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乌江民间美术的审美主题，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发生、发展、传承与流变，都与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历史条件、各种文化间的互相交流影响及本民族或地域民众独特的心理素质等紧密相关。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是民族民间美术产生的重要因素，乌江流域民族民间美术也不例外。《汉书•地理志》有云：“凡民禀五常之胜，而有刚柔缓急，声有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清欲，故谓之俗。”而民间美术的形成同习俗一样受环境影响。但是，人的主体能动性又使人类能超越自然及人自身的制约，从而使人类社会的文化创造在自然的规约下，又突破了其樊篱。 人总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马克思语），其造物艺术活动的物质技术手段是对自然生态资源和环境的利用和开发，这体现出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统一及两者的关系。我国的古籍中，多有这方面的论述，如《考工记》大量论述了加工过程中天时、地气、材美、工巧四者的统一，强调工艺制作技术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天工开物》也记录了大量工艺技术的相关内容，并广泛涉及了造物与自然的关系，即“天然界靠人工技巧开发出有用之物”，表达出人的技术对自然的开发以及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关系，强调了物质技术与自然界，即人与自然界的对立统一关系。这也要求人们对不同的材料、工具、加工制作手段和特征不仅要有一定的认识，并能因材施艺，配合默契，发挥物质技术的性能。“民间造物艺术经过选材加工，当造物一经产生，在人与物的关系中，物并非是远离人的客观存在，而同样是有生命的、人性化的，物性与人性之间是亲近、和谐的，反映出人与物之间的伦理关系。”[1（]p135）乌江流域从史前的“观音洞人“”桐梓人”的石器、骨器，夜郎时期的“套头葬”到后来各个时期的民间工艺、商贾会馆、民居建筑、居室陈设等，均讲究天时、地理、材美、工巧的造物原则，把自然生态与人工技术融为一体，反映出该地区广大工匠对造物原则的深刻体验和把握，体现出中国古人素来讲究应天之时，承地之气，主张人与自然的沟通融合的艺术思想。概括地讲，这种艺术样式的生态环境有自然、社会等几个方面。 一、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是存在于人类社会周围的自然界，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切自然形成的物质及其能量的总体，是人类周围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和，诸如高山、丘陵、平原、湖泊、海洋等各种自然地理空间以及各种自然资源的系统与循环。自然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适宜的空间和各种资源，它既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也是人类认识和开发的首要资源。自然环境决定着人类各种生产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进而成为生活于其中的民族的经济文化类型和民风民俗深化发展的前提。多姿多彩的大自然对艺术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从民间美术创作的角度看，山川河流、雷雨闪电等并没有直接与作品发生联系，但是一旦具有审美能力的人把自然赋予他的一切灵感、观念诉诸于作品，或者撷取自然材料进行加工制作，自然界就将自身与艺术的关系通过人的思维和审美过程在作品中表现了出来。 乌江流域，包括今天黔、滇、渝、鄂三省一市中的12个地区55个县市辖区，流域面积近8.8万平方千米。流域有以苗、布依、土家、彝等为代表的40多个少数民族，总人口超过2000万，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15%。