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化论文范例

上古神明与信仰研究

20世纪80年代，饶宗颐先生自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以后，仍然著述不辍，以下数篇关于上古神明与信仰之论文，即为饶先生退休后至20世纪90年代陆续撰写而成。饶先生在中国古代神明和原始道教的探索研究方面，是具有突出贡献的一位学者。他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发表了中国古代宗教、民间信仰等一系列论文，2000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饶先生的《中国宗教思想史新页》一书，收入13篇演讲论文。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为该书作序时，高度评价此书是一部开拓性、创新性的学术论著，具有四个特点：（一）涉及范围广，使人往往有无涯?之感；（二）论文引用材料范围极广；（三）重视考古发掘的地下新资料；（四）读书得闲，论文时有新的创获。季老在〈序〉中推崇饶先生的论著是“创而中”，并认为是一个时代学术的典范，足见其称誉之高。

饶先生此书在俗神信仰研究方面，主要有《谈古代神明的性别──东母西母说》一文，论述中国古代从东母、西母信仰，转移过渡到东皇西母的信仰。先生在文中说：“关于古代神明的性别（gender）区分问题，是极有趣味而值得去详细讨论。”文中从殷商时期的卜辞祭祀东母开始，结合其他文献材料，论述战国时期的东皇与西皇，从而论证信仰渐从女性神过度和转移至男性神的崇拜。文章最后还论述了地母的问题，得出「母」一名在古代运用十分广泛，大凡气、水、火之神亦有母之称谓，得出时代愈后，神性的演变更为复杂的结论。

此书还收录饶先生中国古代民间信仰的研究论文四篇，分别从楚文化、出土数据、中西文化比较以及文献等进行考证论述。《道教与楚俗关系新证———楚文化的新认识》一文，主要从道教与楚俗的关系，进行新的论述观点，先生在文中说：西方学人喜欢采用Chamanisme（萨满教）的原理，去了解《楚辞》。虽然，它和巫术结上不可避免的宿缘，但从深一步看，楚人本身有他的宗教意识，和巫医关系非常密切。……楚人信巫鬼，崇奉黄神，使用禹步祝咒之术用以治病。宁乡出土人面方鼎应该是象征黄帝四面，如果这说可信的话，楚国黄（老）之学根深蒂固……说明东汉三张之设鬼道，为人治病请祷等等活动，实际上秦汉之际，在楚国地区已是司空见惯。……道教的萌芽，可以提前，道教的形成，与楚国巫医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此文从楚人的宗教意识，结合汉末西蜀鹤鸣山张氏“五斗米教”为人治病请祷等活动，分别从“四面先君与黄宗四面、黄神考”、《五十二病方》以及道教的“醮”、“四辅”、“天师”、“五斗米与五斗粥”等一一进行论述，考证出许多现今所知的道教符方和用语，早已在楚人的有关文献中出现，从而论证楚俗与最初期道教之间的密切关系。《从出土资料谈古代养生与服食之道》一文，主要从地下出土的简帛文献，论证古代方仙道的由来与养生服食之道。饶先生在文中旁征博引的出土数据，略有张家山汉简《脉书》与《引书》、《陵阳子明经》、《马王堆养生方》、陶宏景《登真隐诀》等等，分别从永命、延年思想来源，不死观念的追求，玄府玄门，以人合天，婴儿与胎息等九个方面参证论述。先生在文末总结说：楚地诸佚书之发现，令古代方术之采日月精英，还精补脑，及《内经》、《灵枢》之天道与人体相关诸说，取得确实根据，得到充分了解，知其思想之形成，远在战国时期已极度流行，对《易》、《老》、《庄》三玄中重要语句提供了合理与进一步的解释，证明嵇康《养生论》言之绰有理据，对于现代人仍有极大之裨益。

此段结语不但指陈古代天道人体之说的源流，还以古证今，阐释出土文献的重现，不但具有文献研究上的重要，还对现代人的养生有所裨益。《论道教创世纪及其与纬书之关系》一文，主要考证论述道教的“创世纪”的宇宙开辟说，源自佛经（《摩伽登经》）。文中从西方以色列民族的《创世纪》传说开始，逐次论及中国道教对于宇宙论的关心，并引述文献论证道教徒每每剽窃释氏之书，自西晋王浮作《化胡经》以后，后世变本加厉，举例论证详尽。而其中所论及的道教创世纪思想和所涉及的谶纬信仰，固或可归属我国古代的民间信仰范畴，先生未作明言而已。《巫步、巫医、胡巫与“巫教”问题》一文，分别考述巫步与巫医、胡巫、巫教等问题，可以说是巫学三个短篇考证文章。综观全文，先生在考述各种名辞之外，主要还是强调巫与萨满教是本质上不同的两种文化，以及批评巫与制度在中国上古史的问题。先生在文末说：对于“巫”字在古代中国的真相，和使用巫术遗存在民间宗教的陈迹，泛滥而毫不加以思索地来比附古代历史，这一方法是否正确？我认为很值得历史家再去作反思！如果说三代的政治权力完全依靠占卜者、巫术和自称能够与神灵沟通的手段来建立，而把古人所记录下来的典章制度，一笔抹杀，把整个中国古代史看成巫术世界，以“巫术宗教”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支柱，我想：在目前不断出现的地下文物其本身已充分提供实证，去说明古代“礼制”的可靠性……从制度史观点来整理古史，或者比较合理，或许可以避免误入歧途……。饶先生此处提出的批评与呼吁，正是针对学术界对于巫研究的泛滥和过度重视等现象，作出语重心长的劝导。先生所论，发人深思。

初期天师道经典《老子想尔注》之研究

一、构建与专业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的具体措施

（一）高职语文教学目标与专业目标相对接

教学目标具有导向性，明确的教学目标可以形成教师围绕目标教，学生围绕目标学的良好课堂气氛，使每个学生满怀激情地奔向教学目标。在这里，我们除了要准确定位一节课的认知目标、技能目标和情感目标外，还要明确其专业化目标。所谓专业化目标，是指根据文本蕴含的专业因素结合专业特点而确立的目标。专业不同，专业化目标也应有所不同。例如，我们在学习世界名著《巴黎圣母院》第一卷的内容时，可以结合建筑类的专业特点，把专业化目标确定为：结合文中的建筑描写，分析建筑描写对烘托环境、刻画人物形象的作用。在学习《诗经•定之方中》时，我们可以将专业化目标定为：本诗体现了哪些建筑设计理念？整体结构不以时间为序，而用插叙手法，原因何在？又如岑参的《登慈恩寺》是怎样将建筑、自然与佛教文化结合在一起的？塔的高大之美是通过哪些手法表现的？设置具有专业特色的不同的教学目标，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实现教学效益的最大化。

