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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部的历史与人文内涵 在民族文化的特质上，西部是一个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广袤地域。在这里，如果没有虔诚的宗教心理和强烈的宗教理想，就没有西部民众泰然自若的生命态度，就没有西部民族与西部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命样态。也因此，中国西部成了儒、释、道、伊四大宗教交融杂陈的区域;这一文化环境向我们呈现出，西部社会人群的文化结构与文化类型因历史流变而沉积为十分丰富的形态，“以宗教的凝聚力而聚集成的文化圈层，既有种族与血缘上的密切关系，又有精神与旗帜上的相互关联”［1］。宗教在广袤的西部既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信仰，又是一种约束族人的陈规与信条。 而在地理概念上，西部本身也呈现着某种独特的性格特质，而正是这种地域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西部作为文化概念、人种概念乃至美学概念的独立性。在20世纪80年代，在与时代风尚、社会心理和民族意识所构成的时间和空间关系中，中国西部已被人们无法拒绝地接受为一种精神概念、美学概念乃至电影概念。西部，正是由于它的地理特征才使它诞生出独有的人种与独立的文化形态，高、奇、险的特征决定了在这块土地上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处于西部社会的主要矛盾。生存，始终是摆在西部人面前的最大难题，如西部电影《老井》中，老井村由于自然生活环境恶劣，而极度缺水;在这种艰难的生存环境面前，老井村人并没有屈服，他们一代接一代地打井，希冀能在这片土地上打出水来;老井村人三百余年持之以恒的打井史就是老井村人艰难生存的历史印记。而电影《一棵树》中，女主人公朱珠为了继承丈夫王旺的遗志，也为了兑现他们俩的爱情承诺，毅然展开了对沙漠的斗争，凭着自己的坚强意志，朱珠硬是在沙漠边缘种植了一万多亩树林，这是人类成功挑战大自然的一个成功范例。 此外，在西部最容易使人进入一种极限体验，生存与死亡的本能可以不通过任何中介和升华而直接呈现出来，人始终处在大限的边缘上(如电影《可可西里》中，刘栋被无情的流沙突然吞没、他的队友们在风雪之中相继倒下，就是如此)，这使西部人拥有了罕见的生存能力和豁达、强悍的心理能力。这种性格特质和西部地形的奇崛又使西部民众在生存过程中显得乐观、坚忍、自强、浪漫，这种精神气韵尤其表现在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中(如《成吉思汗》《东归英雄传》《嘎达梅林》等)。同时人与自然关系的持久激化也使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友善和亲近，因而西部又是一块流淌着深情厚谊的土地，在西部人的粗暴、冷酷的面孔下又隐藏着一种强烈的温情和爱恋。总之，“西部因土地之贫瘠蛮荒而贴近自然，因地形之险恶而有生命力之强大，因生存之艰难而有精神之忧患，因生命极限之体验而有豁达与浪漫，因群峰之起伏而有性情之刚烈，因大河之滔滔而有慈情侠义之浩荡……”［2］ 二、西部多元文化对中国西部电影的影响 西部自然之“险”与地形之“杂”直接决定着西部多元的文化形态。这种多元的文化形态主要包括: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宗教文化、工商文化以及军事文化等文化类型。 这些文化类型对中国西部电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国西部电影具有深厚思想文化内蕴的决定性因素。 (一)农耕文化与西部电影 在中国西部，农业耕作是最基本的生产方式。占西部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主要是从事农耕生产的。从传说中的后稷到今天陕西杨凌的“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可以看出，西部始终是中国农耕文化与农业文明的腹地。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始终是按照农耕文化的实际需求和想象力构建起来的，而最具典范性的农耕文化以及由此形成的最具典范性的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就长期建立在西部的黄土地上，而黄土地也因此成了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和中国西部电影的重要表现对象。也因此，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黄土地》不仅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奠基之作，也是中国西部电影的前期代表性作品。“在这里，最悠久、最规范的农耕方式与最辉煌的几代封建王朝的国都相互辉映，形成了一个从文化到社会政治再到意识形态的浑然一体的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帝国。”［3］ 农耕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守土为业，它塑造了西部农业人本分、诚实、质朴、率真(如电影《黄河谣》中的男主人公“当归”)以及讲义气、谦让、隐忍(如电影《老井》中的男主人公“孙旺泉”)等的性格特征，但守土为业这条道德教义也使西部人出现了诸如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缺乏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等的一系列心理和性格特征，这种农耕文化孕育下的人物的优缺点在电影《野山》中“灰灰”“秋绒”这一类人物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游牧文化与西部电影 西部地区的游牧民族主要有: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哈萨克族等。