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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00年，是亚洲电影大丰收的一年。5月举行的戛厶纳电影节几乎成了亚洲电影的节日，在这次电影节上，《花样年华》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两项大奖，导演王家卫大出风头，而《一一》的导演杨德昌甚至比王家卫更加引人注目，因为他获得了属于导演的最高荣誉——最佳导演奖。众多的观众为他的这部复杂、细致而优雅的影片而倾倒，并对华语电影产生了极大兴趣。《一一》也成功地进人了美国市场，成为被美国普通观众所看到的第一部杨德昌导演的影片，成为他的电影大步迈进更广阔的国际市场的第一步 在杨德昌的早期作品，比如著名的《粘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经常表现一种个人和社会的冲突，以及理想必然破灭的痛苦。而在《一一》中，这种痛苦转变成一种思辩的力量，有评论家说《一一》反应了一个人从纯真，到怀疑再到睿智的过程，这恐怕也是杨德昌自己心路历程的一种写照关于片名《一一》也有很多有趣的议论，一般认为它暗指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当然它也有“把事情一一道来”的意思，正暗合这部影片的复繁的结构、细致的叙事风格《一一》会带给你一次相当完美的观影经历。像杨德昌以往的影片一样，《一一》以一种非常细致，有条不紊的步调讲述了一个关于人生的故事，结构完整，笔触温柔。和很多先锋派影片不同，这部影片并不难懂，它的新锐之处在于一种精妙叙事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本身的繁复性，以及对细节的天才把握，这些有意味的细节使影片具有一种诗的力量。从各方面来看。《一一》都是20o0年最重要和最好的影片之一如果说侯孝贤是台湾新电影的“教父”的话，那么杨德昌就是台湾新电影的一面旗帜。如果说侯孝贤将镜头对准了乡村，始终在探寻着乡村与城市之间那种被破后又重新建立的秩序上的心灵回归，那么杨德昌则以台北人的城市视角来解析新都市里的各色各样的人群的心理变化和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之间的特殊心态，探求和解构城市人的精神世界 一、城市的内蕴 杨德昌(生于1947年，卒于2007年6月)祖籍广东梅县，1949年随父母到台湾。童年时就爱看漫画，编漫画故事，看电影；在他高中期间，正值台湾经济飞速发展时期。1965年，杨德昌考入交通大学控制工程系，深受西方思潮的影响；1970年，他赴美国加入美国南／Jn,／,I、I大学学习电影专业。随后他受德国新电影的影响，1980年他回到台湾，开始了自己的电影生涯。1982年杨德昌等四人执导了《光阴的故事》，他导了其中的第二段《指望》，影片的故事非常单薄，但与影片的成长主题切合。小芬从纯洁的梦想到心理和心理的挫折与伤痕，杨德昌在影片中投射了对他影响深远的60年代成长经验，尤其是那个时代压抑观的捕捉。《光阴的故事》是台湾新电影的滥觞之作，在台湾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83年《海滩的一天》，影片以影像与心理观察来回溯30多年来社会的发展的变化和人际关系，以及在商业社会中中产阶级不稳定的婚姻问题。《恐怖分子》(1986年)，这是杨德昌第一次受全面性赞誉的作品。影片再次将焦点对准了潜伏着危机的大都市——物质化的台北。杨德昌把代表社会不同阶层毫无关系的三对男女串联起来，在平行交错的发展中浑成一体，进而说明人际关系中潜伏的不稳定恐怖因素，男外影片的开放式结局相当高超，给人震撼。《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年)，这是杨德昌的颠峰之作。本片中，他承袭了其对现代都市的一贯关注以及对复杂叙事技巧的纯熟应用。影片人物众多，结构繁复，是台湾电影继《悲情城市》后又一史诗作品。这是一部关于时代主题的作品．也是关于残酷青春的纪念。影片以一对成长中的少年男女的一段悲剧恋情为主轴，重新构筑了一个男人窒息的悲剧时代，杨德昌将悲剧推给了残酷的社会，在残酷的现实中，生命与尊严毫无价值，成人世界不会关注少年的世界，关注他们的成长，进而剖析了台湾政治高压下动荡的社会危机。《麻将》(1997年)，是《恐怖分子》之后继续关注现代都市物质化下的人际关系。影片《一一》则以各个年龄段的家庭成员代表了人生的各个阶段，进而整合成一个完整的人生。而在人生的悲剧中，无论谁都逃不过生活的烦恼、苦痛，进而探讨现代都市人的精神危机对城市的关注。是台湾新电影的一大主题。杨德昌坦言对都市的兴趣。