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寻找写作灵感？中文期刊网用心挑选的赵氏孤儿中对传统戏曲的阐释，希望能为您的阅读和创作带来灵感，欢迎大家阅读并分享。
一 王国维早就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每一种艺术形式的存在都和当时执政者的好恶、大众文化习惯、社会经济及科学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艺术表现形式与时代相适应。中国传统戏曲的繁盛阶段处在封建社会时期，社会发展迟缓，生活节奏缓慢。与之相应的是传统戏曲表演的程式化、抒情性和慢节奏。经济不发达，民间戏班谋生实力的限制，促使其形成了传统戏曲的写意表演特点，如三四个人跑龙套便是千军万马，官衙也只不过一块牌匾就可以表示；同时也形成了师傅带徒弟的教学模式。古代科举取士造成诗词歌赋知识的相对普及也为戏曲唱词文雅抒情形成了一定的观众基础。 近现代以来，社会形式的变化，经济、科技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大众思想观念的变化，生活节奏的加快等，使传统戏曲旧有生态环境有了巨大改变，随之带来的是生存的困境。上世纪50、60年代开始，人们已经开始改良探索。不同于清末民初的改良京剧，《红楼梦》《梁祝》《刘巧儿》《朝阳沟》《李二嫂改嫁》等艺术片尝试从舞台写意表演走向拟真生活。电影———这一新的传播媒介成功的将传统戏剧艺术与当代生活相结合。当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多种传播媒体的出现，对传统戏曲产生了更大的冲击。传统戏曲，凝结着古老的智慧和民族文化精华，如何阐释传统，传承古老的文化经典，电影《赵氏孤儿》做了一个新的尝试。赵氏孤儿的故事源于《史记•赵世家》。在历史记载中，公孙杵臼和程婴都是赵氏的门客，在屠岸贾搜查赵氏遗孤时，“二人谋取他人婴儿”顶替赵氏孤儿，元人纪君祥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却变成了草泽医人程婴自愿以亲生骨肉顶替赵氏孤儿，公孙杵臼也成了与赵盾同朝为过官的“老宰辅”。史称赵朔临终托孤于韩厥：“‘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不恨。’韩厥许诺，称疾不出。”文艺作品中韩厥变成了为保赵氏孤儿顺利脱险而自杀。每一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凝结了那个时代的创作心态与大众心理，是时代文化精神与民族心理的共同结晶。作者总是站在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焦点上，将两者共同作用所形成的创作心态、审美趋向融入其作品。重读元人《赵氏孤儿》，叙事正呈现着当时所特有的文化基点。 （一）忠奸对立 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含愤而作《离骚》。在其笔下，国王是糊涂的，“小人”是奸佞的，“我”是绝对忠君的。自此之后，国王昏庸，忠奸对立的叙事三角架,便成为构筑历史故事的通常模式。忠君是最高的审美原则。忠奸斗争尖锐而复杂，糊涂的国王在忠、奸之间摇摆。只有这样的设置，才能满足忠臣塑造的美学需要。否则，忠臣的“忠”就没有存在的立脚点。岳飞故事、杨家将故事都是这样的叙事模式。连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诗中也以“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来感慨“白日不照吾精诚”，在“我”和“日”之间有“浮云”作乱。《赵氏孤儿大报仇》中，赵盾“这穿紫的老宰辅，每夜烧香，祷告天地，专一片报国之心，无半点于家之意”，忠君爱国，勤政为民。屠岸贾与赵盾“文武不和，常有伤害赵盾之心”，在杀了赵氏三百口良贱之后，竟连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也不放过，为“剪草尽除根”，以全国所有的新生婴儿为要挟，逼迫藏匿婴儿者就犯。何其毒也！至于晋灵公，全剧除公孙杵臼一句“不道的灵公”外，没有更多的谴责，让人起恨意的是屠岸贾“搬弄”、撺掇灵公做坏事，诈传王命叫国王背骂名。以“便是圣世何尝没四凶”，来为“晋灵公不君”开脱。因此，赵盾与屠岸贾之间的忠奸对立便成为凸现全剧的主题。程婴与公孙杵臼存孤救孤是忠奸矛盾对立的继续，孤儿赵武大报仇是忠义战胜邪恶的最终胜利。 （二）群体本位 与西方文明的个体本位不同，我国传统文化注重群体本位，仁人志士追求的人生目标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以家国利益为重，个体利益服从群体利益。为群体义无反顾的牺牲个体利益是一种高尚的选择。注重群体本位，忽视个体的生命体验；个体存在的价值是国家利益、大众利益的需要，这一点在剧中体现十分明显。从存孤救孤的义士看，为“晋国山河”计，“忠君”是国家利益的需要，是民安国泰的保障。因此，赵氏一族子嗣的繁衍便关乎忠臣良相精神能否延续，有没有可能最终战胜奸佞。??