乌江流域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越的自然环境，盛产葛、麻、毛、棉、丝、蜂蜡、蓝靛、石灰、丹砂、生漆和各种木材等物质资源，为乌江流域民族民间编织、刺绣、蜡染、印染、漆器等手工技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人们种植和采取野生的木棉、葛麻、苎麻、茅花等植物纤维编织成葛布、斑布、大口袴、布袍等为生活所用。据《华阳国志•巴志》载，这里“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蚕桑麻苎……皆纳贡之”。史料还记载了巴人向秦王朝每年纳“賨布”为赋税。此后的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思惟北征，宜先入南”决策的指导下，于223年率蜀兵入南平乱，不断“移民实边”，并把蜀锦及其纺织技术传到西南少数民族各地，在那里以本地盛产蓝靛为染色原料。明清时期，乌江流域各个地区先后大量栽桑养蚕，种棉织锦。据嘉靖时《思南府志》记载，明朝中叶大量川湖流民涌至此，“地产棉花，种之获利，土人且效其所为，菽粟而艺棉”。而后清政府行“立法劝民纺织”政策，该地区出现了“机杼遍野”的盛况。清代乾嘉时期，安顺府城棉织极盛，“郡民皆以此为业，城北尤甚”，所产布名“顺布”、五色扣布、朱散花布、椒花布、棉绒等，所织布匹均为当地人民服饰用。蜡染工艺是乌江流域少数民族的一大“绝技”，它以当地所产的蓝靛为染料，用铜板作模，或以铜刀醮蜡在布料上绘花，放之于染缸，布既受染，则煮布以去蜡，所绘花纹现之眼前。蜡染工艺至今能够在该地区得以传承和发展，其主要原因就是乌江流域的地理环境提供了蜡染的原料———棉花、蜂蜡、蓝靛，以及用木料制作的纺车、织布机、染缸等辅助设备。这使这项工艺得到了充分的物质保证。 自然环境也给民间美术提供了丰富的表现题材，使之极富生活气息、地域特色和山乡风格。乌江流域各民族长期生活在深溪绝谷、崇山峻岭和禽兽繁殖的自然环境里，远古时代就以狩猎、农耕为主要生产生活内容，这必然使人们对这些生产对象产生深厚的感情。而这种感情也在题材上表现了出来。乌江流域各民族根据实用功能的需求，结合生产活动中获得的美感，把自然界中的喜鹊、鸳鸯、仙鹤、蝙蝠、马、羊、牛、猴、狗、鸡、鱼等鸟兽虫鱼形象，运用到民族服饰、剪纸、刺绣、蜡染、石雕、木雕以及民间建筑装饰等各种民间工艺中去。我们常见的表现自然界中禽鸟走兽的题材图案有“猴手”“虎爪花”“鸡冠花”“蝴蝶花”“野鸡尾”“猪脚迹”“蜘蛛花”“蚕龙”“鱼龙”“梅花鹿足迹”“喜鹊闹梅”“双凤朝阳”“蝴蝶戏花”等，就是表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审美能力的不断提高，不但与社会功利价值有联系的对象成为人们常常表现的题材，而且那些与他们物质生活没有直接联系的植物也被纳入了艺人们的审美意识中来，如有“藤条花”“蕨叶花”“麦穗条”等图案纹样；还有直接源于本民族生活的，以人物造型为主，兼及日月、山川、建筑等，加以组合，设计成不同形状和规格尺寸的“蕨蛙草木图”“众人迎亲”“春耕图”“驯象（牛、虎等）图”“姜央射日月”等纹样，赋予图案纹样以新的视觉形象和文化内涵。#p#分页标题#e# 乌江流域山势陡峭，人们建筑房舍实为不易；山高峡深，水量充沛，人们的生存环境极为潮湿。在此类生态区位上建房，首要的是解决居室潮湿和屋内进水等问题。乌江流域人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利用自然生态环境的地形地貌、气候、水文、植被等因素，创造了“人栖其上，牛羊犬豕畜其下”的吊脚木楼以及鳞次栉比的布衣石头寨等民居样式。在生产生活用具上，人们在长期实践中不断将其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结合起来，根据自然环境所提供的丰厚自然资源，创造出了品类繁多、造型各异的犁耙、镰刀、筛子、簸箕、风簸（也称“风车”，用于谷物等除尘，是常用的农用工具）、背荚、石磨、木擂机、家具、陶器、鱼篓等农业生产工具、交通运输工具、渔猎养殖工具。事实上，人们将艺术与自然资源结合了起来。 二、社会环境 民间美术的生长环境除了自然环境生态基础，还包括社会环境的内容。这两者综合地对民间美术产生作用。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是构成艺术的基本动因，其中“环境”除自然环境外还包括社会环境，即风俗习惯和精神气候，以及政治、战争及民族性格和生活情趣等整个社会文化氛围。①各种社会因素如经济、政治、伦理道德、传统文化与民族宗教、审美趣味、哲学观等，对民间美术的创作发挥规定和辅助作用。因此，民间美术在这错综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中也在不断发生、发展和演化。 （一）经济环境 在民间美术的生存发展中，经济的制约作用比其他因素更为突出，但表现状态更为隐蔽，主要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具体的生产生活方式等对人的观念和心理产生的作用。