文学史上的被淹没的作家、作品为主。这些挖掘“出土文物”的努力主要以序跋、回忆性散文、书评为主,同时也初步出现了一些研究论文。 这次挖掘为时甚久而且范围广阔,据我的粗略统计,按照相关文章发表的顺序,涉及到的作家有:周作人、俞平伯、叶圣陶、闻一多、朱湘、徐志摩、沈从文、林语堂、梁宗岱、鸳蝴作家群、张爱玲、郁达夫、九叶诗人、胡风、钱钟书等。但是我们注意到,其实很多作家作品的谈论只是短暂的,似乎与刊物约稿的偶然性有很大关系。 因此,很多话题在当时并无很大反响。 但是,“九叶诗人”完全是一个例外。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叶集》,按照九叶诗人之一的唐?的说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册新诗的流派选集”①。这部诗集出版之前,袁可嘉为它作的序言就提前发表在1980年第7期的《读书》上。这是一个普通的现象:这种行为在当时更多的是一种对读者的阅读引导,而非对于作品的自我吹捧。特别之处就在于,围绕着《九叶集》和“九叶诗人”,《读书》陆续发表的文章竟然有6篇之多②,这是少见的例子;加上袁可嘉、王佐良在当时发表的造成很大影响的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③,完全是“九叶诗人”的一次集体亮相。它呈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九叶诗人”的形象序列,并且由于大多是九叶诗人自己现身说法,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这个群体无疑是最合适的研究对象。 从时间与叙述的关系出发,我们完全可以把九叶诗人的大多数文章看成是一种“追忆”。 但是有必要略作分疏的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种追忆。 第一类追忆主要可以概括为“追忆逝水年华”。这些文章包括袁可嘉《〈九叶集〉序》,杜运燮《怀穆旦》,辛笛《〈辛笛诗稿〉自序》,曹辛之《面对严肃的时辰———忆〈诗创造〉和〈中国新诗〉》。这一类文章都是以当事人的身份对于当年的“九叶派”的诗歌活动的追忆,其中涉及到很多不为外人所知的诗歌史实。这在后来的诗歌史研究者那里自是极好的史料,但是在80年代的“九叶诗人”那里,却完全是一种面对过去的追忆。看看他们的文章,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们难以掩饰的面对一个新时代的喜悦。 第二类追忆可以理解为九叶诗人对自己的理解和剖析。这一类文章与前一类文章有交叉,但是最具代表性的是袁可嘉的《西方现代派与中国新诗》。加上袁可嘉和王佐良等人所写的介绍西方现代派的一系列文章,可以说,袁可嘉等人在这里向他们的师承资源和诗歌史先驱一一点明并予以致敬。这一类文章大都理论性较强,深具洞见;后来的研究者都乐于引用。因此,我们也可看出,在这些文章中,袁可嘉等人所提炼的一条诗歌史的线索已经逐渐“浮出历史地表”。 我们可以将这两类文章还原到当时的学术史背景中去。当时,围绕着九叶诗人的历史回忆和重新评价问题,出现了若干重要的学术论文①。这些论文与《读书》上的相关文章构成互动,共同促成了当时的重新认识和评价“九叶诗人”的热潮。#p#分页标题#e# 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在80年代的《读书》之上,相对于后世,以袁可嘉为首的九叶诗人的两种追忆,加上两位研究者巫宁坤和蓝棣之所写的重评文章,实际上构成了一项“文学史形象自塑”的工程。我的论断主要是针对他们的文章的效果而发;而在他们,当时未必有很明显的自我形象建构意识。但是后来的研究者大都从此出发来理解整个九叶诗派乃至整个中国新诗史上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谓予不信,请看三个证据即可:其一:20余年来出现的九叶诗人研究著作②,在关于九叶诗人的师承渊源、九叶之各人诗歌风格、九叶在诗歌创作之外的其他贡献的评价等问题上都没有超出袁可嘉等人的系列文章的论述范围和深度;其二,由袁可嘉在《西方现代派与中国新诗》这篇文章提出的诗歌史线索,在后来的研究者孙玉石的著作《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③中得到更加精彩的发挥,但是基本的框架一仍其旧;其三,涉及到九叶诗派的外围诗人问题,由于当时袁可嘉等人的团队意识较强抑或是格于其他条件限制,对于自己群体之外的同类型诗人根本毫不提及,于是后来的研究者除了少数目光敏锐者之外,都不提及九叶诗派的外围诗人④。其实,就在九叶诗人80年代集中亮相于《读书》的同时,在此刊上接连发表《读诗随笔》的王佐良,其实就是九叶诗人的重要盟友和外围诗人之一。 九叶诗人在80年代出土之后的这一系列行动,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争一席之地。当然,九叶诗人在当代是在继续生长当中的。