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生态美学角度下散文解读，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西部的新疆农牧地区远离了现代的浮躁和商业的诱惑，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保持着一份天然的纯真，这种纯真与固执使得新疆散文在总体上偏离经济中心和城市话语，从而像是一股清新的、带着泥土芬芳的空气，紧紧抓住了濒于失语和缺乏活力的城市评论家，使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对边缘化的西部文学创作重新进行关注和审视。 正如李锐先生评论刘亮程的散文时所说“：在这片垃圾遍地，精神腐败，互相复制的沙漠上，读到刘亮程的这组散文，真有来到绿洲的喜悦和安慰。”[1]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疆作家的散文是原生态创作的结晶。惟其不媚俗、不假雕饰、不随波逐流的原生态的特性才能成就一种高度，才能卓然不群。而详究其创作根源，地域或地理文化特征则是首要的因素。由于新疆广大的地区是沙漠戈壁、雪山荒岭，气候干燥，冬季漫长寒冷，水源极其稀缺，所以生态环境相当脆弱。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决定了人与自然生态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评论家们就可以理解周涛和刘亮程的散文中为何对狗、马、驴、猫、麻雀、各种各样的树，甚至老鼠、蛇、蚂蚁、虫子等情深意挚。 除了周涛和刘亮程之外，在当代新疆散文作家当中，如王族、哈萨克族女作家叶尓克西等人，都几乎毫无例外地表达着对自然界生命的亲近感和平等感。如果从创作心理动机的角度进行分析，这是就是潜意识的产物，是一种油然而生的情愫，不需要任何的假饰。因而，在他们描写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散文中蕴含着浓浓的生态美学意蕴。 在周涛的散文中，观照者和创作主体有时候是分离的。周涛经常会跳出圈外，从局外去审视他所观照的生命“，周涛的散文为马、狗、虫子等代言，写出这些动物想说的话，与人进行直接的对话和交流，体现出平等的生命意识”[2]。而刘亮程往往把观照者、观照物与创作主体融为一体，他一头钻到他所观照的生命中去，或者说，他所观照的生命进入他的身体和思想。在他的梦呓式的叙事中，有时候，他就是一棵树，而有时候，他就是一头驴，或者，是一条狗、一只蚂蚁、一只鸟，使人有种庄生梦蝶之感，但这种农民式的体验往往更具有现实的淳朴味道。 刘勰在《文心雕龙•练字》中说“：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3]作家的情感必然会影响到对字词的选择，喜时多用明朗欢快之词，悲处则易为哀伤凄怆之语，爱田园者多写桑麻鸡狗，乐山水者常道峰峦江河。这一点已经被西方心理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研究的理论所证实。从语言的反身性（reflexivity）出发，英国的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波特（JonathanPotter）说“：相比于传统的心理语言学家，将语言视为行为让我们向更具社会性的视角迈进”，并认为“，当语言被概念化为怀着不同目标的个体之间进行的由话语所施行的一种行为时，我们不得不将社会语境考虑入内”[4]。作家也是社会的人，他们的作品必然也是在一定社会语境下创作出来的。基于这种理论，为了判断刘亮程散文的生态创作倾向，就很有必要对其作品中的语言进行分析。通过对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进行词频统计，发现在这部十余万字的散文集中，有关动物和植物的语词出现频次相当高，其中动物词“马”221次x“，牛”197次“，狗”154次“，驴”145次，“鸟”96次“，虫”72次“，羊”69次“，蚂蚁”57次，“猫”35次“，兔”26次“，猪”25次“，鸡”24次“，乌鸦”19次“，鼠”16次“，蜣螂”10次“，鱼”5次“，雀”3次，骆驼”3次“，蚊子”3次“，狼”3次“，苍蝇”2次“，骡子”1次“，牲畜”13次“，牲口”42次“，畜牲”2次；植物词“草”197次“，树”130次“，花”52次“，木”102次，“根”152次，麦123次，菜24次，与树有关的“杨（白杨或胡杨）”出现了7次“，榆”52次“，柳”8次。虽然这些词频并不能作为一种必然性的证明，但是，其中的生态倾向性却是非常明显的，对词频的统计大体可以看出刘亮程对动植物的关注程度以及喜好状况。 一、拟人化生态美学视域下的村庄 拟人化的叙事手法赋予了动植物以人的思想意识，使得人能够透过动植物表面的行为达到它们的内心，从而可以与它们进行深层的交流与沟通，使彼此能够更加了解。刘亮程长期散缓的农村生活经历为他形成了绝佳的素材库，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去观察身边这些熟悉的生物个体，使他思索这些生命活动的意义和价值，猜测“牲口肯定有许多话要对人说”[5]48，从而使他一下子发现了这个“人畜共居的村庄”[5]47的生态审美价值。