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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画在人物画方面有着重要的突破，黄宵是对当代人物画创作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画家。然而，他的贡献又不仅止于人物画，也不仅止于中国画创作，他还是一位杰出的艺术活动家。 有人称他是文艺界的一位传奇性人物，有人赞他是天才。其实，他最主要的是过人的勤奋，是爱人民、爱国家的赤子情怀，是磊落大度的人生态度，是对文化艺术事业的奉献精神。 黄胃(1925一1997)原姓梁，名淦堂，字映斋，河北省兹县人。少年时在体育比赛时获得过一面写着“炎黄之胃”的锦旗，后来取其中“黄胃”二字作为笔名，便一直沿用下来，有时也署“梁黄宵”。由这件事上，也可见出他从少年时期便具有的抱负。 黄宵自幼喜欢绘画，8岁随母去山西，又转赴陕西，初中二年级时父亲去世，因家中生计艰难而辍学，在西安过了一段飘泊的生活，但始终不忘写生作画，贫民窟的逃荒难民是他经常的写生对象。后来，他遇到两位对他的艺术道路和生活道路都产生重要影响的画家，一位是朝鲜族画家韩乐然，一位是以农村写生闻名于世的赵望云。 韩乐然是共产党员，早年留学法国，学习油画，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投身救亡运动，后来在新疆克孜尔石窟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做出重要贡献。他不幸于1947年由新疆返回兰州途中飞机失事遇难。黄宵17岁时曾随韩乐然徒步旅行八百里秦川，为他背负画具，一路跟他学画，听讲美术史。一年后，又经由豫剧演员樊粹庭介绍从赵望云学画。当时赵望云高兴地对人说，“今天遇到一个小孩子画得非常好。我从不收学生，但是今天我收了他做学生。”后来赵望云又收了方济众与徐庶之两名学生，都住在老师家中，徐庶之与黄胃住上下铺，师生学友之间亲如一家人。 他们每天看老师作画，从中领悟中国画的创作方法和笔墨技法。1947年，黄宵曾随赵望云到甘肃、新疆等地写生。那个时期，黄宵的写生作品与老师的画风非常接近。他后来在一篇纪念文章中缅怀赵望云说:“在灾难重重的旧中国，我们一群失业的青年，首先从他的作品中得到了温暖和同情。当我们成为他的学生时，他明确地指出:‘真正的艺术家绝不诞生于象牙之塔，而是诞生于十字街头。’他还说:‘生活大学的门是敞开的，它不分贫贱富贵，都欢迎你们到那里去夕……。”黄宵的作品开始受到社会注意是在1946年的黄泛区写生。他应报刊之邀由西安徒步去河南。自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在黄河花园口炸堤决口，到黄胃去时，已时隔八载，仍未堵住决口，灾黎遍野。 黄宵走了一县又一县，所闻所见，令他既悲且愤。他交替着用漫画、木刻、毛笔写生画下一路的印象，刊诸报端，为灾民请命。那些兼有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毛笔写生作品有一部分还保存下来。他那时的木刻作品也已相当成熟，有的运用了晕刻技法。画面精练，形象生动。 黄宵于1949年5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部队的美术编辑、记者工作。经常到大西北各地采访、写生作画。同时，在兰州的西北师范学院美术系兼教创作课。 50年代初，黄宵先后创作出一批优秀作品，并屡次在全国性画展中获奖。其中包括木刻年画《人富两旺》、中国画《苹果花开的时候》、《爹去打老蒋》、《打马球》等。徐悲鸿见到他的作品，十分高兴。提出要以自己的画与他的作品交换，并一再叮嘱中央美院人事部门设法把黄宵调到北京来。江丰、艾青对他的速写分外赞赏。 1955年春，黄胃调到总政文化部创作室。那年，他依据自己在柴达木地区的亲身感受，创作了《洪荒风雪》(初名《柴达木风雪)))，这件作品在1957年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期间举办的国际青年美术竞赛中获得金质奖章。