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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在其著作《经验与自然》中开篇就说，他的“经验的自然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经验论”），“如果把‘经验’按照它平常的含义来用，那么也可称为自然主义的人文主义”。①为什么呢？正如他自己所说：“没有什么经验之中人的贡献不是决定事物实际发生的因素。有机体是一种力量，而不是一种透明物。”②所谓“经验”是人作为“活的生物”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没有人就没有经验。人在经验中存在和享受，并且在经验的连续中扩充和发展自己的生命，生成和实现自己的理想。在《艺术即经验》中，杜威不仅设专章论述“人的贡献”，而且对经验的阐释到处都离不开人。从美学的角度说，人是审美的主体。但是与传统美学中对人的主体性的认识不一样，杜威美学中作为审美主体的人具有鲜明的生态本性。正是作为审美主体的人的生态本性，赋予审美经验和艺术以深厚的生态内涵和生态功能。正确认识人的生态本性，对于深入理解审美经验的性质，以及艺术的根源、性质和功能，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基于此，也才能充分认识杜威经验论美学中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人文主义精神。 一、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活的生物”的生态性存在 杜威指出：“当科学的实际发展已指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并非与自然对抗的时候，而仍然保持主观和客观的分离，这确是关于一切社会事务的明智讨论的主要障碍之一。”①因此，必须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这个整体观出发去认识其中的部分和因素，当然也包括具有主观性的主体（即人），这就是他说的“人在自然中的联系（而不是人对自然的联系）的理论”。② 《艺术即经验》全书就是从“活的生物”（Creature，TeLive，又译作“活的创造物”）这个概念开始的。这一称呼明确地表达了从达尔文以来的生物学观念，指出了人首先是自然生成物的根本性质。在“活的生物”这个概念中，不仅包含着人作为“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而且也指明了人作为“活的”生物所具有的行动（实践）、想象和创造等能动生成的生态特征。作为人的生态本性的这两个方面，都表现在人与环境之间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经验之中。 杜威的实用主义经验论哲学，本来是以打破自然与人、客体与主体、肉体与心灵、现实与理想等二元划分为宗旨的。它把经验“这个统一的整体当做是哲学思想的出发点”，“主体与客体、自然和心理活动”等乃是对这个整体进行分析得到的区分，是这个整体内部的区分，而不是非经验方法那样把他们看做分开的和独立的。③因此，这个整体就是认识人的基本视阈和出发点。“由于一个经验都是由‘主体’和‘客体’，由自我与世界的相互作用构成的，它本身就不可能仅仅是物理的，或仅仅是精神的。”经验“只有在我们考虑到整体的正常经验，在其中内在的与外在的因素融合在一起，各自都失去了特殊的性质时，才能被理解。”进一步，“在一个经验中，在物质上与社会上属于世界的事物与实践通过它们进入了的人的环境而变化，而同时，活的生物通过与先前外在它的事物的交流而得到改变与发展。”④作为“活的生物”的人在经验中生存，也在经验的改变中发展，人的生命始终离不开这个整体性的经验。经验作为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生活过程，本身就是参与其中的多种事物的一个综合的过程。因此，在经验中，“一种改造性的综合把在分析性的肢解过程中必然消失掉的综合性的统一体重新建立起来”。⑤只有在这个经过综合重建起来的整体中，对于人以及作为审美主体的人的认识才可能真实和正确。 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人的个体生命与整个世界相联系，整个世界都是人的生命的存在；作为这个世界的生成物，世界是什么样就决定了人是什么样。这正如杜威所说：人的“身心的结构就是按照它存在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结构发展出来的，所以身心就会很自然地发现它的某些结构部分和自然是吻合的、一致的，而且也发现自然的某些方面和它本身是吻合的、一致的”；“每一个这样的有机体总是在一个自然的环境中存在着，而它和这个环境总是保持着某种相适应的联系的。”