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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并最终形成独立的学科，是近百年来的事情。体育的现代学术发展与更大的文化背景和教育影响息息相关。自文艺复兴以来，身体练习就越来越受到改革派教育家的重视，地位不断获得提升，并最终演化为明确的“身体教育”，而被纳入到近代教育的总体体系之中。
作为体育学科的基础课程之一的“体育原理”自诞生以来，就担负起指导体育认知与发展的基础理论重任，而作为正式课程进入近代中国学校，也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
近代以来，中国体育学科的发展受美国影响甚深。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体育学的早期发展与美国体育学的发展可说是亦步亦趋。所以，审视近代中国体育原理的变迁，就如同从一个侧面审视中国近代体育学科的发展，从中也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美国体育思想对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1近代中国体育原理从日本主导向美国主导的转变
“体育原理”在中国的出现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1920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的课表中还没有“体育原理”，至1925年许禹生、刘芸生创办北京体育学校时，“体育原理”已出现在课程设置中[1]。其后，便普遍出现在国内各个体育专业的课程表中。可惜的是，这些早期的体育原理课程所使用的教材今天无从查找。目前有据可查，最早类似体育原理的著作为1912年4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徐福生编译的《体育之理论与实际》。这是一本以技术见长的旧式体操原理书籍。我国第一本相对正规的《体育原理》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末[2]。此后民国期间《体育原理》的出版出现过两次高峰期，第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受1932年《国民体育实施方案》颁布，以及教育部体育委员会成立的影响，体育发展被纳入到国家行政管理的范畴而备受关注，由此引发了我国近代第一次体育学术发展的高潮。第二次则是抗战胜利后，社会出现暂短稳定，体育学术的发展再次进入上升期。
民国时期的体育原理书籍，无论是徐福生的《体育之理论与实际》，还是江良规的《体育原理》，结构上都相似，这说明了体育原理的编纂实际上存在一个看似松散，却又不得不依附的写作规范与框架。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体育被广泛视为是教育的组成部分，尚未成长为具有独立领域和特质的学科。正如宋君复[3]9在其《体育原理》的第一章第三节中所述：“体育为普通教育之一部分。”吴蕴瑞、袁敦礼[4]也在其书中指出：“体育为教育之一种形式与方法，不能离教育而独立。”所以，体育原理实际上主要是以教育原理作为蓝本编写的。
在指导思想上，近代中国体育思想经历了从赫尔巴特教育思想向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转变。这一转变以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为界点。表现在形式上，则是从体操向体育的转变。
我国早期体育思想受日本影响很深。徐福生的《体育之理论与实际》一书实际上是日本早期体操原理的中文简译版。其基本结构仍然遵循赫尔巴特学派由目的而手段的基本思维模式[5]。该书出版之际，正值我国大量从日本借译西方学术的阶段。当时体育是“身体的教育”(EducationofthePhysical)的认识仍然占据主流。后来，随着教育思想整体向杜威实用主义的倾斜，体育界对体育的认识也开始向“体育是通过身体的教育”(EducationthroughthePhysical)认识过渡。
这一过渡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麦克乐的体育思想为主导，宋君复的《体育原理》是代表性书籍。第二阶段则主要以威廉姆斯的体育思想为主导，吴蕴瑞、袁敦礼，以及方万邦的两部《体育原理》为代表性书籍。
1.1麦克乐体育思想与宋君复的《体育原理》
宋君复的《体育原理》是一本带有科普性质的体育理论书籍。该书是作者就任于沪江大学期间所完成。
实际上，这是一本美国体育原理的简化本。作者在序言中也说的非常明白，书的完成获得了包括麦克乐、巴格女士、麦口台博士的大力协助。