他说“在台湾渐渐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常常有人会感觉到现代社会是非常疏离的，我最近领悟到这样的感觉是和农业社会比较而来的。过去的生活形态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单纯友善。我不断思考现代社会中是否可以可能发展出早期农业社会这种人际关系，然后我发现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相反都市可以是一个发展更好、更亲密的人际关系的地方。我为什么会拍一些关于都市的电影。因为那已经是文明社会中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了。”杨德昌关注的都市只是一个地方——台北。电影中的人物都是这个城市过去及现在的某些特质的人格特写。他看台北向来是冷嘲热讽的。台北的人物与空间在他的镜头下被嘲弄、被怜悯，他像是外科医生用锐利的手术刀一样，准确而冷静地找到这个都市的病瘤所在，他用影像记录了城市的沧桑，人们生活和心灵流动的苦闷与困惑。他从个人视角出发，通过都市人的处境与状况来探究城市现代化的进程和现代化对市民的影响以及市民们思想、观念的变迁，或快乐或痛苦；从都市中探寻人性的堕落、道德的沦丧，进而寻找出路。从他的《海滩的一天》《青梅竹马》《恐怖分子》《独立分子》到《麻将》，台北这个越来越资本化、国际化的都市，被呈现为越混杂、冷漠、迷失、堕落、荒谬及商品化，在都市背影的夜幕下，逐渐吞噬着台北人的情感与生命。例如《独立时代》他描写了商业化下中产阶级婚姻的不稳定性，写了都市人之间的勾心斗角等。在《独立时代》中，在《青梅竹马》中，他剖析了都市的金钱欲、物质欲侵蚀了人与人间原本纯洁的关系。《恐怖分子》里，他继续探讨都市化下人际关系间存在的恐怖因素，在《麻将》中，他强调了台北在日益物质化和国际化的进程中人性、道德的丧失等等。杨德昌关注社会问题，暴露社会的某些弊病，进而上升到理性思考与反省，表现出了一个电影工作者的强烈责任感总之，杨德昌的电影是在探讨台湾社会从农耕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历程中，现代都市里人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态势，进而探究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以及工业文明对社会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杨德昌的电影冷静地展现了现代都市中他所看的种种丑陋行经．以此来引起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以及自身命运、前途的关注#p#分页标题#e# 二、人的主题与女性关注 从台湾新电影中，我们能够从中找出一种将台湾的浮华表面撕去，还其本来面目的冷静视界，无论是乡村还是现代都市。这种现实的视界在以前电影中是很难看到的。台湾新电影导演们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他们从本土文化角度出发，展示台湾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迈进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或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给人以深思。侯孝贤的许多电影探寻着乡村与城市之间那种被打破后又重新建立的秩序上的心灵回归，把对台湾乡土的关怀和对台湾历史的命脉关注糅合在一起，例如他的《风柜来的人》《恋恋风尘》等，体现了他的关怀意识。而杨德昌的电影关注人，关注入的生存状况，人是他电影的立足和出发点，也是其艺术的终极关怀。《青梅竹马》这看似一部传统的爱情电影，实际上它是对这种观念的强烈反讽，都市的金钱欲，物质欲以急促的步伐侵蚀了人与人之间原本纯真的关系。《恐怖分子》探讨物质化下都市中的人际关系，指出人际关系中潜伏着的许多不稳定的恐怖因素，指出现代化对人的影响与戕害。《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到了给我们展现了那一个悲剧的年代，他也让人的卑微性在历史中得到了体现。小四与小明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悲剧，杨德昌给我们重现了那一段纯真但压抑的年代，也间含了导演对那个年代的不满。