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乡土小说的生态意识，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人类从自然中走来，在乡土社会与乡村生活中，至今仍保留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相互依存的生命印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乡村世界成为了愈来愈多的现代人医治心灵的伤痛、返回精神原乡的最佳切入点。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乡村日渐走向城市化，并且这一进程还在不断加速。人类抛弃与自然紧密相连的乡村生活，从乡村到城市，从传统到现代，这种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转化并非是飞跃式的，它必然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回望新时期的乡土文学，读者不难发现，在众多的乡土小说作品中，作家们不约而同地表达了社会转型期人们特别是乡村知识青年身份认同的焦虑，以及人们对乡土生活与自然生灵的回望与赞美，一种难得而又宝贵的生态意识或隐或显地融贯其中。 一、乡村知青的身份焦虑与精神成长 新时期以来，随着经济改革在中华大地的逐步展开，那些世代与土地、山林、草原、海水为生的农民、山民、牧民、渔民不断从集体、政治以及其他权力机制的掌控中脱离开来，回到一个相对独立、自由的生存状态。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在平静的乡村生活中，一些乡民竟生发出了一份精神上的焦虑，正如高晓声评价陈奂生时所言:“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精神生活’这一名词，但是生活好转以后，他渴望过精神生活。”［1］“人不仅仅是自然性的存在，不仅仅是社会性的存在，人同时还是精神性的存在。……精神性的存在是人类更高的生存方式，人类的精神因素注定要对人类面临的生存境遇产生影响。”［2］与陈奂生这类见闻不广、文化水平比较低下的农民相比，那些接受过现代教育或深受现代文明影响的乡村知识青年，他们在精神上的焦虑或苦痛更是强烈与深刻。在新时期众多乡土小说中，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天狗》《浮躁》，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郑义的《老井》等作品生动地呈现了社会转型期乡村知识青年的生存焦虑与对自我价值的执着追求。这份焦虑既源于特定时期新旧两种文明、文化的冲突，同时又与现实环境中个体生存价值的难以实现的疼痛紧密相连。 乡村知识青年是乡村社会中最易于接受现代生活观念与现代文明的独特群体，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类人算得上是乡村社会的文明先驱或文化代言人。由于时代的原因，1980年代中国乡村知识青年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中学毕业后回乡的青年，如《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孙少平与田润生、《老井》中的孙旺泉与赵巧英等;一类为从部队退伍回乡的青年，如《鸡窝洼的人家》中的禾禾、《浮躁》中的金狗等。学校与部队短暂而宝贵的学习、工作经历让这些从黄土地、从大山走出的年轻人见识到了外界先进的物质文明与精神存在，回乡后，他们一心想摆脱传统农民的生存方式，去追求一种自主、富足、文明的生活，彰显自身作为一个知识青年的现代价值。可在复杂的生存现实面前，这一切又显得那般遥远与艰难，一种浓郁的生存焦虑深藏其间。 高加林是农民的儿子，高中毕业回乡后他一心想摆脱土地，摆脱农民苦难的生存现实。他向往着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他的心躁动不安，又觉得他很难在农村呆下去了。……天地总是这么的狭窄!他闭住眼，又由不得想起了无边无垠的平原，繁华热闹的大城市，气势磅礴的火车头，箭一样升入天空的飞机……他常用这种幻想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3］高加林天真而错误地认为:只有成为城里人，他才能拥有幸福的生活，才能实现自我的价值。可在幸运进城后，他却发现所谓高级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并不能抚平他内心的不安与焦虑。在刘巧珍与黄亚萍、在纯真爱情与大好前程、在物质生活与自我尊严之间，高加林不得不做出选择，可他又无法做到彻底的舍弃。离开巧珍是痛苦的，可与黄亚萍在一起的感觉并不十分幸福，高加林与黄亚萍不对等的爱情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当高加林飞向城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生活时，刘巧珍走不进他的生活;当高加林落魄归乡，作为一个农民生活时，黄亚萍走不进他的生活。”［4］高加林的人生悲剧，既是一场社会悲剧、时代悲剧，又是一场精神悲剧。高加林自身思想的不成熟与不健全性，让他无法认清自身的现实，并作出正确的人生选择。