翻阅宋君复的《体育原理》，麦克乐的影响随处可见。该书对体育并无明确的界定。体育仅仅被视为普通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影响个人行为与文化的特殊学习方式。其目的是要在保证获得足够的精力之余，最大限度地发展人的品性与人格。这些观点都与麦克乐对体育的诠释如出一辙[6]。不但如此，该书还多处大段摘录了麦克乐的论述，如第三章“体育对于政治之影响”，实际上完全脱胎于麦克乐[7]的《体育与德谟拉西克》。
在谈及如何获得体育目的的时候，宋君复[3]15特别强调要“依学习原理顺次进行”，来“发展技术”。在教材选取上则注重“自然式运动”，如篮球；而反对“人工式运动”，如瑞典式柔软体操[3]16。而在描述各国体育制度的时候，一方面指出德国、瑞典和日本的体育均带有很强的军国民主义特点，另一方面将美国体制同名于“青年会制”，称其“保留日尔曼与瑞典两制之健身术，一方面舍弃其过重形式与军纪化之部分，复加以英美少年之游戏与健身术……是一个适当之混合制度。”[3]5这种注重体育课程设置上理论与实践的严密配置，重视教学的阶段性，强调技术的熟练度对教学效果的影响，以及在教材的选取上偏重于自然体育的指导思想，实际上也都是麦克乐一向提倡的体育思想。
而将美国体育体制简而称之为“青年会制”，则更加显现出麦克乐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体育总干事的身份对其产生的影响。
1.2威廉姆斯体育思想与方万邦、吴蕴瑞、袁敦礼等的《体育原理》
耶西·F·威廉姆斯是美国体育史上影响最大，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有人将其视为现代美国体育理论主要的奠基人，但也有人对他的学术观点与行事方式大加批评。但无论如何，他对美国体育，乃至于世界体育的影响之大却不容置疑。他的体育思想受杜威影响至深，坚信实用主义的教育哲学，认为体育本质上就是教育，是一种通过身体的，完成人的全面社会化的教育[8]；所以，他提倡“全人教育”，注重参加各种身体活动所能带来的各种社会价值[9]。他曾于1923~1940年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体育系的主任，期间培养出无数优秀的体育教育人才。其中包括中国的袁敦礼、方万邦、吴蕴瑞等人。实际上，威廉姆斯领导下的哥伦比亚大学体育系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美国近代体育思想转型的最终完成。#p#分页标题#e#
由于长时间受欧洲体操教育影响，美国早期体育带有浓厚的身心二元论色彩，强调体育的核心是其所具有的矫正性和治疗方法性。深受进步主义思潮影响的威廉姆斯[10]，对此表示出强烈的反对。他认为美国学校中广泛施行的形式主义体操教育已经过时，它的继续存在不合时宜，甚至不切实际[11]。
在威廉姆斯[12]185看来，(体操是)建立在对美国青少年的特点、特性和需要完全陌生的一组思想之上的人造练习，并且取得了那些认为体操是矫正错误、获取健康和促进纪录的人们的认同。
威廉姆斯[12]65认为体育的主要目的不单是获取健康：“……体育完全不应当是为了健康的目的而组织的。它是一个教育活动。将体育课程说成是‘身体的福利工作’，缺乏对获取健康以及体育的教育价值的正确评价。”威廉姆斯认为，尽管当时美国体育中的体操很大程度上已经是经由美国人改造过的美式体操，但欧式体操教学长久以来积累而成的陈旧思维与各种弊端已很难改变。形式体操对于体育达成其教育目的从根本上是有害的。体育应该是“全人”的教育，而跑步、打球、游泳一类“自然体育”是履行这一职责的最好手段。因为，无论竞争、追逐、跳跃，甚至敌意，都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作为教育的一部分，体育应该是通过身体来进行的教育(EducationThroughthePhysical)[13]，它的目的应该是协助人在整体社会中的发展。所以，威廉姆斯[12]26一再强调，教育的功能，以及体育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为儿童将来在民主社会生活做准备。体育作为教育，必须要培养具备充足知识与思想的，最能适应生活，同时最有能力服务于社会的公民。“体育应该奉献自己来表达处于社会主体位置的思想和需要，以及美国人民的意志，并且帮助他们获得更为完善的思想，去认识到更为合适的需要，去拥有更为崇高的决心。”为此，威廉姆斯公开批评带有军国民色彩的体操教育，呼吁民众参加自然的、带有休闲性质的运动[14]；鼓励美国民众支持子女在学校参加社交舞蹈等其他身体活动的课程[15]；签名反对美国政府在某些教育机构开展军事训练的做法[16]；公开反对使用闹钟、洗冷水浴和过分健身[17]。
方万邦、吴蕴瑞、袁敦礼的体育思想深受威廉姆斯的影响。这在他们的两部《体育原理》中得到体现。
首先，不同于宋君复，在吴蕴瑞、袁敦礼和方万邦的书中，对体育原理的概念做了更加深入的讨论。