杨德昌以电影的方式来替台北画肖像画，探寻台北社会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台北市民的影响，剖析了现代都市人的感情世界和生活的悲剧，把台北这个城市最残酷的一面展示出来。影片中的人物心理大都呈现一种边缘感和卑贱感，显示了杨德昌都市省思者的叛逆性格，影片大多抽离故事性，人物关系暖昧，镜头冗长疏离，突现沉重与压抑对女性的关注，在台湾新电影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特别是在杨德昌的电影中对女性自觉意识的关注上世纪60、70年代，台湾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传统的价值观受到严重的冲击，女性的自觉意识觉醒，加上西方女权主义的影响，女性开始突破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她们的地位与职业面临重新的调整与定位，逐步走上独立、自立的道路。台湾新电影意识建立严肃的电影文化。开始对女性进行关注。杨德昌在接受采访时说，社会上有什么变化，对于女性来说比较容易感觉到，男人就觉得和以前差不多，尤其我们社会从小是男孩子和男孩子一起长大、女孩子和女孩子一起长大，男人与男人有一份哥儿们、兄弟的感情，不是一种用一个女人的感情可以替换的。从小有些形象男人得去保护，不太容易戳破。女人就不同了，现在社会变化所引起的反应在女人身上比较明显……并非我对女人有特别的研究，而是从她们的角度比较容易看到社会的变迁。杨德昌的《指望》描述处于青春期的少女独自面对心理情感需要与成长的孤立无援；《青梅竹马》和《海滩的一天》深刻地描写了都市女性新旧交杂的爱情与思想价值观念；《我这样过了一天》深刻剖析了中国传统妇女的家曩乏祝艺庭观；《看海的日子》专注呈现下层女性生活的困苦，并重视与颂扬她们的生命尊严等 三、艺术个性及局限 台湾新电影一反戏剧传统，削弱故事的情节和冲突，在题材上，开掘了新电影的成长、历史回忆主题，也牵引出本土经验的回忆，在影像风格上，它以清新朴实的纪实影像与当时的电影风气相区别，一反做作的戏剧模式，同时从个人视角出发，以个人来对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同时它们使用颠覆性电影语言跟传统决裂。他们的作品追求情绪化，追求构图、色彩、意蕴，一切被传统遗忘的因素，充分凸显了艺术个性的展呈和放射，他们的造型在表现他们对生活的主观感受在杨德昌的电影中，充盈着冷静的电影表达方式、主题的多意性和强烈个人色彩是台湾新电影的标记，而其表达方式的内敛、冷静观照的结果是间离效果的生成。杨德昌《海滩的一天》这部电影给新电影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力，主要原因在于它的离经叛道，杨德昌有意地将故事的发展分割成许多零碎的片段。叙述上，采用双层回忆的手法来说明时间顺序，片中大量的长镜头。营造出冷静、沉稳的叙事气氛；《恐怖分子》采用多线叙事手法。将都市中不同层次的社会道德：婚外情、青年反叛、性交易、冷漠的制度与人群等给予剖析；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杨德昌冷静的叙事笔触给人以心灵的震撼。同时发人深省。杨德昌的电影无不是他个人对生活、对现代都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与思索，他以强烈的个人意识关注着他所钟情的台北，暴露都市种种的不合理处和阴暗面 《一一》中，当阳阳在影片结尾处在外婆的灵前说：“我七岁了，可是我觉得我已经老了。”这就和他拿着照相机到处拍人的后脑勺一样，导演刻意安排的痕迹太重，非常生硬造作，是明显的败笔。导演的本意是表明对生活的另外一种可能性的疑问，和由于这种困惑所引发的挫折和疲惫感觉，但是这样的安排显然缺乏生活的合理性，实在不如阳阳暗恋学校的女生来得真实可信。这部影片可以说是杨德昌更加成熟的作品，表现了对于生命、生活的孜孜探求的态度长镜头加远景，加深焦，加固定机位，加固定画框，加话外空间已经是杨德昌带有标志性的运镜方法。而将所有的这些元素一次性集中运用再加上精心设计的场面调度，构成杨德昌独具魅力的电影语言。在《一一》中多次透过窗户、门框来拍摄，和被摄的主体之间保持着适当的观察的距离和审视的姿态，给人以一种窥望的感觉。以对南俊一家人的生活的刻画完成了一次对于人生的探索。由于杨德昌们过于追求艺术性，反情节，淡化冲突，弱化叙事，因而其电影的审美品味与大众的审美趣味大相径庭；曲高和寡，难以吸引观众进电影院。事实上，台湾观众与大陆观众同样深受“影戏”传统美学观念影响，对传统情节剧情有独钟，对叙事性格外看重；因而淡化情节和叙事的台湾新电影很难受到观众的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