以手工操作为主要创作模式的民间美术作品中，很难一下子看出与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关系，其技艺高超也不能直接表现科技发展与经济繁荣。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行为准则，并通过人的观念这一媒介来影响艺术。事实上，民间美术的创造也毫不例外地受到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所以，一个地方的经济状况通过当地的风俗、礼仪对民间美术的品种、品味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在传统社会里，民间美术的分布主要与河流、商官道路等自然因素发生密切关联。商业贸易的繁荣给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优厚条件，城镇经济随之兴盛，而这必然对当地的农民民间美术的创作带来影响。 据记载，先秦及秦汉时期乌江流域地区“耕田，有邑聚”，出现了铜锄、铁插等农用生产工具，加工谷物使用石杵、臼，纺织使用石纺轮等。涪陵小田溪巴王墓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巴式柳叶剑；夜郎地区出土了不少铜釜、铜鼓等；湘鄂川黔毗邻区域的黔东北松桃、务川，重庆市的黔江、涪陵，湖北的恩施、利川、咸丰、宣恩等地发现虎钮錞于、扁茎柳叶剑、三角形援之戈、舌形铜钺，以及铜铸的手心、花蒂、水波、房屋、虎、蝉、人头等纹饰，等等，这些都表明青铜器在当时的乌江流域有了较大发展。汉代时武帝通使夜郎，设立郡县，开拓交通和大批移民，给乌江流域地区带来了封建制经济生产方式。劳动力的增加和先进耕作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推动了该地区的社会发展。隋唐时期，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粮食的充裕催生了酿酒工艺，出现“婚姻以牛酒为聘”现象。其土贡物品有丹砂、犀角、麸金、腊、蜡烛、斑布、文龟、黄连、茶等土特产。樊绰《蛮书》记载东爨乌蛮“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子扆髻，女人被发，皆衣牛羊皮”，“以螺壳、虎豹、猿狖”之皮为衣着装饰品，这说明狩猎在经济生活中还占有很大比重。手工业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的进步，人们已懂得种植和采取野生的葛麻、茅花等植物纤维编织粗布，用野兽皮毛制作各种衣物。由此，“点蜡幔”“西兰卡普”等民间工艺品也甚为精致，而酿酒成了家庭手工业。加之隋唐始，交通进一步通畅推动了与外地的经济贸易交往。如乌江流域手工业产品及茶叶、丹砂等与邻近地区有大量贸易往来，据陆羽《茶经》载：“（茶）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昔得之，其味极佳。”当地人在冶铁、铸造的方面也能生产“水秀铁”和锋利小刀、银酒器（银鹁鸠），而且还掌握了“沙中栋金”“碎石取金”的炼金技术。② 元代大兴“站赤”，虽交通情况有所改观，但是乌江流域社会经济发展仍然是极其缓慢的，与邻近地区的经济存在很大差距。直至明朝永乐年间贵州设省以后，乌江流域的经济环境才有改观。这主要表现在：一是驿道的开通、大道的延展、乌江航道的整治与疏浚，使交通状况有较大改善，从此打破了乌江流域相对封闭的状态。二是外地人口的大量移入，经过明清两代大规模的移民，增加了开发乌江流域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还把他们的先进生产技术、农具、农作物品种引进乌江流域，给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三是以卫所屯田为先导，逐步改变社会经济基础。[2]（p3）四是“改土归流”的成功实施使乌江流域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改土归流”打破了封建割据的格局，使交通更发达，商业更为繁荣。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乌江成为“川、贵贸易之咽喉”。川盐取长江船运到涪州，再用“歪屁股”船运到酉阳的龚滩或贵州思南，最终进入贵州腹地。随着物资交流活动的频繁，交流范围不断地扩大，促进了两岸商业集镇形成和发展，外地客商也源源不断地移居乌江流域各地，以手艺或佣工为生的人也在城镇聚集。据《黔南识略》记载，乾隆年间仅贵州全省就有“贸易、手艺、佣工客民二万四千四百四十四户”，另有住在城镇而在乡间购田置产的“客民”六七千户，“客民”总数不下十万人。