说到底，高加林的精神追求与价值追求是肤浅的、功利性的，除了要成为“公家人”、“城里人”之外，高加林的精神追求其实并无什么高远的目标。《人生》的作者路遥让高加林最后回到故乡，尽管这一设计随后受到了很多读者的质疑与争论，但其背后却隐藏着从农村走出的知识分子路遥本人对乡村知青人生出路的一种指引、一种人生训诫:实现自我价值追求并不等于成为比农民社会身份高的工人或干部，过上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而是能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的生存家园。 在随后创作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作家路遥对“高加林”们的回乡之路进行了另一番可行性的探索，作品中的孙少平同高加林一样，高中毕业后回到农村做了三年的民办教师，最后不得不回家当了农民。可孙少平不怕当农民，“当农民就当农民，这没有什么可说的，无数像他这样的青年，不都是用双手劳动来生活吗?”“哪怕比当农民更苦，只要他象一个男子汉那样去生活一生，他就心满意足了。”高加林一心向往着城里丰富的物质世界，孙少平却向往着那份真正自由的精神生活。“一个有知识而爱思考的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精神生活，那痛苦是无法言语的。”［5］对于孙少平而言，他所要过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指在空闲时间能阅读自己喜爱的书刊，想自己的心事，更重要的是，自己能够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自由、独立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在19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孙少平———这位农民的儿子勇敢地走进了外面陌生的世界，在黄原城、在铜城煤矿，他用诚实的心灵与辛勤的劳动为自己打造了一个自主、自足、安宁而美好的精神世界，他在工作上不仅受到了工友与上级领导的认可与尊重;在情感上，他更是得到了美丽的姑娘———省报记者田晓霞的纯真爱情。显然，路遥在孙少平身上为所有的农村有志青年指引出了一条自立、自强的人生之路。#p#分页标题#e# 与高加林相比，孙少平、禾禾、金狗等人对生存现实的认识深入与实际得多。贾平凹的小说《鸡窝洼的人家》中的禾禾，退伍回乡后他一心想利用山地的优势搞个体经营，可在自身资金与技术不足的情况下，他的创业道路走得异常艰难。短短的几年时间内，禾禾经历了婚姻的变故和多次经营的失败，成为了好友山山及众多乡民心中的浪子。一个农民不伺候庄稼，这在人们看来是不可思议与不可原谅的。可眼界开阔的禾禾，偏偏要走一条与传统农民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山里的好东西那么多，都不利用，就那么些地，能出多少油水?”［6］在养蚕成功之前，可怜的禾禾不得不承受着前妻麦绒的排斥、外人的非议与多次失败的羞辱，可他硬是挺了过来。禾禾最终利用山地植桑养蚕获得了成功。禾禾的成功，不仅在于他能够认清自身所处的现实，善于利用各种外在条件，还在于他敢于打破传统，执着追寻自己的人生道路。而贾平凹另一篇小说《浮躁》中的金狗，退伍回乡后，他始终立足于下层的老百姓这一弱势群体，先后在河运队、州城报社、白石寨记者站为自己赢得了他人的首肯与尊重，真正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追求。 二、乡土叙事中的自然礼赞与生命欢歌 与城市相比，乡村与自然保持着更为紧密的联系，无论是东晋文人陶渊明的田园诗歌，抑或是20世纪前期由废名开创的乡土抒情小说，这些作品均从不同层面抒发了乡村生活中人与自然和谐、优美的内在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伴随着“阶级论”、“斗争论”的逐步展开，“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中国民众间肆意蔓延，人类与大自然之间天然、和谐的关系被粗暴地简化为主客观的对立关系，“天人合一”、“顺其自然”、“齐万物”、“等生死”等传统的生命哲学与生存智慧被一代人无情地抛之脑后，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乃至人与人之间天然的关系被割裂。新时期以来，从盲目的乐观主义与狂热的政治热情中觉醒过来的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在众多作家的创作实践中，人类与大自然之间丰富而深刻的精神性联系不断得以续接与重现。 大自然的一切生灵与人类一样具有同等的生存权利与生存价值，古老的动植物图腾崇拜传达了古代人类与动植物间神秘的精神联系。在何立伟的《白色鸟》、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莫言的《红高粱》、阿城的《树王》、张承志的《黑骏马》等作品中，自然万物重新获得了与人同等的灵性，它们自在自然的生活方式不仅消弱了人类肆意破坏自然的匪气，同时也唤醒了人类灵魂深处向真、向善、向美的精神力量。在何立伟的《白色鸟》中，从城里来的白皙少年被乡下水草边那对优雅、自在的白色鸟所折服，“雪白雪白的两只水鸟，在绿生生的水草边，轻轻梳理着那晃眼耀目的羽毛。