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小议官营陶瓷业的管理，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明清御窑厂每当入窑焙烧之时，“每夜厂官新临窑边巡督编立更夫并民快各五名，分定更筹，递相巡警，以察勤惰。”工师及监工根据工匠的生产数量和业绩给予记分，称为“计功”。官府按工匠计功的多少，发放生活费用。计功因工匠性别、年龄不同而有所差异，秦律规定：“冗隶妾二人当工一人，更隶妾四人当工一人，小隶臣妾可使者，五人当工一人。”妇女和儿童体力不如男子，故计功至少减半。但女奴因长期从事制作，为熟练工，计功时仅减半，征发的女工不够熟练，计功仅为男子的四分之一。计功因季节不同也有差异，秦规定冬日每作三天，只抵夏季两天，同时影响计功变量还有技术因素。隋唐仍是“凡居作各有课程”，“功有长短，役有轻重”。唐规定“凡计功程者，夏三月与秋七月为长功，冬三月与春正月为短功，春之二月、三月，秋之八月、九月为中功”，根据季节的长短，划分为长功、中功、短功，其功值各不相同，这种长短功制度是对汉制度的完善，并为后来的赵宋王朝所沿袭使用。同时唐计功除仍有性别、年龄的差异外，更注重工匠的技术差异。元代仍是“以考其程度而给之食”，由提调官计点功课。明朝时计功多采用计件制，洪武时规定各工匠凭自己作功的数量领取相应的生活费。清对工匠的产品进行严格挑选，依据其产品质量奖惩，“至开窑时器皿完美，厚赏旌劳，倘有不堪，量其轻重惩戒。”
贯穿始终的“物勒工名”管理模式
为考察工匠的勤惰，核查工匠生产的数量和质量，各代都规定每个工匠要在自己的产品上刻上名字或其他记号，作为监工对其产品的质量和数量进行考核的依据，同时可对产品进行质量跟踪，工师可对工匠产品质量反馈，确定其生产技术或质量。《礼记•月令篇》：“工师效功，陈祭器，案度程……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物勒工名”是官营手工业的常用管理方式，陶瓷业也是如此。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制度不断得到健全、完善，至明清时期变得非常严密，也十分繁琐。
1983年在江西鹰潭角山发掘的商代窑址，出土大批陶瓷器具及制陶工具，还在不少工具及器皿上发现刻划符号或文字计1500余个。东周至汉时这一管理方式已相当成熟。首先“勒名”的方式由刻划变为戳印，之前采用锐器刻划，现制成陶文印模，在胎体将干未干之时印在器皿上，使标识更加规范，同时提高了效率，也使广大目不识丁的工匠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不会书写的问题。其次“勒名”的内容有所增加，不仅包括工匠姓名，还包括工匠所在的管理部门、工匠籍贯、产地等，以便于找到产品的制作者及其管理人员。这一时期的陶文发现很多，周王室及各诸侯国遗址均有出土。不仅标识于陶容器上，也大量出现在建筑陶构件上。秦朝陶器铭文发现最多，主要在都城咸阳和兵马俑坑等地出土，有陶器、建筑构件、兵马俑等，尤以建筑构件最多，格式或官署加工匠名，官署多简称，有左右司、都、北司、大、匠等，如工匠是从各地征发而来，则铭印工匠所居的乡里或籍贯。如秦都咸阳遗址发现的陶文“咸阳隧更”、“咸阳成申”、“咸邑如顷”等。这些砖瓦之所以有官署和工匠名，是因为秦律规定工程必须有一年的保质期。这些官署和工匠名就为责任追查提供直接依据。
汉代官营制陶作坊的“勒名”管理远不如铜器、漆器严格，因为建筑制陶作坊往往设在建筑工地附近，使用者对陶建筑构件作坊相当了解，不必刻于器物，只要标出工匠名则可。同时当时陶器仍作为较低级用品或用作冥器，其质量的好坏，出窑时即可一清二楚。唐时规定“凡营军器，皆镌题年月及工人姓名，辨其名物而阅其虚实”。唐制陶业“物勒工名”的现象非常普遍，考古发掘的许多条砖上面印有工匠手印，这些手印是工匠对产品加上的一种不可篡改的标识，是对“物勒工名”制度的完善和补充，说明唐代官府制陶坊管理日益完善和严密。