城镇商业兴起和外地客商聚集，会馆应运而生。在商业发展的刺激下，手工业得到快速发展。如江楚移民从事手工织布，临近的滇民经常来此“以花易布”，更刺激手工纺织业的发展，由此棉织业逐渐兴旺，民户多从事纺织，出现“机杼遍野”的盛况。 19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和发展，商业贸易比以前有新的发展，但农村经济及民间手工业却受到严重影响。从鸦片战争至1939年近百年的时间中，乌江流域经济是一种以鸦片贸易为主的畸形状况。这一时期，乌江流域农业经济处于停滞或缓慢发展的状态。农村耕地面积减少，农业也停滞不前，加上长期混战，致使乌江流域农民苦难进一步加深，连起码的衣、食、住等生活条件也难以维持，家庭手工业受到沉重打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乌江流域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乌江流域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合作，艰苦奋斗，逐步向小康社会迈进。近年来，政府和民间对包括民族民间美术在内的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比如旅游业的发展促使各类民族特色城镇或村寨出现了不少销售蜡染、刺绣、编结等手工艺品的小店。这不仅直接带动了民间美术品进入市场，让手工艺品的加工和销售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间美术的传承和发展。#p#分页标题#e# （二）政治环境 民间艺术的发展也与所处的政治环境产生必然联系，不同时期政治因素对民间美术的流布、品类、传承方式以及工艺技术的改进和人们的审美价值观念等方面均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乌江流域地处西南边徼，地理位置独特且资源丰富，自古就是各种政治、军事力量盘踞和争夺的地区。乌江流域自来就是“五溪蛮”“武陵蛮”“百越”之地，是“濮”人“、叟”人“、僚”人、“蕃”人、仡佬等古代先民居住的地区。先秦时期，强悍的巴人控制了乌江下游地区，建立巴国。后来兴起的楚人夺取巴国土地，并移民入黔，导致该地人“半楚”。西汉时期乌江上游地区则有“自大”的夜郎等国。三国时期诸葛亮平定南中实行“恩威并用”的民族政策，于是分居在山地的人民“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各族人民进一步向定居农业发展，推动了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随着封建王朝统治的需要，汉民族人民也在不同时期不断自各地进入乌江流域，尤其是明朝朱元璋采取“移民就宽乡”政策和清初“改土归流”后采取的奖励垦荒政策，以“调北填南”“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以湖广填贵州”的措施，让数十万汉族及其他民族人民移入乌江流域各地。这些不同时期来此的移民民族与这里的世居民族一道开发乌江，推动这一地区社会向前发展。随着乌江流域的社会生产力明显提高，交通条件不断改善，农业、手工业长足发展，集市贸易蓬勃兴起，本流域民族民间美术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得到很大发展。而且，这也提高了民间工匠的文化素养，提升了民间美术的品位。三、规范环境规范环境也称价值环境，是人类在群体生活中所形成的特有的态度、风气、观念等。在群体当中，每个个体都有其心理上的感知和想法。这些感知和想法经过比较和选择，形成人格的部分就是个人价值。良好的环境不但能够规范个人的生活和行为，而且使人的精神有所寄托，精神生活得以升华。规范环境包括社会风气、民族传统、风俗与习惯、社会思潮、艺术、科学技术、宗教等。就其性质而言，规范环境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过程中，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中逐步形成的。[3（]p25）规范环境因不同个体、民族和地区而存在差异，也因时代变化、历史时期不同而不同。而其中，文化是规范环境的主要构成要素。 乌江流域古代先民在认识客观世界和生产实践过程中逐渐掌握和加强了生存技能，逐步建立起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并孕育和发展了乌江流域奴隶制文化，即巴文化和夜郎文化。