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论文范例

作者：陈如毅 单位：荆楚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北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谥号“文正”。作为政治家，范仲淹大胆革新，励精图治，是庆历新政的中流砥柱;作为军事家，范仲淹白首守边，苦心经营，在西北构筑了一道坚固的国防屏障;作为文学家，范仲淹是北宋诗新运动的先驱，提出了一系列力矫文弊的文学主张，并以出色的创作实绩卓立文坛，对宋初文学的拨乱反正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作为历史名臣大家，范仲淹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上世纪研究者多关注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范仲淹，对其政治思想、政治功绩、军事理论、军事成就等探讨较多，宏观微观，成果斐然，对于文学家的范仲淹相对倾力较少。21世纪以来，范仲淹的文学成就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研究者日渐增多，论文论著频出，但综观之，对范仲淹诗词文赋等创作实绩的研究偏多，对其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的研究偏少，即使有论及，也多侧重于文学功能论、文学风格论，对其文学本体论、文学创作论、文体论等阐发不够。本文拟从宏观角度对范仲淹的文学思想作一梳理，对其中主要观点进行一定探讨，以期能引导对范仲淹文学思想研究的深入。

一、文质相救，宗经复古

宋自开国历太祖、太宗、真宗七十余年，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谨，社会承平日久，不思进取，但同时，浮华奢靡的背后潜伏着种种危机，正如范仲淹所说:“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使他发出“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的呼声［1］524。早在天圣五年，范仲淹就已指出在“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的假象下所掩盖的国用无度、百姓困穷、民力已竭、邦本不固的真实情况，发出“傥不思变其道，而但维持岁月，一旦乱阶复作，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的警告，提出改革吏治的主张，以期达到“朝廷无过，生灵无怨”的目的［1］212－213。

在这种经世济时思想的影响下，范仲淹十分重视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他说:“臣闻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1］200，“某闻前代盛衰与文消息，观虞夏之纯，则可见王道之正;观南朝之丽，则知国风之衰”［1］238，认为文章是政治的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关系到社会风俗的醇善讹薄、国家的兴衰成败，因此，统治者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范仲淹不满于宋初文坛的柔靡卑弱，说:“今文庠不振，师道久缺……文章柔靡，风俗巧伪”［1］238，“以至靡靡增华，??相滥。仰不主乎规谏，俯不主乎劝诫。抱郑卫之奏，责夔旷之赏，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1］186，要求变革文风，以厚其风化。《论语•雍也》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61文章的形式与内容相统一，才是正常现象，针对宋初文坛柔靡文风，范仲淹提出了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他在《奏上时务书》中说:故圣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则救之以质，质弊则救之以文。质弊而不救，则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则华而将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乱，乃有来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惟圣帝明王，文质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1］200。

文章厚薄通过文与质体现，质弊则内容晦涩，难起教化作用，文弊质木无华，导致行而不远，只有文质相救，才能文质彬彬，有补于时，因此，圣人理世均重视文质相救，以厚其风俗，平治天下。范仲淹认为宋初文弊是“文章之薄”，需“救之以质”。怎样“救之以质”呢?他分析“文章之薄”原因是“为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议乎教化”［1］238，“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细”［1］200，由此，他提出了宗经复古的主张“救之以质”。他说: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道，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1］238。五代以还，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皇朝龙兴，颂声来复。大雅君子，当抗心于三代［1］186。

教育的宗经，政治的教化，与文章的厚薄是因果关系，因此这里的“宗经”不仅关乎教育，而且就是文章之道。范仲淹欲救时文之弊，故提倡宗法六经，恢复古道。对于师经探道、施行古道者，范仲淹均赞赏有加:“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慕焉。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古，其深有功于道欤。”［1］183对于不根经籍、不行古道者，范仲淹提出了尖锐批评:“洎杨大年以应用之才，独步当世。学者刻辞镂意，有希仿佛，未暇及古也。其间甚者专事藻饰，破碎大雅，反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久之。”［1］183在具体的操作上，范仲淹一方面重视当政者对世风文风的引导作用，上书建议皇帝“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天下幸甚”;［1］200另一方面要求朝廷采取积极措施改革科举，选用通经人才:“今朝廷思救其弊，兴复制科，不独振举滞淹，询访得失，有以劝天下之学，育天下之才，是将复小为大，抑薄归厚之时也。斯文丕变，在此一举。”［1］238范仲淹的“文质相救”、“宗经复古”文论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根本目的是“辅成王道”，本质上属于其政治论范畴，在价值取向上与杨雄、李鄂、王勃、韩柳以及宋代其他复古文论一样，具有历史意识和复古精神，［3］424虽缺乏独创性，但对于宋初文风的革新，引导北宋诗文运动的健康开展均具有积极作用。

一、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   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文体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1958年在印第安纳大学召开的文体学研讨会标志着当代文体学的诞生。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种语言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也逐渐引入文体学,延伸了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文学文体学是以阐释文学文本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为目的的文体学派。它是连接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桥梁,注重探讨作者如何通过对语言的选择来表达和加强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1]这一学派认为语言形式与文学阐释是客观现象与主观反应的关系。在语言形式与文学阐释之间,直觉起着重要作用。人们对语言形式所产生的印象不仅仅是直觉的反应,还受一定的文学规约的制约。[2]从分析方法来看,它以语言学作为分析工具,不限于采用某种特定的语言学理论,但更强调采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深入分析语言结构,对语言特征作精细深刻的描写,因此比传统的印象直觉式批评更具客观性、可操作性。   文学文体学在中国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初才被介绍到国内,与翻译研究的结合则更晚。申丹早年就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并在《文体》(Style)、《诗学》(Poetics)等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极具影响力的论文。她的著作《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结合文体学中最严峻的课题———小说(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与翻译批评研究,是文学文体学在小说翻译中一次有益的探索。[2]申丹认为,我国的翻译学科建设中,实用性强、较易掌握的文学文体学十分值得重视。[1]小说翻译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假象等值”,即译文与原文看上去大致相同,但文学价值或文学意义相去较远。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译者对原文中语言成分与主题意义的关联缺乏充分认识,未能很好地把握原文的文体价值所在。[3]在小说翻译的具体实践中,译者很容易改动原文中表面上不符合语言规范的内容,使译文逻辑上更符合常理,但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却遭到损耗甚至抹煞。   在用文学文体学的方法来探讨翻译中的“假象等值”时,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语言形式这个层次。[1]Leech和Short在《小说中的文体》一书中,采用了以下模式描述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内容事实+表达形式的文体价值=(总体)意义[8](P24)这里“内容事实”是不变量,“表达形式”是变量。不同文体价值的不同表达形式才是文体学研究的对象。   二、微型小说的翻译   微型小说,又称小小说、袖珍小说等,是小说中篇幅最小、容量最少的一种。因其短小精悍、以小见大的特点,在快节奏的社会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微型小说发展迅猛,但对其翻译的研究却十分滞缓。微型小说有着与长篇、中篇小说不同的艺术价值,有必要单独进行研究。   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微型小说有着自身的审美价值,其文体特征十分明显:篇幅精短,选材精粹,内蕴丰富,发人深省,写作手法多用白描,语言洗练,善于留白,结尾机智灵巧,能抓住有典型意义的瞬间。在刻画人物形象上,人物少,性格刻画重在神似。   文学文体学强调的美学效果和主题意义在微型小说中有突出的显现。微型小说短小的篇幅内若想做到美学效果的彰显和主题意义的体现,就更需要借助语言这一外在形式。换言之,语言形式直接决定着微型小说的成败。在翻译中,译者的任务就是要保留原文中的美学效果和主题意义,在语言形式上更要注意译语中语言形式的选择,尤其是在文学文体学观照下不同语言形式的文体价值,尽可能避免翻译中由语言形式的转化所带来的“假象等值”。是否做到避免“假象等值”并重现原文的文体特点、美学效果、主题意义,也是检验微型小说翻译质量的标准之一。   三、个案分析   被誉为“小小说大家”的孙方友,发表作品三百多万字,6次蝉联《小小说选刊》两年一度的大奖,有多篇作品被译成外文。他的小小说出奇制胜,叙述从容,描写简洁,情节一波三折,尺幅之内高潮迭起。本文选取孙方友的《女票》,以及黄俊雄的译文AWomanHostage进行分析。   原文和译文均刊登在2007年的《中国翻译》上。   这里分析小说文体,主要从这些方面着手:词汇模式、语法组织模式、语篇组织模式、前景化模式、风格变异模式、话语模式、叙述视角模式、话语表述模式、思想表述模式、作家的风格、作品的风格。[4]下面结合《女票》的翻译实例,从词汇、句法、话语模式和语域、语篇这四个方面进行系统的分析,并从文学文体学的角度识别“假象等值”,以了解译者如何在主题意义、美学效果和文体功能上实现和原文的对应。   (一)词汇   孙方友的小说采用的是典型的质朴、简练的民间艺术语言,有一种流动的美感,这尤其体现在词汇的使用上。在翻译中我们应保留这种语言特点,选词上更要注意体现原文的文体特色。选择同原文语法意义上的指称对等主要是语言能力问题,但是选择文体上最优的对应,则主要依赖于对文学文本性质和功能的理解。[9](P86)例1:我们不是花匪,留不得女人扰人心。   这里“花匪”的意蕴在英文中很难有对应的表达,由于文章文体的特点又不能有过长解释性的说明,译文的“lustfulbandits”基本上可以传达原文的信息。“扰”字,这里不是“打扰”的意思,而是“分散、扰乱”,所以用“distract”比“bother”更能传达原文的意义。   例2:她冷笑了一声,说:你想得很美呀!   “冷笑”体现了“女票”对花匪的不屑和轻蔑,对于人物塑造、情节建构、主体体现有着显著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译文中把它换成“smiledbitterly”,与原文文体功能和效果上略有偏差,试译为“sneering”或者“smiledcynical-ly”。“你想得很美呀”进一步通过语言塑造出了人物的性格,译文“Isn’tittoogoodforyou?”不如译为“Youwish.”更符合原文的效果。#p#分页标题#e#   例3:你命不好,我愿意跟你受罪。她不知为什么眼里就闪出了泪花儿。   整个故事,“男匪”与“女票”之间并没有所谓的海枯石烂、海誓山盟的爱情,爱情的种子只在他们的内心滋长。而事实上,整篇小说并没有提到“男匪”同“女票”之间的爱情因子,只是用故事的跌宕起伏来表现。这正是作者写作的高明之处。而这句的“不知为什么”其实就给读者做了心理铺垫,同时表现了女主人公的善良,突出了主题。译文用了“mysteriously”来对应这一动作,这个词多表示“神秘地”,不太符合这里的语境,改为“tearswellinguphereyeswithoutareason”更符合原作。   (二)句法   语言结构与文体效果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学者指出:“超常的结构具有超常的意义。”原作句子短小简洁、逻辑紧密,翻译时也应尽可能体现这种文体特点及其美学价值。   例4:他灵巧地玩弄着一支枪。   Hekeptplayingwiththerevolver,skillfully.这是文章的开头,作者一下子就把读者带到了故事的紧张现场。原句极为简洁,第一句就奠定了全文的叙事风格:质朴、简练,句法没有特殊之处。但是译文如果直接翻译成“Heskillfullyplayedwiththerevolver”,叙述就显得极为平淡、普通,而且读起来“不够顺口”;若在“skillfully”前面加个逗号,“skillfully”变为补充性的状语更合原意。[5]同时,“玩弄着”要结合全文的主题意义,显然“他”对“女票”有怜香惜玉之心,故把手中的枪不停地玩弄,暗示了男匪矛盾的心理斗争,所以不能直接翻译成“played”,避免申丹所指的“假象等值”,而是应翻译成“keptplaying”,才更有助于人物的性格塑造,保留原文的主题意义。   例5:你知道,土匪是不绑女票的,女票不顶钱。   这里的“你知道”是你要知道的意思,而英语口语中的“Youknow”,多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和“well”的功能是一样的,所以应译为“Youhavetoknow”。例6:说完,他又旋转了几下弹槽滚儿,才缓缓举起了枪。   主句一般用来描述新信息的主要行为,从句一般用于描述已知信息的次要行为,两者的差异在读者心中构成“突出地位”和“隐蔽地位”的心理效果。[6]但很多情况下,译者会忽略这种心理效果以及由它所产生的文体功能,该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原句中“又旋转”和“缓缓举起”都是强调“男匪”的矛盾犹豫心理,同时也暗示了他心地的善良,对主题的突出、人物的塑造、情节的构建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译文却把这些动作糅合成一个单句,把“缓缓举起了枪”放在从句中,弱化了它的文体效果和主题意义,属于“假象等值”,   (四)话语模式与语域   人物话语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多种表达方式,小说作家可以根据需要展现不同的人物特征,控制叙事的角度和距离。在话语模式的使用上,原作最引人注目的是自由直接引语的使用。Leech和Short在小说文体论中指出:“自由直接引语省去叙述者作为中介,人物可以更直接地同读者进行对话。”[8](P322)这种手法直接把读者放在故事的发生现场,人物之间的话轮衔接非常紧密,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时,叙述者的暂时退场,人物话轮的交替可以让读者产生情节紧凑、故事发展迅速的心理效果。译文中,译者把自由直接引语部分全部转换成了直接引语。“直接引语”同“间接引语”相比,会在读者心中产生不同的心理效果,有“直接性、生动性以及更强的音响效果”[7]。但是同原作的自由直接引语相比文体效果仍有偏差,译文可以考虑同样使用自由直接引语,从而更好地突出人物对话,淡化叙述者痕迹的效果,让读者近距离接触故事人物,增强译作的吸引力。   从文体功能来看,译者还必须考虑翻译的语域问题。在许多小说作品中,语域的变化可以用来表现不同的思维风格,产生讽刺或喜剧的效果,传达作者隐含的对人物的同情或讽刺,暗示话语声音的融合或不同主体视角的微妙转换。因此,文学作品的语域不能像非文学作品只是简单地保持一致,而应该考虑到受主题驱动的语域转变,因为这种故意的语域转变包含着艺术价值和美学效果。[9](P87)文学文体学家关注的是文学文本中语域之间的转换或不同语域之间的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特定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原作者利用语域的变化来表达不同阶层的人物特点及风格,译者也要特别留心各种语域的变化,以保留原文的文体功能。   译文全篇一共35段,85句话,1034个单词。由表1的数据显示,译文句数多,字数少,因而更简洁。在全篇的谋局和段落的分配上,符合短篇小说简、明、快的特点,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作的文体功能以及由此产生的美学效果。   四、小　结   无论哪个层次都有可能出现“假象等值”,这主要是因为译者对原文中语言成分与主题意义的关联缺乏充分认识,未能把握其文体价值。微型小说由于自身的文体特点,在翻译中也应再现其简洁明快、以小见大、一波三折的文体效果和美学价值。文学文体学的主要作用在于使译者更好地把握微型小说中的语言成分(尤其是语言形式)的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促使译者使用文体功能等值的语言成分;同时帮助翻译批评家和研究者提高文体意识,在研究中更注重各种文体手段,注重形式和内容之间的交互作用,注重形式本身所蕴含的文学意义,善于发现种种“假象等值”的现象。译者在该理论指导下,通过对语言的选择能够传达、加强原作的美学效果及主题意义,这不仅对翻译过程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同时对译作的评估和批评也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一、西方“本质”观的形成及其渗入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在哲学和自然科学领域最为剧烈，中国文学史学科恰好诞生于这个时期，其学科建制和叙述模式存在明显的西化色彩。因此，讨论中国文学史的叙述模式避不开“西学东渐”和西方哲学这个大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尤其如“实体”、“本质”等概念。欲明“实体”、“本质”的内蕴，还得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式（理念）”。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我们经常用一个理式来统摄杂多的同名的个别事物，每一类杂多的个别事物各有一个理式”。朱光潜先生在《题解》中说：“在柏拉图看，宇宙间只有‘规律’，‘原理大法’———他所谓‘理式’———才是真实的，现象世界只是规律的个别事例，‘理式’的具体化，所以是按照‘摹仿’理式而来的，可以说是‘理式’的影子或仿本”。

