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与现代文学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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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与现代文学间的联系

 

“五四”文学革命是一场废除古文,建立白话文学的革新运动,视其发生背景,实在是所来有自,势在必然。传统文学发展到清末已是烂熟而但,穷途求变,文言文不仅成了文学创造的镣铐,也阻碍了以开通民智为目的的普及教育。此时兴起的“国语运动”形成了广大的官话区域,成为后来文学革命倡导“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基础;此时开始的西方文学作品的大量译介,成为后来文学革命强烈的催化剂,其中,《圣经》“官话和合译本”为新文学提供了一个借鉴的样本.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以显著的位置刊载了周作人的《圣书与中国文学》,最早从文学方面来论述这部基督教经典,又从他的一系列文章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圣经》文学和基督教的一些观点。   一、《圣经》与中国现代文学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这一点,周作人研究《圣经》的动因出自文学,而不是宗教信仰。他在《《希腊拟曲》序》中回忆说,他从一九O八年起学习古希腊语,目的是想翻译《新约》,’至少是《四福音书》.但他解释说,“我那时也不是基督教徒。”最早接触《圣经》是一九O一年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期间,他受到前辈胡诗庐先生的指点,“很看重《圣书》是好文学”,有时到三一书院去旁听《路加福音》讲义.同时,又受到杨仁山先生影响,读了一些佛教经典,特别是《楞严》和《维摩洁》,相比之下,对当时《圣经》会所出的“文理”文言译本不满意,就开始为翻译《圣经》作准备,他:想将四福音书重译一遍,不但改正钦定本的错处,还要使文章古雅,可以和佛经杭衡”。直到后来看到《圣经》“官话和合译本”,觉得翻译得实在很好,虽然译本的目的是出于宗教方面的原因,但因着“慎重诚实的译法”,保存了原作中的很多文学趣味,在文学上有很大的价值。   周作人认为,《圣经》与中国新文学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关系,这是因为有了中国语译本的缘故.在欧洲,《圣经》的翻译对文艺起到的是极为深广的促进作用,如英国的微克列夫译本和德国的路德译本,助成了本国国语的统一与发展。而在中国,《圣经》“官话和合译本”在文学革命之前完成.也给中国新文学带来了希望。因为,文学革命其实是一个破坏与建立的过程,破坏之后的建立却是艰难而漫长的,特别是一种理想的语言的建立,须经过长期的研究与实验。《圣经》对新文学语言的建立提供了一个借鉴的范本,给中国语及文学的改造带来帮助和便利。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中是这样说的:“有人主张‘文学的国语’,或主张欧化的白话,所说都很有理:只是这种理想的言语不是急切能够造成的,须经过多少研究与试验,才能约略成就一个基础;求‘三年之艾’去救‘七年之病’,本来也还算不得晚,不过我们总还想他好得快点。这个疗法,我近来在圣书译本里寻到,因为他真是经过多少研究与试验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可以供我们的参考与取法”。   从文体方面来说,中国新文学的新诗,短篇小说,也是因了外国文学的感化而发生的。   《圣经》文学中那些优美的牧歌和恋爱诗,可以帮助新文学衍出一种新体;其中的抒情文学也可以拿来与《离骚》等比较,找到参照发明的地方;甚至《圣经》译本中标点符号的应用,也能给新兴的文学以规范作用。所以,文学革命一开始,一些作家就流露出对《圣经》的模仿痕迹,以至于有反对白话文的人说,这样的文章并不算新,无非是从《马太福音》中出来的。