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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莉 贡巧丽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 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位于河北满城西南1．5公里处的陵山是西汉第一代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窦绾的陵墓。其中一号墓为刘胜墓，二号墓为窦绾墓。满城汉墓凿山而成，规模宏大，举世罕见。满城汉墓出土的一万多件文物，展现了汉代宫廷饮食起居、驱车行猎，以及斗鸡走狗、戏耍玩乐等各种生活情态，也集中体现了西汉时期贵族的审美情趣和美学追求。从1968年满城汉墓发掘以来，研究者从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对墓葬结构及随葬器物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对这些随葬器物的美学研究还略显欠缺。本文拟对满城汉墓随葬器物的审美特征，以及这些器物中所蕴涵的艺术精神进行分析。
一、满城汉墓随葬器物及其审美特征
满城汉墓依山而建，包括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和后室、浴室、厕所等部分，充分体现了墓主人生活的不同区域的特征，体现了汉代人视死如生的丧葬观念。但是凿山而建的墓室中湿度较大，漆器和丝织品腐朽严重，保存较为完整的随葬器物主要有铜器和玉石器，以及部分漆器。从造型、色彩和纹饰图案来看，这些随葬器物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审美特征：
第一，满城汉墓出土的器物，无论是宫灯、博山炉，还是玉器，其造型大都非常精巧，展现了西汉工匠的高超技艺。其中满城汉墓出土的铜灯，设计巧妙，造型别致，最能体现汉代随葬器物的造型特征。如出土于窦绾墓的长信宫灯，造型为一个执灯跽坐的宫女形象，她广袖长袍，眉清目秀，凝眸前视，神态恬静而优雅，一手执灯，另一手上举扶着灯罩，灯烟正好可以通过宫女上举的手臂流入体内的水中，达到净化空气的作用。长信宫灯设计巧妙合理、造型精巧，令人叹为观止。出土于窦绾墓的铜朱雀灯，造型为一昂首翘尾的朱雀形象，朱雀嘴衔灯盘，脚踏盘龙，双翅和尾部阴刻纤细的羽毛状纹饰。灯盘为环形凹槽，内分为三格，每格各有一烛钎，可同时点燃三支蜡烛。造型轻盈、生动的朱雀如同一个美的精灵，轻轻地飞来，将光明和美带给它的主人。出土于一号墓的羊尊灯，造型为一只卧羊的形象，它昂首伏卧于地，双角卷曲，身躯浑圆，羊的腹腔中空，用来盛放灯油，羊的背部有一个盖子，可以向上翻起平置于羊头之上，成为灯盘。羊尊灯构思巧妙，形象逼真，亦是一件实用性与艺术性结合的杰作。在满城汉墓的随葬器物中设计奇巧、造型精致的器物还有很多，甚至有些器物的附件也有着巧妙的造型设计。如一号墓出土的五件形制相同、大小不一的椭形杯，杯的两端各有一环耳，环耳被设计成凤鸟的形象，凤鸟呈回首状，首尾相接，形成一个圆环。凤鸟形环耳，既实用，又表现了凤鸟柔和而优美的姿态，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
第二，满城汉墓出土的随葬器物无论是生活用品，还是专门制作的随葬冥器，都具有小巧而精致的特点。如出土于二号墓中室南区的四件铜豹形镇子，高3．5厘米，长5．9厘米，作蜷卧状，昂首张口，长尾从腹部向脊背弯卷，身躯上则用金银错出梅花状的豹斑，头、足和尾部错出点状纹，口部涂砂，两目镶嵌白玛瑙，但由于黏合料中调有朱红色颜料，所以豹子呈现出红色的眼睛。这四件小豹，小巧精致，纹饰华美，折射出西汉贵族阶层细腻的审美心性。更为小巧精致的器物还有二号墓出土的铜骰子，直径仅为2．2厘米，却有十八个面，每个面上分别错有篆书和隶书的“一”至“十六”和“酒来”、“骄”等字样，其中有六个面嵌金地错银一周，其他十二个面嵌银地错金一周。在各面的所有空隙间，都用金丝错出三角卷云纹，中间镶嵌红玛瑙或绿松石，器物之小巧、工艺之精巧真是令人惊叹。如果说厚重的青铜器具有威慑人的神秘力量，那么小的器物往往精致可爱，具有玩赏性。
