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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任力 单位：陕西省歌舞剧院有限公司
“踢鼓子”流传于榆林地区西北部横山的一种民间舞蹈。表演时在场中大鼓的两旁，又放置着数量相等的小鼓，舞者可用鼓槌击鼓作舞。舞至高潮，表演者可跳上大鼓，用脚踢鼓作声。动作刚劲有力、洒脱大方，气势不凡。颇象陕北出土的汉画象石中的“盘鼓舞”，纵跳盘鼓之间，时而“却蹈”、时而“反弹”的舞蹈形象。“安塞腰鼓”流传于延安市区安塞县。它以其热烈欢快的节奏，粗犷奔放的形象而闻名中外，观后给人以振奋和鼓舞。“安塞腰鼓”是反映古代驻守边塞军旅征战、习武时的一种军阵乐舞，传说古时的将士征战，人人皆备两件武器，即“弓箭”和“腰鼓”。腰鼓的作用在于击鼓报警、击鼓助战和击鼓欢庆。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具有强悍粗犷的民间舞蹈形式。安塞县位于延安北部，古代因其是边陲要道，有着重要的军事战略位置，因而史书上有“上郡咽喉”、“北门锁钥”之称。据考古专家对由陕西咸阳至内蒙阴山秦直道考察结果证明，最具有代表性的安塞腰鼓，出自安塞县西河口乡的山王河村，该村立于秦直道的边缘地段。就目前该村的建筑风格民俗习惯来看，仍然保留着浓厚的秦汉风格。
“小缠腰”、“十梅花”等典型动作，更是热烈奔放，大有古代将士驰骋疆场之势。另外鼓手的服装和头饰，都具有古代将士英武古朴的风姿，与驰名中外的安塞民间剪纸艺术、农民画等粗犷豪放的秦汉艺术风格，颇为一致。“洛川蹩鼓”是新近从延安南部洛川县挖掘出的一种非常古老的民间舞蹈。洛川蹩鼓可由几十人组成，舞者个个头扎英雄巾，背扎四面靠旗，腰束战裙，扎裹腿，胸前横挂一面大鼓，双手握槌，上下频频击鼓的同时，双腿呈马步蹦跳不止。舞至高潮，大有猛虎下山和万马奔腾之势，犹如一幅古代军卒操练、习武布阵的壮丽画卷。仿佛将人带到在古时军卒征战的沙场上，观后颇使人为之振奋。洛川在历史上就是关中通向边塞的交通要道和战略重镇。该县至今尚留存着春秋战国时期的魏长城和汉墓群、烽火台等古代文化遗址。广为流传的洛川妇女群众的剪纸、面花、刺绣等民间美术工艺，更以其独特的秦汉艺术风格而著称，受到了中外美术家和考古学者们的的赞赏。“龙灯舞”是长期流行于陕北各地秧歌队中的一种民间舞蹈形式，至今我们常以“龙的传人”、“东方巨龙”做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而“龙灯舞”则明显的具有我国古代图腾舞蹈的印记。黄帝的氏族原本以“蛇”为图腾。
由于诸多氏族的不断联合，给“蛇”的身躯又不断地增加了诸如鹿角、马尾、鱼须、鱼鳞、鹰爪等，使“蛇”成了一虚拟的综合性神灵———即“龙”，做为我们华夏民族最受崇拜的图腾。在民间流传“龙灯舞”，以及在陕北大秧歌中经常出现的“龙摆尾”、“双龙出水”等队形图案，均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古代图腾影响的一种表现。“厉鬼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民间祭祀性舞蹈。它流传于陕北米脂、绥德、子洲、子长等县，由古代“傩舞”演变而成［1］。据《论语•乡党》记载:“乡人傩朝服而立阼阶”。就记述了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时代，孔子就已身着朝服敬立在迎候宾客的阼阶上，观赏过乡人所跳的“傩舞”。“傩舞”传至汉代宫廷，被称为“大傩”。唐代的“驱傩”其规模较之汉代有所发展，宋代宫廷的傩仪，将传统的方相氏率十二兽改为土地、门神、判官、小鬼等人物，使傩仪更贴近现实生活。这种古老的驱傩一直流传至清末，并在民间也广为传播。如《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的“装神鬼”与至今流行于陕北民间的“厉鬼”，就是“傩舞”的一种活动形式［4］。