（二）在教学内容上凸显专业特色

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具有学习兴趣，就会引发强烈的求知欲，使学习变成一种内心动力，而不是一种负担。对高职院校的学生来说，他们的学习主要是围绕专业方向来组织的，专业是学生的关注点、兴奋点，学习兴趣与专业兴趣密切联系。为此，我院选用了由熊子龙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等职业教育精品课程建设系列教材《大学人文基础教程》，这本教材由中国传统文化、人与世界、人文与建筑三个模块组成，并附录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和大学生阅读参考书目两部分内容。这本教材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内容编排和选用上突出了鲜明的建筑行业特色，是为建筑类专业的高职学生精心打制的精神拼盘，非常适合我院建筑类专业学生的使用。于是，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对教材进行了适度处理，将第一、第二模块的内容略讲，其中部分内容安排学生自学，重点讲授第三个模块，即人文与建筑与我院学生的专业有直接关系的内容。比如，讲授建筑民俗、民居特点、宗教与建筑、诗词与建筑、小说与建筑、散文与建筑、楹联与建筑等章节时，选取了《诗经•定之方中》、《登慈恩寺》、《沧浪亭记》、《黄冈竹楼记》、《平郊建筑杂录》、《乔家大院》、《滕王阁诗》、《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巴黎圣母院》、《罗马》、《再别康桥》、《都江堰》等诗文，鉴赏、临摹雕塑作品和书画作品，播放《莫高窟》、《故宫》、《圆明园》等纪录片，这些内容既满足了学生想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需要，又迎 合了学生的专业“胃口”。事实证明，这样的内容选取对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具有很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播放纪录片《圆明园》、《莫高窟》时，许多学生都流泪了，看后，学生都踊跃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大都情真意切、言之凿凿。这一课不仅是一次建筑艺术、文学艺术的欣赏课，更是一次人文情怀的培养课，很好地实现了大学语文的多重功能，是一次大学语文与专业相结合的有效典范。