对此,周作人说,“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吻《圣经》对中国现代文学虽然不象对西方文学的影响那么深广,但也是普遍存在的,几乎所有现代作家都曾读过《圣经》,并在思想上和文学上程度不同地受到影响。较为突出的有冰心、许地山、老舍,他们是受过基督教洗礼的基督徒;甚至郭沫若、郁达夫在留学日本期间也曾一度成为基督徒;其他如鲁迅,对引日约》有过系统的研究,茅盾,写过几篇基督教题材的作品;巴金,作品中的基督教影响更是显而易见;以及写了一批教会题材小说的张资平、肖乾;其他如陈独秀、胡适、徐志摩、田汉、林语堂、梁实秋、苏雪林、叶灵凤、胡也频等等,真是举不胜举,甚至沈从文这样不懂西文的地道中国派作家,最初也是从《圣经》的反复阅读中学习写作的,他称《圣经》是他的“师傅”。②二、《圣经》文学研究周作人认为欧洲文学有三个来源,一是希伯来思想,二是希腊思想,三是中古的传奇思想。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三支潮流会合,形成了近代欧洲文学。古代希伯来文学保留在《旧约》之中,《旧约》本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圣书,经过了历史批评的研究,从文学上讲是希伯来国民文学的总集。他把《圣经》与中国的经书作了比较,认为:“《新约》是四书,《旧约》是五经,—《创世记》等纪事书类与《书经》《春秋》,《利未记》于《易经》及《礼记》的一部分,《诗篇》《哀歌》《雅歌》与《诗经》,都很有类似的地方”。③周作人对于《旧约》的研究,受到美国神学博士漠尔(GeorgeF.Moore)的影响较大,观点也多引用漠尔的《旧约之文学》,将《创世记》等列为史传,认为其中“亚当夏娃的故事”虽是神话,却对近代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历史书描绘了犹太社会家长制度时代的情形,反映出一定的禁欲思想。   《旧约》中的预言书是抒情诗,其中《约伯记》被漠尔赞为“希伯来文学的最大著作,世界文学的伟大的诗咽.《路得记》、《以斯帖记》及《约拿书》是纯文学方面的小说,周作人特别欣赏《路得记》和《以斯帖记》,说它们“是古文学中难得的作品,••一《以斯帖记》有戏剧的曲折,《路得记》有牧歌的优美”⑤,而他最为赞赏的是《雅歌》和《传道书》,称之为永远流传的不朽之作。   周作人至少在四篇文章里论述了《雅歌》,并把《雅歌》与《诗经》相比较。《雅歌》作为《旧约》中的一本爱情歌集,犹太人说这是借了夫妇的爱情咏颂神与以色列的关系,基督徒则认为这是比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也有关于神与灵魂,或者新妇是马利亚等说法。周作人从文学的角度出发,赞成漠尔的观点:“那些歌是民间歌谣的好例,带着传统的题材、形式及想象.这歌自然不是一个人的著作,我们相倩当是一部恋爱歌集。”“这书中反复申说的一个颐旨,是男女间的热烈的官能的恋爱‘吻周作人在《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一文中,根据《圣经》作了这样的论述。夏娃的故事解释了古代农业的辛劳,女人生育的苦楚的起浑,《旧约》中历史书反映出男权社会里妇女的地位,《以斯枯记,和《路得记》中两个女主人公,是当时犹太的理想中的模范妇人,她们以忠心和爱心供奉家族的民族,但是还没有现代女子的独立人格。而《雅歌》中的女主人公能自由表达爱情,却是一件奇异的事情,在有粉禁欲思想的希伯来文学里,能出现这样热情奔放的恋爱诗,充分说明了人性中的灵肉二元并存.周作人在论歌谣情诗的文章中,也总是忍不住要引《稚歌》,他从另一个角度对它所表现的愈义作了说明,“我们不信有人格的神,但因了恋爱而能了解‘求神者’的心情”,“实在恋爱可以说是一种宗教感情吻。#p#分页标题#e#   由此可见他对这个篇章的酷爱之情.在一九二一年,周作人在《新佛教》基怪教批评号,看见片篇《基督教与妇人》的短评,指责说《稚歌》一章虽寄惫不在妇人,然而他把妇人的人格实在看得太轻漂了.”并引第八章第六节作证据,说这“是极不好的状妇人之词”。   