柏拉图提出“理式”的目的是为了指出诗、画等艺术是对现象世界的摹仿，诗人和画家描摹的床甚至不如木匠制作的实物的“床”，与“床”的理式相隔就更远了，只能算是“摹仿的摹仿”、“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因此，柏拉图要将“迷惑”世人的诗人、画家驱逐出理想国。可见，“理式”是至高无上的，是先验的、抽象的、普遍的，世间纷繁众多的现象只是对它的被动“摹仿”和“分有”。总之，西方自柏拉图开始，认为通过以众多哲学概念为根基的逻辑思维就能了解、掌握世界内在秩序及关联的思维就成了西方哲学悠久的传统。“实体”是西方哲学在“理式”之后才形成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1632—1677）说：“（实体）是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3］。黑格尔说：“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3］。柏拉图设置了一个最高的“理式”，斯宾诺莎和黑格尔逐步完善主观构建的理论世界。因为，在柏拉图看来，现象世界均在“摹仿”、“分有”理式世界。可是，“理式”又是怎样产生的呢？斯宾诺莎对“实体”的理解很类似我国道家“自本自根”、“先天地生”的“道”。黑格尔则提升了“主体”的外延，主要是为他建构的以“绝对理念”为核心的哲学体系服务。两位哲学家都十分突出“实体”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实体”的主观能动性；二是“实体”本身只有通过辨证发展才能趋于全面和完善。伴随着西方哲学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哲学领域兴起了对人的理性的深入探索。

“本质”是一个相对生活化的哲学概念。黑格尔说“我们常认为哲学的任务或目的在于认识事物的本质，这意思是说，不应当让事物停留在它的直接性里，而须指出它是以别的事物为中介或根据的。事物的直接存在，依此说来，就好像是一个表皮或一个帷幕，在这里面或后面，还蕴藏着本质……事物中有其永久的东西，这就是事物的本质”［4］。黑格尔认为“本质”蕴藏在“直接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事物里面，要认识一种事物，我们就要通过另外的事物作为“中介”或“根据”。一方面，事物的本质是事物中“永久的东西”，是绝对恒定的；另一方面，我们由事物的直接性认识事物本质的过程却相对地永无止境。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说认识到了事物的本质呢？因此，“本质”如果离开了丰富、具体的现象，那么它自身的存在也成了问题。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事物本就无所谓“本质”，“本质”只是我们去打开认识事物之门的一把钥匙，徐岱先生就认为：“本质与其说意味着对象的所‘是’，不如讲只是我们试图揭示对象之所是的一个手段和道具，也就是说他其实是由我们出于把握对象的需要而被设置出来的一个概念，而并非我们所要把握的实际对象。因此其真正的位置并不在本体论而只属于认识论”［5］。将“本质”视为“手段和道具”虽然还需要商榷，但是，将目光从“本质”拉回到“实际对象”的思路和认识的确是有道理的。

综上所述，西方哲学十分擅长通过逻辑推理而建构起一个抽象的最高原则，如：“理式”、“实体”、“本质”等等。这是西方式思维的固有特征，哲学上的这种思维模式最终简化为现象与本质的对立、内容与形式的对立、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等表现形式，这即是西方哲学的“本质”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本质”观涌入我国，渗入恰好诞生于这个时期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科建设和著述体例之中，从而被鲜明地带着西方哲学“本质”观的烙印。西方哲学“本质”观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学史的叙述模式。

二、中国文学史叙述“本质”观的宏观、微观层面

中国文学史叙述模式深受西方哲学以“理式”、“实体”、“本质”等为构架建立起来的“本质”观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叙述模式上的“本质”观。我国古代文学理论重审美感悟，故而采用西方思维分析我国古代作家、作品时出现了明显的失效症状。大致来看，深受西方哲学“本质”观影响的我国文学史著述体现出两个层面的“本质”观：一是宏观层面上的叙述“本质”观，另外一个是微观层面上的叙述“本质”观。先看宏观层面上的叙述“本质”观。宏观层面的叙述“本质”观是叙述思维、方法的根基，它被当成是先验存在的，高高凌驾于文学的客观实际之上，在无形中制约着中国文学史著述的叙述方向。这个方面主要有：西方“纯文学”观、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等。当然，以提倡政教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同样存在这种先验的叙述“本质”观。