西部各游牧民族共同创造的游牧文化传统，虽然不像农耕文化那样辉煌，也没有像农耕文化那样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但游牧文化构成了西部文化中富有个性的、独立的文化传统，也形成了与农耕文化迥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游牧文化的民族特征是游走与扩张、适应与征服。它表现为对大自然、对新的生存环境乃至对整个外部世界的适应能力和征服能力，如西部历史与战争题材的《成吉思汗》就体现了这一点，它充分塑造了游牧民族剽悍神勇、坚强刚毅的民族性格;而冯小宁导演的《嘎达梅林》则进一步体现了蒙古族的信仰与信念，影片依据嘎达梅林起义的历史事件创作而成，既表现了蒙古族英雄嘎达梅林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也着重刻画了嘎达梅林的妻子牡丹的英雄形象，反映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和起义斗争的复杂性。影片既是一曲悲壮的蒙古民族革命的悠长歌谣，又是一首唯美的蒙古人民追求自由与民主的英雄史诗。 (三)宗教文化与西部电影 西部是一方有着诸多宗教笼罩的区域。宗教既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精神生活、价值观念;同时宗教也对社会生活也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当今世界上发生的许多热点问题，包括地区冲突、国家战争、社会改革、国家治理等，很多都与民族和宗教有关。我国西部各民族大都有宗教信仰，信仰的宗教主要有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儒教和道教。佛教的“与人为善”“普渡众生”，伊斯兰教的“务实”“崇尚经商”，儒教的“积极入世，兼济天下”，道家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的思想和教义大大丰富了民族文化的素养，这种素养长期以来已积淀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佛教的“遁入空门”与“现世虚无主义”，儒教的“农为本，商为末”以及“存天理、灭人欲”，伊斯兰教残存的部落意识和种族观念，道家的“无为而治”等的消极与偏执的思想和教义也在人们的精神上和心灵上产生了误导，以致成为西部各民族发展和前进道路上的一道无形的思想屏障。由于宗教是西部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西部电影也就对西部地区的宗教文化有着较多的坦露和反映，如西部电影中的《盗马贼》以及《天地英雄》《可可西里》等影片就对西部的藏传佛教文化有着深入揭示，特别是电影《可可西里》的“天葬”场景，就充满了浓郁的藏传佛教文化气息;而《孩子王》中的男主人公“老杆”对道家“无为”的思想作了一定的呈现，西部现实主义力作《野山》《老井》则对儒家思想文化及教义作了某些注解……#p#分页标题#e# (四)工商文化与西部电影 工商业文化在西部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毛纺、皮革一直是西部工业的优势，而近现代以来，煤、石油、天然气等形成的开采业，更是西部工业的强项。同时，西部也有着辉煌的商业、贸易发展史，如沟通东西方商贸与文化绵延达数千年之久的丝绸之路，就使西部负载了浓郁的商业文化的色彩。且西部各地都有一些职业的商人，如陕北的“货担郎”“脚户”等，这些商人在那个封闭的社会里不仅仅是商品交流的桥梁，而且也成了整个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西部电影经典力作《黄河谣》虽说是一部具有厚重文化感的音乐片，但影片除了拥有音乐文化气息以外，也显现着一丝商业文化的气息，影片主人公当归一生的苦难也正是通过当归一辈子的职业:脚户(商品运输和商品交换的中介)所体现出来的。而电影《日出日落》中，现代石油业的开采与兴起，也给西部人的思想与心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现代石油业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象征与影片中的传统文明(民间艺术样式“说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现代文明之风吹到落后的西北大地时，落后的农业文明在经过一番痛苦的裂变、分娩和自我重塑后，必将汇进现代文明的洪流。如影片最后女主人公葵花就把陕北“说书”这种传统的民间艺术进行了一种现代化与时尚性的更新与改造。 (五)军事文化与西部电影 军事文化是西部一种特殊而重要的文化类型。在历史上，西部边塞就意味着战场，意味着血与火的厮杀与纷争。边塞世世代代都有重兵把守，从而使西部军旅生活也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类型与特色。古时的边塞诗也正是由这种军事文化所激发的，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王昌龄《出塞》)……进入当代，西部军事文化出现了全新的内容，尤其在新疆、西藏、青海，解放军已成为一支主要的建设力量，他们除了扮演与古代将士相同的国家保护者和文化传播者的角色外，军事文化还与农耕文化相结合产生了规模浩大的“军垦”现象;与工业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军事工业基地，而且当代西部军事文化已形成了一支独立的军事文化艺术力量，已成为了西部文化概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西部电影《天地英雄》《红河谷》《黄河绝恋》等影片就对西部的军事文化作了某些注脚。 三、结语 西部拥有着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宗教文化、工商文化外、军事文化等诸多文化类型，这种多元化的文化格局，在我们现在经济日益走向一体化、各民族文化个性日益消弭的今天显得格外弥足珍贵。这为西部文艺、西部影视乃至全国影视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