吴蕴瑞、袁敦礼[18]6在第一章就道出了体育原理的“原理”，是为了“将许多驳杂、表面上不相关或无明确意义之事实，解释之、引申之或归纳之成为一种定律式的说明。”同时，原理是“于实施或解释此事物时，能引用之为指南针，为判断是非曲直之根据。”[18]6故此，原理必须要根据事实，而不仅仅是事实本身。原理具有广泛的应用效力。不但如此，原理还可以通过实际应用来进行检验。然后，作者进一步说明了原理所具有的时效性，“在科学进步如此神速之日，则今日所据以为是者，明日或即为非。”[18]7方万邦[19]11在其《体育原理》中也指出，体育原理作为一门“原理”，必须要根据事实而获得。体育原理的创设离不开事实，而是根据胚胎学、心理学、解剖学、生理学、人体机动学、社会学等基本科学的事实而创设。同时，也承认“体育学术是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的。”[19]112其次，在探讨体育的概念问题时，两本《体育原理》的作者都赞同，体育是教育的一个方面，同时体育是通过身体的教育。所以，吴蕴瑞、袁敦礼[18]12定义体育为“乃以身体活动为方式之教育也。”而方万邦[19]115将体育定义为“体育是以身体大肌肉活动为工具而谋达到教育目的的一种教育。”由此也引出体育是“全人”教育的概念。为此，方万邦[19]102指出体育的目的是要谋求“‘整个’儿童的发展”，以便将他们培养成为“健全的现代公民。”因为，体育作为完成教育目的的工具，只有在其训练成效对人生的其他方面产生效用的时候，体育才有价值[19]85。而吴蕴瑞与袁敦礼[18]118也指出，体育作为教育“视儿童为一整个机体，一切教学均影响学生之各方面。体育自早即根据此原则实施。”对于体育的目的，吴蕴瑞、袁敦礼[18]81指出：“体育既入教育之轨道，体育与教育同进退，体育之目的，即随教育目的为转移。近代体育目的之演进，大率由此。”然后，他们从机体之充分发达、技能与能力之培成、品格与人格之培养3个方面对体育的目的进行了分析。而方万邦[19]117-118则在其书中指出体育的目的可以从儿童的生长发育与体育课程的设置两个方面获得“发达”。文中还专门列举了《教育部颁布中学体育暂行课程标准》所定之体育目标，与威廉姆斯所设定的体育目标进行对比[19]121-127。
尽管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但方万邦、吴蕴瑞、袁敦礼3位先生都赞同体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在身体、心理与精神上都健全的人。而体育的目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需要根据相应的社会状况来进行设定，同时还应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同时，身为自然体育的倡导者，3人均对体操作为早期体育课程的主体表示异议。这与威廉姆斯对于美国学校中广泛施行的形式主义体操教育的强烈反感如出一辙。
从以上关于体育的概念、体育目的、体育理论的定义、对体操的认识等方面的叙述中，反映出威廉姆斯对方万邦、吴蕴瑞、袁敦礼体育思想的影响。
2麦克乐与威廉姆斯体育思想的异同及其在中国的折射
在美国，麦克乐的影响力并不亚于威廉姆斯。在人体测量学与竞赛规则设定、运动组织制度的规划等方面，麦克乐甚至略胜一筹。
两人的共同点在于都提倡身心一元的体育教育，且都是自然体育的崇尚者。尽管如此，两人在体育目的的认识上仍然存在着差异。在麦克乐看来，体育最主要的目的是发展人的身体。所以，他非常看重对运动技能的掌握。而威廉姆斯则认为，体育的终极目的是通过体育来帮助人获得有益于民主生活的社会价值与技巧。
实际上，威廉姆斯认为，强调身体练习对精神的强化作用，虽然也套用了“通过身体的教育”的表述，但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传统二元论的影响。也就是说，麦克乐的体育思想实际上介于赫尔巴特教育思想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之间。而这一思想上的区分在宋君复与袁敦礼的著作中体现得非常清楚。#p#分页标题#e#
宋君复[3]50“强健之精神，常寓于强健之身体中”的说法，明显受麦克乐的影响。因为麦克乐[20]77-78认为，人尽管是身心合一的有机整体，但身体在全部中要占相对大的部分。而袁敦礼[21]则指出：“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只是“经验派所论断，而近于副现象之二元说，与近代生命唯一——机体唯一——之科学观念不同”，并指出这种认识是一种中和了二元论与一元论的狭隘论断。这一认识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麦克乐与威廉姆斯在体育思想上侧重点的不同所造成的。
但这一看似微小的差别恰恰显示出体育从“身体的教育”向“通过身体的教育”转型时所发生的思维过渡。而袁敦礼对此的准确把握显示出中国体育学人所具有的学术敏锐度。