（三）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本课题组的调查结果表明，教师“一言堂、满堂灌”的授课方式已不受学生欢迎，不符合学生需要。结合本课题组成员的教学经验，我们认为高职语文教学必须结合语文课程的培养目标和课程本身的特点以及院校的实际，针对不同专业学生的特点，综合运用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合理使用多媒体和网络教学平台，可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现择其一二加以具体说明。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曾说：“一切知识都是从感官开始的”。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实物、图片、语言、多媒体课件等手段，创设形象、直观、生动活泼的与建筑类专业有关的教学情境，营造轻松和谐的教学氛围，引发学生的情感体验，取得课堂教学的高效率。例如，在学习“文学与建筑”一讲时，教师先设计情景问题，要求学生在在观看视频资料时思考几个问题：一是文学与建筑的关系如何？二是文学与建筑的融合是怎样体现的？接着用多媒体播放各地的民居图片、《中华民俗大观》和《中国古建筑》纪录片选段，让学生充分领略我国古代建筑的博大精深和各地民居的风采。看后，根据之前设计的问题以小组形式展开讨论，并推荐小组代表发言，课后，要求学生以教材中出现的诗、文为蓝本，谈谈自己对“建筑和文学二者是如何互融的”这一命题的所思所想，将其写成字数600-1000字不等的短篇论文。这一节课运用情景式教学法、讨论法、练习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和先进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将大学语文与专业相结合，既符合学生的实际需要，又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学效果不言而喻。在讲授《宗教与建筑》一讲时，教师在授课前布置预习，让学生先了解世界三大宗教以及宗教对我国文学、建筑的影响。为了让学生更真切地理解宗教与文学、与建筑的关系，老师将学生带到基督教堂、清真寺和佛教寺院进行参观，参观过程中，请相关人员进行讲解，让学生对宗教、对宗教建筑有了更为直观和具体的认识。参观完毕，教师现场布置了下节课的辩论题目：宗教风水是迷信吗？让学生自由组合，成立两个正方组、两个反方组开展辩论。这样，学生自觉地去查找资料、撰写辩论稿、模拟辩论，通过这一形式，既培养了学生的团结协作精神，锻炼了口头表达能力，又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动力，这是一次参观法、实践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练习法等多种教学方法的“大集合”。实践证明，在进行语文教学时将教学内容与学生专业相结合，并采用丰富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可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由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四川大学俗文化研究所、浙江省敦煌学会、甘肃省敦煌学会等单位主办的“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纪念周绍良先生逝世三周年学术研讨会”2008年8月21~23日在兰州举行。来自北京、浙江、四川、重庆、江苏、甘肃、台湾等地区的60多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颜廷亮主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项楚致开幕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范鹏代表主办方致辞。周绍良先生的女儿周启璋、周启瑜和侄女周小鹃(代表其父周榘良先生)参加了会议,周启瑜还代表亲属作了《蕴深情于小书———追思我的父亲绍良先生》的发言,饱含深情地讲述了她整理父亲所收藏的当代学者赠书签名本时的所见所感,可作为献给中国现代学术春秋的一枝奇葩。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柴剑虹、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顾问程毅中、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发来了贺信。   1909年8月,法国伯希和来到北京,出示他从敦煌王圆箓处得到的石室写卷数十种。著名学者罗振玉看完写卷后即写出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记录了所见敦煌遗书12种,书目31种,其中介绍了《冥报记》《秦妇吟》及《陈子昂集》等文学作品。而另一位著名学者王仁俊则用四天的时间抄录伯希和携卷中有关历史、地理、宗教、文学的文献30篇,每篇后加上按语,编辑成《敦煌石室真迹录》。中国敦煌学和敦煌文学的研究正式拉开了帷幕。一百年来,在以中国学者为主体的中外学者共同努力下,敦煌文献得到全面系统的公布、影印和校录,出版了数以百计的研究论著和数以千计的研究论文。作为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敦煌语言文学更是以其起步早、研究队伍壮大、成果丰硕而为学界关注。百年之后,中国的敦煌学家聚集在敦煌学的故乡,缅怀几代学人对敦煌学的卓越贡献,总结百年来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历史,讨论其研究现状,展望未来发展,倍感历史赋予之责任重大、光荣而神圣。   周绍良(1917~2005)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和佛教研究专家。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88年8月24日,周先生接替姜亮夫先生出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研究会会长,为推动我国敦煌语言文学的研究做出巨大贡献。他校录了我国第一部变文集《敦煌变文汇录》(1954年),编录了《敦煌变文论文录》(1982年)、《敦煌变文集补编》(1989年),主编《敦煌文学作品选注》(1987年)、《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1994年)、《英藏敦煌文献》(佛经以外部分,1990年)第一、二卷及《唐代墓志汇编》(1992年)。发表敦煌文学研究论文数十篇,像《谈唐代民间文学》《唐代变文及其他》《读变文札记》等论文,就敦煌文学的分类、体制特点及具体作品的体性认定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学术观点对我国敦煌文学影响甚大。   会议共进行了6场学术研讨,分别由李正宇(敦煌研究院)、张鸿勋(天水师院)、郑阿财(台湾南华大学)、张涌泉(浙江大学)、朱凤玉(台湾中正大学)、郑炳林(兰州大学)、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伏俊琏(兰州大学)、高启安(兰州商学院)、刘进宝(南京师范大学)、马德(敦煌研究院)、杨秀清(敦煌研究院)等主持。本次研讨会收到论文54篇,其中文学类论文25篇,语言文献类论文15篇,历史文化类论文12篇,还有敦煌藏文文献研究论文2篇。周绍良先生与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是大会讨论的主题之一。颜廷亮的《悼念永生难忘的导师周绍良先生》用充满情感的语言追忆了周先生指导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往事,尤其是编写《敦煌文学》和《敦煌文学概论》的过程。这两部由周先生为顾问、颜先生为主编的著作,由全国敦煌文学研究的十多位专家撰写,代表了我国敦煌文学研究的总体水平。刘进宝《略述20世纪80年代甘肃敦煌文学研究的卓越成就》则详尽地叙述了20世纪80年代甘肃敦煌文学研究的成就,可作为颜文的补充。许多先生发言中都深情地追忆与周绍良先生的交往和对他的缅怀与敬仰。   敦煌变文、俗赋、通俗诗、歌辞、小说都是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项楚《从印度走进中国———敦煌变文中的帝释》通过佛教中的“帝释”与中国固有的天帝及道教中的最高神祇相融合,最终成为中国民间信仰的神灵,这一踪迹的探讨,以证明中国文化接纳外来文化的包容性。张鸿勋《从它山攻玉看俗讲变文研究的新拓展》对国人关注较少的日本敦煌俗讲变文研究情况进行了点评,让我们获得了俗讲变文的另一种文化解读。刘亚丁(四川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稿研究所及敦煌文献的入藏和研究》一文叙述了东方手稿所的历史沿革和敦煌文献入藏该所的原始,重点介绍了俄国学者敦煌文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也值得借鉴。郑阿财的《唐五代道教俗讲活动与遗存》用大题材料钩稽了唐五代道教俗讲的活动,尤其是在敦煌文书中关于道教俗讲的遗存,可作为向达先生《唐代俗讲考》的补充。   伏俊琏的《先秦两汉“看图讲诵”艺术与俗赋的流传》通过对中国早期故事图画和看图讲故事形式的考察,以证明变文的中国文化源头。马德的《敦煌绢画上的“邈真”与“邈真赞”》向人们展示了敦煌绢画中大量的供养人像(原题“邈真”)和功德发愿文(原题“邈真赞”)这种画赞结合的艺术形式。王晶波(西北师范大学)《敦煌文学中的死而复生故事及其文化内涵》把敦煌文学中的死而复生故事分为三种类型,分析它们所蕴含的社会宗教文化内涵及其意义。李正宇(敦煌研究院)《试释敦煌汉简教诲诗》对敦煌汉简中的一首西汉佚诗进行了重新解读。   朱凤玉《敦煌写本〈祭驴文〉校释及其文体考辨》回顾了《祭驴文》的研究历程,对照原卷重新校录,并吸收已有的成果详加校释,并从用韵、句式、表现手法等方面对其“赋体之文”的特征进行了深入考辨。何剑平(四川大学)对国家图书馆藏BD00950写卷《维摩经》的一种“解疏”进行了校录,向我们展示了一篇类似于讲经文的富有文学性的文体。高国藩(南京大学)分析了敦煌本《汉将王陵变》中的四位人物形象,汪泛舟(敦煌研究院)对敦煌四篇偈赞进行了重新校录和考释,王志鹏(敦煌研究院)通过敦煌联章歌辞探讨佛教对民间歌唱体式的吸收与发展,周延良(天津师范大学)对敦煌《云谣集》与《花间集》两种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词集所包含的文化类型进行了比较研究,王勋成(兰州大学)对敦煌写本《离合诗》重新考释,巨虹(甘肃社会科学院)对敦煌词《谒金门》“开于阗”的创作年代进行了考察,而杨雄(三峡学院)辩证地分析了敦煌文学中雅与俗之关系,杜琪(甘肃社会科学院)则对敦煌文学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探讨。#p#分页标题#e#   本次研讨会也提交了有关敦煌语言研究的论文。周掌胜(杭州师范大学)通过敦煌文献词汇的考察,说明出土文献对大型词典的编纂和修订的意义。董志翘(南京师范大学)的论文对敦煌社会经济文书中的一些词汇语法现象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蒋宗福(四川大学)则对敦煌写本中唐五代韵书中的语词进行了考释。叶贵良(浙江财经学院)对敦煌道教文献《本际经》的现代录文进行了补正。张勇(四川大学)对《燕子赋》中的三个词语进行了详细的索解。李茹(敦煌研究院)对俄藏敦煌写卷中“新样”一词作了新的训释。还有数篇论文讨论敦煌吐蕃文献。张延清(敦煌研究院)就吐蕃统治时期藏文在敦煌的推广和使用情况进行了叙述,勘措吉(敦煌研究院)则对敦煌吐蕃语言文学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综述。   学科交叉研究一直是敦煌学研究的特点之一,本次研讨会上,也提交了有关历史学、文献学、文化学等方面的学术论文。   杨宝玉(中国社会科学院)着意探讨了敦煌小说《持诵金刚经灵验记》之题记的文化史、宗教史及其与敦煌地区史的研究价值。郑炳林、李强对敦煌类书《籝金》的编辑目的、成书时间、选材标准、体制特点等进行了分析和考证。杨秀清对伯3750卷《残书信》进行了校录,对其中提到的几个人名,尤其是涉及归义军与中原王朝关系的重点人物王敬翼进行了考证。冯培红(兰州大学)则对晚唐刘允章的《直谏书》与敦煌写本所抄中唐贾耽的《直谏表》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对比,以考证二者的真实性及这一文本从中原到敦煌流传过程中的种种变异。梁红、沙武田(敦煌研究院)对王道士用流水冲疏莫高窟下层积沙的情况进行了考证,这就涉及藏经洞的发现方式和时间等问题。   谭伟(四川大学)把敦煌写卷中的《祖师颂》与《祖堂集》中的净修禅师赞进行比较,论证后者源于前者,并考释二者的文字异同。邰惠莉(敦煌研究院)对吐蕃时期汉文写经纪年用法进行了归纳和考述,杨富学(敦煌研究院)则对回鹘佛教与印度神话的关系进行了考察。   张涌泉《〈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前言》论述了编校《敦煌文献合集》的意义、分类、体例等问题。刘雁翔(天水师范学院)对现代著名学者冯国瑞有关敦煌写经与吐鲁番文书的题跋一一叙录,其中不乏精当的考证。赵红(南京师范大学)则对南京师大文学院藏敦煌《妙法莲华经》残卷进行了校勘,对其抄写时代进行了考证。刘黎明(四川大学)对敦煌写卷中所存佛教密宗“启请文”进行了梳理,并与现存陀罗尼经幢上的启请文进行了比较研究。李并成、杨发鹏《“草圣”张芝其人其书》利用敦煌文献及相关史料,对张芝的籍贯、学习书法的情况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徐小卉(兰州商学院)则对新世纪最初五年内甘肃敦煌学研究的情况做了总结。张先堂(敦煌研究院)通过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的发展演变考察敦煌佛教史,高启安对敦煌文献中记叙的食器“马头盘”的形状功用及东传日本的考察,李金梅、路志峻(兰州理工大学)对中古时期胡旋舞的考释,都是饶有兴味的研究题目。