目前，作为面向21世纪课程的教材《文学理论教程》（童庆炳主编）是国内高等院校的一本通用教材，该教程第一编导论提出：建设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表示本书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对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如比兴、神思、意象、滋味、情景、意境等都有所融合吸收。   应该说，该教材在中国古代文论构建中国特色方面的努力在同类型教材中较为突出，不过，该教材是如何吸收中国古代文论内容，古代文论在该教材中的地位究竟如何？我想就这一问题，陈述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的作用。   1.横向结构上，古代文论知识的全面渗透。   多年来，《文学概论》课程已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完整的知识体系结构，包含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和文学发展论等。这可以称得上是《文学概论》的表层横向结构。国内的《文学概论》教材大都围绕这几个部分而展开编写。《文学理论教程》即按此分为五编十六章。   而古代文论是古代文学理论家对文学的看法，也涉及对文学本质、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接受和文学发展的种种看法，《文学理论教程》秉持建设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宗旨，有意识地在每个章节对古代文论的种种思想作了吸收。如第四章论文学的文化含义，提到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论文学的审美含义提到了曹丕的“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陆机的“诗缘情”，钟嵘的“滋味”，刘勰的“情者文之经”，等等。   第十章谈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举王弼的“言、象、意”三者关系；讲意境列王昌龄《诗格》中的三境说，皎然、刘禹锡、司空图关于意境的概念。   第十三章文学风格，谈创造个性，引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第十六章文学批评模式，以孟子的“知人论世”解释社会历史批评。可以说，翻开《文学理论教程》，随处可见古代文论话语，其目的是用以解释印证文学理论的各个命题。古代文论因此成为了《文学理论教程》教材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这个角度讲，古代文论对于建构《文学理论教程》体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纵向结构上，古代文论对于概念原理阐述的积极参与。   如果把文学本质论、文学创作论、文学作品论、文学接受论和文学发展论称之为《文学理论教程》的表层横向结构。《文学理论教程》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深层纵向结构，即指文学理论原理得以透彻阐述的三方面内容。   第一是关于文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范畴及相关的方法的界定与阐述，这是《文学理论教程》的主体。   第二是关于这些概念原理的历史由来、发展轨迹。许多教材在阐述文学理论内容时，会引述或介绍中外古今文论家对于文学活动的概括和总结、观念和思想，也即相关的中外古今文论。   第三方面内容是对中外古今文学作品的分析举例。在《文学理论教程》纵向结构的三方面内容中，古代文论都在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作用。如在第一方面内容即概念原理界定与阐述部分，第三章论文学活动的发展的多种因素，即引用了《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为之音”，和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说明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风气的变化密切相关。这些诗论直接表达了文学活动发展中的一种代表性思想，并构成了原理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纵向结构的第二方面内容中，古代文论所占比重更大。   教材在阐述文学的基本概念原理之后，往往会引述相关的中外古今文论，作为例证，其作用主要有二：   首先，交代清楚文学理论的来源，说明其内涵。《文学理论教程》所要建立的关于文学的概念、原理、范畴相对抽象概括，对其理论的生成过程，以及概念本身的内涵都需要适当的说明，而古代文论的印证能够起到解释理论本身生成原由的作用。   其次，深化理论，加深对原理的理解。对于同一个概念原理，历代文论家都作了不同的探讨，通过对不同说法的辨别理解，能确定教材中原理表达的科学与否。纵向结构的第三方面主要是指对中外古今文学作品的分析举例。因为重心在文学作品，所以文论比重较少。   综上，古代文论纵向结构上对于概念原理阐述有所积极参与，既直接参与了概念原理的界定阐述，又起到了对文学基本原理的印证说明作用，印证说明方面起的作用更大。这也正是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的具体作用体现。   二、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实际地位分析。   如上，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发挥着明显的作用。但冷静地看，古代文论在教材体系建构中又存在着一些问题，呈现出古代文论实际地位的尴尬。   1.古代文论在教材中零散存在的方式，不能显示古代文论的真正价值和魅力。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从内容上说，主要偏于几个代表性的文论家的片言只语，和他们零星的文学思想表达。这些有限的概念术语的引述，多半是蜻蜓点水，谈不上系统，难以构建厚重的文论史的印象，没有展示知识的完整与深度。   学生根本无法理解这些材料在书本中的实际意义。而且《文学理论课程》一般都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学生知识储备相对不足，对《文学概论》教材中夹杂的古代文论家的只言片语，很难消化吸收，这些文论内容只会成为理解文学原理的障碍。#p#分页标题#e#   2.古代文论主要以例证的形态出现，与文学理论原理缺乏积极的融合。从作用上讲，作为文学理论知识的三个构成部分，最重要的应该是第一部分，即文学的基本概念、原理、范畴及相关的方法的建立。但纵观教材五编十六章及更进一步的章节小标题，用古代文论表达的内容少之又少，即古代文论直接参与界定、阐述概念原理的部分偏少。   古代文论主要集中在第二部分，即在理论阐述之后或过程中，作为例证起到解释文学理论来源和进一步说明理论的作用。由于缺乏必要的解释，很多古代文论往往是阐述文学理论时的点缀，与文学理论原理缺乏积极的融合，削弱了其在课程体系建构中的力量。   三、关于更好地发挥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建构中作用的设想。   由于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袭用西方和前苏联的文学理论模式，以至于中国当代文论处于可怕的失语境地。所以，如何利用好古代文论，建设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成为一个阶段以来文艺理论工作者关注的话题。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只有在继承古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形成民族特色，才不会在世界文论中失语。但是，如何更好地发挥古代文论在《文学理论教程》体系建构中的作用？   1.进一步发挥古代文论概念对于文学基本原理的印证解释作用。   古代文论语汇是古代文论家们对文学创作及作品特色的总结，它们本应该有着与现代文学原理间的共同、共通之处，能够真正起到印证解释文学理论的作用。但是当这些文论术语分布于《文学理论教程》各个章节，则变成了散珠碎玉，零星分散，点到即止，缺乏说明问题的力量。要想真正发挥古代文论的作用，就应该对一些重要的古代文论进行解释，揭示古代文论概念的内涵、意蕴，交代古代文论的来龙去脉，展示其与现代文学原理间的共同、共通之处，从而使古代文论真正起到解释文学理论的作用，并成为文学概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2.进一步发挥文论潜体系对于文学理论体系的印证作用。   中国古代文论存在着潜体系。一是个别作家的论著具有体系或潜体系，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分本体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大部分，系统完备，体大思精。二是文论史上一些命题的阐述具有潜体系，如意境说经由《周易》的“圣人立象以尽意”、钟嵘的“滋味”、皎然的“取境”、司空图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到王国维的“意境”，已从只言片语发展为有情有意有理论内涵的概念了。梳理范畴内在的演变和传承关系，又使之自成体系，以说明甚至参与我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等，对建设当代中国文论至关重要。   3.进一步将古代文论转换为当代文学理论的重要概念原理。童庆炳说：“有不少古代文论的术语，根本不用特别‘转化’，就直接进入现代的文论话语体系中，……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是有通约性的。因为我们的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也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的转型是中国文论的转型，还因为现代性转型是具有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人在做的，它在无意识中就渗透了一些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①此话说得很有道理，但是目前《文学理论教程》并没有做好这点，可能也有些古代术语已经转化为了现代术语在使用，但是却没有大量地转换。我的想法是尽量能使这些术语通过阐释后就能够进入当代文论的语境，成为能够解决当代文学实际问题的“范畴”，这才是“现代转换”。   传统文人对文学本质、创作目的、创作主体、作品本体、读者接受都有讨论，如被朱自清称为中国诗学开山纲领的“诗言志”，以及魏晋南北朝开始盛行的“诗言情”一直是中国文人论述中国诗歌本质的主要话语；如陆机“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刘勰“陶钧文思，贵在虚静”、李贽“童心”说等对创作主体想象与心境状态的描述；又如从《周礼•春官》、《毛诗序》以来对赋比兴的表述和解释，到后来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炼字篇、事类篇对于文学创作手法的表达；再如钟嵘“滋味”、司空图“四外”说、严羽“妙悟”、“兴趣”、王士祯“神韵’、王国维“意境”理论对于诗歌审美特质的概括，这些都是古人针对文学表达的理论观点，和他们进行具体诗文批评时所用的话语方式。   这些皆可以转化为文学理论的标志性概念原理，成为文学理论的重要构成。《文学理论教程》在吸纳古代文论、建构教材体系方面的努力有目共睹，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由于古代文论自身的特性，使得它在教材中的地位还显尴尬，未能与当代文学理论更好地融合。因此，加强对古代文论自身意义的阐释，验证当论；加强对古代文论体系的整合，以验证当代文论体系；更好地进行文论的现代转换，以直接运用于理论的表述，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第一篇：大学写作教学通识教育实践

一、大学生写作的困境及原因

(一)内在精神建构不足导致写作主体的“浅肤化”

在写作的过程中，写作者的主体意识起着主导作用，写作主体的精神境界和学识修养决定了作品的品位和格调，写作主体的审美情趣、辞章修养决定了作品的审美价值。在中国古典文论中，就用“心”作为人的精神境界的总称，强调了人的精神境界在艺术创作中的根本源头位置。刘勰提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陆机《文赋》强调“秉心养术”的重要性，清代学者刘熙载更有千古论断“文，心学也”。精神建构、心灵涵养是根本，文是花叶果实，心瘦则文瘦，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现实的情况往往不如人意而又令人无奈。面对越来越大的自由创作空间，学生们的写作内驱力不足，不知从何写起，不知如何写起。许多学生写书评和影评，都止步于对故事的复述，对人物经历的感喟，或仅联系社会现实做一番感叹，而一旦上升到思想内涵分析和哲学命题思考，就力不从心，或者根本就没有更深刻的感受。写作的肤浅化是心灵荒漠化的直接体现，而心灵的荒漠化则来自于精神建构和心灵涵养的不足。一是当前社会实用价值的普遍化和心灵的物化使得许多学生的内心失去了自然的灵性和生命的气息，缺乏空灵的精神境界和审美情趣，而一颗缺乏诗意的心灵必然对现实观察粗糙，对新事物失去敏感，更不会去捕捉内心世界，是不可能写出优美而有意境的文章的。二是由于阅读的萎缩所导致的文化积淀的缺失。“文化积淀”内涵丰富，直接的积淀来自于种族、风俗、地理环境、阶层、背景、教育、生活等各方面;间接的积淀则来自于课外阅读。高质量的阅读对涵养心灵，丰富情感，培养空灵高远的思想境界，提高人的审美情趣，增强人对外物感受的细腻性以及抵制污浊之风的侵蚀等，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当前写作教学中最大的障碍恰恰就是阅读的萎缩，它包括阅读量的减少和阅读品位的降低两个方面。这使得写作主体思维凝滞，阻碍了写作创造力的发展。