第三，满城汉墓出土的随葬器物还具有纹饰细密、精美的特点。如上述一号墓出土的椭圆形杯，在细密的云雷地纹上有十字交叉的宽带纹，每个十字交叉的地方，都有一只尾羽美丽的凤鸟回顾环穿其间，或者有鸟纹蟠绕其上。细密、精美的纹饰，再加上杯子口沿和底边的鎏金装饰，看起来繁复、细腻而精美，有着极高的审美价值。当卢是装饰在马面上的装饰品。满城二号汉墓出土的八件当卢纹饰也很细密、精美。这些当卢大多周缘饰连珠纹，正面鎏银衬地，阴线雕出各种图案。图案以流云纹为主，从上到下似藤蔓般缠绕。流云纹间填饰朱雀、仙鹤、龙、鹿、兔、猴、豹、野猪等多种动物形象，布局严谨，线条流利。如标号为2：1041的当卢，流云纹最上端有一仙鹤，云间装饰着奔跑的小鹿、野猪等动物形象；标号为2：1039的当卢，具有流动感的云纹间填饰有小猴、仙鹤等图案，纹饰精细而飘逸。精致、小巧是工匠高超技艺的体现，也是王侯贵族审美情趣的体现。
第四，由于鎏金、错金银、镶嵌（玛瑙、玉、绿松石、琉璃）等装饰工艺的广泛使用，满城汉墓出土的随葬器物大多显得富丽堂皇。如前所述的长信宫灯，就采用的是鎏金工艺，整个器物呈现出富丽迷人的光彩。在满城汉墓出土的鎏金、鎏银器物中，具有代表性的还有一号墓的蟠龙纹壶。该壶口沿和圈足装饰着鎏银的卷云纹，颈部装饰着鎏金、鎏银相间的三角纹，腹部有四条独首双身的金龙蟠绕上下，其间缀以流畅的金色卷云纹。通体鎏金、鎏银的装饰工艺，使这一铜壶具有金银相映，光彩夺目的审美效果。错金银是在金属器物上镶嵌金银丝的装饰技术。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两件鸟篆文壶，就是用错金银工艺手法制作而成的，壶的周身都是用纤细的金银丝错出的鸟篆文吉祥语和动物纹。如标号为1：5015的鸟篆纹壶，壶盖中心饰一条蟠龙，蟠龙周围是错金的鸟篆文。壶的腹部有三条凸弦纹形成的装饰带，装饰带间错出由怪兽和云雷纹组成的图案。这样的装饰带将壶身分为三段，装饰带之间是细密、繁复的错金鸟篆文。壶腹部的铺首衔环用金银错勾勒，环上满饰云纹。整个鸟篆文壶纹饰精细，绚丽而精致。出土于一号墓的乳钉纹壶，是满城汉墓镶嵌工艺的代表作之一。该壶的口部和圈足上端饰鎏金宽带纹，肩、腹和圈足下段饰鎏银宽带纹。颈、腹部宽带纹间饰鎏金斜方格，方格纹的交叉点上镶嵌着银乳钉，方格纹中则填嵌着绿琉璃。鎏金为金黄色，鎏银为银白色，再加上绿琉璃的绿色，整个乳钉纹壶就呈现出色彩缤纷、华丽精美的装饰效果。出土于二号墓中的朱雀衔环杯更是将华美的艺术精神推向了极致，杯身通体错金，并镶嵌绿松石，朱雀昂首翘尾作展翅欲飞状，朱雀的嘴中衔着一个可以自由转动的白玉环，颈、腹部镶嵌绿松石四颗。高足杯内外饰错金柿蒂纹，杯座错卷云纹一周。两只高足杯的外表各镶嵌圆形及心形绿松石13颗。朱雀衔环杯通高仅有11．2厘米，上面却镶嵌有绿松石30颗，尽显奢华之气。#p#分页标题#e#
第五，满城汉墓出土的彩绘陶器，画面古朴，色彩艳丽。满城汉墓出土的陶器有壶、钫、罐、瓮、耳杯、奁、碗等，不仅种类繁多，而且许多陶器上都有彩绘和朱绘的图案。如刘胜墓出土的30件陶盒，其中有23件就有彩绘图案，79件陶盘中就有74件有彩绘图案。彩绘陶器图案的主题以相互盘绕的夔龙纹、变形鸟纹和云气纹为主。如刘胜墓出土的彩绘陶盘，盘中央彩绘变形夔龙纹或流云纹，口沿及内、外壁绘弦纹、锯齿纹带，弦纹之间点缀着各种装饰性花纹。窦绾墓出土的彩绘陶盘更加精美，多数为黑底色，以红、白、兰等描绘出各种图案。陶盆内壁的纹饰一般可分为三部分：上部多画鹭纹、鱼纹；中部为云气纹、花瓣纹、带纹等组成的装饰带；底部常绘有鹭纹、鱼纹或云气纹。这些彩绘陶器，色彩鲜艳，线条流畅，鹭和鱼的姿态古朴、传神。如标号为2：2487的彩绘陶盘，盘壁上绘有大小不同的四条鱼，鱼的边线和鳞甲用白色线勾勒，眼睛和鳞甲内再点上红色。在盘的底部两条红色线条之间绘有银色变形云纹图案，盘的正中间则绘着一条鱼和一只鹭鸟。鱼和鹭鸟都以白色线勾勒而成，鹭鸟的顶部和喙部点以红色。整个盘中的图案色彩鲜明，动物的形态古朴、自然。“这批彩绘陶盆，在过去出土的汉代彩绘陶器中是少见的。彩绘技巧很高，画法生动活泼，色彩鲜明，线条流畅。画鱼生动逼真，画鹭姿态各异，云气纹纹样繁复多变。从整个画面来看，虽然有一定的几何画法，但已突破图案化的格局，而更富于写实，充分表现了汉代画工的高超技艺。”［1］如果说满城汉墓的铜器纹饰在精美中透出华丽，那么，陶器的纹饰则在古朴中透着华丽。
