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浅议家族剧中的文化意识，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家族剧中文化意识的价值
家族剧创作的文化意识是指以家族成员的相互关系和命运发展为叙事内容，以此反映传统社会背景下人们的生存方式、风土人情、伦理观念和思想意识等多方面状况。这种意识应当考虑到当代社会的时代精神和价值观念，有助于人们批判性地审视、继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因此，家族剧创作中的文化意识从更高层面体现为注重对于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进行观照与反映，在取材内容和内涵阐释等方面有助于构建新型价值观念和文化精神。以近几年出品的内地家族剧为例，传统文化中倡导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道德完善的价值体系得到体现，伦理亲情、处世理念以及人生哲学也得到反映。家族剧创作中应当重视确立文化意识，由此可以提高人们的文化认同感，也有助于增强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自觉性。传播学者约翰•费斯克将电视比喻为工业化社会的吟游诗人，它并不像精英文学那样追求作品的个人独创性，而是非常在意文化共同体成员的共同经验和共同需要，它以口语和持续的影像流，为大量的观众提供了熟悉的文化现实，映射了他们的日常经验和日常感知。［1］与尼尔•波兹曼、阿多诺等文化精英主义者和左翼社会批评家有所不同，费斯克反对认为电视文化肤浅庸俗的悲观主义论调。他认为电视文化根植于作为共同体的集体文化之中，因此若想真正理解观众喜欢某种节目形态的原因须从民族文化的深层着手予以考察与分析。民族文化是凝聚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也是个体产生民族文化认同的深层心理根源。经过长期积累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模式与价值体系一旦形成，对于人们的思维方式、言语行为、观念意识具有潜在影响。通过了解民族发展历史以及欣赏以此为素材来源的文艺作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产生归属感，内心产生保持自身文化属性的意识。大众媒体能够以建构历史的方式成为民族文化记忆得以传承的重要载体，并有助于提升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和明确文化身份。
在价值取向多元的现代社会中，重视运用文化传承在潜意识领域的延续性，可以为构建新型价值体系提供坚实基础和有力保障。基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建构现代价值观念和意识，能够引导人们在价值取向选择方面做到理性而自觉。在急剧变革的当下中国社会背景中，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无疑关系到文化与社会的长远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代表民族传统文化主体精神与核心内容的家族文化被视为家族剧创作的根基和土壤，反映了电视剧这种通俗文艺在文化传承方面的责任担当意识。“一个文化的价值和信仰的构成在于它的故事是如何讲述出来的。”［3］电视剧是大众性、通俗化的文艺形式，不同于意识形态说教的抽象枯燥、生硬直白，以生动的故事和形象获得观众欢迎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具有文化底蕴和人文关怀的家族剧体现着特定社会文化之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风土人情等诸多方面，由剧中人物的语言、性格、行为以及内外场景、服装道具等叙事元素展现出来。不同民族、时代、地域的文化存在差异性与多样化，具有文化意识的创作能够使家族剧呈现独特的文化面貌与艺术特色。《四世同堂》 《大宅门》反映了京城文化的人文景观，前者的艺术特色源于原著作家老舍对于地域文化的深入了解以及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后者呈现的时代面貌、人物命运、性情气质、风俗习惯等方面无不体现着浓郁的老北京文化特色。《大染坊》 《闯关东》反映的是齐鲁文化滋养下人们的思想意识、伦理观念及行事作风，陈寿亭、朱开山等人物形象重义气、施仁爱的宽厚性格离不开儒家文化的影响。把握特定文化的意识和能力为成功创造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提供了可能，体现了踏实严谨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精神，同时也能避免情节内容的雷同化以及人物形象的脸谱化和类型化。
家族剧中文化意识的缺失现象
由于随着历史发展产生具有差异性的文化观念和形态，我国内地、台湾和香港的家族剧创作在取材内容、思想内涵及叙事风格等方面也相应呈现各自的美学追求。总体来说，内地家族剧与当前社会发展的时代精神相契合，既努力探索观众喜闻乐见的叙事形态，又体现着建构道德理性的价值取向。台湾家族剧一直体现着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关注普通人生命运的叙事中渗透着强烈的伦理道德意识。香港家族剧大多为追求娱乐的大众文化产品，强调商战竞争的残酷性以及人性的善恶对比等，以此来吸引观众的主要特点，但在文化内涵阐释与价值观念引导方面缺乏积极影响。在这种以娱乐观众而获得高收视率为目标的模式化、类型化创作中，文化命题往往被悬置和忽略。缺少历史意蕴和文化深度的家族剧大多移植现今流行的通俗电视剧叙事模式，陷入复制窠臼而沦为粗浅平庸之作。有些家族剧仅仅围绕人物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进行叙事，特定时代的历史文化被简化为美工、服装等表面化的视觉造型。家族剧创作者应具有与所反映内容相关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素养，并以合理的文化意识进行情节设计和人物塑造，否则将使作品缺乏历史的真实感、内容的丰富性以及价值观念的正确引导功能。从家族剧所反映的文化现象来看，目前家族剧题材内容多与创业经商有关，缺少对家族文化现象的多方位反映，因而也可以被视为文化意识的部分缺失现象。