而正是对这个“共同的家”[5]126的深度挖掘，才成就了刘亮程的散文，从而使他的散文在面对人类生存危机时放射出绿色的希望之光，也使人们找回了失落许久的田园梦境。 在这个作为审美整体的村庄里，对个体生命哪怕是一只小虫子的尊重与关怀是刘亮程的核心思想。这种类似佛陀的悲天悯人情怀，使得他的散文具有一种独特的美学意蕴。他揣摩着驴子、小虫、狗或者一棵树的内心思想，同时也幻化成万物观察着人类，人与牲口“看上去似亲戚如邻居”[5]48，一切都那么纯洁与自然，不受任何的污染与干扰，宁静，祥和，快乐。 即便他目睹过一只老蚊子、一只甲壳虫、一窝老鼠、一头瘦牛、一个人的死亡过程，他“目睹许许多多的死”[5]162，但这种油然而生的一种悲悯，也是一种超越了生死轮回的情怀。他说“，我最小的悲哀大于一只虫子的死亡”[5]64，因为“曾经让它们活生生连在一起，组成跑、奔、喜怒和纵情的那个东西消失了，像一阵风刮过去”[5]162。尽管如此“，在这个院子里我们让许多素不相识的动物成了亲密的一家”[5]127，而在黄沙梁这个地方，人和各种家畜也和谐相处，共居一村，形成一个和谐的家园。#p#分页标题#e# 在这种拟人化的生态审美观照下，许多生物就具有了喜剧性的特征：一只蚂蚁长途跋涉，经过墙根、门槛、卧房、厨房，爬过父亲的头、母亲的头、小弟权娃的头、小妹燕子的头以及“我”的头，历时十天，在屋内游荡了一圈；遇到了美食“，跑远的蚂蚁被喊回来。在墙上的蚂蚁一蹦子跳下来”[5]136“，它在洞口处停顿了一下，好像探头朝洞里喊了一声，里面好像没听见，它一头钻进去，不到两秒钟，大批蚂蚁像一股黄水涌了出来”[5]137。“在我的印象中猫和老鼠早就订好了协议”[5]126，我们“期望老鼠把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家，饿了到别人家偷粮食，运到我们家来吃”[5]127。这些文字所描述的景象，既像中央电视台的动物世界或人与自然节目，又像是一部意趣盎然的动漫剧作。 但即便在这个原生态的村庄，也并不是一切都自然、和谐地相处。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一次又一次地把手伸向了脆弱的自然物种和生命。“人想砍哪棵树时总先想办法把树整死。人有许多整树的方法，砍光树枝是其中一种。”[5]139对此，刘亮程感同身受“，我是那棵树（我已经是那棵树），我会看见我朝西的那个枝杆，正被砍断，我会疼痛地叫出声，浑身颤动，我会绝望地看着它掉落地上，被人抬上车拉走”“，我再没有一根伸向西边的树枝”[5]140。周涛在《稀世之鸟》中愤怒地诅咒“：美的绝种是对强大世俗丑恶力量的抗议，也是留给这世间的唯一悲剧。它就是要让你永远无法弥补。”[6]同样，在刘亮程《孤独的声音》中，那只灰鸟没有了同类，希望找一个能听懂它话语的生命，绝世的孤独和痛苦使最后的一只鸟找到人类，抗议抑或寻求帮助，最终无助地离开。刘亮程沉默地哀悼和苦痛着，为了这些生命之美的逝去。 二、内视角叙事形成的生态圆融之境 许多散文作家在创作时往往会采取第一人称叙事方式，对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经历进行外在的叙事。而综观刘亮程的散文，却往往发现他与此法大相径庭。评论界对他进行评述也往往是针对他散文的独特行文方式和风格。细细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他善于运用内视角的叙事方式，把自己幻化成他所观照的事物，或者说，他让观照对象与自己一体化，然后去体会审美观照对象的思想、情感，而不管这个对象本身有没有感情。例如黄沙梁这个地方，在刘亮程的笔下，竟然是有手、有脚、有眼睛、有头、有灵魂的活物。“我突然屏住气，觉得村子一下变成一个东西。它猛地停住，慢慢蹲下身去，耳朵贴近地面。它开始倾听，它听见了什么。”[5]118这个村庄是作者精神的存放地，这里遍布着刘亮程的每一根神经末梢，他触摸着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像触摸自己的身体一样，在“弥漫尘土和麦香的空气中闭上眼，忘掉呼吸”[5]169，从而与这个村庄融为一体。 当然，如果追本溯源，我们可以发现，内视角叙事方式并不是刘亮程的独创，早在《庄子》、《列子》中就有了这种艺术手法。如大家熟知的“庄生梦蝶”故事、“庄生知游鱼之乐”的故事，以及后来的陶渊明与草木鸟畜同化的田园诗，再有辛弃疾的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7]，都是从被观照之物内部心理的角度看向创作者，而不是从创作者的内部心理看向创作对象，从而给阅读接受者造成一种陌生化的效果，让读者在体味这种新奇内视造成的审美延宕时，领悟到人与自然外物的相互理解与和谐共生。当然，如果对这种观照方式进行哲学分析，它不过是物质世界在意识中的再次对象化，换言之，也是人的意识在客观世界中的往复对象化。但由于意识的这种往复对象化，就使得人与自然外物间有了沟通的桥梁，从而产生了一种同化效应，物我合一，不分彼此，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圆融境界。这是禅宗、道教和儒学孜孜以求的，然而也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所抛弃和破坏的。这种现代学术观念的变化，不仅影响了生态环境，也影响到了文学创作活动。 阅读刘亮程的散文，可以看出他对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抵触与对抗，同时也自然地体现着关注视角的原生态回归。