(二)应试教育的积习导致写作表达的模式化

大学生的写作基本功建立在长达12年的中小学语文教育和作文训练上，其观察力、感受力、想象力、理解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已经基本定型。大学是深造和提高的过程，但写作的基本素养和思维能力很难有脱胎换骨式的飞跃。令人遗憾的是，在学生们想象力与感受力极其活跃的初中与高中时代，作文教学却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完全沦为“高考应试作文”训练。不少高中语文老师在作文教学中不断钻研应试技巧和“取巧”的方法，实施功利化的写作训练。以在我校2011级大一新生中所做调查为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知识积累被替代性完成。许多中学为了帮助学生在高考写作中能做到引经据典，或替代性地为学生选择整理好各类知识储备，如历史史实、名人轶事、励志故事、至理名言等，或要求学生准备《高考作文材料“百变通”》《意林》等杂志中“短、平、快”的摘抄式文章，大量地直接灌输给学生，要求学生熟读并背诵运用。学生们只需被动地接受这些知识，连消化和思考的程序都可免去，因为材料中必要的情感渗透和理性分析都是现成的。这样“高效省时”的备考模式许多地方在初中就开始实施了，长期如此的“知识被积累”，其实就是剥夺了学生们感受、认知和思维的能力，学生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发挥，久而久之就丧失了写作资料的获取能力。二是文本创作被模式化写作取代。写作的过程中借助新颖的构思、巧妙的视角、合理的结构、清晰的思辨来传情达意，是培养和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最重要的一环。但在功利性教学的引导下，教师通过研究高考评分标准、高分作文，揣摩阅卷老师的评分喜好和评分习惯，总结出了高考作文的“标准化模式”:主题积极向上，开头好句好段，中间三个片断，结尾点题深化。即开头以诗词或名人名言引题，文章主体设三段论述，每段将中心句作为句首，结尾以名人名言呼应开头。强调文章要调动各种表达技巧，让其文采斐然，给阅卷老师留下较好的第一印象，从而赢得阅卷老师的“欢心”。这样狭隘的教学思维和执教思路，完全改变和扭曲了作文考试的初衷和写作的本质。功利化、短视的作文应试训练最终贻害无穷。反映出来的后果一方面是使得学生的写作内驱力缺乏，模式化写作的单一评价体系扼杀了奇思妙想，抑制住了自由表达的欲望。面对大学新的环境和多元的评价体系，学生们却往往不知从何写起，无所适从。另一方面是文本表达的僵化。在多年密集的应试写作训练之下，高考写作的模式已被深深刻入一些学生的脑海并内化。笔者曾在大一学生中进行关于“大学印象”的随笔写作练习，面对这个轻松而随意的话题，几乎所有学生仍然主题先行，一边倒地表达大学要积极向上、要奋发图强的想法，有意回避大一时期的迷惘、焦虑、无所适从的“消极”想法。当我就主题的同一化对同学们发出疑问时，有同学表示，“所写”并非“所想”，有时心中有些困惑的“消极”的想法，但一下笔就不知为何变得“积极”起来了。写作中“开头好句好段，中间三个片断”的模式更是比比皆是，更有同学告诉笔者，无论写什么文章，往往一停笔加上标点刚好就是800字，不多也不少。

(三)大学写作教学的泛工具化导致写作思维的简单化

作者：周为民 单位：中国音乐学院

中国钢琴艺术理论研究涉及了古、今、中、外多种音乐关系，它是一个含有多种学科内容的复合性研究领域。然而，中国钢琴艺术理论研究一直严重滞后于演奏与教学的实践发展，从钢琴艺术在中国的缘起直至“”结束，钢琴艺术理论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在这半个多世纪里，虽然也曾出版了一些外国钢琴艺术理论的翻译文献，而由中国人撰写的钢琴艺术理论专著却为数甚少，直至新时期之初才开始出现了一些关于钢琴演奏与教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在此以后，随着社会各方面逐步走向正轨，中国钢琴艺术理论研究才真正开展起来，并且不断地推出了新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一些专业音乐刊物的创办，为中国钢琴艺术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的信息平台，从而使中国钢琴艺术理论研究逐渐走向了繁荣。本文拟对新时期以来中国钢琴艺术理论研究中的相关文献进行分析与思考，现阐述如下。

一、钢琴教学理论研究的文献

我国对于钢琴教学理论的研究一直着眼不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钢琴教学理论研究基本上是处于一种空白状态，直至新时期之初，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这时期曾出现了几篇关于钢琴教学方面的学术论文，尽管这些钢琴教学论文在研究程度上还很有限，还没有从深层次上阐述钢琴教学活动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但是，这毕竟在我国已经开始拉开了钢琴教学理论研究的序幕。随着新时期以来钢琴教育事业的不断繁荣，使钢琴教学理论研究逐渐走向了迅速发展时期，并且在某些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我国关于钢琴教学理论方面的学术文献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一）关于钢琴教学基本理论的学术文献。该时期钢琴教学理论方面的学术文献主要有：廖乃雄的《试论钢琴教学的几个基本环节》（《音乐论丛》1979年第2期）、应诗真的《钢琴教学法》（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出版）、吴铁映、孙明珠的《简明钢琴教学法》（华乐出版社1997年出版）、代白生的《钢琴教学法》（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出版）、司徒壁春、陈朗秋的《钢琴教学法》（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樊禾心的《钢琴教学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7年出版）等。这些文献中成熟可信的观点和清晰严谨的文风，给中国钢琴教育界带来了许多启发，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学术研究视野，使我们不仅着眼于钢琴教学中的细节思考，而且还可以站在心理学、生理学等跨学科的高度来探究钢琴教学理论的深层意义。新时期以来最早一篇关于钢琴教学理论研究的学术文章应该是廖乃雄的《试论钢琴教学的几个基本环节》，该文首次系统地阐述了钢琴教学规律的相关问题，[1]这对于长期缺乏理论研究的钢琴教育界来说，确实是一篇很有意义的学术论文。该文作者在文章中论及了教师与学生的师生关系问题，指出了在钢琴教学中教师主观施教和学生被动去学的各种弊病，他认为这种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发展学生的钢琴艺术水平。作者强调在现代钢琴教学中应该以教师为主导，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种教学理念与现代教育思潮相吻合，由此证明了作者所具有的先进教学思想。作者在文章中重点论述了如何培养学生的音乐理解力、演奏欲望、演奏技能，以及如何实施教材安排、教学进度、有效练琴等教学环节，较为全面地论述了钢琴教学中的各类问题，作者在文章中的诸多理论观点给了当时钢琴教育界许多启发，这也正是该文对于中国钢琴教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贡献。

在廖乃雄的这篇论文影响下，使中国钢琴教育界迅速兴起了教学理论研究的高潮，一些钢琴教育工作者纷纷对自己的教学感想进行了总结与思考，并且撰写和发表了许多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据卞萌在《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一书中的资料统计：自1979年至1990年期间，在全国各类学术刊物上共发表钢琴教学理论文章83篇，这些论文主要是对各层次钢琴教学中的技巧训练、弹奏方法、作品诠释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与探讨，每篇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是论题具体而实用，这些论文对于长期缺乏理论研究的钢琴教育界来说，确实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值得提到的是，还有几篇论文运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探讨钢琴演奏的心理学问题，这种研究方法也正顺应了国际钢琴教学研究从生理学到心理学的观念转变，因此，这种钢琴教学理论具有前瞻性的研究视角。此外，中国文化部曾在1991年主办了首届全国钢琴主科教学研讨会，在此会议上共宣讲了29篇关于钢琴教学的研究论文，此次会议作为一个良好的开端，为钢琴教学的学术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时期还有一些钢琴教育工作者开始关注教学方面的科研课题，撰写了许多有关钢琴教学研究的学术专著，这些论著对于中国钢琴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有着深远意义。新时期以来第一部系统研究钢琴教学理论的学术著作可以说是应诗真的《钢琴教学法》，该书主要论述了钢琴教学所涉及的各方面问题。[2]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包括了钢琴教师的职业素养、钢琴乐器的历史沿革、钢琴初级阶段的教学要点、钢琴演奏的技术形态、多声部音乐的演奏训练、钢琴踏板的使用方法、钢琴作品的演奏风格、钢琴教学大纲的制定与实施、钢琴备课的乐谱研究、钢琴演奏的心理训练等专题。该书作者运用了教育学、心理学和美学等跨学科的理论观点来探讨钢琴教学中的具体问题，科学地阐述了钢琴教育领域中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从而使钢琴教学体系更加科学与完善。

应诗真对于钢琴教学方法的诸多研究与探讨，为我国钢琴教学法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此以后，无论是对师范院校的钢琴教学法研究，还是对音乐院校的钢琴教学法研究，在主体理论框架上都基本沿用了这种学术体系。例如：吴铁映、孙明珠的《简明钢琴教学法》、代白生的《钢琴教学法》、司徒壁春、陈朗秋的《钢琴教学法》等，这些专著都是新时期以来关于师范院校钢琴教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文献。这些理论文献不仅从钢琴教学法的理论界定、钢琴教师的职业素养、钢琴教学的基本知识等原则方法问题进行了论述，而且还从音乐表现力的培养、装饰音的弹奏方式、复调音乐的演奏方法、钢琴演奏的技术训练、钢琴踏板的使用原则、钢琴演奏的视奏方法、钢琴演奏的记忆方法、钢琴演奏的练习方法、钢琴演奏的心理调控、钢琴教材的选择搭配等具体操作问题进行了阐述，这些理论文献都是作者在长期的钢琴教学实践中，归纳总结了一整套钢琴教学的方法规律，这些文献对于师范院校钢琴教学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3][4][5]此外，还有文献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更深入地研究，并且取得了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例如：樊禾心的《钢琴教学论》是作者运用了教育学、心理学、运动医学、音乐声学等跨学科的理论知识，从多层次、多视角、全方位地揭示了钢琴教学的相关规律，[6]使钢琴教学研究从以往主要是对教学经验总结的操作层面提高到方法认识论的思维层面，因此，该书应该是我国第一部从教学论的角度研究钢琴教学理论的学术著作，这部专著对于音乐院校钢琴教育学科的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p#分页标题#e#