二、从满城汉墓随葬器物看西汉艺术精神
满城汉墓与长沙马王堆汉墓、汉景帝阳陵从葬坑、徐州狮子山楚王墓，以及广州南越王墓均被视为目前发掘的西汉时期最为重要的墓葬，而满城汉墓又是这些墓葬中出土器物种类最为丰富的墓葬。满城汉墓出土的器物造型精巧、纹饰精美、色彩华丽。透过这些精美华丽的器物，西汉王侯贵族的审美情趣，以及西汉时期的艺术精神都可略见一斑。首先，满城汉墓出土的随葬器物多为生活用品，且具有融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的审美特征，由此可见，追求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和审美化是汉代王侯贵族的审美追求。满城汉墓中出土的长信宫灯、朱雀衔环灯、羊尊灯等，既是日常生活用具，又是精美的工艺品，体现了审美与实用高度融合的设计理念，表达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追求。出土于二号墓的蟠螭蕉叶纹提梁壶，壶盖中间装饰着四叶纹，四叶纹外为勾连卷云纹。壶身肩、颈部饰蕉叶纹，蕉叶纹内填卷云纹，蕉叶纹的下部又有卷云纹图案一周。腹部以凹弦纹为界分为四周相同的花纹带，带内饰蟠螭纹。圈足饰斜角卷云纹图案两周。甚至连提梁和链索上都装饰着精细的卷云纹。这件纹饰精美的器物其审美功能甚至大于实用功能，几乎成为独具审美价值的观赏品。由此可见，当时的贵族阶层非常重视生活器具的审美化，对器物审美价值的追求甚至超过对实用价值的追求。
将实用与审美融于一体的器物美学思想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源远流长。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已经装饰着枝叶肥硕的植物图案，表达了史前时期人们的生命热情。但是进入商周时期以后，王权意识和等级观念浓厚，器物成为意识形态的载体。如商周青铜器既是神秘的天意的载体，又是贵族等级和身份的标志。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的地位衰微，诸侯争霸，器物的意识形态载体功能逐渐弱化。西汉的建立者刘邦是一介平民，且西汉初期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也大都是下层民众。所以西汉建立初期，采用较为自由的黄老思想，注重实用，排斥儒家的繁文缛节。因而，西汉王朝的器物中的伦理道德蕴涵较少，更加关注实用性和审美性。其次，满城汉墓出土的随葬器物显示出西汉贵族阶层追求精巧、奢华的审美趣味。满城汉墓出土的随葬器物，不论是铜器、玉器，还是陶器、漆器都制作精美，尤其是铜器以鎏金银、错金银、镶嵌珠宝等艺术手法制作而成，独具华贵之美。蟠龙纹铜壶、鸟篆纹铜壶、朱雀衔环杯等，都是极为奢华的器物。这种奢华排场的审美追求几乎遍布满城汉墓。在一号墓中出土了许多鎏金的铜帐构件，经过复原、组装，发现是一件非常华美的帷帐，由此可以推知中山靖王刘胜的厅堂是何等华丽讲究。
这种追求奢华、精致的艺术精神与西汉思想较少受到束缚有很大关系。满城汉墓出土的器物大多是生活用品，奢华的色彩，精巧的造型，精细的纹饰表达了西汉贵族对感官刺激的追求。这是对西汉贵族阶层生活观念的折射。一号墓出土的鸟篆文壶上的文字，经过考释，其大意是：“心情美好聚会欢饮吧，既是盛况，又有佳味，美食可口，充润血肤，延年益寿，万年有余。”反映出当时人们追求物质享受的生活态度。对现世生活及口腹之欲的重视，是汉代墓葬文化表现出奢华之美的文化背景。