国际民间叙事研究学会第12次大会于1998年7月26一31日在德国中部古城哥廷根召开，各国学者228人与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民间叙事的流传问题。   具体的参考题有:①民间叙事的未来，②民间叙事在日常大众传媒中，③民间叙事传播和性别的关系，④跨文化的流传，⑤民间故事传播和报纸、刊物、出版物，⑥民间叙事研究和精神智力。   民间叙事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童话、离言、笑话、叙事诗等口头文学作品，但也有谚语、民歌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实际上囊括了整个民间文学。民间文学是一种口语文学，一种活的文学，有表演性、变异性、实用性、即兴创作和立体性等特点。它与作家书本文学不同，是民众的口头集体创作，在人民生括中有实际的功能，并不断变异。此次大会以“流传”为中心，正是掌握了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点。它突破了以往历届大会以作品文本的分析和比较研究为主的格局，而着重研究民间文学的活的生态及其发展前途、流传方式等问题。   1民间叙事的发展前景   西方由于在现代化过程中生活方式急剧变化，传统民间故事受到很大冲击。有学者认为民间叙事只属于过去，现已逐渐走向消亡。而中国却不同，我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吸取了西方的教训，不仅注意收集、保存并精选出版传统故事，还特别注意发展新故事。在工作中充分发挥故事的娱乐功能和教育作用，有故事员、评书评话艺人在茶馆、会场、广播电台、电视台表演故事与评书(长篇故事)，在报纸刊物上经常发表故事作品，有不少专门的故事刊物，很受欢迎，如上海的《故事会》每期发行400多万份，为全国文学期刊发行量之最。故事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保加利亚学者科西娃的论文《新世纪的故事前景》，匈牙利学者沃以特的论文《在现实的民间叙事的前面，有黑暗的前景吗?》就前景问题进行了研究。后者认为，如果不及时做工作、采取各种积极的措施而任其自生自灭，民间叙事是有可能消亡的。这一带有预言性的替告，使各国学者对中国的经验更加重视。   喀麦隆学者蒙委一桑巴的论文《民间叙事研究在莫属喀麦隆教育系统中的未来》就民间故事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作了研究。许多学者认为传统民间故事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生命力，应该引起重视。美国学者麦卡锡•巴拿的论文“美国童话—在新的文化背景下的旧故事”，麦克安德路斯的论文《美国西部牛仔女的幽默和形象的前景》，皆对此予以关注。   阿根廷学者布来奇在论文“轶事作为新闻中的一种社会和文化背景的象征表达方式”中说明了古老传说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仍发挥着实际的作用。   美国学者巴奇隆就法国1697年记录的门米。道内斯故事与今天的情况，说明这些故事是民众精神的文学表现。   印度学者卡洛斯在《格林童话在印度故事中的处境》中，调查了格林童话在口述流传中发生变异的情况。   美国学者康瑞德在论文《追踪吃人魔:变相的政治》中，说明童话中的幻想形象—吃人的魔鬼，曾是政治斗争的一种象征，其作用至今仍未消失。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波雅林在论文《故事与犹太法学权威的确立》中，说明故事传说在犹太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要舆论作用。芬兰学者波力金好衣的《法庭上的故事—1871年一个屠夫的情况》反映出故事在法庭审判中的作用，为故事的社会功能提供了一个历史的证据。英国学者拜伦在《爱尔兰人存在的重要性》中说明传说故事在各国的爱尔兰移民中作为民族文化卫道者的重要功能。   美国学者阿里在《故事为儿童维护正义和道德》也具体论述了故事的社会功能，正是这种社会功能使故事始终活在人民之中，充满了生命力。有些学者还研究了故事的预兆作用。如瑞典约翰生《预兆和学问的积极探究》，芬兰学者凯沃拉的《述梦:梦的故事作为未来的钥匙》等。   芬兰学者贾威林的《袭读公墓的卡累里亚民间故事—道德行为的民间概念》一文通过民间故事研究民众的道德观念。   娜威学者普列明格的《历史回忆和民族精神!》，美国学者缪连的《种族和人种史的寓言》探讨种族历史的叙述代代相传至今的情况。以色列学者海山—罗肯的《墨守本文的人民:民间叙事出版物与以色列现代国家一体化》，非洲尼日利亚学者奥拉瓦勒的《一个跨文化的传播:(松迪亚塔)史诗和西非一体化》等文，都说明民间叙事经长期流传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而在国家、民族与地区团结、统一事业中具有重大作用。故事的社会作用是多方面的，在文学创作、宗教活动和社会交际乃至医疗事业中都有实际的功能。   俄罗斯学者卡西列娃《童话故事在儿童读物中:19世纪和20世纪俄国作家的自传回忆》以大量事实说明俄国作家学习并运用民间童话进行儿童读物创作的种种情形。美国学者奥瑞英的《笑话作为一种虚饰》说明现代社交中幽默笑话作为一种虚饰语言艺术的作用。   娜威学者西尔堡的《通过奇迹—从怀疑到信仰》说明在基督教传教活动中，讲述宗教奇迹故事，使之具有从怀疑到信仰的作用。甸牙利学者陶斯在《有什么见闻的证据—匈牙利女巫审判中的证据和有害的叙述》中通过调查证实，在女巫审判时，民间传说故事是作为重要的见闻—证据起作用的，很有权威性。美国学者唐哈里利在《英雄和说谎—护理人员中的故事讲述计谋》中介绍了医务人员在精神疗法中，如何运用英雄故事鼓励病员提高信心战胜疾病的。   民间叙事作为一种实用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服务功能，必然产生报酬问题。美国学者米尔斯在“财产、证券、财务—在人道主义的社会研究中的伦理学出版物的叙事学者的奖金”中对此作了调查研究。   2多种多样的流传手段   #p#分页标题#e# 传统民间故事是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结合各种民俗形式讲述的，除夏夜乘凉、冬日烤火时的谈天场含外，还在各种仪式中出现。印度学者巴沙克《孟加那的仪式故事》中论述了在孟加那地区流传的多种多样的仪式故事，如各种庆典、求签、画图和戏剧等民俗活动中表演的故事。坦桑尼亚学者马拉却的论文《婚礼上的故事传播》，美国马申各的《对娜威人婚姻故事的透视》，芬兰马兰达的《期待生子—第一胎的故事》，伊朗米尔•苏克雷的《儿童朝圣者的故事》等文章，说明了在各有关场合讲述故事的情形。   