不能说他们在新时期的创作一无可观,只是当他们过度沉湎于对过去时代的追忆当中时,我们这个越来越快的时代也就开始慢慢地将他们抛在后面了。 三、面对历史的“暗河” 与九叶诗人的欢欣鼓舞略有不同的是,更年轻的两代人所体现的却是更加自信豪迈的气度。在面对历史和今天的态度上,他们其实可以简约归并为一类人。 考虑到80年代学术研究(尽管在今天看来是草率空疏的)和文学创作之间的亲密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读书》上发表的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通信。这些文章很少涉及理论,但对于创作来说,极具指导意义。这里体现了一种良好的互动氛围。但是请注意,这种互动仅限于后两代作者群体之间。 与80年代的文学创作相关连的,《读书》上的新时期诗歌和戏剧的命运就悲惨得多。 出于官方背景,《读书》没有登载过关于当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朦胧诗运动”的任何文章。在我们今天面对着日益被经典化的“朦胧诗”的读者的眼里,这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当时的事实就是这样,面对着代表着民间的、青年全体性的、反思的朦胧诗诗歌浪潮,《读书》的无语是一个巨大的有意味的行动。而这个行动加上当时的九叶诗派对于当前诗歌的有意无意的不以为然,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空缺点。 散文的命运也是如此。当金克木等人在那里继续着30年代周作人的风格写作那些学者散文时,他们对于当前的散文创作一律是不加置评的。他们不停的重复自己和对当代继续生长的其他被压抑的散文类型的忽视,同样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对比。 在第三代作者群体的逐渐占据版面和第一代作者的逐渐退出版面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读书》的作者群体在无形中发生着巨大的分化。正如“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种分化其实正是其后的学术界出现分裂和陷入困境的预兆和契机之一。 体现在《读书》中的80年代的嬗变,迄今为止,其实都不能为大家所完全理解。面对历史,我们其实都是那几个摸索大象身躯的瞎子。 现当代文学的沟通即是最佳例证之一。 在论述五四以来的散文与中国古代散文的联系时,周作人曾经用了一个很妙的比喻:“现代的散文好象是一条被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①与此相类,当代的很多文学现象都可以从现代文学中找到源头。因此,从《读书》的三代作者群体的分类中,我所着眼的其实还有一个现当代文学的交接与沟通的问题。虽然当时的研究者和评论者很少有明显的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意识,但是在各类文章的追忆和重评中,我们却看到了论者的沟通现当代文学的努力。 然而太多的事实证明,这种努力在很多时候其实是徒劳,我们在很多时候面对着历史的“暗河”时还是没有跨越。还是回到九叶诗人出土后的遭遇上来。他们在出土之后的形象,非常符合“活化石”这一字眼。虽然郑敏等人的诗作和诗歌理论在当代依然在不断的出现,却已经边缘化了。更年轻的诗歌写作者与他们缺少接触和理解。因此,谈起九叶诗派在80年代之后的创作,虽然九叶之一的诗人唐?曾有九叶诗人“与出色的一代代年轻的诗人们,如朦胧派、第三代、后现代主义者一起奔突向前”的乐观之语②,但我们所看到的悲哀事实却是,无论是当代诗歌的评论家还是创作者都已经将他们忽视了。他们的影响已经停留在文学史研究的层面,而与当下的诗歌写作主潮不发生关系。 这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回旋。80年代的文学在接受前人的指引的同时,再一次重头做起,以致于现在我们又出现了与前人类似的困境。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单纯归罪于任何一方都是不负责任的轻率之论。倒是,更应该值得指出的,是整个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越来越急迫的以西方为标杆的现代化渴望。这种深层的思想潮流背景其实在暗地里指引了一切,包括80至90年代的《读书》作者群体的分裂,以及由此导致《读书》风格的渐变。 因此,我们从80年代的《读书》中看到的是这样一幅互动和封闭并存不悖的图景。关于现当代文学,三代作者大致分为两个阵营,无论是写作、评论还是研究,无论从话题还是文体,其间的“断裂”都已无可避免地隐隐呈现。因此,虽然大多数论者强调“政治风波”对于80年代的学术转向的重大意义,我却认为,时代的转折在此之前早已出现。#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