西汉艺术精神的奢华之气的形成也有着一个渐进的过程。楚汉战争中，汉高祖刘邦攻入咸阳宫，被秦宫中的金玉珍宝所震慑。据《西京杂记》载，高祖看到阿房宫中有青玉五枝灯，“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衔灯，灯燃，鳞甲皆动。焕炳若列星而盈室焉。”［2］当年刘邦看到的秦代宫灯，整体造型为蟠螭状，以口衔灯，将灯点燃，蟠螭的鳞甲就动起来，熠熠生光，就像众多的星星在室中闪耀。西汉建立初期，萧何主持营建未央宫，宫殿高大、华丽，刘邦看到后认为天下未定，不可以建筑如此华丽的宫殿。萧何指出：“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3］萧何提出的宫殿建筑应以壮丽之势重天子之威的思想，成为汉代壮丽绚烂美学风格存在的内在根据。
汉武帝时，国力发展到极盛，汉武帝好大喜功，极尽奢华之能事，在长安城修建了桂宫、建章宫等一系列宫殿，还修建了上林苑，上林苑中奇花异草三千多种，极为奢华。西汉生活的奢华一直延续到墓葬文化中。汉武帝的茂陵修建了52年，其中充溢着奇珍异宝，等到汉武帝下葬时，已经没有再置入珍宝的空间了。纵观各地王侯贵族的墓葬，从河南永城的梁王墓，到徐州狮子山的楚王墓，再到广州象岗山的南越王墓，无不倾其国力为自己建造一个奢华的地下宫殿。奢华成为西汉文化的一个重要层面。当然，这种奢华的审美追求，除了以统治者主观上的奢华追求为基础外，还以西汉王朝的强盛为背景。西汉建立初期，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皇帝出行居然找不到四匹同一颜色的马来驾车，大臣上朝只得坐牛车，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为了扭转困局，西汉政府采取了休养生息，重农抑商，减免租税的富民政策，使生产得到恢复。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国力发展到极盛。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梁孝王即位时，“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4］由此可以推知，满城中山靖王的生活也一定建立在相当富庶的背景之上。这种追求奢华和享乐的文化精神在汉代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p#分页标题#e#
再次，满城汉墓出土器物表现出浪漫、神秘的艺术精神。由于凤鸟纹、云气纹、蟠龙纹的广泛运用，满城汉墓器物的纹饰充满了流动、飘逸的美学效果。如满城一号汉墓出土的双龙出廓玉璧，玉质晶莹洁白，璧的两面琢刻谷纹，上端透雕双龙卷云纹附饰，纹样优美，造型生动。一号汉墓还出土一件镂空云凤纹白玉笄，笄首透雕凤鸟、卷云纹，如蔓草一样延伸的卷云纹，给人以云卷云舒的流动感。具有流动感的卷云纹几乎成为满城汉墓具有标志性的纹饰图案。在铜器上及彩绘陶器上有卷云纹图案，漆器、丝织品上更是以卷云纹、几何纹等为主要装饰图案。此外，凤鸟形象也是满城汉墓中较多出现的装饰纹样，凤鸟尾羽翻卷，神态飞扬，具有浓厚的浪漫气息。西汉文化渊源于战国楚文化。楚国地处荆楚之地，那里山峦重叠，云气弥漫，充满了神秘的鬼神巫术之风，因而在楚国漆器，以及其他各类器物上广布云气纹。凤鸟是楚国原始图腾的对象，因而也成为楚文化的象征符号。西汉文化深受楚文化影响，也表现出楚文化浪漫、飘逸的艺术精神。
由于画面充满缭绕的云气，加之各种奇形怪状的动物穿插期间，满城汉墓的随葬器物有着神秘、诡异的气息。满城汉墓出土文物中有各种各样的熏炉，其中博山炉最富有特色。如一号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通高26厘米，由炉座、炉盘、炉盖三部分组成。炉座圈足错金，作卷云纹。座把透雕三条腾出波涛的龙，以头托炉盘。炉盘上部和炉盖则铸出高低起伏、挺拔峻峭的山峦。山峦间神兽出没，虎豹奔走，机灵的小猴子或蹲踞在山峰上，或骑在兽背上嬉戏玩耍，猎人肩扛弓弩在山间巡猎或追逐逃窜的野猪，两三棵小树点缀在山间。可以想象汉代贵族的生活中点上熏炉，悠然的香烟从炉孔袅袅上升，整个室内一定会笼罩在一片飘渺、神秘的氛围之中，这是何等迷幻和神奇的景象。博山炉器盖烟云缭绕和云间动物出没的景象，与满城汉墓出土的当卢的艺术风格是一致的。