① 从自然界中生成的人继承了自然的生成性，因而人与自然之间的连续性也是一个能动的生成性的运动过程。“对人这种生物的器官、需要和本能冲动与其动物祖先间的连续性的完全认识，并非必然意味着将人降到野兽的水平。相反，这使得为人的经验勾画了一个基本的大纲，并在此基础上树立人美好而独特的经验的上层结构成为可能。人的独特之处有可能使他降到动物的水平之下。这种独特之处也使他有可能将感觉与冲动之间，脑、眼、耳之间的结合推进到新的、前所未有的高度。”②所谓人的独特之处，就是说他既处在与自然和生物的连续之中，又超越于其他的生物。他追求生命的意义，他有心灵和想象，在顺应世界的同时他还要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目的利用自然提供的条件去努力改造世界。杜威说得好：“自然是人类的母亲，是人类的居住地，尽管有时它是继母，是一个并不善待自己的家。文明延续和文化持续———并且有时向前发展———的事实，证明人类的希望和目的在自然中找到了基础和支持。正如个体从胚胎到成熟的生长与发展是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样，文化并不是在虚空中，或仅仅是依靠人们自身作出努力的产物，而是长期地，累积性地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③杜威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自然不仅为人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条件，使人对自然的改造有可能，而且自然以自己的生成性本性哺育了人类，使人能够积极地用自己的有预见和目的的行动，把自己的理想变成现实，从而使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使文明延续和文化持续，并且有时向前发展。 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这个“活的生物”的生态性，不仅表现在他与环境交相作用的关系上，还表现在他的生命整体性上。人能够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生成审美经验，达于艺术之境，都与他的生命整体性密切相关。这种生命整体性表现在人的内部和外部的多层次多方面的相互联系和交互作用之中。这说明，“活的生物”的生命的整体性绝不是一个静态的固定的结构，而是洋溢着生命活力的动态的交互作用。#p#分页标题#e# 杜威说：“如果人是在自然以内而不是在自然之外的一个小神灵，而且他是在自然以内作为能量的一种式样，跟其他的式样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那么交互作用乃是每一种人类关系所不可避免的特性。思维，甚至哲学的思维，也不例外。”④在论及感觉时又说：“感觉的性质之中，不仅包括视觉与听觉，而且包括触觉与味觉，都具有审美性质。但是，它们不是在孤立状态，而是相互联系中才具有的；不是作为简单而相互分离的实体，而是在相互作用中具有的。“⑤这说的是各种感觉相互作用的整体性，进一步还有感觉与其他心理机能之间相互作用的整体性，肉体之身与心灵的整体性，人的存在与自我的整体性，以及人与环境直至宇宙之间的整体性。在这样一个多层次（即在空间上连续又在时间上连续并且时空交织）的整体性中，人与他所处的世界就有了在审美经验中融为一体的可能，并从中获得生命的最高意义。 杜威特别强调人的内部自然与作为环境的外部自然之间的密切联系，由于这个联系，人与他所生活的世界乃是一个整体。他指出：“生活并不是一种在有机体的表皮下面进行着的东西。它总是一种包含很广的事情，它包括有这个有机体以内的东西跟空间和时间上外在的东西之间的联系与交互作用，以及和外边更远些的高等有机体的联系与交互作用。”①又说：“生物的生命活动并不只是以它的皮肤为界；它皮下的器官是与处于它身体之外的东西联系的手段，并且，它为了生存，要通过调节、防卫以及征服来使自身适应这些外在的东西。在任何时刻，活的生物都面临来自周围环境的威胁，同时在任何时刻，它又必须从周围环境中吸取某物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一个生命体的经历与宿命就注定是要与周围的环境，不是以外在的，而是以最为内在的方式作交换。”②这些论述一再强调的就是：人作为“活的生物”是与他生存的环境息息相通的，是一个整体性的生命存在，生命体的活动都是在这个整体中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中进行的。 二、按照自然所可能允许的途径和手段去修正自然 作为“活的生物”的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还必须按照自己的目的去改变自然。但是，它既然是自然的一部分，就不能以自我为中心去恣意妄为。 