周作人说:“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这真是极好的句子,是真挚的男女关系的极致,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若说男女的不平等,那在古代是无怪的,在东方为尤甚:即如印度的撤提也是一例,但他们基督徒也未能引了这个例,便将佛教骂倒,毁损他的价值。   中国从前有一个‘韩文公’,也不看佛教的书,却做了个什么《原道》,攻击佛教,留下笑话。我们所以应该注意,不要再做新韩文公才好”。   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中,对西方的《雅歌》研究和中国的《诗经》研究进行概述,以欧洲《圣经》文学研究的发达,反证出中国经学研究的局限性,主要在没能摆脱正经古训的观念,不能用纯粹的历史批评的方法,把经书作为国民文学进行研究,常常把恋爱诗按服“美刺”观点来解释.所以,他认为,圣书研究可以给予中国治理旧文学一个极大的教训和帮助。   三、文艺与宗教的关系   周作人对于文艺与宗教关系间题,显然赞同文艺理论中“文艺起镶于宗教的祭坛”这一观点。认为文艺的最早撅头与宗教仪式密不可分,即使在后来的发展中形式上分离了,两者在表达情感和宗教精神上仍有其共通点,甚至有时互相合一。原始社会的人表达感情的方式,如唱歌,跳舞,绘画等,除了一种生理的满足外,还表达一种祈祷的意义,即包含着对超自然力量的期待。   与此相关的是他对神话的理解,他反对“神话养成迷信”的说法.即使是原始宗教,也与神话是有区别的。首先,宗教反映的是一种形而上的期待,而神话则是“在‘图腾,时代,人民相信灵魂和魔怪,便据了空想,传述他们的行事,或借以说明某种的现象”。其次,宗教在后来依然是被许多人相信的,而神话则是“在发生的当时大抵是为大家所信的,到了后来,已经失却了信用”。其三,两者都含有浓厚的文学因素,只是,宗教不能与文学互相替代,它们在精神上有一定的相通柑融之处;而到了现代,神话已经不被人相信,“于是转移过来,归入文艺里供我们鉴赏”⑧。周作人认为神话如同心理学中的“梦”,初民以梦为真,而现在应该还它原人文学的本来地位,应该视之为人类潜意识的显现,去研究其中情绪的,感觉的因素,以及隐密的动机,而不是武断地视为迷信、因为根本就无所谓信,更谈不上迷信。   对此,蔡元培的观点是,原始宗教与文艺因为情感功能的一致性而密切相联。但是到了现代,宗教的认知功能已被科学取代,意志功能已被文化取代,艺术的世俗化导致了艺术与宗教的分离,其目的在于激发美感的情感功能应该被美育取代,因为宗教利用了美的艺术,却是要把人带到另一个世界去,把具体世界忘掉.而美育可以培养人普济救世的利他主义,和把自我与宇宙合一的超越意识,这就是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⑨.周作人是不赞成这种观点的,他在《外行的按语》中说:“蔡先生的那个有名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我便不大敢附和;我别的不懂,只觉得奇怪,后来可以相代的东西为什么当初分离而发达,当初因了不同的要求而分离发达的东西后来何以又可相代?…‘宗教的目的是在保存生命,无论这是此生的或是将来的生命”。   他认为,文艺与宗教仪式的分离,并不意味着与宗教,或宗教意识的分离。原始部落举行仪式的时候,有旁观者以鉴赏的态度来观看,表达对仪式的印象,分享举行仪式者的感情,却不再有祈祷的意义,或对感应的期待,这时艺术就与宗教仪式发生了分离.但是,艺术与宗教之间“根本上有一个共通点,永久没有改变的,这是神人合一,物我无间的体验”。周作人用耶稣的话来说明这种共通点,“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在这一点上,周作人说克鲁泡特金的理论在“根本上很是正确”,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基督教思想的精义在于各人的神子的资格,与神人的合一及人们的相互合一,如《福音书》上所说。因此基督教艺术的内容便是使人与神合一及人们互相合一的感情.”⑩周作人最后总结说,即使不把《圣经》当作文学来看,它与真正的文学里的宗教感情,根本上有一致的地方。   周作人的这种观点,使他在文学研究中特别注重其中包含的宗教精神,那是一种人文化的宗教精神。比如,在他论述到俄国国民和文学时,他首先从宗教方面着眼,看到了深藏在俄国社会中的原始基价教思想,认为这是形成俄国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根本所在。