美丽。安详。自由自在。……白皙的少年想:唉呀，要是把弹弓带过来，几多好!然而又不敢这么想。因为那美丽和平自由生命，实在整个地征服了他。便连气也不敢大声的喘了”［7］。而在史铁生记忆的“遥远的清平湾”，生活在贫困之中的破老汉、留小儿、村长及其他的村民，他们用宽厚、善良、仁慈的心灵善待着自然界的一切生命，同时温暖着“我”这颗受伤的心。村里的人有义，动物也有情。特别是那头老黑牛，虽狂妄、专横甚至带有几分狡黠，但它又憨厚、勇敢与仁慈，它用它强悍而伟大的生命力让人见识到了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在莫言的《红高粱》中，高密东北乡无边无际、高密辉煌、凄婉可人、爱情激荡的高粱，成为了东北乡人辉煌灿烂的生命写照。人类歌唱自然，不仅是对大自然恩赐的一种回报、对大自然法则的一种认同，更是对自然万物众生平等的自然生态的认可与赞同。在汪曾祺的《受戒》中，作者用灵动而优美的笔墨写到了明海与小英子、菩提庵的和尚们优美而自然的人生形式，这些自由自在的生命，从文化的桎梏中解脱出来，顺性而为，亦如河中的芦花、野菱角、青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以及河面上自由飞翔的青桩鸟…… 从乡村走出的作家贾平凹，他用生动的笔触表达出了他对故土的热爱、对自然生命的尊崇，特别是其作品中各式各样的民间习俗与民间文化形态的描写，更是显示了作者对人类与自然之间紧密关系的探寻。在早期作品《金洞》中，作者一方面写到了狼的凶残与仁性，另一方面又写到了板桥村人因对狼群肆意杀害引发的生态失衡，以至于庄稼被大量繁殖的野羊、野兔所践踏的自然恶果。众生平等，自然界中的万物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依存，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无法割裂的生态关联。对于人来讲，狼是异类，但对于狼来讲，人又何尝不是异类?人狼共舞，是自然的造化，任何人都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在随后创作的作品《天狗》《浮躁》中，贾平凹多次写到乡间流传的古老习俗，从文化形态上再次揭示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天狗》中，作者写到月蚀之夜堡子里的女人相约去江边乞月的习俗，在人们的心里，“月亮是天上的玉盘，是夜的眼，是一张丰盈多情的女人的脸”。“天上的月儿一面锣哟，锣里坐了个女嫦娥，有你看得清世上路哟，没你掉进老鸦窝，天狗黑家伙哟。”［8］古老而柔美的歌声里满贮着女人们对平安与幸福生活的一种祈祷。月亮是女人的保护神，当天上的月亮受到天狗的攻击之时，人间的女人利用歌声来驱赶天狗，为月亮祈祷，也为自家出门在外的男人祈祷。在古老的信念里，男人与月亮女神一样，是女人一生的幸福保障，古老的乞月习俗既传递出自然万物与人类间神秘的内在关联，同时也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在《浮躁》中，作者将流传于民间的习俗、占卜、巫术、鬼神崇拜以及宿命论等观念全部汇集于作品中的人物塑造与情节推展之中。如洲河岸上的庙会“成人节”、船帮的船员到平浪宫敬河神、仙游川独特而神奇的“看山狗”、韩文举的铜钱占卜与百神洞阴阳师传统与现代相互混合的扶乩……所有的一切折射出了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底层独特的文化生态。“文化生态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寻求‘安身立命’之地。……每个人都处在生态之中，却不一定有生存定位的自觉。‘安身立命’的取向，即寻求生存定位与承担使命的自觉。”［9］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有着传奇生世的金狗将为仙游川的父老乡亲谋取生存权力与幸福作为他安身立命的根本。金狗是仙游川农民的儿子，传说其出生之时，其母落入水中，母亡而他却托身于水面上的米筛之中，因他胸前的胎记犹如“看山狗”，人们就认为他是“看山狗”所托生。金狗自幼水性非凡，自小就不甘人下，自尊而要强、敢于同强权作斗争的性格让他日后成为了仙游川、两岔镇船队的佑护神以及州城老百姓心声的代言人。无论是在船队，还是在报社，金狗紧紧扎根于下层农民群体，充分利用自己的学识、记者身份以及国家的政治法规，为那些深受官僚主义作风与政治势力迫害的无辜老百姓出头伸冤，最终成就了一段关于“看山狗”的传奇。这一切似乎是金狗命中的定数，但它却充分显现了金狗敢于驾驭时代潮流，尽显个体生命尊严的人格魅力。#p#分页标题#e# “生态文学在激发人们回归自然的情感时，又建构起了一种崭新的生态审美情怀。”［10］乡土与自然保持着天然的联系，新时期乡土文学在反映社会变革给乡村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变化的同时，在自然生态、精神生态、文化生态等方面作出了有力的开掘与探索，特别是作家路遥、贾平凹等人的相关创作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与文化和审美价值，对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如何发展现代农业文明具有极强的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