两年后，黄青的另一件作品《赶集》在1959年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又获二等奖。 黄宵调到北京后，又两次去新疆，并去广西、云南、福建的边防地带和江西井冈山等地深人生活或工作。60年代初，他还曾去金沙江边的基层连队锻炼。每次下去都画了很多速写。他的速写在50年代，受德国画家坷勒惠支、门采尔等人的影响，强化了线的力度，审美表现趋于雄强豪放，且极善于捕捉能传达对象心理活动的种种生活细节。黄宵的速写和中国画成就，引起美院师生研究的兴趣。50年代后期，中央美术学院和浙江美术学院都曾举办过黄宵速写展。黄胃经常被邀请到美术院校讲学，作创作示范。 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是黄胃艺术创作的第一个盛期。从50年代后期起，黄胃的中国画创作开始拓为巨幅。1959年他为人民大会堂创作的《庆丰收》，高3米，宽6米，气势宏博，表现出鲜明的艺术特色。在此前后创作的重要作品还有《金色的道路》、《新生》、《巡逻图》、《载歌行》、《奔腾急》、《谈心》、《亲人》、《第一面红旗》等。1961年为堂兄梁斌小说《红旗谱》创作的两套插图，成功地创造了春兰等人物形象。为了准确地把握小说的地域和历史环境特色，黄宵还专门回到故乡深人生活，收集创作素材。 正当黄宵的艺术如日中天，行将获得更大成就之时，不幸厄于“”，他被报刊指名批判，失去创作自由，一大筐上万件速写全烧掉了，部分中国画精品也遭毁损。下放时过重的体力劳动又严重损坏了他的健康。直到70年代初他才重握画笔。1972年他重画了巨幅画《亲人》参加全军美展;1973年为外交部驻外使馆作画，继而又创作了《送粮图》、《年轻的一代》、《风雪夜归人》等作品，同年秋去海南岛，次年赴西沙群岛，兴致勃勃地深人生活，更加勤奋作画。 但头上的阴握并未散去，1974年批“黑画”时，又被迫搁笔两年。他被批判的那幅骆驼图，原本是画坏了传掉的废稿，被人捡起托裱出来的。1975年后，黄宵离开部队，任轻工业部工艺美术公司顾问。1976年后恢复作画，创作了《曹雪芹像》，又为日本唐人馆画了《半雪迎春》、《广阔的天地》、《库尔班吐鲁木》等。 #p#分页标题#e# 1977年春，他为纪念馆创作巨幅绘画《鞠躬尽瘁为人民》以后，脊椎综合症急性发作，四肢轻瘫，手指麻木，住院治疗两年零八个月。他像一名受伤不下火线的战士一样，在病床上接受了为国家领导人出访创作国礼画的任务。医院没有作画条件，就在杂物间拼起两张乒乓球台子当作画案。手握不住毛笔，就把笔摄在手心里画，每次画完，累得满身是汗。他不肯降格以求，一幅《松鹰图》画了上百遍，直到自己觉得满意了方罢手。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画出的作品，看不到有半点颓唐、J优伤的痕迹，他笔下的形象依然是英姿勃发的，是画家人格的表现。接着，他又画了《百驴图》，作为邓小平访问并参加中日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时赠给日本天皇的礼物。为了帮助黄胃作画，1978年，倪志福、李昌安等人专门为他设计了一个可以前后左右推拉的铁架子，他在医院时画的一些幅面较小的画就是借助这个特别的画架创作出来的。到1979年8月，病情略有好转，他便缠着医生放他出院，回到自己艺术的生活基地去。他带着护颈离开医院，第五次赴新疆深人生活，医生叮嘱他乘汽车一天不能超过40公里。他把医生的话忘在脑后，一路画个不停。他在不能站也不能坐的情况下，就跪在地上画，一直画到冰山之父穆士塔格峰下。灵感、创作激情又回到黄宵身上。新疆人民也像以前一样热情地欢迎他，把他看做是自己的画家。 80年代后，黄胃以超凡的意志力，忍住病痛，到生活中去，勤奋作画，迎来了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 在8O年代前5年期间，他先后去新疆、苏州、杭州、黄山、敦煌、甘南、无锡、扬州、杭州、武夷山，以及沿海地区和东北的哈尔滨、齐齐哈尔、河北的北戴河等地，即使是去养病，也不放弃在艺术上的新开拓。他在生活上是个强者，在艺术上是“必攻不守”的勇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