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是形成中国文化特色的元典之一，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近年来研究易学与文学关系的成果非常丰富，同时出现了梳理、反思这些成果的综述若干篇，如张善文的《〈周易〉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综述》［1］144－157和黄黎星的《观其会通、探其精微———关于〈易〉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思考》［2］等。在易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中存在两种范式，即自上而下的理论研究与平行类比的个案研究。   首先，二者研究对象不同。前者是选择重大文学理论问题的宏观研究，后者则是围绕作家的作品、批评及文学思想而展开微观的个案研究。其次，理论基础不同。前者的理论基础是《周易》本身，后者的理论基础则是作家阐释易学的相关著作。第三，研究方法不同。前者是追根溯源的，是从《周易》出发，寻找其对于文学影响的痕迹;后者则是将作家本人的易学著作与其文学著作看成一种平行类比的关系，分析二者之间一致的趋势以及相互关系。   一、自上而下的理论研究易学对于文学理论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入的，其中文道观、言象意、阴阳辩证、通变、美学思想等是易学与文学关系研究中的焦点问题。   (一)文道观   《周易》在六经中最具形上性，在宗经的文学观之下，讨论文学的形上之道，自然很难离开《周易》。《文心雕龙•原道》受到《周易》非常大的影响。祖保泉的《〈文心雕龙•原道〉臆札》认为，刘勰在《周易》的基础上建立了文道观，他的道是儒家的，《原道》从理论体系的建立到语词运用，都受到《周易》的影响。［3］王运熙的《〈文心雕龙•原道〉的思想倾向》、王小盾的《〈文心雕龙〉和〈周易〉的关系》都认为《原道》的“道”和《周易》的“道”主要用法相同。［4－5］李奇云的《影响范式研究:〈周易〉与〈文心雕龙〉》运用统计方法定量测定《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周易》对《文心雕龙》影响最大的在《原道》篇。”［6］《周易》如何具体影响《原道篇》，周勋初的《〈易〉学中的两大流派对〈文心雕龙〉的不同影响》认为《原道篇》的道，与《易》中的道涵义相同，是指事物的本质和规律。［7］   范文澜先生认为刘勰是经学古文学派，周勋初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刘勰受到汉易与王弼易学的双重影响，其“文”、“道”关系论也受到易学两大流派的影响。黄高宪的《〈周易〉对〈文心雕龙〉“原道”论的影响》则认为:《原道》与《周易》的“道”相同之处在于:《易传》的解易理论对“原道”的影响，包括《易传》的“观物取象”说、“八卦生成”说、“三才”说、“乾坤，《易》之门户”说等。［8］王少良的《〈易传〉及魏晋玄学的文艺本原论》认为除了《文心雕龙》之外，《易传》还对其他的文学本源论产生影响，他认为古代文论中的文道观是在《易传》及魏晋玄学的启发下而获得的周密阐述。［9］黄黎星在《易学与中国传统文艺观》一书中认为《周易》之道是文学起源论与本质观的最重要的思维原点，［10］他还在《〈周易〉对欧阳修文学观念的影响》、《刘熙载〈艺概〉中的援〈易〉立说》二文中对欧阳修、刘熙载的文道观从易学的角度做了解读，［11－12］他认为欧阳修“重道以充文”的思想来源于《大畜》卦。［11］范中胜的《〈周易〉与欧阳修的文道观》则在黄黎星文章的基础上，更全面地讨论了欧阳修文道观的思想来源，认为《乾•文言》的“修辞立其诚”，《大畜》卦的“刚健笃实，辉光日新”，《贲卦》的文质关系论是欧阳修文道观的思想来源。［13］   (二)言、象、意   《周易》言、象、意的思想经过王弼《周易略例》的进一步阐释，对意象理论、典型理论等产生了很大影响。   1．意象   易象与意象本自相通，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说:“《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胡雪岗在《试论“意象”》中说:“‘意象’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殷周之际的《周易》中。”［14］朱良志的《象———中国艺术论的基元》则认为中国古代艺术表达的途径是用语言来创造象，而这种重“象”与“易象传统”有很大关系。［15］王振复也说:“中华意象美学智慧的源头在《周易》。”［16］168易象如何影响意象?敏泽的《中国古典意象论》认为《周易•系辞》的意思就是:言、意所不能完全表达的，可由“象”来表达，就是说，“象”比“言”、“意”更具有表现力。［17］《周易》提出的言、象、意的关系有两个影响:一是由小见大，由具体表现一般的原则;二是“象”所具有的象征性特征，使得易象通于诗的比兴。党圣元在《谈“易象”》、《象•实象•假象》等文中认为:《周易》的“易象”及“取象”说、“言”“意”关系说对文学形象理论产生影响，他认为易象有“形象”与“象征”两个特点。他说:“当我们把易象的这些特点与诗歌的‘比兴’……加以对比，可以发现它们之间达到了惊人的一致。”我国古代形象理论“溯其源头，实始于‘易象’及《易传》之‘取象’。”［18－19］吴廷玉在《易象与意象》中探讨了从易象到意象的三个阶段:(1)由《系辞》发端，后以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所讨论的象、言、意的关系，为审美意象说的建立奠定哲学基础。(2)《系辞》“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的创作经验总结，以及司马迁沟通《诗》、《骚》与《易》的批评实践，揭示出意象营构的规律与模式。(3)王充、刘勰对易象之象所做的语义转换，“意象”这一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便最终生成。［20］贺天忠在《“意象”说:中国古代第一个系统的诗学理论》中认为意象说的理论经历两次大的理论建构和三次自身的理论提升。其中《周易》“立象以尽意”和“观物取象”说，构成了意象说的理论基础，王弼的言、象、意理论，进一步丰富了意象说的理论基础。［21］#p#分页标题#e#   2．典型   王元化指出《文心雕龙》的“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包含了“个别蕴含了普遍，或具体显示了概念的特性”。［22］卓支中则把这种典型理论的源头从刘勰追溯到《周易》。他在《立象尽意以小见大———〈周易〉中形象与典型思想试探》中认为《比兴篇》的“称名也小，取类也大”之论来于《周易》，这正是“典型性”理论的胚胎。［23］马白在《论〈易传〉的美学思想》中也说:“《易传》‘类’的思想，开后世艺术概括论、人物塑造论的先河。”这种思想“对小说、戏剧中的人物塑造的典型化做出了方法论的指导”。［24］陈桐生的《〈史记〉与〈周易〉六论》分析了司马迁的典型理论与易学的关系。他认为:《易传》“名小旨大”的思想，是中国最早的典型理论。司马迁运用这种典型化理论去批评屈原，同时是他史传创作的指导原则。［25］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对《离骚》的评价化用了《系辞》之语，认为《离骚》以芳草美人比拟主人公志行高洁，并寄寓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重大主题，文约辞微，文小指大，言近旨远，这实际上就是典型化理论。   (三)阴阳辩证   叶朗认为《易传》与《老子》是中国辩证法传统的两个源头，“同样构成了中国古代美学史上辩证法传统的两个源头”。《易传》的辩证思想从四个方面影响古典美学:阴阳刚柔的美的两大类型的统一、文艺发展中的通变思想、“知几其神”的审美标准与理想、“修辞立诚”的诗品与人品的统一。［26］78《周易》阴阳辩证思想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从辩证思维、艺术风格、理论范畴等三个角度展开的。   1．辩证思维   蒋树勇的《中国古代艺术辩证法思想的哲学传统》认为《易经》中的‘变易’与‘不变’是中国哲学智慧的光芒，影响了姚鼐的阳刚、阴柔之美，刘勰、叶燮的变与不变的通变观。［27］《文心雕龙》充满辩证智慧的文学思想与《周易》密切相关。缪俊杰的《略论〈文心雕龙〉中的辩证法思想》认为刘勰关于“神与物”、“体与性”、“通一与变”、“情与采”、“动与静”、“夸张与含蓄”、“以少总多”、“文约辞简”等关系的阐述，都受到《易经》影响，充满了辩证智慧。［28］马白的《从方法论看〈周易〉对〈文心雕龙〉的影响》认为刘勰运用《周易》“分而为二”的思想，分析文学现象的矛盾，提出一系列对立统一内容的命题;运用《周易》“变动不居”的思想，考察文学发展的轮廓通变;运用《周易》“类族辨物”的思想，辨别了事物的异同，建立完整的文体论。［29］宗小荣的《通变成文极数定象———从〈周易〉的辩证思想谈我国诗歌形式的发展变化规律》认为从诗骚到二、三、四、五、六、七等杂言，以及古诗、律诗、绝句、乐府等诗体，诗、词、曲、赋等文学样式的变异演化，其原因就在于文学内部的阴阳对立、刚柔相推和奇偶相生、量变到质变的矛盾运动，这些都可用《周易》的辩证思维来解释。［30］黄寿祺、张善文的《〈周易〉对立变化创新思想中的美学意义》指出《周易》朴素辩证思想与“寓和谐于对立”、美的相对性、美的创新等美学思想密切相关。［31］仪平策《“中和”范式•“阴阳两仪”•“一两”思维》一文则从《周易》的辩证思维出发，探讨了中国美学以“中和”为境界的思想源头。［32］   2．阴阳风格论   易学的阴阳、刚柔之分，对于文学风格的划分产生影响。陈永标在《试论阳刚阴柔之美》中说:“阳刚阴柔之美，最早出现于殷周之际的《周易》。”“真正以阴阳刚柔去阐发外在的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变化的是《易传》。”［33］李小成《周易的阴阳之道对古代文学风格主流形成的影响》认为《周易》对文学风格的深刻影响表现于:阳刚之气与“风骨”，阴柔之美与“平淡”的艺术追求。［34］风格的二分法与《周易》阴阳思想有关，《周易》崇尚刚健的思想对“风骨”论产生影响。如朱良志认为《周易》具有崇阳抑阴的思维倾向。［35］王振复也认为《周易》推崇的刚健生命力，而这种刚健生命力衍生出刘勰的“风骨”说。［16］150杨凤琴《风骨论及其思想渊源》认为《周易》崇尚刚健博大的力量，正是风骨论的深厚底蕴。［36］   3．艺术范畴   成中英认为有中国、西方、印度三类辩证法，中国特色的辩证法是来自于《易经》的“阴阳辩证法”。《周易》阴阳辩证法是诸多创作论范畴辩证统一的思想来源。邓军海的文章《〈艺概〉风格论的阴阳辩证精神》就以此理论为基础，分析了《艺概》中的柔与刚、圆与方、沈与快、婉与直、密与疏等范畴。［37］王小盾在《〈文心雕龙〉和〈周易〉的关系》中认为《风骨》和《隐秀》是阳刚阴柔风格二分论的滥觞形态。［5］在《〈文心雕龙〉风格理论的〈易〉学渊源》中他进一步完善了他的说法，认为《文心雕龙》的风格理论体系包括十个范畴。其中作为美学理想的范畴有“风骨”和“隐秀”，作为基本风格类型的范畴有《体性》八体。其中“隐秀”、“风骨”相当于阴、阳二仪，“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体则分别对应于“乾”、“坤”、“震”、“艮”等八卦，刘勰构建风格学体系的理论基础主要来于《周易》，是以八卦序列为其模型。［38］   (四)通变思想   《周易》的通变思想对于文学发展观，尤其是《文心雕龙•通变篇》产生很大影响。马茂元《说〈通变〉》、刘文忠《〈文心雕龙〉儒家的渊源关系》、张国庆《略谈〈文心雕龙〉中的“通变”》等文均认为《系辞传》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刘勰“通变”观的思想源头。［39－41］学者大多从《周易》的角度去挖掘刘勰“通变”原意。穆克宏的《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认为刘勰的“通”为继承，“变”为创新。［42］他的观点受到不少学者反对。蔡钟翔不同意穆文观点，在《释“通变”》中他从《易传》及王弼易学的角度出发，认为“通变”包括文学创作论中的通变以及文学发展论中的通变。《易传》具有“反本”以及事物螺旋上升的思想，刘勰的通变与《易传》相通，所以“‘通变’既包含了‘反本’……又可以与复古相通”。所以“通”不仅有继承意，还应该包括复古。［43］童庆炳的《〈文心雕龙〉“会通适变”说新解》本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穷”、“变”、“通”、“久”顺序来阐明《通变篇》中“会通适变”的内涵，他提出了“运动”说，认为“变”是文学创作发展的横向运动，“通”是会通古典作品的纵向运动，刘勰是想把文学放到运动变化中来考察。