法国坎票音等的“玛丽•安东尼特和她的著名笑话:三种传媒的水平、三种指贵的方式，两个烦恼的世纪”就18世纪的玛丽女王对法国人民的讲话《如果没有面包，就吃点心好了9这一著名笑话流传的悄况进行了较深人的探讨。南斯拉夫卡南诺维克在《学生示威运动的标语作为一种传播方式》中调查了1996~1997年贝尔格莱德学生示威运动中运用民间文学作标语口号流传的情形.在现代大众传媒中和市场上，民间叙事的流传日益受到重视，会上有些调查研究的成果，如:匈牙利学者那格义的《每日传媒上的传统民间叙事表演的情节说明》介绍了中欧国家的调查资料。尼日利亚奥坎拉翁的《尼日利亚民间叙事在大众传媒中的范围》，美国劳的《消费的过程—市场中的连续故事和思想差异》，印度巴达却瑞的《民间文学和每日政治—民族传媒的同一性和差异》，乌克兰布列采娜的《传说、笑话和幽狱在每日传媒中—对故事本文观察的经验》，英国关代夫的《日常传媒中的叙事诗歌—表演、形式和功能》等文，均属民间叙事在每日传媒中的流传情况以及功能的调查研究。   近年来随着国际网络的出现，故事流传又出现更快更好的形式。有学者对“网上故事”作了研究，如爱沙尼亚学者考依娃的《国际网络—研究故事讲述的新的机遇》，斯拉伐克的赫劳斯考娃“民间文学或伪民间文学—网上或群众文化中的故事讲述”等。由于民间文学在记录时会有所加工改写，有人就认为那已不是真正的民间文学而成了“伪民间文学”。   在故事研究中电子自动化技术也有实际运用，匈牙利学者达仑义等人的论文《故事本体中的母题的自动识别》讲匈牙利科学院以自动化技术进行故事情节单元(母题)自动检索的情况，这是大大提高研究效率的先进方法，在国内尚待开发。   3新故事与旧故事的流传研究   对现代新出现的民间叙事作品，也有不少专门研究。如希腊学者阿夫代柯斯的《笑话谜语—一种新的短小形式和功能特色》，智利学者但尼曼“智利今日故事的研究”等。英国学者本尼特在《生了一个贵妇，死了一个圣徒—在流行报刊和大众评论中戴安娜的神话》中对英国王妃的新传说作了调查研究，分析了她的形象在民间和大众传媒中被神化的情形。瑞典古斯塔夫生以20世纪的饮酒新故事作为边界饮酒文化的比较研究资料。   在新故事中存在着旧故事的成分，表现在情节、思想、语言等方面，罗马尼亚学者康斯坦丁斯库在《当代童话中的19世纪日常生活和思想》中对此进行了研究。   很多新故事带有个人回忆的特点，这是传说故事的初期现象，据此可以研究故事的产生和创作过程及其与现实生活的异同。德国学者席米德的《纳美比亚个人经历的故事与自传》，芬兰学者彭铁开林一马甲《难民个人经验故事的研究》，瑞典学者尼尔生的《回忆和能力—在瑞典工人回忆的出版物上》，以色列学者巴的《波兰犹太人受迫害时期的传说》，以色列学者沙拉蒙的《讲述奴役—从埃塞俄比亚到以色列》等文，都属个人回忆自己受难或传奇的经历方面的调查、探究。   传统故事在流传中必然发生变异，讲述者会自觉不自觉地进行改编增删，研究这一现象甚为重要，也是有争议的问题。阿根廷学者帕列罗在“阿根廷民间故事的口头讲述与本文增益”中研究当代故事在讲述上是如何超越文本以适应当时需要的。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学者巴克齐里各《关于夏威夷民间叙事改编本中“地方”的理解》，美国学者林达《“中间省略”在当代美国民间文学研究中》，德国学者罗茨的《越过界限:民间故事的翻译与加工改写本》，均属探讨故事改编增删情形以及应有的界限方面的文章，与过去的墨守文本的忠实纪录相比有了一些突破。这是故事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碰到的，中国早已解决这类问题，“推陈出新”的方针在国外也有不少知音。   肯尼亚学者阿连比在《口头故事在肯尼亚电子传媒工具上的紧急情况:是一次黄金的传播机遇的探索，还是仅仅改变传播工具的操作》，说明故事的现代化应是全面的，而不仅仅是工具的变换。   4故事讲述艺术研究.   民间叙事是一种立体文学，是需要讲述、表演的。故事的艺术魅力不仅在它的文学性，而且也在它的表演性。有学者对其讲述艺术作了专门研究。如意大利学者巴达坎的《巴洛克的故事讲述艺术》，罗马大学的卡路所从美学角度研究故事讲述在调查基础上所写的《西班牙地区的故事讲述美学》，罗马尼亚学者鲁克山多育的《在非艺术语言中的叙事结构和策略》等。   以韵文唱故事的民间叙事诗歌，也是一种重要的叙事传播形式，它便于记忆，在一些地区相当发达，深受群众喜爱，因而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如伊朗学者巴该里的《波斯民族史诗中的传播叙述》，以色列耶松的《史诗类作品的叙事模式和类型索引》。   孟加那国的如拉则在《论一首宇宙起源的叙事歌》中论述孟加那创世神话史诗至今仍在民间流传的情形。   故事家、歌手是民间叙事的重要载体，对故事家的调查研究也非常重要。孟加那国邪德厚里的《比赛民歌比却根及其歌唱能手贝雅提》，德国该达的论文《格里奥的概念和非洲故事家的讲述方法》，匈牙利卡尔曼的《俄罗斯宗教民歌手的分类问题》，希腊学者帕帕米切米的《民间叙事田野调查和故事讲述人的智力才能问题》等文，都有新的调查研究成果。#p#分页标题#e#   5跨文化传播与全球化   以色列学者菲亚柯娃的论文《跨文化传媒中的移民民间文学》研究不同国家犹太移民的故事，是宏观的研究。罗马尼亚伊斯帕斯的《口头文化与跨文化传播—关于德来古拉伯爵的故事》，匈牙利学者克瑞查的论文《东欧民间故事中的跨国英雄》，阿美尼亚学者的论文《阿美尼亚巨人桃克和泰拉罗斯、克里特的泰罗斯、弗雷简的坦特罗斯、匈牙利的桃陀斯》则是具体故事人物的比较研究。英国学者牟哈威的《在翻译和教义之间—阿拉伯民间故事作为跨文化的象征符号》等文都属民间叙事跨国传播的研究。有些故事如狼外婆、灰姑娘等流传在许多国家之中，早已引起了人类学家的注意。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故事的流传、变异与趋同情况更值得注意，过去偏重于源流研究，通过异文的比较来追寻故事的流传路线，找到故事的发源地(有埃及中心说和印度中心说等理论)。这种历史地理研究(芬兰学派的方法)曾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如今人们对这种追寻推想的可靠性发生了疑问，此法已不流行。此次会上的故事流传研究偏重在故事的现代化与全球化方面。跨文化传播并非完全的趋同，它仍然保持各自的民族特色，何克俭(中国宁夏)的论文《文化交流和跨文化研究的新生儿—回族故事的形成和特性》，瑞士学者昆‘汉斯的论文“民族传统在民间文学中—一种式样的风格?”等文、对此更作了专门研究。不只故事是跨国传播的，谚语也是。匈牙利学者帕克左莱的论文《在不同文化中的公共谚语》，发现在欧洲流传着28~56种语言中的谚语，还发现其中远东的中国、日本、朝鲜谚语有173条之多(包括《史记》和《论语》等书中的谚语)，说明现代传媒对民间文学传播的巨大影响。