这种叙事在他的散文中比比皆是，如在《炊烟是村庄的根》中，他的目光飞离了身体，附在分属两家的两片树叶上，感觉它们“脸贴脸，背对背，像一对恋人和兄弟，在风中欢舞着飞走了。它们不知道我父亲和李家有仇。它们快乐地飘过我的头顶”[5]106。他通过超自我的目光看到了这种泯灭恩仇的和谐，也渴望着人间能像这两片叶子一样互相亲近、平和无争。在《捉迷藏》一文中，他发现“一些东西闻声潜入了村子，悄无声息地融进墙影尘土里，成为村子的一部分”[5]113，但这并不是实在的视觉感受，而是内心最深处的一种窥察。“这片田野上有无数双耳朵在倾听”“，你倾听的时候其他东西也在倾听”[5]114，推我及人，由我及物，这时候，刘亮程内心更加敏感“，它想听见什么。它的目标是谁”[5]115。从自己的内心世界悄悄地、一步一步地贴近动物们的思想深处，试图听见它们内心的独白。 所以，当刘亮程用这种物我合一的内视角叙事方式创造了一个原生态存在的村庄时，世人就由惊异到欣赏，进而推崇，而刘亮程的散文也终将因其独特的叙事成就矗立在二十世纪末的文坛上。 三、一个村庄的生态哲学意蕴 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不过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而已。然而，这些“从草木身上得到的只是一些人的道理，并不是草木的道理。我（们）自以为弄懂了它们，其实我（们）弄懂了自己。我（们）不懂它们”[5]35。它们就在那里，和我们一样生存、生活，最后走向消亡。这与法国作家、哲学家让•保尔•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观点恰好有不谋而合之处。 让•保尔•萨特在他的那部巨著《存在与虚无》中说“：存在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从哪里来，无论人们用什么方法观察它，无论它是自在还是自为，或是成为自为自在的不可实现的理想，它在其原始偶然性中都是一种个体的遭遇。”[8]724从方法论意义上说，存在的精神分析法“向我们指出必须摒弃从利益着眼的心理学，摒弃一切对人的行为的功利主义解释”[8]727。从自由与责任的辩证关系来看，萨特认为，人的“自为的自由”是“使世界存在”，那么“他对作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本身是有责任的”[8]671。他进而又说“：从我在存在中涌现时起，我就把世界的重量放在我一个人身上，而没有任何东西、任何人能够减轻这重量。”[8]674#p#分页标题#e# 在刘亮程的散文中，也蕴含着这样一些哲学的思考。“其实这些活物，都是从人的灵魂里跑出来的。它们没有走远，永远和人呆在一起，让人从这些动物身上看清自己。”[8]49一只小虫、一只蜣螂和一只蚂蚁，它们的爬行自有其方向和意义，人类却从自身的意志出发，徒劳地操心费力，企图使它们的活动路线或生活方式有所改变。“人的自以为是使人只能走到人这一步”[5]35，而不是走得更远。更糟糕的是，人对生态物种的干涉破坏了自然本身的道路和规律，从而使得物种毁灭绝迹或产生变异，生物链的断裂造成的自然灾害也随之而来。散文《坑洼地》就暗示了这样一个哲理：当你把野草彻底灭除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将养育它的土地置于死地，但草木不生的地方也永远不会生出庄稼或其它的能给人带来经济利益的什么东西。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人们自作聪明，结果是“让那些草木再繁茂一次、葱郁一次已经不可能，即使给它和以前一样的阳光、雨水和养分，和以前一样的无人践扰的生存环境”[5]223。生态环境就这样被那些短视的人破坏了，犹如那只下金蛋的鸡被杀了一样，后果无可挽回。 事物的多样性是事物独特存在的依据和基本条件，现代的人们却用经济廉价的现代化生产方式不断地复制着同一类型、同一品种、同一形状的各种物品，包括生物。刘亮程在他的文章里忧郁地想象着“家家户户的牛变成一种牛，鸡变成一种鸡。再不存在谁家的黑牛或白额黄牛，不存在芦花鸡、红背白肚母鸡、好看的杂毛鸡”[5]229。逐步被取消差异的生物以同样的面孔包围着人们，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永远看不到丰富多彩的世界。 人与自然生物界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一对矛盾统一体，气候、水源和土地等因素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居住条件，人类也不断地改造和利用着自然环境为自身谋福利。人有能力破坏环境，也有能力保护环境；反之，环境既可以为人类造福，也会为祸成灾。这就是自然辩证法的基本道理。刘亮程在用心体察他的那个村庄时，在一棵草、一棵树、一只蚂蚁、一条狗那里隐藏了这些道理“，草成了家人中的一个，人也是草丛中的一棵”[5]236。只有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在改造利用环境的时候充分保护环境，才会使我们的子孙后代依然能看到绿的树、蓝的天、清的水，才能继续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