触槐、提弥明勇劈恶犬、灵辄扶轮、韩厥自刎、公孙触阶、程婴舍子，所有的牺牲都是以国泰民安为前提，为了保住忠臣的血脉，留得战胜邪恶的一线希望。从赵氏孤儿本身看，襁褓中的婴儿无法感知三百口血海深仇的沉重，也无法理解众多义士的忠义精神的伟岸。但在养父忍辱负重二十年的生存智慧中却与仇人屠岸贾始终以父子相处，也建立了感情和信任。认为“俺父亲英勇谁如”，要“我拚着个尽心儿扶助”，“扶明主晋灵公，助贤臣屠岸贾”，“凭着我能文善武万人敌”，“直使的诸邦降伏”，是他的报国理想。但当他得知原来是“认贼作父”时，立刻“恨只恨屠岸贾那匹夫，寻根拔树，险送的俺一家儿灭门绝户”，“他他他，把俺一姓戮；我我我，也还他九族屠”，“到明朝若与仇人遇，我迎头儿把他挡住；也不须别用军和卒。只将咱猿臂轻舒，早提番玉勒雕鞍辔，扯下金花皂盖车，死狗似拖将去。我只问他人心安在，天理何如？”要亲自手刃仇人，全然看不出心理上的犹豫和痛苦。这一点，完全是从他者的立场、群体利益的视角设置的故事情节。至于孤儿自身在事件中受到的震撼、心灵的痛楚、内心的矛盾，完全让位于群体复仇的快意。忠义大焉，家国利益的崇高至上掩盖了生命作为个体的一切。 （三）时代折射 宋亡而元兴，素有华夷观念的大汉民族被少数民族征服，在文化心理上是难以接受的。对异域文化的抵触心理，加之蒙元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民族矛盾尖锐。有元一代，反元情绪始终是一种强劲的民族情绪。断绝科举，读书人当成驱口被人买卖，更让知识分子有一种亡国灭种的忧虑。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以轩辕皇帝为赵姓始祖，于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兴建景灵宫奉祀黄帝，岁时朝献，宋仁宗、宋徽宗时代又多次重修。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二百四十卷有：“史记载赵氏之祖，出于柏翳，佐大禹平治水土，事虞训育上下鸟兽，皆有功；其后造父事周穆王为御，以救中国之乱，而受赵城之封，子孙因以为氏。今景灵圣祖，每岁陛下躬行酌献之礼，亦近兴圣、德明之类欤。”因此，于外族文化入侵时，保护赵孤在重视宗族血缘的汉文化中已经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存孤救孤，救国保种，报仇雪恨，让“赵家枝叶千年永”是当时人民的最强音，是时代的呼声。建立在这个基点上，我们才不难理解剧中义士献身的毫不犹豫，??为留赵盾一命触槐而亡；灵辄为保赵盾性命“磨衣见皮，磨皮见肉，磨肉见筋，磨筋见骨，磨骨见髓”；韩厥为程婴救孤无后顾之忧毅然自刎；公孙杵臼为救赵孤断然触阶。#p#分页标题#e# 作家的创作心态反映了一个民族危难时刻的文化心理。程婴与公孙杵臼“二人谋取他人婴儿”变成程婴“甘将自己亲生子，偷换他家赵氏孤”，理直气壮地让自家“断子绝孙”；韩厥退隐变成毅然自刎，也就顺理成章。一个民族救亡图存、甘愿牺牲的民族大义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其实，在《史记》之前的《左传》对这一段历史有着另外的记述：晋赵婴通于赵庄姬。（《左传•成公四年》）“原、屏放诸齐”。婴曰：“我在，故栾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忧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听。（《左传•成公五年》）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禄。夫岂无辟王，赖前哲以免也。《周书》曰：‘不敢侮鳏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左传•成公八年》）赵庄姬与赵盾等人的同父异母弟弟赵婴通奸，被赵同、赵括放逐到齐国。赵庄姬因为愤恨而向国王进谗言，使赵氏有灭门之灾。赵武因为跟随母亲而幸免于难。创作者对于史料的取舍也显现出历史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对作家创作心态的影响与时代精神对作家的心灵感召。那么，陈凯歌电影《赵氏孤儿》的创作，正是今人在当代文化精神感召下对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从中恰可窥见当代人的文化心态与审美心理。 二 （一）消解忠奸对立 虽然不是“大话”、“戏说”式的恶搞经典，但严肃中仍然显现出对传统的消解。忠诚的赵氏家族与权奸屠岸贾之间斗争的崇高性被消解成权豪势要生存需要产生的异化行为。电影《赵氏孤儿》艺术的采用了《左传•宣公二年》的史料，“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将晋灵公的角色定位为花花太岁。在赵、屠矛盾中，晋灵公始终充当着挑拨离间的角色，临战前庄姬夫人为赵朔送行时，灵公先是夸耀赵家的身份地位，姐姐和姐夫的感情，庄姬有孕；后又说姐姐和屠岸贾很般配，后悔没把姐姐嫁给屠岸贾。让屠岸贾心生嫉妒，在背后跟谋士说“他们早把我的功劳忘了”。当赵朔胜利归来时，用弹弓射中赵朔的马眼，嫁祸屠岸贾。