一、蒙古族仪式音乐文化

杜蒙（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地区仪式音乐文化研究主要从婚礼仪式、葬礼仪式娱乐活动、祭祀活动、宗教仪式活动等几个方面有较为细致的论述，其中在婚礼仪式音乐方面有较为细致的描述。陈玉芝2008年《杜尔伯特地区文化研究》中描述，杜尔伯特生诞礼仪、成年礼仪、婚嫁礼仪、丧葬礼仪盒日常礼仪的写作中对音乐文化有所研究，比如，在婚嫁礼仪过程当中的歌曲《求婚之歌》、《天上的风》和《祝酒歌》等。波少布2007年《黑龙江蒙古族文化》中也对以上几个礼仪有所描写，其中不仅对杜尔伯特县蒙古族地区进行了描写，对黑龙江省蒙古族整体均有阐述。洪英华主编2001年《黑龙江蒙古部落史》中对杜尔伯特蒙古族的仪式文化也有描写。

二、蒙古族民歌文化

金童2014年在论文《简述杜尔伯特蒙古族民歌<诺恩吉雅>的地方特点》中将杜尔伯特的《诺恩吉雅》和内蒙民歌《诺恩吉雅》进行比对，阐述了杜尔伯特《诺恩吉雅》内容的丰富性。邵萱2008年硕士毕业论文《杜尔伯特蒙古族民间音乐调查研究》当中对杜尔伯特的民间歌曲有一定的研究，其将民歌的题材分为反映历史人物民族由来、男女爱情、思念亲人、民俗风俗习惯、作战尽忠、革命事业、宗教信仰七个方面。徐国清等在2001年所著《吉林蒙古族民歌极其研究》当中对杜蒙的民歌也有所描述，他将杜蒙民歌统称为——嫩科尔沁民歌。

三、蒙古族曲艺

蒙古族曲艺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乌力格尔合勒讷”，是一种自清朝就已经出现在本地区的蒙古语说书形式，也有人称为“蒙古书”；另一种是“好来宝”，杜蒙蒙古族地区的好来宝的形式和汉族的“莲花落”、“数来宝”有些类似，多采用问答形式，说中带唱，歌词对称。2015年金童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说唱艺术——好来宝》中对传统曲艺“好来宝”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介绍了杜蒙“好来宝”的来源、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陈玉芝在2010年《杜尔伯特蒙古地区文化研究》一书中针对说唱文艺进行了专门的描写，将蒙古族说唱音乐分成七类，分别是“胡仁乌力格尔”、“亚不干乌力格尔”、“好来宝”、“绍格耶日阿”、“怯热”、“玉热勒•马格塔勒”和“蒙古珠吉格”。