实际上，麦克乐与威廉姆斯认识观点上的不同，不光体现在有关“身—心”关系的命题中，也存在于两人对于健康与体育的关系的阐述上。
麦克乐[20]110认为体育的职责之一就是改善学生的健康状态，包括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对于我来说，今天的体育面临着两个机会……第一个是对学生的身体与心理健康的确实改善。”他始终相信，在维护人的健康方面，体育具有预防人心理与感情不稳定的作用。
同时，如前所述，麦克乐认为体育最主要的目的是对身体的发展。在麦克乐关于健康的诸多论述中，始终使用“健康(Health)”来形容“身体性健康(PhysicalWell-being)”[6]33。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宋君复[3]32对于健康的认识仅限于身体健康，“故健康云者，必吾人之各种器官发展得其宜，且不互相抵触之谓也。”不同于麦克乐，威廉姆斯[22]将健康定义为一种“生活的质量(QualityofLife)”，这一质量使人“最好的活着，并最好的进行服务(tolivemostandtoservebest)。”他认为，健康绝不仅仅包括良好的身体、心理与情感状态，它还包含一些诸如自我克制与自我控制的价值。而且，健康本身并不是目标，而是最有可能获得完满生活的途径；人如果想获得健康的生活，必须将健康的原理与知识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否则就没有价值。所以，他并不认为维护学生的健康是学校体育最主要的职责。而体育以外的其他活动，特别是娱乐休闲类的活动才是消解现代生活的压力困境的良方。
威廉姆斯的这种实用主义体育思想打破了长久以来以健康为至高目标的体育发展路径，将体育与健康教育以一种更为清晰与理智的认识区分开来。诚然，体育与健康教育有相互重叠的区域，但两者绝对不是完全重合的关系，也不可能完全相互取代。
所以，健康是一个不可测量的质量，将体质与健康或者身体舒适视为同义词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这一看法与当时很多体育教育家，如F·罗杰斯(F.Rogers)和麦克乐大相径庭。罗杰斯[23]等认为，通过人体测量学、力量指标测定、心血管效能测试，人们可以测量身体的舒适度(physicalfitness)，也就是健康程度。
从健康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一争论，麦克乐等人所持的是一种带有明确医学倾向性的定义方式。在他们看来，健康是“一个有机体或有机体的部分处于安宁的状态，它的特征是机体有正常的功能，以及没有疾病”[24]116。
这一定义的优点是可以利用明确的手段和指标来迅速说明问题，但它的最大缺陷是被动的假设健康是一种可衡量的稳定质量，由此使人们的注意力都倾向集中到各种机能失调时所表现出来的体征，却忽视对稳定状态的分析，最终导致研究的重点发生偏移，同时也忽略了对健康的社会性与心理性认识的关注。而威廉姆斯[25]所坚持的是一种社会文化性的定义方式。他认为体育具有促进健康的功能，但这不意味体育可以代替健康教育，且体育并不必然带来健康。定义健康应该以所处的社会环境为参照，且此定义过程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获得修正。
这一认识与帕森斯的健康定义有很多相似，都是以个人参与负责社会体系的本质为基础，说明“健康可以解释为已社会化的个人完成角色和任务的能力处于最适当的状态……健康也与他在社会上的‘状况’，即角色的不同类型和相应任务结构有关，诸如性别、年龄、已有的受教育程度，等等”[25]115。这种从历史性的角度，将健康置于相应的社会价值与社会结构中进行审视，就其所背负的社会文化内涵进行阐释的定义方式，无疑是对单纯生物性的医学定义的有益补充与制衡。
实际上，对体育与健康教育的概念认识与日常使用，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很多混淆。在我国，“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早已深入人心，很多人直觉性地将维护健康与参与体育划了等号，有时候造成对二者概念的混淆，而这一混淆可能引发更深层的问题是对体育教育功能的忽视，或者是对体育医疗功能的夸大。
本文以《体育原理》为切入点，论述了近代中国体育学术发展进程中的美国因素，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近代中国体育学术的建设是如何从无到有，又如何从引进到创新的过程。回顾我国近代体育学术发展的脉络，在过往的岁月里寻觅早期中国体育学人所散射出来的光芒，对于我国今天体育学科和学术的发展无疑有深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