杜威说：“当有机物的结构更加复杂因而联系到更加复杂的环境时，有机物便需要有一中特殊的动作来创造各种条件以利于以后采取持续生命过程的动作。这一点既是更加困难了，又是更加必要了。有时在一个关键性的地方，一个行动的正误就意味着生死。环境条件愈来愈矛盾紊乱：它们为了生命的利益，要求采取何种行动，也愈不确定。因此，行为就势必要更加犹豫审慎，更加需要瞻望和准备了。”③人类必须谨慎小心地进行改变自然的行动。为此，他必须保持清醒的理智，不仅顾及行动的当下效果，还要考虑到它在此后还可能产生一些什么后果。 当然，人又不能因为顾及后果而畏缩不前，无所作为。在《经验与自然》中，杜威说：“忠实于我们所属的自然界，作为它的一部分，无论我们是多么微弱，也要求我们培植我们的愿望和理想，以致我们把它们转变为智慧，而按照自然所可能允许的途径和手段去修正它们。当我们尽量运用我们的思想而把我们微薄的力量投入这种动荡不平的事物均衡状态之中时，我们知道，虽然宇宙在残害我们，我们仍然是可以信任它的，因为我们的命运总是和存在中一切好的东西相一致的。我们知道，这样的思想和努力乃是产生更好的东西的一个条件。若就我们而论，它是唯一的条件，因为它是唯一在我们力量范围之内的东西。”④这就是说，既然自然生成了人，自然是人的生命之母，就应该相信自然是我们的生存基础。“要求更多的东西，这是幼稚的；但是如果要求得比这还更少一些，这又是懦怯；期望宇宙符合和满足我们一切的愿望，这是一种自我中心的表现，把我们自己跟宇宙分割开来了，但是要求过低也同样是这样的。诚意地提出要求，如要求我们自己一样，就会激起我们一切的想象力，而且从行动中索取一切技能和勇气。”⑤这段话包含了非常丰富而又深刻的内容，全面地表达了杜威关于人在自然生态中的能动地位的基本观念。第一，他明确地把人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要求“忠实于我们所属的自然界”，这是认识人的生态根基所在，是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能动作用的基本出发点和根本视野所在。第二，他主张人应该“按照自然所可能允许的途径和手段去修正”自然界，“尽量运用我们的思想而把我们微薄的力量投入这种动荡不平的事物均衡状态之中”，从而明确肯定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去改变自然、改善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的必要和可能。第三，人的能动性首先表现为“培植我们的愿望和理想”，即有“修正”自然界使之达到生态平衡的追求，而且这种愿望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即应符合自然可能的生态尺度，要相信我们的命运总是和存在中一切好的东西相一致的。第四，还要进一步通过对自然界的了解，增强和深化对自然界的知识，发挥想象力，努力去认识和寻求存在中与我们的命运一致的好的东西，把修正自然的理想转变为相应的智慧。第五，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些“思想”化为行动，把自己“微薄的力量”投入到对自然界的“修正”中去，并且在行动中索取一切技能和勇气，以实现需要的平衡，达到按照自然所可能允许的途径和手段去修正它的目的。贯穿在这段话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是人为了改善自己与自然的关系而对自然进行的“修正”必须适度。杜威说人对自然的改变只是“修正”自然，表达了对自然母亲的敬畏、珍惜和诚意。而正确把握修正自然的这个“度”，乃是对人的能动性的更高要求，它不仅要求人类放弃“自我中心”的狂妄之想，还需要人类具有充分的生态智慧。 三、追求以自然化的智慧进行生态调适的控制的艺术 作为“活的生物”的人，从其生态存在的本性出发，还要自觉而积极地以自然化的智慧去有效调适自己与环境的关系，并为此努力掌握“控制的艺术”。#p#分页标题#e# 人所生活的世界具有既稳定而又不稳定的本性，它给人带来动荡不安的命运。“然而人类的经验对于真、美和秩序也有这种动人的渴望。不仅有这种渴望，还有成就的时候。经验表现出占有和谐对象的能力。”①经验是“做”与“受”的结合，而首先是“做”（即行动）。杜威说：“人做的什么，他就是什么。”②在杜威看来，处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之中的人，必定是一个行动的人、做事的人、有所为的人，而不是抽象的或者只有意识的人。杜威认为，在人作为有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所发生的经验中，人要通过自己的“做”与“受”发挥积极的能动作用。他说：“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行为，有活动”；“为了保存生命，周围环境的某些因素就要改变。