四、蒙古族器乐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研究中心主办的“梵学与佛学研讨会”于2011年10月22－23日在苏州召开，本次会议得到苏州西园寺普仁方丈及诸寺众的大力支持与协助，来自北京、台湾、香港、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区近5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学者就中国当前梵学与佛学的研究、人才培养及未来发展趋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   本次会议共收到36篇论文，其中基于梵汉或梵藏汉对勘的大乘佛教经论与思想研究的论文，就有16篇。在这些经论中，最受关注的是在中土流传甚广的《维摩诘所说经》。黄宝生研究员在其《〈维摩诘所说经〉梵汉对勘导言》中以梵文本与汉译中的什本、奘本《维摩诘所说经》的对勘为基础展开研讨。台湾中央大学中文系万金川教授的《梵汉对勘研究的文化与思想转向》一文，从思想文化传播的角度，对梵汉对勘的价值与意义做了讨论。中山大学哲学系范慕尤博士的论文《〈维摩诘经〉文本对勘的启示》，列举出数则《维摩诘经》梵文写本与汉、藏各种译本间存在的差异，结合僧肇、窥基等人的注释，剖析不同译本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认为鸠摩罗什有改译经文的行为，很可能源于中观思想和大乘菩萨道实践思想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中心常蕾博士在其《〈入楞伽经〉梵汉对勘札记》中指出若能充分利用汉译佛经翻译时间早、同本异译多、时间跨度大的特点，对梵文佛经的校勘工作会有相当的帮助。梵文中心葛维钧研究员的《智者大师解经中的问题及其影响》一文以《法华经》梵汉对勘为基础，指出智者大师对《法华经》经文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误读。   中观与唯识典籍的整理与研究是深化当前大乘佛教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本次会议上发表的许多论文即是基于梵、藏、汉等不同文本的校勘，对中观唯识典籍所做的文献整理或思想探讨。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麦文彪博士的《早期“般若经”的流变与梵汉对勘的若干问题》一文，以《出三藏记集》所提供的文献讯息为出发点，配合近年有关“般若经”的研究成果，尝试重建早期“般若经”传入汉地的面貌，分析现存“般若经”文字材料的流变，并对若干梵汉对勘时必需注意的方面做出探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萨尔吉副教授在其《〈中观心论颂〉梵藏对勘举隅》中，通过对勘印度大乘中观派论师清辨的《中观心论颂》梵文写本与藏译文本，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的文句差异，并对致异的原因做出各种推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何欢欢博士的《“瓶空”与“虚空”———试论清辩对吠檀多哲学的批判》一文也是基于对清辩《中观心论》的梵、藏对勘，以此论与乔荼波陀《圣教论》中出现的“瓶空喻”为切入点，还原以清辩为代表的佛教中观自立派与吠檀多派的论辩细节。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叶少勇博士宣读了《新发现月称造〈六十正理论释〉梵文残叶》一文。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刘震副研究员的《〈赞法界颂〉与〈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一文，通过比勘在西藏流传颇广的题名为龙树所作《赞法界颂》的梵、藏、汉文本，揭示三种文本间的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院梵文中心周贵华研究员提交的《〈解深密经〉的三时判教》一文指出，《解深密经》是瑜伽行派的根本经典。因此经的梵本不存，目前只能根据汉译、藏译的“三时判教”几段译文，进行对比分析，以显示两者思想的异同，由此可更好地体会《解深密经》的判教意趣。台湾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耿晴助理教授在《检讨〈金刚般若论释〉与〈摄大乘论释〉的关联》一文指出，世亲在《摄大乘论释》以prabhāvita描述成佛时法身从遮蔽状态变成被显露状态的转换，这个词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的散文注释中亦有类似的用法，足以说明《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与《摄大乘论释》皆出自世亲之手。台湾法鼓佛学院释惠敏法师发表的《梵本〈大乘庄严经论〉之研究百年简史》，利用Zotero书目管理系统，展示近百年来梵本《大乘庄严经论》研究的历史，介绍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从时段、研究者、成果类型等多个维度，揭示出《大乘庄严经论》百年研究史的细节。   有三位学者分别从密教的成就师、经典与本尊三个角度，探讨了秘密佛教或曰金刚乘佛教的相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薛克翘研究员的《印度佛教金刚乘成就师坎诃巴》、梵文中心李南研究员的《略论〈喜金刚本续〉》、台湾佛光大学佛教学系刘国威副教授的《佛教密续独特女性本尊Kurukullā(咕噜咕咧佛母，作明佛母)相关梵藏文献的初步研究》均做了此方面探索和研究。   梵汉对勘是深化当前中国佛教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推进汉语史尤其是佛教汉语研究无法回避的瓶颈。香港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朱庆之教授的《汉梵佛典双语标注语料库的构建》，介绍了他目前主持的“汉译佛经梵汉对比分析语料库建设及汉语历史语言学研究”项目。梵文研究中心姜南博士的《汉译佛经中标记分明的时体表达式》重点讨论有显性标记的动词形式，揭示出汉译佛经表现动词时体范畴的特点。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王继红副教授的《论部汉译佛典篇章标示成分考察》意在考察《俱舍论》梵语原典以及真谛、玄奘两种汉译本中的篇章标示成分。。   有论文对名号、词语做了精细考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陈明教授的《须大拏太子诸名号考源》、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惟善副教授的《鲁波与阿鲁波的梵语区别》、西南科技大学陈秀兰教授的《“五体投地”语源考》即是如此。   梵语声明学或曰梵语文法研究一直是中国梵学与佛学研究中的弱项，因此，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罗鸿副研究员的《关于〈依缘月光疏〉梵藏蒙校勘的初步报告》、北京大学博士生张雪杉的《西藏自治区存梵文语法写本初步调查》、北大硕士生王臣邑的(DiegoLoukota)《波你尼〈八篇章〉中的变位被动动词形式:历史比较角度下的形态与语义分析》等值得推荐。   台湾法鼓佛学院邓伟仁博士的《中国古代僧人的梵语知识:方法论探讨》意在通过汉文藏经中所保存的梵语知识，讨论中国古代僧侣文人对梵语声明学的认知方法与接受情形，探求中国古人对梵语的学习与认知。梵文中心周广荣副研究员的《真言与王权》，以最能体现梵语神圣属性的真言与王权之关系为题，分别探求婆罗门教、印度佛教、汉传佛教传统中，真言与世俗王权之间的不同关系，揭示不同社会文化传统中蕴含的政教关系。医方明在佛教僧团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中国藏医院的刘英华医师的《〈八支心要集〉传承与传译》一文正是基于他对印度古代医方明典籍《八支心要集》在南印度传承状况的实地考察而撰写的。#p#分页标题#e#   在这次会议上，把研究对象限定在正统梵学范围之内或其背景之中的文章只有两篇。梵文中心副主任孙晶研究员的论文《筏罗婆的Anubhasya研究》，对吠檀多重要哲学家筏罗婆的哲学思想及其注释《梵经》的《小注》(Anubhasya)做了论述，意在揭示其“纯粹不二一元论”思想内涵。台湾政治大学黄柏棋教授的《马鸣〈佛所行赞〉及佛教之转型》一文从梵语文学史上宫廷诗与赞咏诗的兴起，考察了马鸣《佛所行传》与佛教“梵语化”转型之间的关系。

摘要：

少数民族刺绣艺术历史悠久，其中蕴含的文化元素对于研究民族文化有很大价值。近年来，学者对于民间手工艺研究不断重视，对刺绣艺术也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更多的发现，刺绣艺术包含的各种内容被不断挖掘。文章总结了目前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刺绣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

少数民族；刺绣；研究综述；文化；图案

中国独特的刺绣文化在世界上独树一帜。21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于民间刺绣的研究与介绍成果颇丰，特别是对汉族四大名绣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随着民族文化不断得到重视，对少数民族刺绣的研究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在少数民族刺绣所蕴含的各种元素中，图案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各民族的历史、审美以及对生活的期许，都常常流露在日常生活所留下的痕迹中。刺绣图案作为一个载体，反映了很多信息。目前，对于刺绣图案研究成果的主要形式有图片、图集、专著、硕博论文等。内容涉及图案、纹样、文化内涵、图腾崇拜、文化渊源、传承保护、比较研究、刺绣技法、刺绣产业化发展。除了汉语研究成果外，还有不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相关研究。笔者通过在知网上查询，发现截至2016年6月，学术界对于刺绣只有一篇研究综述，并且缺少研究文献总结，所以有必要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总结。