［44］詹福瑞在《中古文学理论范畴》第四章“文变”部分，对文学通变观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文心雕龙•通变》有四种解释:复古说、继承革新说、会通适变说和变新说。他对《周易》中的“变”、“通”、“通变”、“通其变”、“变通”、“变而通之”进行分析后，得出三个结论:“通”有通晓、贯通和通达之意;“通变”和“通其变”都有通与变化之意;“变通”指事物因变化而通达。“通变”与“变通”反映了《易经》作用的两个方面，通于变化和因变而通。他说:“‘通变’这一概念的内涵的核心是是趋时而变。所谓‘通变’即如《系辞》所说的‘通其变’，也就是通于文章的变化……又有文章因变而得通达永久的意思。”［45］232他认为通非但不包含继承的意思，而且恰恰相反。郭维森的《〈易传〉的文学思想及其影响》、陈良运的《周易与中国文学》、李平的《〈周易〉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影响》等均对易变思想对于文学发展观的影响作了系统的梳理。他们认为《周易》还影响到了《毛诗序》、《诗谱序》、《文选序》、《诗式》、《诗源辩体》、《原诗》等著作以及袁枚、袁宏道、屈大均等人的文学通变观。［46－48］黄黎星在《易学与中国传统文艺观》的第四章对此问题作了总结。他认为易学的“变”除了“穷则变”、“变则通”等语之外，还有“生生之谓易”、“易一字而含三义”等。这些“变”的思想对于文艺思想都有不同的影响，他总结为六点:①变动不居:《易》学的观念性影响;②生生不已:文艺发展的生命力;③与时偕行:文因时变的认识;④变以求通:变化发展的要义;⑤变易不易:变化中的辩证法;⑥革故鼎新:新陈代谢的规律。［10］118－151#p#分页标题#e#   (五)美学思想   宗白华是较早阐释《周易》美学思想的学者，他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以《贲》、《离》为例，分析了《易经》包含的丰富美学思想。他认为《贲》卦主旨是文与质关系，《离》卦则有四层意思:附丽与美丽的统一，虚实结合，对称、对偶、对比的美感，通透的美。［49］20世纪80年代两部重要的美学史著作，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与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均关注到《周易》。前书认为，《周易》对中国美学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范畴的影响，作者以“文”、“象”与“意”、“阳刚”与“阴柔”等范畴为例，分析他们对美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于思想体系的影响。如《周易》中人与自然的统一、阴阳的平衡统一与运动、辩证法等都是艺术创造的理论基础。［50］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认为《易传》的美学思想最重要的是提出了“象”这一范畴，以及围绕此范畴而提出的“立象以尽意”、“观物取象”的命题。［26］73王振复的《周易的美学智慧》与刘纲纪的《周易美学》是20世纪90年代相继出版的《周易》美学的两部专著。与其在《中国美学史》中所述一致，他把《周易》对美学史的影响归结为系统与范畴两大类。他同时重视《周易》在当代中国美学建构中的作用。在《易学与当代美学的重建》一文中，他认为在当代美学的重建中“易学处于十分重要的基础性的地位”，需要在《周易》思想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体系。他认为《周易》肯定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统一的思想使得中国美学独具特色。［51］《周易的美学智慧》则聚焦到《周易》诸如“气”的一些元范畴，以及这些元范畴在美学史上的影响。［16］除了专著之外，还有一些论文较为系统地探讨了《周易》美学问题。如郑谦的《从〈周易〉看我国传统美学的萌芽》，就从“观物取象”与“立象尽意”———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滥觞、“以象喻理”———对文学特征的自发掌握、“称名小，取类大”———初露艺术概括的端倪、意内言外———诗词寄托说之所本、“物相杂为文”与“贞夫一”———艺术辩证法的最初启示、阴阳刚柔说———风格美论的先声等六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美学的源头。［52］刁生虎的《〈周易〉:中国传统美学思维的源头》认为:《周易》所奠定的天人合一、阴阳和谐、隐喻象征、直觉体悟等思维方式开启了中国美学的东方传统，成为中国传统美学的源头活水。［53］蒋凡、张小平的《〈周易〉对古典美学和文论批评的影响》简要地概括了《周易》对古典美学和文论发展的十大影响，如阴阳之道、观物取象、中和之美、言意之辩、贲饰尚素等。［54］   还有一些论文以微观的视角探讨《周易》的美学思想，这其中《贲》卦尤其受到学者的重视，相关的论文有很多，诸如张慧的《贲饰尚素:论贲卦的审美内涵》、［55］傅志前的《贲卦美学初探》、［56］王煜《〈周易•贲卦〉对中国美学的沾溉》［57］等。周行易的《〈易经〉与毕达哥拉斯数学美学比较》是一篇角度新颖的文章。该文比较了《易经》数学美学和毕达哥拉斯数学美学，分析了他们在各自文化系统中的影响。作者认为“参差变化美”是《易经》数学美学体系的总体特征，体现出一种变化与流动的艺术精神，导致了中国文艺“寓变化于整齐”美学原则的形成，成为中国文艺讲求参差错综美的一个观念源头。［58］   二、平行类比的个案研究   平行类比的研究方法，是萧驰在关于王夫之的诗学与易学研究中首先明确提出的。和自上而下的理论研究不同，平行类比的个案研究主要从作者本人的易学著作及其思想出发，研究其对自身文学创作诸方面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易学与文学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入，平行类比的个案研究正受到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扬雄的易学思想主要反映在《太玄》、《法言》等著作中，张涛的《汉赋与易学》联系他的易学思想分析扬雄赋的一些创作特点。［59］阮籍对易学深有研究，著有《通易论》。钱志熙从《通易论》出发来探讨《咏怀诗》。钱著认为，从主题来说，《通易论》“蕴含着阮籍对自己所处的现实的真实感受”，其中“天地一终”、“人物憔悴”的一段话“可作《咏怀》诗基本主题的概括”。另外，《周易》“天人之际”的思维模式对《咏怀》的意象创造、表达对象等均有影响。［60］148－151   王勃精通易理，著有《八卦卜大演论》，王木青的《论王勃的周易美学思想》即联系此论阐述王勃的太极美学思想，如太极之美的生生不息、阴阳合德、辐射之美等等。［61］查正贤的《试论王勃的易学时命观及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从王勃易学“时不可以苟遇，命不可以终穷”的时命观入手，探讨它给王勃文学创作所带来的影响。这种时命观不但直接成为其创作主题，而且还渗入到其文章的肌理中，影响着文中的情感流程及艺术感染力。［62］李凯的《范仲淹与〈易〉学》论述范仲淹的易学思想，并且联系其易学分析了范仲淹律赋的一些创作特点。［63］李文炳的《试论欧阳修及其作品与〈易经〉的关系》分析了欧阳修的易学在易学史上的地位，并且分析其作品中流露出的易学思想。［64］黄黎星的《〈周易〉对欧阳修文学观念的影响》、［65］《〈周易〉“乾坤易简”说对古代文论的影响》［66］二文分析欧阳修的“文道关系”论、“简易为文”说、“穷而后工”说等所受其易学思想的影响。作者认为《大畜卦》与欧阳修的文道观有关，《周易》的忧患意识则影响了欧阳修“诗穷而后工”的理论。笔者《从“困极而后亨”到“诗穷而后工”》一文对此提出不同看法。拙文认为《易童子问》解释《困》卦时提出了“困极而后亨”的命题，可能才是“诗穷而后工”的思想渊源。［67］   张善文的《论以易理为核心的“邵康节体”诗歌》与王利民的《〈伊川击壤集〉与先天象数学》都联系邵雍的先天易学来探讨其诗歌特点，他们认为邵雍哲理诗是其易学义理的申言，其中包含邵雍象数易学、先天易学的思想。［68－69］拙文《“以易释史”———邵雍咏史诗的一大特征》是从其易学思想出发，来探讨邵雍咏史诗的一些特征的。［70］#p#分页标题#e#   在宋代易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中，苏轼是最受关注的一位。冷成金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成果，如《试论“三苏”蜀学的思想特征》、［71］《从〈东坡易传〉看苏轼的情本论思想》、［72］《从〈东坡易传〉看苏轼文艺思想的基本特征》等。［73］他从宇宙生成论、存在论、情本论、事功论等角度分析《东坡易传》的哲学思想，认为苏轼是一个“情本体”的哲人和诗人，其易学思想是文艺思想的基础，而文艺思想又是哲学思想的重要实践形式。随后作者以《东坡易传》“情本论”为核心分析了苏轼文艺思想的哲学根源。金生扬的《〈苏氏易传〉研究》是第一部专门研究《苏氏易传》的专著。该书考辨《苏氏易传》的作者，分析其经学成就、思想特色，还探讨了《苏氏易传》与其文学思想的联系，特别强调了《苏氏易传》“无思无为”的易学思想与苏轼自然为文的文学思想的关系。作者说:“《苏氏易传》又是苏轼对其文艺思想的总结提炼，其中处处闪现出他在文艺上所表现出的熠熠光彩。”［74］   谢建忠的《苏轼〈东坡易传〉考论》认为《东坡易传》中哲学观念对其文学观念产生了深刻制约和影响，他在考辨了《易传》的作者、系年后，论述了《易传》中刚柔动静的辩证哲学思想对他文学思想的影响。作者认为《东坡易传》的“至柔胜物，柔外刚中”的宇宙观、人生观深刻地制约着苏轼的文艺观，如苏轼的“随物赋形”论、“自然成文”论等。［75］阮堂明在《论苏轼对“水”的诗意表现与美学阐发》中以苏轼《易传》“水”为中心，论及苏轼的人格与文艺观。宇宙万物之形成、万物生生化化的运动、万物“独化”自生的存在属性，以及自然主义的人性论等，苏轼皆借水阐发和说明。然后作者由水的“随物赋形”论到苏轼的随遇而安;从水的“柔外刚中”来看苏轼的人格精神，进而根据“随物赋形”来比喻文艺创作特征和规律。［76］马兴祥的《苏轼的“因物赋形”论》特别强调了“因物赋形”的性质是“柔外”与“刚中”的完美统一。［77］   张煜在文章《〈东坡易传〉与苏轼的诗文创作》中认为苏轼易学具有心学化的倾向，而且有三教融合的色彩。作者拈出“诚”与“自然”的哲学范畴，讨论它们对苏轼创作的影响。［78］而杨遇青《“志气如神”与“以神行智”———论〈东坡易传〉中“神”的观念》则拈出东坡易学关于“神”的一系列范畴，他认为苏轼易学“神”的概念反映在艺术创作中就是“入神”、“凝神”、“无心”的观念。［79］刘文元在《从〈东坡易传〉看苏轼〈前赤壁赋〉之“无穷”观》一文是从《东坡易传》思想出发，来理解《前赤壁赋》中变与不变的辩证法。还有很多学者选择从易学到文人品格这样的研究路径，认为《东坡易传》中的易学思想和哲学智慧正是东坡人格的文化底蕴。［80］   如耿亮之的《苏轼易学与其人格》，［81］杨庆波、李秀原的《从〈东坡易传〉看苏轼的理想人格》，［82］齐磊、刘兴明的《苏轼人格气象的易学解读》［83］等。拙文《随与健:苏轼易学影响下的人格理想与文艺理想》抓住《东坡易传》中的《乾》、《随》二卦，认为其中的“生生不息”与“因物赋形”的思想是苏轼“刚中柔外”人格理想以及“刚健含婀娜”文艺理想的渊源。［84］陈书录在《吴伟业诗歌创作与〈周易〉的“一与多”》中，分析吴伟业所受到黄道周易学思想的影响，继而梳理了《周易》“一与多”的思想在吴伟业诗歌中的表现，如人与人、物与物或人与物、物与人的组合方式;色彩在“一”与“多”自然景物描写中的对比关系;“一”与“多”的关系在其诗歌结构中以及《圆圆曲》中的表现。［85］陈柏华的《从〈明夷待访录〉之命题看〈周易〉对黄宗羲的影响》认为黄宗羲仿效《周易》借托“明夷”寄寓情怀，《周易》朴素辩证的发展史观对黄宗羲产生影响，并且他的书中还吸取了《周易》治国济民思想，构建治世之法。［86］   萧驰的王夫之诗学与易学的研究，既有方法论的启示，又有具体的操作实践。他对王夫之的“现量说”与“情景”理论做了新的思想溯源。他认为“现量说”是“直接承自《周易》的宇宙哲学背景”，宇宙在王夫之看来“存在于一絪缊生化、流动洋溢、无始无终的动态之中”，诗是人采自宇宙大化的一片光影，现量是在流动洋溢的宇宙“取景”时的不加追叙、不假思量、不参虚妄。［87］13萧驰认为王夫之的“情景交融”理论与其“乾坤并建”的易学方法论是相平行的。他说:“在船山诗学的‘话语宇宙’中，其‘本体宇宙论’的‘乾坤并建’的原则表现为‘情景并建’的原则和方法。”［87］80萧驰将王夫之易学与诗学看成一种平行关系，存在精神一致之处，他把这种研究叫做“平行类比”的研究。他说:“这样做的好处也许是更贴近船山本身思路的发展，和更少的揣测性。”［87］94   自上而下的理论研究与平行类比的个案研究，一是着重理论，一种重视创作，一偏宏观，一偏微观，二者恰好构成了互补，共同推进易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

