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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隽
李石曾的基本定位，亦在于作为教育活动家的政治人。一方面，他既为国民党元老、又是晚清高阳相国李鸿藻之公子，无论新旧，政治资本均甚雄厚；另一方面他以在教育/文化场域的活动为标的，而其主要方式则为“留法教育”[1]的推动。而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对中国革命思想的最根本贡献则在于其“教育普及”的思想，且在他们所采取的各种革命措施中，“教育”亦为最基本的手段[2]。在我看来，这种以教育为革命的思路，非常具有特征性地表现为李石曾一力推动的“留法教育”方式。
针对吴稚晖认为“教育事业无济目前”[3]的意见，李石曾强调“然舍教育更无他法”，他将所从事之工作分为政治、教育二途，认为政治“吾人既不能为，只好听他人为，而我则专力于教育亦无不可”[4]。关于他在本土教育语境中的事功，诸如中法大学的创办运营、北平大学区制的尝试、作为北大教授的贡献等等，自毋庸赘言；但在我看来，李石曾的特殊意义，更在于对留学教育的范式创新上，具体而言，则为留法教育的开创功勋。李石曾对中国的留法教育是有着整体思考和建构性思维的，他曾明确提出过要建设“中国留法师范学校”的构想，其具体思路在于：法国学风虽较好，然必更从而组织之，方能得最多之结果，否则来法留学者，或为自利之实业家，或为无宗旨之新学家，其将来发生于国内之效力必鲜，或且背驰。弟以为可由先生及蔡汪诸先生（学问道德为国人所信仰）组织留法师范学校，养成教授，遍布于南洋与内地。必有此机关，方能望新学风深入于国内而不摇，弟以为无论何事，皆无此种力量之坚强也。[5]不过这一构思或许过早于时代，事实上并无实现的可能。但由“留法俭学会”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展开[6]，倒确实有一种内在的逻辑脉络在，值得细加辨析。考虑到学界对后者已充分关注，此处主要从留法俭学会的角度略加梳理与申论。李石曾并不是一个纯正的学者，作为身与暴力革命，并与共同组织京津同盟会、参与谋刺清末重臣的人物，他在民元之际，既不做官，亦不退隐。一转身却搞起了“留法俭学会”，初看费人揣摩。
可通过我们以上分析，即可洞穿其经由法国文化熏陶滋养之后所形成的独特之“文化浪漫”情结与理念，也就是通过其诸种资本皆备的在野身份，实现自家的理想情怀。这种思路，至今看来，仍会觉得有些“匪夷所思”，通过个体与民间的力量如何可能实现这样浩大的国际性教育交流工程？但李石曾等人的尝试与勇气，真地让我们感觉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可能。日后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其涉及地域之广、提供机会之多、产生人才之众、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之深，倒真地是无与伦比。当然，那种政治史的“无心插柳”效应，是作为始作俑者的李石曾等人始料未及的。可在李石曾，其对留法教育活动的整体操作与实践，并非只是心血来潮（当然不排除有时的“灵机一动”）而没有一条可以贯穿的红线。
由自家的留学经验而掀起一轮新的留学潮流，并非自李石曾始，容闳从自家毕业于耶鲁到推动留美幼童的实践就是最好的先驱与榜样[7]。可做到李石曾这样大的规模和影响的，即便是容闳，恐怕也是自愧不如。这不仅因为自身的政治/文化资本的差异，乃至生性的先天有别，也还因为容、李二人因其留学国度不一、思想形成过程有相当之距离。表现在李石曾身上，主要是在留法时代与法国思想（尤其是与无政府主义思潮及相关人物）的接触、新世纪时代逐渐形成的自家理念。当初他们办《新世纪》，其思路就在“以教育为革命”[8]。这一理想，实际上在他们的日后实践之中，尤其是李石曾的活动中，充分表现出来。既强调“社会革命”，又关注“以教育为革命”，这就必然推出将“教育问题”作为“社会革命”的核心内容。对李石曾而言，教育又具有极为特殊和重要的含义：“教育之为言广矣。凡人生发展之事事物物，无一不与之密切相关，故谓教育为人类与社会之（金庐）铸可也。”[9]所以，教育对人类和社会发展而言是具有根本性决定意义的。具体言之，李石曾因自身的留法经历，故特别注重留法教育的推广与应用。他编译《法兰西教育》一书，特别强调“趋重法兰西教育之理由”称：“吾常研究关于教育之问题，见中国多宜采取法国教育之旨。吾人留学亦以赴法为较宜。”然后他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两个方面论证法国的优势，前者强调“泰西各国于体育智育均可得比较上之满足，若德育则往往乖谬，惟法国教育，能脱于神君之迷信”；后者强调“发明新理之毅力，与各类学问之博通，均以法人为最著”。应该说，李石曾在1912年之时，即着手措办留法俭学会，借助时任教育总长的挚友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使其迅即落实办公地点与操作程序。再加他的人脉、理想与勤奋，终于使这项事业有了相当坚实的基础。以留法预备学校为基地，开始他的个性鲜明的“教育事业”。这段时间很有趣，一方面是袁世凯大肆耍弄政客手段，将革命派玩弄于股掌之上，使得南京临时政府被迫同意其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另一方面是蔡元培、孙中山、吴稚晖等相继入京，与李石曾有密切之交流。当初已辞驻法公使之任，年纪初过而立的李石曾，进京本就不是有所专任（他与蔡元培、等不一样，不是迎袁专使团成员）。当蔡元培在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职上奔波为难之际，当吴稚晖只为筹备全国读音统一会而入京之际，当孙中山就任筹划全国铁路总办之际[10]，李石曾也选择了自家介入现代中国建设的方式，这就是发挥自家所长以推动留法教育的蓬勃展开。李石曾甚至与孙中山相约，一者筹划全国铁路畅通，一者筹划全国教育文化增长。在他们想来，一旦交通教育各有成就，则国家之富强必计日可待也[11]。从这样的思路去分析，则李石曾推动留法教育活动并非仅仅是就留法而论留法，而有其特定的文化政治意义，这其实也正是他文化浪漫主义的特色所在。一方面由于自家的留法背景，敢于在无人先行的道路上独自尝试；另一方面毕竟是政治世家出身，对政治有一种天生的敏感与独到的把握。事实证明，逐步推进式地推动留法教育的开展，乃是李石曾介入现代中国文化/社会场域，并产生伟大的现代史意义的重要策略。#p#分页标题#e#