在建立奴隶制社会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乌江流域开始了与周边和中原地区的沟通。在外来文化与原有的民族文化、史前文化及巴文化和夜郎文化相互交往与接触中，必然发生文化冲突和融合，进而形成了乌江流域的“多元文化”现象。这些文化内容在意识形态领域如哲学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以及在生产技术、科技发明等方面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比如由于乌江流域民间文化中的宗教、民间信仰、传统习俗等各个因素，艺术创作标准和作品题材内容、欣赏趣味、评介活动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打上了主流文化中道德伦理的痕迹，甚至在看似相当实用的民居建筑中也蕴含了深刻的伦理意识。中国传统文化深刻地影响着民间艺术的审美观念，表现最突出的就是“美善相乐”的原则。人们也习惯于运用道德伦理的眼光来评判是非、审度善恶、区分美丑，使得“道在伦常日用之中”。另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敬老养亲传统美德影响深远。在乌江流域各族人民墓碑的碑帽正脊、戗脊、抬板等部位，通常雕刻有传统的既定题材：大孝感天、为母埋儿、哭竹生笋、卧冰求鲤、乳姑不怠等二十四个尊老行孝的故事作品。③传统文化不仅表现在丰富繁杂的艺术题材中，还体现在民间艺术的创作观念及工艺技巧、样式风格等各个方面。诸如剪纸、面具、木石雕、刺绣、挑花、印染等民间艺术样式，其审美题材蕴含的道德伦理及情感观念，都是通过那些民众普遍认可的艺术形象展现出来的。儒家的官本位教育模式，如读诗书、做文章、走仕途，在乌江流域民族民间美术的吉祥图案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中有许多以功名利禄为主题的图案，如有“三星拱照”、魁星点斗图、独占鳌头图、鱼跃龙门、五子登科、马上封侯等吉祥图像；在窗花装饰中有比较含蓄表达的，如冰裂纹表达“寒窗苦读”，冰梅纹用以寓“梅花香自苦寒来”，直接用书卷作为装饰图案表达钻研苦读并以达于世等理念。 而在道家思想的影响下，民间美术的吉祥图像设计从道教中吸收神仙人物作为与民间艺术有关的民俗活动和民间美术表现题材内容。如天官（“三官”之一）、王母娘娘、魁星神、金童玉女、八仙、麻姑等，都是民间美术品反复表现的题材内容，甚至道教传说中的仙兽也成为象征长寿吉祥的动物。如在土家族地区的建筑上常常出现以松树和仙鹤组成的“松鹤遐龄”图案，寓意长命百岁，青春不老；渝东南地区民间刺绣、挑花作品上，也常见到用松树、白鹤、灵芝、奔鹿、牡丹组合图案，象征了长寿、如意、福禄、富贵的祝愿与企盼，表达巴渝民众最普遍的对富裕安康幸福生活的向往和世俗理想的追求。另外，从乌江流域遵义市郊的狮子山、桃溪寺、皇坟嘴等处现已发掘的宋墓来看，道教对乌江流域地区的影响极深。其中杨粲墓的道家气息很重，最典型。不但其墓葬按“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方位修建，而且雕刻中多有道教符文，镇墓石上刻有“太一上治皇天土”字样。桐梓县北的碑记坝有一“八卦碑”，上有刻有“山川堂记”四个篆字，下列八卦图形。[4（]p131-132） 另外，佛教对乌江流域的文化及民间习俗和艺术等诸方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民间设计吉祥图案造型时也常用佛教的器物作为表现图案，如“八吉祥”或“佛八宝”纹样，并由此派生出的吉祥寓意纹样，如莲花被民间运用到装饰上，在雕塑、建筑、绘画以及铜镜、石刻、砖刻、陶瓷、金银器、染织、刺绣等工艺形式中的“连年有余”“童子爱莲”“因和得偶”“连生贵子”“莲生富贵”“喜结连理”“路路清廉”等图案纹样，迎合了各民族向善的心理乃至追求轮回永生的理想。#p#分页标题#e# 综上所述，乌江流域民族民间美术是本流域中苗、彝、土家、布衣等各民族在特定文化生态里，在生产生活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物化结晶。这一艺术样式既反映了该地区各族人民的聪明才智和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又是各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和生产生活经验交流传播的媒介。因此，对乌江流域民族民间美术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对民间美术品的造型艺术和审美形态的考察，还应该与文化生态联系起来综合认识，全面阐释乌江流域民族民间美术的美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