出于官场生存的需要，屠岸贾没有辩白并向赵盾父子道歉，嫌隙愈深。屠岸贾一直准备弑君，而赵氏的品德也不是无懈可击，当屠岸贾被污射中马眼时，还击：射中马眼事小，带坏了君王事就大了；听说夫人生了儿子时，挑衅屠岸贾：大人的儿子活着也该有儿子了。按照一贯的剧情，屠岸贾是绝户。“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是传统道德中最忌讳的，话无疑戳到了屠岸贾的致命处。传统的温良恭俭让赵氏并不具备。屠、赵两家你来我往，文武争宠。一个显阴狠毒辣，一个逞口舌之利，难分究竟谁忠谁奸。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国王玩无赖手段挑唆的结果，对这个流氓、无赖、混混儿似的国王忠诚实在是一种耻辱。完全是体制让臣子臣服。因此，忠奸对立被消解成了两个显赫家族之间亦正亦邪的矛盾斗争。 （二）凸显个体本位 不同于传统戏曲中，为了国家社稷保全忠臣之后程婴毫不犹豫毅然舍子，电影中的程婴夫妇完全是被事态推动使然的一种被动选择。陈凯歌镜头中程婴是一个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草泽医生，为庄姬产前诊脉时恰逢屠岸贾发动宫廷政变，慌乱中接受了庄姬夫人托孤，程婴妻又在不知所措中将赵氏孤儿交给官差，阴错阳差地送掉了自己和亲生儿子的命。无奈中，程婴这样的小人物只有接受命运。为生存计，携孤儿投奔屠岸贾认贼作父。他时刻不离孤儿，提心吊胆，生怕发生意外。在与韩厥的交往中透露了心声：程勃长大以后，我要把他领到屠岸贾的面前，告诉屠岸贾他是谁我是谁，我要让屠岸贾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小人物个体的辛酸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程婴不再是一个传统戏曲中的忠义英雄，没有崇高，没有神圣，整个故事演绎的完全是庸人、俗人、常人的命运。与传统戏曲相比较，其他人物的个体心灵悸动也表现的相当充分。孤儿天真无邪中与屠岸贾建立了亲如父子的感情，当屠岸贾感觉到程勃可能是赵朔和庄姬的遗孤时，本来打算趁机杀死他，但经不住“义父救我”的呼唤，反而因为“救孤”被韩厥一箭射成重伤。孤儿知道真相后，当年三百口血仇也无法挡住十五年来建立的“父子”亲情，为此抢走程婴的独门奇药，衣不解带，伺候义父伤愈。十五年来与养父的“父子”真情，让他感觉对养父的愧疚，养父妻儿当年的牺牲终于唤起了他的复仇心理，将利剑指向了屠岸贾。在这场最后的较量中，一子两父各自经历着心灵深处的搏杀。电影中，韩厥一直和程婴说“这样对他（孤儿）不公平”，讨论着这场命运悲剧对孤儿心灵的伤害，显现出制作者对个体生命心灵体验的深切关注。与传统戏曲的群体本位相比，个体本位的叙述视角异常突出。 （三）成因分析 从外部因素看，30年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各种西方文化思潮涌入中国，外来文化逐步被国人接受，传统文化受到多种外来文化的冲击。特别是建立在个体本位基础上的民主思想，关注个体利益、关怀个体心灵，关爱个体生命，广为大众接受。追求自我，追求个体生命价值为不少人所崇尚。相当数量人群对海外教育的接受，各种外国影视剧的引进与传播，使传统文化不再不可移易。从内部因素看，“”十年，在群体利益的名义下，个体毫无选择的服从大局需要，国人精神与心灵饱受集权的伤害。人们开始逐步反思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开始关注个体生命体验。八个样板戏，单一“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让人审美疲劳的同时也开始反思。丑陋的英雄、有缺点的英雄受到大众的首肯，各种红色经典、传统文化经典遭到解构，崇高被亵渎和恶搞。经过集体的心灵宣泄之后，大众的情绪开始平复。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所造成的优秀传统文化观念的疏离，忧虑中形成了一种回归的趋势；外来文化冲击夹杂着社会竞争造成的心理压力，又使人们渴望心灵的抚慰。因此，在追捧饱含儒家文化元素的韩剧中，开始重视自身传统文化的拯救。创作者以及大众的这种心态，就必然的反映到了传统经典的再创作之中。#p#分页标题#e# 总之，“在创作过程中，现实一经作为文学反映的对象，它就不再是独立于创作之外的纯粹客体，而是不断地被主体所关照，所发现，所加工和改造，从自然形态的东西变为观念的东西，处处打上主体的印记。因此，文学形象是作家能动创造的产物；它们既渗透着创作主体诚挚的感情，又包含着他们独特的认识和理解”。①而作家的这种“诚挚的感情”与“独特的认识和理解”又是与现实，与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现实密切相关。因此，他们的作品中也就渗透了那个时代，包括作家在内的人们的心灵、精神所经历的心路历程。电影《赵氏孤儿》其实既是对以往文化遗产的接受和转化，也是一种以传统戏曲为题材的艺术创作。因此，赵氏孤儿这一古老经典的当代阐释中也就必然渗透着当代人的心路历程，打着当代人的精神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