生命形式越高，它对环境积极的改造就越重要。”因此，“经验变成了首先是做的事情。生物体并不站着不动，就像狄更斯小说中的米考伯，等着事情发生。他并不被动、迟钝地等着外部事物给它打上印记。生物体按照自己或简或繁的结构作用于环境。结果，环境中的变化有作用于这个生物体及其活动。”③没有作用于环境的行动（即“做”），就没有经验，人就不成其为“活的生物”。这对于人的进化，包括人的经验能不能具有审美的性质，能不能掌握和创造艺术，都极为重要。在这里，杜威提出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即人生的意义应从静态的认识和观赏转向动态的创造和体验，并不断地创生达到艺术境界的新经验。 杜威说：“当一个人充沛地具有这个世界的许多好处，因而能在四周环境的突变中维护着他自己的平稳时，他便是一个具有人的实质的人。”④这就指出了人的行动（即“做”）的基本内容，那就是维护和改善自己与变化着的环境之间的生态平衡与和谐。人这样“做”了，他的生命就得到发展，他也就具有了“人的实质”。人做的是什么，他就是什么。人做的是有效的生态调适的事，他因此就是一个具有生态本色的人。这样的“做”，直接关系着经验的审美性是否产生。 作为“活的生物”，“人类必然要在这个世界之内活动，而且为了本身的生存，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把他自己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去适应其他的部分”。①这就要与周围环境有足够的谐调，恢复失去了的与周围事物的同步性。然而环境并不会自动满足生命体的需要，这就会出现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冲突。而“当一个暂时的冲突成为朝向有机体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更为广泛的平衡过渡时，生命就发展”。在以动物为例说明上述道理之后，杜威说：“这些生物学的常识具有超出其自身的内涵；它们触及到经验中审美性的根源。”②这就是说，有了“做”，才会有“受”，也才有两者结合而生的经验，而这个经验的完满和生动就有了审美性，就可以成为艺术。在这里，“智慧”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杜威关于人的能动性的观念中，相对于“理性”而提出的“智慧”这个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理性”，他说：“按照这个字眼的传统意义讲来，标志着理性的特征是必然性、普遍性，它优越于变化，统治着变化的发生和对变化的理解”；而“智慧是和‘判断’联系着的；那就是说，智慧有关于我们选择和安排达到后果的手段和关于我们对于目的的抉择。”在他看来，“智慧是实际的”，“一个人之所以是智慧的，并不是因为他有理性，可以掌握一些关于固定原理的根本而不可证明的真理并根据这些真理演绎出它们所控制的特殊事物，而是因为他能够估计情境的可能性并能根据这种估计来采取行动。从这个名词的广义来讲，智慧是实际的，而理性是理论的。”③由于这样的智慧，具体情境中的行动才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才既可以防止某些后果的产生，也可以促进某些事情的发生。 人的行动（即“做”）要达到预定的目的，就得有能实现目的的合适的工具。为了找到和掌握这样的工具，就得运用智慧。杜威说：“只有行动，相互作用，才能改变或改造对象”；“为了择定的后果，对于正在进行的和不完备的过程予以调节，这就意味着：其中包括有顺序和同时存在的条理；当这些条理和关系确定下来的时候，它们就成了一种智慧上的手段，使得我们能够利用事物，把它们当做指导事物进程以期遇见结论的具体手段。”④杜威认为：“智慧乃是在这个世界之内发生作用的一种方法。”⑤知识还不就是智慧，只有知识与实践结合并能够有效地调适和控制与环境的关系，才是智慧。智慧直接与行动（实践）相关，它决定着行为是否有效。由于智慧是人的生命能力的充分发挥，能够有效地调适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因而使经验具有审美的性质，成为“一个经验”即艺术。 杜威把“艺术”分为“承受的艺术”和“控制的艺术”。他说：希腊人在思维中把自然看成一个“艺术的整体，以供心灵欣赏”；在那时的科学看来，“自然是一个秩序完整的宇宙，它是一个完整的组织体，但不是从许多因素所组合起来的。”⑥现代科学的实验方法改变了这种观念，“存在着的自然就不再是为我们所如是地去接受、服从、忍受或欣赏的东西了。它现在已经成为需要我们去加以改革，需要我们把它置于我们优异的控制之下的了。它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材料，对于这种材料我们要采取行动，把它转变成为一种新的对象，更好地满足我们的需要。”