一、商务英语学的基本问题   (一)“基本问题”的概念   首先有必要明确“基本问题”的含义。所谓基本问题指的是一门学科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反映该学科的核心问题，而不是一门学科所涉及到的一些普通问题。学科的基本问题是该学科其他普通问题的本源。例如，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换言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还是意识的；是物质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物质，这是哲学必须回答、解决的问题。哲学的其他问题与该基本问题有联系。又如，文艺学的基本问题为“形象”、“灵感”、“想象”等概念系统和特殊的范畴以及相关的原理，文艺学必须对这些概念加以阐释、说明。又如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利益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等等。事实上，学科“基本问题”的确立本身就是该学科的一个问题。一门新学科基本问题的确定不是一蹴而就的，通常需要较长时间进行讨论和验证。只有当这个“基本问题”得以解决且得到该学科领域内绝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认同时，该基本问题才可能得以确立。可以说，学科的发展是通过对那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的问题进行讨论和探索来实现的。商务英语学的发展因而必然需要经过这个过程。   (二)商务英语学科“基本问题”的确定   商务英语作为独立的学科的地位逐步得到人们的重视，其基本问题的确定对是否能将它建设成为独立的学科至关重要。将商务英语建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能忽视将其学科的基本问题澄清。一般来说，学科基本问题的确定与该学科的属性、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有关。每门学科通常都有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而能够成为其基本问题的，往往都关系到学科的研究对象、性质以及学科发展的方向。那么，商务英语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呢？我国商务英语界对此似乎没有认真讨论过[1]。   商务英语作为一门系统地研究商务英语教育规律、教学规律以及英语在国际商务背景下被使用规律的科学，它可运用于学校的商务英语教育，也可运用于涉外公司、企业等各类组织的商务英语教育，包括涉及国际商务的非政治目的的政府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商务英语教育。鉴于此，商务英语可以认定为是一门应用性学科。作为应用性科学，商务英语应该有应用科学研究的共性。典型的应用学科，其知识体系基本上围绕两个问题而展开：其一，“该学科是什么或做什么的?”其二，“该学科是如何应用的？”前一问题属于认识论的问题，后一问题属于方法论的问题。同样道理，商务英语的知识体系也围绕这两个问题，即“商务英语是什么?”“怎样进行商务英语教学及怎样应用它?”“商务英语是什么?”属于认识论的问题。“怎样进行商务英语教学及怎样应用它?”属于方法论问题。认识论是基础，方法论是目的。对于商务英语的这两个问题，首先应该研究解决前一个问题。在此基础上，再解决商务英语的方法论问题。“商务英语是什么”主要涉及商务英语学科性质、内容和原理以及商务与英语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怎样进行商务英语教学及怎样应用它”主要涉及商务英语教与学的方法问题，还涉及商务英语的“教”与“学”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涉及到如何研究出商务英语教学的最佳方法。由此可知，商务英语学科的基本问题与如何认识商务英语的交叉性质有关，与平衡“商务”与“英语”之间的关系有关。   在如何认识商务英语方面，最主要的是怎样认识商务英语作为一门交叉性学科的特征。交叉性学科有个共同点，这就是，所交叉的学科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即所融合的“度”的问题。商务英语属于语言学——应用语言学项下的三级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商务英语教育规律、教学规律以及英语在国际商务背景下被使用的规律。就语言而言，商务英语的构成是：普通英语＋商务术语；就学科而言，商务英语由国际商务学科和英语学科交叉而成。既然是交叉学科，商务英语便存在两学科的交叉重心问题。换言之，商务英语学科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是以商务为中心还是以英语为中心，两者的交叉度的明确和划分需要仔细认真研究，因为这关系到商务英语学科的理论架构和专业课程的设置。综合上述可知，商务英语学科的基本问题涉及商务与英语交叉度的把握和商务英语教与学的关系。鉴于此，我们认为，商务英语学科的基本问题可以被认定为：商务与英语的交叉平衡问题。   (三)商务英语学基本问题的矛盾关系   以下对商务英语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商务”与“英语”之间的矛盾关系进行探讨，从而说明它们作为商务英语基本问题的合理性。有必要说明“商务”的内涵。“商务”此处指“国际商务”，因为对中国人来说，英语是外语，商务英语自然就具有国际性。由此，商务英语指国际商务英语。商务英语学科中的“商务”与“英语”之间的矛盾关系如何？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商务英语”中，“商务”修饰“英语”，说明“英语”的性质，以区别于普通英语或其他英语，如科技英语。“商务”与“英语”之间本身并不存在矛盾，只有在商务英语学科中，它们之间才存在矛盾。那么，商务与英语何以能成为基本问题呢？商务与英语之所以能成为商务英语学科的基本问题，原因在于它体现商务英语研究对象的基本矛盾，成为商务英语学说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追求目标。由于对商务与英语的交叉平衡是商务英语学科的追求目标，这样便可以构成商务英语的“大厦”，它的解决方式最终也规定了商务英语学科的属性及其研究方向。   假如商务是商务英语学科的重心，那么，其学科理论架构必然以商务为中心。如果以英语为商务英语学科的重心，其学科理论架构必定以英语为中心，然后在语言学框架下构建商务英语学科的理论体系。事实上，如上所述，商务英语学科属于语言学项下的三级学科。因而，商务英语学应该以英语为中心，而不是以商务为中心。这一点可以说毋庸置疑。即使明确了以英语为中心，商务英语学科中仍存在着商务与英语的交叉平衡问题。商务与英语两者之间的平衡问题反映了它们的矛盾冲突，这就构成了商务英语学科的基本问题。商务英语有三层含义：1)指国际商务活动中所使用的英语；2)指学科，即：商务英语是研究商务英语教育规律和教学基本规律以及英语在国际商务活动中被使用的规律的科学；3)指商务英语专业。商务英语的基本问题与第二种意义直接相关。在商务英语教育中，商务英语教学是主要内容。#p#分页标题#e#   教育包括教学，教学本身也具有教育的性质，但教学不等于教育。商务英语的研究对象是商务英语教学。因此，首先必须明确其教学内容。在商务英语教学中常常存在商务内容和英语语言内容的比例、重心问题。如果不明确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将引发出许多问题。例如，在制定商务英语教学大纲时，正确处理商务与英语的矛盾是决定大纲可行性的关键。商务英语教学大纲是指导性的文件，具有综合性和广泛性，从宏观上对商务英语教学起到指挥棒的作用，直接影响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的实行。目前我国的商务英语教学模式呈多样化状态，这些模式的不同，重点反映在处理商务与英语的矛盾关系上。例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的商务英语教学模式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商务英语教学模式和课程设置有显著差别，原因之一便是因为商务英语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导致的结果，或者说，是对商务英语学科的基本问题的认识差异而导致的结果。又例如，在商务英语教学中，商务与英语怎样做到交叉平衡，是教师们常常遇到的棘手问题。虽然大家知道，商务英语以语言为重点，但是，国际商务知识在教学过程中占多少比例呢？商务英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经常在商务与英语之间进行平衡。平衡的不同结果导致不同的教学效果。因此，商务与英语的矛盾关系突出表现在两者的交叉平衡关系上。   此外，在编写商务英语教材过程中，编写者对教材的国际商务内容和商务英语语言的比重问题必须慎重考虑。在课文选材上，在编排体例上，在注释内容上，在练习设计上等方面，必须突出商务英语语言，同时又不能忽略国际商务学科基础知识。怎样平衡商务与英语之间的关系，同样是商务英语教材编写者要研究的课题。在商务英语界，如同在其他社会科学体系内存在不同派别一样，对商务英语的基本问题学者们会有不同的观点。不过有一点需要达成共识：商务英语是语言学项下的学科。这是大前提，如果这个大前提不确定，其他问题就难以确定。   另一方面，商务与英语是商务英语学说体系中最基本的核心的范畴。在商务英语体系中，范畴是反映和概括商务英语及其教学现象、特性、关系等方面的本质并对商务英语教学与研究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基本概念。它们所以能够成为基本的范畴，是因为作为基本概念，一方面其内涵及规定性体现了社会对商务英语教学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认识与信念对商务英语教学与研究人员产生影响，并能对商务英语教学效果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与关系的丰富多样性决定了人们对商务英语范畴的认识还不统一。但无论如何，普通商务英语、专业商务英语、商务英语教育学、商务英语教育习得论、商务英语教学论、商务英语文体论、商务英语的“大商务”等概念，通常都是商务英语教学关系中的本质反映，这些概念从英语教学体系中衍生出来，好似商务英语体系网络中的纽结，编织商务英语中的经纬线，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无疑是商务与英语的关系问题。由此看来，商务英语所涉及的一系列重要范畴，正是商务与英语这一基本矛盾关系在某一节点上的展开，它们都能够运用商务与英语的交叉辩证关系来加以证明与阐释。   二、商务英语学的逻辑起点   上述讨论了商务英语学的基本问题，下面探讨商务英语学的逻辑起点问题。逻辑起点对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目前，我国商务英语界已开始逐步重视商务英语学科理论建设。2011年11月底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举行了首届全国商务英语学科理论研讨会。2012年6月初在上海海事大学召开第二届全国商务英语学科理论研讨会，以后还会有第三届、第四届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了我国商务英语研究的基本格局。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有不少的商务英语专家、学者们在努力探索商务英语学科的建设和完善，这为我国商务英语学科的建立铺垫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商务英语学科的逻辑起点问题一直没受到重视，鲜有人提出讨论过。目前，我国的商务英语学科尚在逐渐形成过程中。正因为如此，非常有必要明确商务英语学科的逻辑起点，以便大家在进行商务英语学科理论体系建设中有一个明确的理论导向。否则，商务英语学科的理论体系难以形成。逻辑起点对学科理论结构体系有着直接的影响，不同的逻辑起点会导致不同的学科理论结构体系。