他说,“俄国人的生活与文学差不多是合而为一,有一种崇高的悲剧的气象,令人想起希腊的普罗米修斯和耶稣的故事.”0他赞赏这样的有着丰富宗教内蕴的文学,认为这样的文学能够培养对于人类的爱和同情,爱那些“被侮辱与损害的人”,对社会丑恶的揭露中又带有浓厚的忏悔意识。   四、基督教思想的影响   周作人对待一切思想的态度是他所谓“平心静气地研究”,带着这样的研究态度,他接受了许多思想的影响,包括“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0,他希望能将这一切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行的大路。   他反对轻信与攻击,认为怀疑与宽容才是必要的精神。在一九二二年爆发的风起云涌的“非基”运动中,周作人站的立场是,“我不是非宗教者,但实是一个无宗教者”0,如果再加上一句,他实在是一个对宗教有兴趣和有研究者。他对出于迷信而攻击迷信的“非神话”者,和那些一种教徒党同伐异的作风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评价说:“非耶者还是一种教徒,非孔者还是一种儒生”。.出于对宗教本身的研究,而不是盲目的迎合时代的某些偏激的潮流,虽然也“怕有拥护宗教的嫌疑嗯,他还是独发异声,对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提出了疑问。#p#分页标题#e#   他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中论述了《圣经》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时,从精神层面上谈到了基督教对世界文化带来的影响,认为《圣经》中希伯来思想是近代西方文明一大源泉,文艺思想变迁的情形都可在《圣经》中找到来撅。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也差不多都是从基督教精神中出来,要理解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等爱的福音之文学,不得不从这个佩泉上来注愈考察。如《约拿书》表现的是高大宽博精神;《以西结书》表明神拥抱一切的慈悲.耶舞的登山宝训更是有粉“何等博大的精神户耶稣在《圣经》中的言行,便是墓借教爱的福音的基调。   可以看出,基督教对他思想也产生了影响,首先,拱尚人道主义的周作人相信。这种精神是从荃督教而来。虽然,他并不相信耶稣是一个“神之子”,他赞赏耶稣那爱的精神,却是一个反抗因袭社会的革命者,正象鲁迅把耶稣比喻为被庸众谋杀的“精神界之战士”,周作人说:“这正是一切革命思想的共通运命,耶稣,哥白尼,尼采,克鲁泡特金都是如此。呛他在很长一段时期考虑过基任教对中国的改造问题。特别是他看到中国民间对鬼神的迷信盛行,其意义都是出于世间的利害打算,目的无非求福免灾之类的人世应酬.从祭神赛会也可知道中国民众对神明的态度,是对待官长礼有余而情不足,没有真正的宗教。所以周作人在下面一段话中就表示了引基督教作中国新宗教的观点,但又不敢抱太大的希望:我在甘路旅馆买1一本《万松歼人言善录》,这本书出了已经好几年,在我却是初次看见。我老实说,对于英先生的议论未能完全赞同,但因此引起我陈年的感慨,觉得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墓誉教实在是很适宜的。   板少数的人能够以科学艺术或杜会的运动去替代他宗教的要求,但在大多数是不可能的。我忽最好便以能容受科学的一神教把中国现在的好蜜戏忍的多神—其实是拜物—教打倒,民智发达才有点希望。不过有两大条件,要紧紧的守住:其一是这断宗教的神切不可与旧的神的砚念去同化,以致变成一个西装的玉立大帝;共二策切不可造成教闷,去舫害自由思怒的发达。这第一第二的及撤,在西洋历史上实例已经很多,所以昨两力免去不可。—但是,我们昏乱的国民久伏在迷信的黑暗里,既然受不住女慧之光的照雄,肯受这新宗教的灌顶么?不为传统所囚的大公无私的新宗教家,国内有几人呢?仔细怒来,我的理怒或者也只是空怒;将来主宰国民的心的,仍旧还是那一班的鬼神袄怪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