就李石曾的留法教育运动设计来说，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留法俭学会（1912-1916）、华法教育会（1916-1919）、留法勤工俭学会（1919-1922），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一浪推过一浪的“扩大型事业”。第一阶段的操作相当务实，无论是用人才，还是聘外教，乃至商借校址、联络留学（安排留法学校）[12]，都非常井然有序，而实际上这批学生当中确实产生了相当一批优秀的人物，如朱广才（约1904年生）就是入巴黎综合理工学校（EcolePolytechnique）学习，并获得硕士学位，成为中国学人里相当早期获得大学校文凭的学子（有论者称其为第一人）、日后曾任中法大学物理系主任；更成了李石曾的“乘龙快婿”，娶的正是李氏的独女李亚梅（约1910年生）。
1916年由李石曾主其事而成立的华法教育会，虽名义上是与法方合作，但其热情主要来自中方，在具体方略上则足以显示出李石曾的文化政治思路与眼光。这是中法双方合作的理念第一次落实到实践之中，而对法国接触最久、认知最深、关系最熟的李石曾却只将自己安排为“中方书记”一职，最多也就是秘书长的角色，且与李圣章并列。而将蔡元培、欧乐（Aulard,Alphonse,1849-1928）分别推出作为中、法方会长[13]，一方面这是场域运作的资本要求，另一方面毕竟有李石曾自家的气度和文化政治逻辑在起作用。华法教育会的根本思路，其实包容甚广[14]，留法教育只是其中一项而已。“勤工俭学”的理念早就由吴稚晖提出（所谓“苦学”），可吴氏的理念并不能算特别新颖与独创，在法国我们同样可以寻出相类的思路，当初傅立叶（Fourier，Fran?oisMarieCharles，1772-1837）就特别看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相结合[15]。早在1915年6月，李石曾就曾在巴黎与吴稚晖、张静江发起过“勤工俭学会”，明确主张以工兼学[16]。但真正将这种思路推广而成为现代中国场域里的一起轰动性的事件乃至运动，仍要等到1919年1月，李、吴再度联手，发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借助巴黎和会的国际背景与的浩荡威力，留法勤工俭学蔚然成为风尚。但必须指出的是，在李石曾心目中，他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以勤工俭学为工作的唯一选择或重中之重。我们必须注意到，在1910-1920年代的留法教育中，李石曾作为一个核心主导人物，其思路一脉相承，虽历经挫折，但初衷不改。如果说留法俭学会的功用主要在敢于实验、提供经验的话；那么华法教育会的意义（在勤工俭学方面）则主要立足于设立机构、铺开场面，这一机构在推动“勤工俭学”方面之作用实不可忽略[17]。请注意，1917年时，北京的华法教育会成立并在教育部、内务部立案；仅仅一年时间，到了1918年前后，在该会推动下，各地纷纷成立分会、各种赴法留学预备学校先后创办，成“星罗棋布”之势[18]。
而正是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几年之中，申请赴法青年达五百多名”，到之后则“迅速超过一千五百多名”。以1919年“留法勤工俭学会”成立为标志，借助五四东风，到了1920年，留法人数达1600多人，成就了留法勤工俭学高潮。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日后的勤工俭学演化成一场难以收拾的“国际闹剧”与“政治事件”，但那毕竟是后话，这且置诸不论。对于李石曾个体而言，通过留法教育活动的一力推动，成就了他自己在中国现代留学史上的地位固毋庸置疑，但更重要的则是他由此而确定了自家在民国文化政治场域里的重要地位。我们可以看到，整个1910年代，李石曾都以相当谦让的态度将蔡元培“礼让在前”，包括他自家极为熟悉、人脉相当良好的中法文化教育交流场域。之所以如此，还是顾及到自家的资本声望问题，虽然今日看去，蔡、李均名列四老，似为并驾齐驱，但那是事后追加，尚非事物本相。如果放置入历史语境之中，会知道这非常不一样，李石曾虽然世家清华、有留法背景，但毕竟不过而立之年、阅历经验均尚嫌浅，更无法与蔡元培前清翰林、教育总长的重磅资本相比。可到了1920年代，整个情况就起了变化，1927年以后，李石曾与蔡元培基本上就是分庭抗礼的局面，因为此期的李石曾已年在不惑、知命之间，其文化/政治资本都非昔日可比，无论是社会事业的积累，还是政界交谊的联络，都使其身价非同旧日（不要忘记，蔡元培与北洋军阀交恶之际，还是李石曾从中斡旋，使其得以公派出洋考察而化解）；而此中砝码增加固然原因众多，但其中留法教育活动的推进与国际声誉的积累，当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所以，李石曾虽不为官，但却是“身在曹营权在汉”，其政界影响一点都不容忽视，而除了日后的“有功”之外，他自身通过文化/教育活动累积的政治资本其实也应当予以足够重视。文化政治的意义，就在于两者间的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