满城汉墓出土器物中的这种神秘艺术精神，与汉代的黄老思想和神仙思想有一定的关系。博山，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仙山。汉武帝嗜好熏香，信奉道教，遣人专门模拟传说中博山的景象制作了博山炉。所以说，满城汉墓出土的几件博山炉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墓主人对神仙境界的追求。西汉统治者追求长生不老、羽化升仙的境界。汉文帝和汉景帝就喜黄老之术，信鬼神之事。至汉武帝更是痴迷于求仙问道，炼丹制药。汉武帝听信方士的话，在甘泉宫建造离宫，修建台室，在台室画天、地、泰一诸神进行祭拜，以求与天神通话。汉武帝还在建章宫的太液池建造蓬莱、方丈、瀛洲、壶梁四个仙山，以象征海中神山。方士施行方术时，常常是乐音缭绕，旌幡飘飘，更是营造了富有神秘气息的汉代文化氛围。《后汉书•舆服志》指出，神兽、神禽、神仙等具有除凶、辟邪、去不祥、去忧事、延年益寿等作用，于是神兽、神禽、神仙等形象广泛存在于西汉文化中。博山炉中香烟缭绕，各种器物上云气蒸腾，这些都是对西汉神仙文化精神的艺术化表现。
最后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关于西汉艺术精神的认识，长期以来，学界一贯停留在雄浑和古拙的层面上。当然将汉代艺术精神概括为雄浑、古拙也有一定的理论根据。首先，雄豪的时代精神是形成汉代艺术雄浑、古拙之气的历史文化语境。继秦之后，汉王朝建立了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时已经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国力发展到极盛。汉武帝北击匈奴，南灭百越，形成了强大统一的西汉王朝。历来关于汉代审美文化的研究，大都将这种征服世界的博大情怀看成是汉代文化发展的大背景。其次，汉大赋、汉武帝茂陵石雕等作为汉代艺术的代表形态的确表现出雄浑、古拙、豪放的艺术精神。如位于汉武帝茂陵附近作为陪葬墓的霍去病墓石雕艺术群，以古拙雄浑的气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李泽厚《美的历程》指出：“在汉代艺术中，运动、力量、‘气势’就是它的本质。”［5］但是，近几十年来，随着汉代考古工作的长足进展，大批小巧、精致、细腻、华美的随葬器物展现在人们面前，冲击着人们对汉代审美文化的已有认识，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汉代美学精神的内涵。面对西汉一系列王侯贵族墓葬中精致、华美的随葬器物，我们应当认识到西汉美学至少有两个并列的层面，一个是博大、雄浑之美，以汉代石雕、汉大赋等艺术形式为代表形态，以西汉征战南北的气势，以及王朝的大一统为底蕴；另一个层面是精致、奢华之美，以西汉博山炉、灯具、彩绘陶器、漆器等为代表形态，以汉代重视现世生活享受、追求奢华的文化精神为背景。并且从出土器物的数量和其在汉代文化中所占的比重来看，显然精巧、奢华之美所占的比重更大，因而，我们甚至可以说，精致、奢华之美是西汉审美风格的主导倾向，而那些具有雄豪、古拙之气的雕塑反而只是西汉审美文化中的非主流倾向。综合以上论述，我们认为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夫人窦绾墓出土的随葬器物造型精巧、纹饰华美、色彩华丽。这些器物所表现出来的精致、华美风格，与汉武帝茂陵石雕的古拙、雄浑气象形成鲜明的对照，共同构成了西汉美学的精神特征，而精致、奢华之美占有更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