因此，商务英语界必须高度重视学科逻辑起点的讨论，以便使商务英语学科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一)关于逻辑起点   何谓逻辑起点？逻辑起点是贯穿学科理论体系的“生命线”，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重要环节。逻辑起点指的是理论胚芽时期即包含着的贯穿整个体系中的最基本的核心内容和主要观点，它既是学科理论的开端、学科的出发点、着眼点，也是学科理论的立足点和落脚点，是决定一个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起点，同时也是区别于不同理论体系的标准。逻辑起点是展开某种逻辑体系赖以推理、论证的最本源性的抽象范畴。此外，逻辑起点还是实践探索的历史起点、理论研究的导向，是最普遍和最简单的现象。换言之，逻辑起点是指一门学科建设的逻辑思维和展开成理论体系的开端、基点。一般来说，把握逻辑起点，是构建理论体系的前提。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商品”作为其逻辑起点。马克思证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多样性都以胚芽的形式存在于商品之中。确定商务英语学科的逻辑起点并非易事。不是由某人提出一个逻辑起点，大家举手赞成就能确定的，它必须经得住实践的检验和获得绝大多数同行的赞同与支持，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商务英语学的科学基础和成熟的主要标志是：是否确立了围绕恰当的逻辑起点而建构的学科理论体系。由于商务英语界对商务英语学科的逻辑起点没有认真讨论过，导致我国商务英语学科研究难以形成一个合乎逻辑的理论体系。其结果是，学科讨论与研究以及发表的论文往往停留在教学体会、语言层面的研究上，缺乏理论形态的严谨和深刻。欲建立商务英语学科理论体系，探讨商务英语学科的逻辑起点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在探讨学科的逻辑起点过程中，学者们可能提出不同的学科逻辑起点。这很正常。学术问题是在不断研讨、不断探索中明朗并逐步得以解决。笔者经过研究之后提出商务英语学科的逻辑起点，供专家学者们讨论和批评指正。#p#分页标题#e#   (二)商务英语学逻辑起点的内在特性   在探讨商务英语学逻辑起点的时候，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内在特性。首先，商务英语的逻辑起点必须具有内生性。作为一个独立的商务英语范畴，商务英语的逻辑起点必然是商务英语学科理论体系的构成要素之一，它融入商务英语理论体系之中。此外，它必须是商务英语学科理论的最基本的出发点，是商务英语学科理论体系中其他理论建立的基础。因此，它应当具备高度的内在逻辑性。这样，它才可能成为整个商务英语学科理论研究的“生命线”，从而使整个理论体系具有高度的逻辑性和一定的拓展性与推演性。因为逻辑起点必须有推演性，从逻辑起点推演出学科的其他范畴和概念。其次，商务英语学的逻辑起点必须具有可知性。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商务英语学科的逻辑起点需要其本身的可知性。所谓可知性是指其概念能够容易被人认知和解析。逻辑起点必须清晰，容易被认知，没有模糊概念。否则，就较难推理出其他的一些范畴，即使推演出来，也必然是模糊的范畴，这样，显然不利于构建商务英语学科理论体系。再次，商务英语学的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联系商务英语学科系统和商务英语学科环境。逻辑起点是贯穿于商务英语学科体系的“生命线”，同时它还必须能够使商务英语学科环境有机地联系起来，使其构成一个整体。商务英语学科理论体系应该是一个开放系统，该系统由诸多要素构成，与商务英语学科环境之间有某种内在的关联，两者存在着信息与能量的交换。商务英语学的逻辑起点能充当这种连接的桥梁。通过商务英语学逻辑起点的连接，商务英语学科理论体系得以建立。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商务英语学科理论体系才可能严密而科学。最后，商务英语的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联系商务英语理论与商务英语实践。理论与实践密不可分。商务英语学科要注重理论研究，同时，还必须重视具有实践性的实证性研究。这样，商务英语理论就会更具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指导实践，指导实践的过程实际也是对理论的检验过程。商务英语理论在此过程中获得不断完善和发展。由此看来，商务英语学的逻辑起点不仅要在商务英语领域起到出发点和统驭的作用，还必须将商务英语理论与商务英语实践密切联系起来。   (三)商务英语学逻辑起点的确定   如果将商务英语学比作一栋建筑物，那么，逻辑起点就是商务英语学的基石，学科体系便是构成商务英语学有机体支撑的框架以及经络和血液。商务英语学科理论体系由各要素组成。体系可以说是一种结构形态，其结构内部诸要素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的结构形态。这种结构形态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律组合。要建立商务英语理论架构，首先需确定逻辑起点，因为逻辑起点是构建一门学科理论体系和理论结构的出发点，即该学科理论体系中最基本、最抽象、最简单的一个理论范畴。学科的逻辑起点是该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对该学科其他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起着决定性作用。根据商务英语学的性质、特征和研究对象，经过认真反复思考研究，笔者认为，商务英语学科的逻辑起点可以确定为“商务英语教育”活动。在该逻辑起点中，我们使用“教育”而不是“教学”。“教育”涵盖“教学”，但不等于“教学”。我们研究商务英语教学不仅仅要研究怎样教和怎样学，还要研究怎样将商务英语学习者培养成有商务英语专业技能的、符合社会道德标准的优秀人才。商务英语学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项下的学科，因而，它必然具备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学科特征。商务英语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商务英语教学。   语言教学包括教与学两个方面。所以，商务英语学除了研究怎样教商务英语，还要研究商务英语学习者的学习活动。教与学都属于教育的概念范围。“教学”的意思是：“教师把知识、技能传授给学生的过程。”[2]可以看出，“教学”只指教师“教”单方面的行为过程。而“商务英语教育”还包括学生怎样学习的过程。商务英语学不仅要研究教的过程，也要研究商务英语学习者的学习过程。故而将商务英语的逻辑起点定为“商务英语教育”活动，而不是“商务英语教学”活动。因为商务英语学涉及到怎样通过最有效的途径，获得最佳教学效果和最佳学习效果而进行的一系列有组织、有序的教育活动。   因此，我们认为，商务英语学科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商务英语教育”活动。可以通过黑格尔对逻辑起点的三条规定性来对“商务英语教育”活动作为商务英语学科的逻辑起点进行检验。(1)逻辑起点应是一门学科中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2)逻辑起点应揭示对象的最本质规定，以此作为整个学科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而理论体系的全部发展都包含在这个胚芽中；(3)逻辑起点应与它所反映的研究对象在历史上的起点相符合(即逻辑起点应与历史起点相同)。黑格尔认为，只有同时满足这三条规定性的范畴，逻辑起点才成立。作为商务英语学科的逻辑起点，“商务英语教育”活动满足了这三条规定性[3]。   首先，“商务英语教育”活动是商务英语学科中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商务英语教育”活动作为商务英语学科的逻辑起点，它可以用来说明“教”与“学”这两个最简单的范畴。另外还可以说明“教育”这个复杂的概念。“教”涉及到教师的教学活动，教学是以教师为主导而参与的有特定组织形式的教育活动。“学”涉及到学习者——接受教育的人。此外，它还可以用来说明“课程”，课程指教育单位的教学内容。“商务英语教育”活动本身通常不需要加以说明。若要对其中的“教育”加以说明，就涉及到比“教育”更深层、更复杂的范畴或概念。这时，便需要辨明“教育”的定义。“教育是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4]该定义中的“有意识”和“身心发展”等范畴或概念都要比“教育”要复杂得多且更抽象。由此看来，“商务英语教育”活动符合黑格尔的第一条规定性。#p#分页标题#e#   其次，从“商务英语教育”活动可以推演出商务英语教育学科领域的所有范畴与学科。从商务英语教育的认知属性出发，可以推演出“商务英语教学”、“商务英语教学方法”、“商务英语教学策略”、“商务英语教学模式”等范畴，还可以推演出“商务英语教学论”、“商务英语课程体系”、“商务英语课程论”、“商务英语课程开发”、“商务英语习得论”等学科；另一方面，从商务英语教育的社会属性出发，可以推演出“商务英语教育功能”、“商务英语教育原则”、“商务英语教育目标”、“商务英语教育原理”、“商务英语教育概论”、“商务英语教育管理”、“商务英语教育评估”等学科。可见，“商务英语教育”活动是整个商务英语学科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商务英语学科理论体系的全部发展都包含在教育活动这个胚芽之中。由此可见“，商务英语教育”活动符合黑格尔的第二条规定性。   最后，“商务英语教育”活动与商务英语学的研究对象在历史上的起点相同。教育的含义分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上讲，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从狭义的角度看，“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其涵义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人的一系列活动。换言之，教育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一种以活动形态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   该现象从一开始就表现为教与学的活动，“教”与“学”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教育活动不仅仅传授知识，还必然涉及将受教育者培养成怎样的人。教育的目的必须十分明确。教育因而涉及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到一切以教育为目的的活动。这种思想一直贯穿于任何时候、任何年代的教育活动之中。“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5]商务英语学逻辑起点的范畴，必须是一个反映研究对象历史开端的抽象范畴。也就是说，这个范畴必须既是逻辑的起点，也是历史的起点，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商务英语教育活动的研究对象首先是商务英语教学，然后是为教学所需要的研究商务英语被使用的活动。商务英语教育活动作为商务英语学科的逻辑起点，其历史的开端就必定也是逻辑的开端，否则就无法与商务英语教育发展的源头统一。由此看来，“商务英语教育”活动符合黑格尔的第三条规定性。综合上述，我们有理由相信，“商务英语教育”活动可以作为商务英语学的逻辑起点。三、结束语任何学科的基本问题和逻辑起点的确定通常需要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探索、论证。希望专家学者们关注商务英语学的基本问题和逻辑起点，因为商务英语学的基本问题和逻辑起点是我们建立独立的商务英语学科不可回避的两个问题。   本文所提出的商务英语学科的基本问题和逻辑起点只是笔者尝试性探讨，难免有不到之处，希望各位专家、学者予以匡正。笔者的初衷是：为商务英语学科理论体系建设尽微薄之力，故撰拙文，旨在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