“厉鬼”是由吹鼓手于每年秋收之后，受人之邀去进行表演的。表演“厉鬼”时只有四人，一个吹唢呐，一个击马锣，一个口中念念有词，另一个身着红袍，头戴面具和鬼帽，手拿黑虎鞭，狂奔乱跳，以求祈神祭祖、消灾免难、欢庆丰收、保佑平安，这和宋代民间舞队中的“装神鬼”非常相近。说明当今陕北流行的民间“厉鬼”，和古代“傩舞”是一脉相承的。陕北绥德、米脂等地曾挖掘出土了四百多块我国东汉时期的画像石，它不仅再现了东汉陕北的社会生活和礼仪风俗，又栩栩如生地记载了我国古代乐舞和百戏等许多形式，是研究我国古代舞蹈和陕北民间舞发展的珍贵活史料［1］。1982年在绥德出土的一尊东汉舞俑，高达9．5cm，系一北方胡人形象，其造型颇似当今“踢场子”中挂鼓表演的“金鸡独立”动作。它的出土既证实汉代的陕北亦有类似当今“踢场子”的舞蹈活动，又说明陕北舞蹈与北方少数民族舞蹈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此证明限陕北民间舞蹈所具有的民族多元化因素。东汉画象石中还有“七盘舞”、“建鼓舞”以及“巾舞”等形式。
“巾舞”源于周代的“?①舞”。郑玄注《周礼•地官•鼓人》说:“列五彩缯为之，有秉(柄)，皆舞者所执。”［5］说明周代“舞”，以五彩缯为道具。“舞”传到汉代，据郑玄注《周礼•春官•乐师》说:“、析五彩缯，今灵星舞之持之是也。”［5］说明汉代的“巾舞”是由周代“舞”演变而来的。“巾舞”传至汉唐时所出现的“长袖舞”“白?①舞”，以及当今陕北秧歌中的扭红绸、舞彩绢、红绸舞等，均具有古老“巾舞”的表演遗风。1983年在延安地区南部的甘泉县距离城百余里外，雨岔乡李圪崂村出土的宋金秧歌画象砖，是陕北秧歌渊源考证的一件重要文物史料。砖上画有一陕北小伙子手握彩绸扭秧歌的形象，栩栩如生，非常类似现代陕北秧歌的风姿神韵［1］。由此可见，古代的“巾舞”在经历了不同的历史繁衍过程后，又从宋代“扑旗子”演变为甘泉宋金画象砖上所表现的陕北秧歌舞绸形象，不仅证实我国宋金时代的陕北已有类似当今民间秧歌活动的存在，还可以进一步证实陕北秧歌的绸舞与汉唐时代流传的“巾舞”有着密切关系。宋代的民间舞队，是我国民族民间歌舞艺术广为民展的一个高潮，也是在继承汉唐乐舞艺术的基础上，走向更为通俗和普及的过程。宋代民间舞队表演不仅规模大，而且已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教仿十三部中“色有色长，部有部头”［3］。#p#分页标题#e#
当时无论表演百戏或杂剧，先后次序均有严格的规定和形式。从百戏杂剧表演中派生出的“竹竿子”，即由一个人或二人，手执竹竿拂子，执行着勾放的使命，念“口号”、“致语”、“祝辞”与“花心”问答等，这和当今陕北人秧歌中“伞头”(一或二人)执伞领唱、对唱、轮唱、祝辞、指挥高度犹为类同。“竹竿子”和“伞头”不仅是表演的组织指挥者，同时在演员和观众之间起着桥梁作用。1943年，在延安新秧歌运动中，剔除了秧歌舞中原有的封建迷信、打情骂俏等内容，代之以革命内容和积极向上的内容，使其贴近实际，反映革命斗争生活，表达了工农兵的思想情感，娱人育人的功能集于一身，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2］。新秧歌运动是在《文艺座谈会讲话》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发掘整理，修编改革的结果，如安塞腰鼓被带回延安后，改编为集体舞———“胜利腰鼓”，之后这雄壮的腰鼓舞舞向全国，被称为“解放秧歌”、“胜利腰鼓”，那震天的鼓声，飞舞的红绸，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走向解放的决心，也成为陕北民间舞蹈走向舞台的开端。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现代陕北民间舞蹈艺术———陕北秧歌，植根于黄土高原，流传于陕北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当中，饱含着显著的古代军事、文化、宗教、礼仪的烙印，并深受历代文化艺术，特别是秦汉文化以及唐代、宋代和明清文化的艺术风格的影响。是在古代歌舞的基础上，萌发于秦汉时期的散乐、百戏之中，发展于唐宋，成熟于明清两代，通过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的不断发展和演绎，逐步演化而来。特别是经过延安新秧歌运动之后，使其更加着重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赋予了古老的陕北秧歌艺术以新的生命，成为鼓舞中国人民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中国有力的政治武器，并使陕北秧歌以它那优美矫健、粗犷奔放的艺术风格而闻名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