一、各少数民族刺绣图案的整体研究

我国各少数民族刺绣都有系统而成熟的审美创作体系，在对中国少数民族刺绣图案进行研究时，对于刺绣进行综合性了解是必不可少的。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专著很多，主要有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著的中国工艺美术丛书《中国少数民族染织刺绣篇》，胡蓉、周卫主编的《东北民族民间美术总集•刺绣卷》（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钟茂兰、范欣、范朴编著的《羌族服饰与羌族刺绣》（中国纺织出版社，2012年版），等等。这些专著或从宏观角度对我国少数民族刺绣艺术的整体特点作出总结，或针对特定的少数民族刺绣文化所体现出的审美价值及其他特质进行分析。其中，《中国少数民族染织刺绣篇》对多个少数民族的刺绣艺术特点进行了分析，以综合视角解读了我国少数民族刺绣艺术。以综合视角研究少数民族刺绣艺术的学术论文也有很多，主要有陈默溪的《黔东南苗族戳纱绣》（《贵州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范明三、杨文斌的《黔东南苗族刺绣艺术》（《苏州丝绸工学院学报》1993年第00期），韩恒威的《东北地区锡伯族的剪纸与刺绣》（《满族研究》1995年第3期），吕霞的《土族刺绣艺术》（《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热娜•买买提的《维吾尔族的刺绣艺术》（《美术观察》2011年第3期），杨晓辉的《贵州少数民族民间蜡染与刺绣》（《美术》2014年第6期），等等。其中，帕提姑•阿不拉的《维吾尔族传统刺绣工艺研究》采用实地调查法、文献法、历史研究等方法，并结合一些相关研究资料，对新疆维吾尔族刺绣艺术的技法、渊源、美学价值等多方面进行了详细描述。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张庆捷作了《云冈石窟窟顶挖掘情况》的报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了云冈石窟窟顶考古发掘的详细过程及情况。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北朝研究会会长、云冈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殷宪作了题为《燕国富贵瓦当证燕昌城之实》的报告，从史学实证的角度出发，剥茧抽丝，证据充分，逻辑严密，以一块小小的瓦当结合丰富的文献资料，证实了燕昌城的存在。云冈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凌建英教授作了题为《人间佛教•云冈石窟•和谐美》的报告，从文化美学的角度阐明云冈石窟不仅仅体现了佛的教化众生，更表明了一种刚柔相济、壮美与优美共生、质朴与华贵互补的和谐美及人类社会共同的良知与追求，这种和谐精神的张扬是人间佛教与时代结合的价值体现。北魏研究所所长马志强教授作了《云冈石窟的佛龛造像类型研究》，从类型学的角度对云冈石窟佛像、菩萨、胁侍弟子、飞天、狮子、力士等佛龛复杂多样的种类进行了科学合理的划分，并对其特点进行了准确的描绘，条清缕晰，展示了石窟造像的丰硕内容。在第二版块的分组讨论中，与会学者紧紧围绕议题，分别就文化、艺术、宗教、宗族、信仰、军事及社会生活等方面展开了主题发言，并相互进行了精辟深入的点评。论坛学术气氛浓厚，讨论热烈，形成了观点的交锋与聚焦。现将具体情况分述如下：

一、关于平城文化

在平城文化方面，大同市古城保护和修复研究会宋志强的《北魏“平城时代”文化发展脉络》探讨了在4世纪末到5世纪末，平城作为北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经历了汉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交融共存，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碰撞融合，佛教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融汇化合，形成了由无学术文化到以儒学为主的多元相济的文化发展脉络和基本面貌。刘美云的《论入居中原的女真人与汉族文化的融合》一文，对北方崛起的女真族势力扩张与汉族融合的过程进行了探究，认为有金一代入居中土的女真人从服饰、饮食与礼仪等各方面逐步与汉族趋于一致，融为一体，但是汉族地主阶级的腐败风气等负面习俗同时也影响着女真族，使其骁勇善射的的特点逐渐丧失。李耀丽的《古城大同街道的文化意义》从大同街道的命名来解读大同悠久的历史，认为大同街道的名称体现了大同历史所遗留下来的古都文化、宗教文化、军事文化、民俗文化与和谐文化。

二、关于北魏辽金时期的艺术

对于北魏辽金以来的艺术研究也是本次论坛的一大热点。杨俊芳的《云冈石窟飞天服饰研究》一文，通过对云冈石窟飞天造像特点及演变脉络的考察，认为云冈飞天是印度歌舞形象与中国道教天仙及儒家礼教影响下的妇女形象相结合的中国式飞天，完成了由印度飞天向中国飞天的演变。佛教飞天的中国化、本土化、世俗化是由云冈石窟造像完成的，洛阳龙门石窟的飞天雕刻是该风格的延续。此外，该文的另一个亮点是通过大量的图像直观展示了飞天演变的路径。武建亭的《大同观音堂辽代雕像艺术考》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完成的。该文将大同观音堂观音殿现存的17尊辽代佛教雕像的造型与佛教经典中的图像相比对，并结合佛教仪轨进行解读，认为从殿堂的建造到塑像的雕刻，无不体现了辽代皇家佛教思想对民间的影响和民间对佛教的信仰，揭示了辽代佛教文化的发展状况和造像特点。梁晨霞的《浅谈“二人台”艺术特色及其发展》则从“二人台”的历史沿革入手，对流行于内蒙、山西、陕西、河北、甘肃、宁夏六省区的戏曲剧种进行考察，认为它显著的艺术特点是在内容上表现为现实性、生动性和通俗性，并紧随时代的潮流；在语言上表现为方言土语的运用，具有民歌的艺术特点。程乃莲的《应县释迦塔的风铃》对世界现存最为古老的楼阁式纯木建筑应县释迦塔的风铃进行考察。研究显示，风铃不仅保留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信息，更为重要的是它折射了时代的变迁。风铃不仅仅是释迦塔建筑的组成部分，它还是释迦塔文化艺术传承的重要载体。胡婷婷的《大同华严寺造像审美心理机制探析》认为，华严寺造像之美在于其蕴涵的艺术之美，在于其带给受众的心灵震撼。该文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审美机制分析，通过对华严寺造像知其美、爱其美和品其美的探究，显示出该艺术作品对大众审美能力的提高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三、关于区域文化及文化产业

侯秀林的《明代藩刻书考》就明代山西代藩刻书的情况、特色及成因做了详实而细致的考证，认为明代的政治文化环境对明代藩刻书影响深远，藩禁政策对宗室成员的制约使得一部分宗室弟子移情于文章。刘慧芳的《文化记忆与文化变迁》由山西怀仁地区的民间社火作为问题的出发点，对文化记忆与文化变迁做出思考，说明以民间社火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沉淀了传统的文化记忆，又展现了在当代经济变迁中的新特色。徐建国的《云冈石窟“纪念碑性”造像意义探讨》一文，从后现代的视野出发，围绕云冈石窟造像的内在意义，即“纪念碑性”所蕴涵的礼仪祭祀性、政治内涵性和人的生命自觉性进行讨论，深化了对云冈石窟艺术的认识。赵琦的《县域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路与对策》一文，着眼区域，立足当下，并以本地实际情况为例，认为尽管县域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但是也面临着困境，提出要着力打造县域文化产业，应当转变观念，依靠科研，重点培育优势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