杜威这样概括这个重要的转变：“简单说来，这个变化是从把认知当作是对于神圣艺术作品的自然的特性所进行的一种美感上的享受转变成为把认知当作是一种世俗的控制手段———当作是一种方法，有意地引进变化，以改变事物进程的方向。在一定时间上存在的自然并不是一件已经完成的艺术作品而是一种需要艺术去进行加工的材料。”出于这种认识，人们要做的就是把“变化间的相互关系当作是知识的目标，发现这种相互关系，因而实现我们的目的，就等于我们掌握了一种控制工具。”在他看来，“美感的态度必然倾向于已有的东西；倾向于已经完成的、完备的东西。控制的态度便注意未来，注意生产。”①杜威在这里强调的是通过积极的“控制的艺术”去改变对象。#p#分页标题#e# 在杜威看来，自然的持续生成没有终结，“这个世界是还没有完成的”。②认识和改变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使之朝我们所需要的方向变化，从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这就是人在自然面前发挥能动作用的控制的艺术，这与那种仅仅满足于接受和欣赏的承受的艺术是不同的。显然，他注意到了自然还是一个正在生成着的存在，而不是已经完成的艺术作品。人不能只是欣赏自然，还必须改变自然，这种主体能动作用就是对自然的变化进行控制，而这种控制的艺术所达到的目的就是人与自然和环境之间不断进步的平衡与和谐。要掌握控制的艺术，就必须运用智慧，而且是自然化的智慧。 在杜威的心目中，智慧总是关乎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从自然中学习和吸取。他说：通过深入于自然界的观察而得来的知识，可以把知和行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就使我们养成一种习惯在自然中运用智慧”；“智慧是自然本身不断交互作用的一部分。无论如何，交互作用总是在进行着的并且产生着变化。离开了智慧，这些变化就是不在指导之下的。这些变化只是效应而不是后果，因为产生后果意味着我们要审慎地运用手段。当有一种交互作用干预进来，指导着变化的进程时自然交互作用的情景便具有了一种新的性质和度。这种附加的交互作用就是智慧。人的智慧活动并不是什么外在地附加在自然之上的东西；它就是自然，这时自然为了更丰富地产生事件而实现着它自己的潜能。在自然以外的理性意味着固定和限制，而在自然以内的智慧则意味着解放和扩展。”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意味着所谓智慧并不是人从外部加之于自然的，而是发生在自然内部的一种交互作用，这就是杜威所说的“智慧的自然化”的基本含义。杜威说：“从传统的内在理性转变成为人类行动所实现的可理解性，这便在人类的肩上增加了责任。我们愈献身于智慧的理想，自然的实际条理就愈能投合于我们的心意。”④这样的自然化的智慧，就是深谙自然生态本性的生态智慧。难怪杜威要说：“智慧的完善，乃成为具有最高价值的事情了。”⑤人以自然化的生态智慧去掌握控制生态关系的艺术，最终获得审美性的经验，这就是人的“做”的内容及其意义，也就是作为自然界的自我意识的人的生态。 四、把行动和生活普遍审美化的使用艺术的存在物 对于如何控制人与环境的关系，杜威在《一个共同信仰》中作了更为具体的阐释。他说：“‘顺应（accommodation）’、‘适应（adaptation）’、‘调适（adjustment）’这些词常被视为同义词，而为了清楚思考必须对它们进行辨别。有一些生存条件我们无法改变。如果它们是特定的，我们就调节我们自己的态度顺应它们，我们要顺应天气的变化、收成的变化。当外部条件持续时，我们要逐步习惯……这种态度叫做‘顺应’，它是行为的一种特殊模式，主要是消极的，它会沦为宿命论的认输或屈服。还有另一种面对环境的态度，也是特殊的，但更积极。不是调整我们顺应环境，而是调整环境使其满足我们的需要和目的。这种态度我叫做‘适应’”，“现在这两种态度合起来我称之为‘调适’。”①为了实现有效的理想化的调适，控制就必须臻于艺术之境，真正掌握“控制的艺术”以充分发挥它的工具效能。 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杜威清醒地看到它的不确定性和动荡性。他说：“存在的动荡性的确是一切烦恼的根源，但同时它也是理想性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处于一个烦恼的世界之中，我们渴望有完善的东西。我们忘了：使得完善这个概念具有意义的乃是这些产生渴望的事情，而离开了这些事情，一个‘完善的’世界就会意味着一个不变化的、纯存在的事物。美感对象的理想意义适用这个原则而不是例外。”②生活中充满各种相互矛盾、对立和冲突的事物，“生活的争端就依赖于如何使这些事物相互配合的艺术”。③正是因为现实有缺陷、有冲突，我们才有渴望、有理想，才要努力去“做”，并把“做”变成艺术，进而还自觉地把艺术作为改变世界的工具，人因此成为“使用艺术的存在物”。 杜威说：“那种将人看成是使用艺术的存在物的观念，既是构成人类与人类之外自然之区别，也是构成人类与自然联结之纽带的基础。