宋代同样沿袭唐的这一制度，司马光云：“其百工在官者，亦当择人而监之。以功致为上，华靡为下，物勒工名，谨考其良苦而诛赏之。取其用，不取其数，则器用无不精矣。”元朝在承袭这一制度的同时，所记内容稍变复杂，故宫收藏的三彩龙莲纹香炉，上刻“至大元年汾阳琉璃待诏任塘城造”，山西平遥县东泉镇百福寺发现的琉璃宝顶上刻“介休县张元村琉璃待诏张琳男仲祥，延?三年六月造”。其上有生产时间、工场和主持官吏等内容。明朝则变得更为复杂，官营作坊生产的建筑材料上印有府县、主持造砖官吏和工匠及甲头姓名、生产时间等，并且越往后越复杂。明代法律严酷，往往实行株连制，故官砖瓦上的有关人员之姓名都被列上，这些都反映出封建国家对作坊管理的日趋严密，制瓷业官营作坊生产的御用瓷器没有勒工匠之名，而是书帝王年号，但其内部管理实际上仍采取这一管理方法。作坊内对每个匠师都有序号，“次早照号点名入席，行若鱼贯，列若雁序，坐定匠师。”“画完坯，用在官回青，当堂各画样品一件，书名。”出窑后依其样器核对各工匠所作的数量和质量，“样器既完，置号簿一扇记数。照原定坐席，序出号，堂上逐一唱名。”［12］清乾隆以后瓷器除书帝王年号外，一些制瓷名家也开始书写工匠名款。中国古代官营作坊产品制作精良，这种质量的保证，是与“物勒工名”制度分不开的。也正因为如此，这一制度才能贯彻始终，并日趋严密。同时“物勒工名”的方式对民营陶瓷业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严密的物业管理
历代官府对作坊产品及生产原料的管理也非常严密，对工匠防范有加。工匠损坏成品、生产资料要给予处罚，秦律规定：“城旦春毁折瓦器、铁器、木器……辄笞之。”“直一钱，笞十；直廿钱以上，熟笞之。”元朝规定官府作坊的物料，要有详细的账目，物品的收支要办理必要的手续，由正官亲行关支，每次支取材料，必须详细登记，半月具结一，收支账目须由正官印押，“若有收支而不收支，应标付而不标付，而耽误造作者，拖延三日，主管官罚俸三月；五日以上者决七下。失收滥支者，另行追断”。#p#分页标题#e#
明烧造砖瓦窑作坊对各原材料的管理都有明确的规定，洪武时便已规定“凡烧造共用器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所用芦柴，官为支给，其大小厚薄样制，及人工芦柴数目，俱有定例。如遇各处支用，明白行下各该管官员放支。”物品移交，必须手续清白，对每一窑所需燃料，也有定额，对于节省者，“即乃赏给”。明还实行严格的稽查制度，由户部给事中负责监督盐课和物料，规定各仓管大使等官，考满给由，各亲赉本册，赴科交查。凡甲字库官遇考满等项，本科官一员引奏，须将收过钱粮等物委官查盘。每季本科与各科轮差官一员以甲字等十库所收钱钞进行监收。给事中对作坊管事官吏对工匠人数以少报多、冒领钱物等方面实行重点稽查，对原料的发放也要定期检查。制瓷作坊也是如此。回青是明后期非常昂贵的青花料，嘉靖朝对上等的回青料的管制可谓费尽心思，规定在敲青时，各置小桌，加以尺高纱罩，研磨乳料之后，待画师上工之时，再“开柜出罐，当众用钥”。为防止工匠偷取青料，有人在工场内周回巡逻，甚至“食时散工，出入搜察，防带入石青，偷出石青之弊”，同时“仍派原巡逻官昼夜巡警，以防盗取”。制度虽如此严密，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由于主管官吏贪图私利，无孔不入，他们朋比为奸，利用各种途径假公济私，对于回青，“真青每插于杂石，奸徒盗于衣囊”；对于藁柴，“为用最多，其弊亦夥”；柴价银“支领之间，弊窦疑多”；工银“夫头、作头朋合为奸，于上工砂土夫妄开虚数”，致有“各色包泊昌领之数”。如此严密的制度也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明晚期朝政腐败，其弊愈烈。清工部制作场的物业管理也非常严密，其下有制造库，有郎中、司匠、司库、库使等人负责管理成品，料估所，有司员满、汉族各三人，负责制造原料及工具的管理支出。
中国古代官营陶瓷业延续了几千年，随着社会制度、生产关系的变化，工匠的社会身份也有很大变化。官营制陶业工匠的来源因时代不同，前后有不同的变化，工匠的身份也因时代不同而各异。但加强对工匠的控制，是历代对官营制陶业的惯用统治方法。限于篇幅，将另行撰文讨论。
本文作者：黄慧 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