从整体上来看，在当前经济高速发展与国力强盛的时代背景下，政商两界家族现象容易引发社会关注。由于历史的原因，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在学术、文化方面的世家大族缺少生存和发展的制度保障，阶级斗争的阴霾限制了民众对家学深厚的文化家族的尊重与期待。实际上，在传统中国社会重视国学与文化的背景下，学术文化家族为数众多。然而迄今为止，就此取材的家族剧为数极少，讲述江南第一藏书大家族范家命运的电视剧 《天一生水》是少有的此题材代表之作。有关文化家族的家族剧若想做到观众喜闻乐见确实不易，缺少商界家族面对利益争端引发戏剧冲突的先天条件，有时只能依赖编织情感纠葛来实施商业化策略。不过，具有深厚历史根基的文化家族应当在家族剧题材内容构成体系中占有一席位置，这种取材方面的扩展有助于推动创作者和观众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和思考。探索融社会历史、政治、文化为一体的剧作形态虽然会有一定难度，但对于实现通俗化叙事和内涵阐释的电视剧文化追求大有裨益。家族剧在题材内容方面有待于进一步拓展，以增强家族文化反映的广度和文化启示的深度。#p#分页标题#e#
合理的文化意识体现为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统一
在电视剧艺术创作中审视和把握家族文化现象，创作者应当秉持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双重价值取向。文艺创作应当在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保持张力和平衡，如此才能既有益于社会历史发展又促进人文精神的丰富充实。历史理性要有人文的维度，人文关怀要有历史的维度。［4］在现今的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内在冲突不可避免。时间既改变着传统，也通过抛弃其中僵死的东西并创造出新的成分来使传统获得新生、延续和发展。家族剧只有将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结合起来阐释历史文化现象，才能有助于建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体系。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平衡体现在叙事艺术中表现为把握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人物心理、性格的形成逻辑，创造出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艺术典型，以鲜明有力地表达具有文化意义的主题。
以电视剧 《大宅门》为例，剧中女主人公白文氏深谙在商场中求生存谋发展之道，具有不凡的智慧、魄力及应变能力，在观众心目中树立了令人赞叹敬仰的女性形象。然而，白文氏厉色禁止白景琦将曾沦落风尘的杨久红接进大宅门，由此造成二者之间的仇视与对抗。杨九红卑微的社会地位和不甘屈从的个性导致白文氏拒绝其在家族中确立身份，并导致白文氏不仅抢走了杨久红所生之女，还对其灌输歧视、仇恨生母的意识。两代女性的悲剧命运令人唏嘘不已，究其根源，封建大家族威严可畏的家长制与壁垒森严的等级观念是导致悲剧之因。《大宅门》中人物行为动机来自于文化意识和性格特点的交互作用，由此推动矛盾冲突加剧而酿成命运悲剧。人物塑造既呈现出独特鲜明的个性化魅力，同时又作为特定文化背景之下的历史性存在而具有深刻的共性特征。在白文氏这样一位颇受尊崇的人物身上赋予封建社会思想文化浸染所造成的偏见，无疑有助于加强作品的文化反思力度。然而，此剧在白景琦与几位女性人物之间情感纠葛的处理方面，因缺乏历史理性而遭人诟病。白景琦身上凸显着强烈的男权主义思想，他与黄春、杨久红、槐花等女性的关系反映出男尊女卑的传统秩序。但剧作强化黄春的柔顺贤良、善解人意，在导致杨久红与槐花人生悲剧的根源探究上也给予白景琦过多宽容。作为需要考虑商业化、通俗性的大众文化产品，家族剧创作有必要汲取其他通俗剧的叙事元素和策略。利用电视连续剧这种体裁所具有的长篇幅、大容量特点，展现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激烈尖锐的矛盾冲突乃至富于传奇色彩的情节设计。
摄制技术和手段的日臻完善为高水准的精品制作提供了可能，经由越来越普及的大尺寸、高清晰度的电视机播出，产生精美典雅、赏心悦目的视听效果。但与此同时，家族剧创作中的文化意识亦不可或缺，应当注意挖掘有益于现今社会发展的传统文化观念与精神。在价值观念多元并存的社会转型期，家族剧的取材内容与内涵阐释理应有助于当代社会道德理性的构建。秉持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的双重价值取向，才能既有益于社会历史发展又促进人文精神的丰富充实。在今后的发展中，还应进一步拓展取材内容的广度，对于民族文化予以更为丰富的开掘和表现。
本文作者：苗元华 单位：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