一旦艺术作为人的独特特征的观念被确认，那么，只要人类没有完全堕落到野蛮状态，不仅继续使用就艺术，而且发明新艺术的可能性就会成为人类的指导性思想。尽管由于在艺术的力量被充分认识之前所建立的传统阻止人们对这一事实的认识，科学本身却是一个产生和使用其他艺术的核心艺术。”④艺术的存在证明：“人在使用自然的材料和能量时，具有扩展他自己的生命的意图，他依照他自己的机体结构———脑、感觉器官，以及肌肉系统———而这么做。艺术是人能够有意识地，从而在意义层面上，恢复作为活的生物的标志的感觉、需要、冲动以及行动间联合的活的、具体的证明。意识的干预增加了选择和重新配置的规则和力量。因此，它以无穷无尽的方式改变着艺术。但是，它的干预最终导致了作为一种有意识思想的艺术思想———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维成果。”⑤由于“艺术本身是物质与理想间实现了并因而可以实现结合之存在的最好证明”，⑥它作为自然发展的最高峰，实现了手段与目的的内在一致，它也就是人的生命和生活发展的最高峰了。 把人看做“使用艺术的存在物”，表达了杜威对人的理性、智慧和能力的最高期许，也体现了他希望把艺术带到生活的一切领域，特别是带到改变世界的行动之中的希望。这种关于人类的行动和生活普遍审美化的理想，表达了杜威对人类美好未来的信心和热情。由于杜威说的“艺术”作为“一个经验”所具有的生态内涵，这种普遍的审美化（即艺术化），也就是普遍的生态优化，即作为“活的生物”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和和谐的普遍实现。#p#分页标题#e# 作为使用艺术的存在物的人，不仅在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要使用艺术，还要在调适和控制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即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上发挥艺术这种工具的重要作用。在杜威看来，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同时也是生活于社会之中的，“以单个的、分离的形式实现的连续性是这种生命的本质”。①这就是说，“人类和其他事物一样，同样也表明了既有直接的独特性，也有联系、关系的特性”，“每一个存在的东西，只要它是被认知的和可认知的，它就是在和其他事物的交互作用之中了”。②“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心灵仅通过独处而得到解放”。③这就决定了个体的社会化的必要性，而艺术正是促进个体的人社会化的有力而美妙的工具，它既呵护个性的自由和独创，使之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和发挥，又凭借其广泛深入的交流功能去推动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以至个体与类之间的沟通。 杜威说：“沟通既具有圆满终结的性质，也具有工具的作用。他是建立合作、统治和秩序的手段。分享的经验是人类最大的好处。在沟通中，如动物所特有的这种交合和接触的情况变成了能够无限理想化的一些表达爱慕的标志，它们变成了自然界最高峰的符号。”又说：“‘上帝就是爱’较之‘神圣就是权力’乃是一种更为有价值的理想化。由于爱，至其极就带来了光明和智慧，这个意义便和‘神圣就是智慧’是同样有价值的了。“④他还说：“当沟通的工具性和终极性的功能在经验中活动着的时候，便有了智慧，而智慧乃是共同生活的方法和结果，而且也就有了社会，而社会则是具有指导爱慕、景仰和忠诚的价值的。”⑤一个充满爱和智慧的社会，把具有自由个性的人们联合成为和谐、合作、共享的共同体，这个“伟大的共同体”就是杜威关于人类进步的美好理想。由此可见，对于人这个使用艺术的存在物来说，艺术这种工具具有多么伟大的意义。 五、结语 以上几个方面，是杜威经验论美学中作为的审美主体的人的生态性质的主要内涵，这些内涵同时也表现了杜威哲学和美学的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一种建立在自然主义亦即生态主义的坚实而深厚的基础之上的人文主义精神。全面而深入地阐释杜威哲学和美学中的人的思想，认识人在审美经验中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目的与手段的结合和一致的能动因素，这对于深入理解审美经验的价值和功能以及艺术与人的关系都甚为重要。正如宾克莱（TimothyBinkley）所说：“杜威的实用主义只有在人本主义的背景下才能行得通。”⑥本文的阐释只是一个开头，更深入的认识还有待于对杜威哲学的人学内涵的深入发掘和全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