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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赵玲 屈万新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分五批共181个，作者将其中86个列入中国商贸交通型的国家历史文化名镇，这类型的古镇在中国地图上的分布情况，中国的地势特征是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分布。第一阶梯主要位于青藏高原上，地势高，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气候寒冷，人烟稀少。第二阶梯主要以高原、盆地为主，地势在1000～2000米左右。第三阶梯主要是丘陵平原，海拔在500米以下。从图1可以看出，86个商贸交通型古镇中，除了零星的几个古镇位于一二阶梯分界线附近外，其他全部位于二三阶梯。所谓商贸交通型古镇，顾名思义，即在历史的某一个时间段内，商业贸易或者交通运输对于该镇的发展起到重大的作用。理所当然，第一阶梯，人口稀少，不适合人类居住，就不具有商业贸易的市场;另外，地势高峻，在科技水平低下、以水运为主的历史时期内，交通条件较为恶劣。因此，从地形地势上看，我国商贸交通型的古镇主要分布在人口稠密、地势和缓的二三阶梯。
这86个商贸交通型古镇大多数是沿着黄河和长江两岸分布。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借助便利的交通运输而发展成为一区域的商贸重镇。如湖北的程集镇，明朝初就是因发达的水陆交通成为远近闻名的商埠码头，渐成较大集镇;天津的杨柳青镇，明清时期是运河漕运的重要枢纽，成为中国北方商贸流通和文化交流集散地，商业繁荣;重庆的安居镇因位于琼江、涪江交汇处，明初便为物资集散地，商贾云集。诸如此类的古镇很多，因所处河流沿岸地势和缓、土壤肥沃、水源充足、交通便利、农业发达，所以拥有了剩余粮食、剩余劳动力，人口也稠密，故逐渐发展为商业贸易繁荣的集镇。大多数的商贸交通型古镇都是沿河流分布，且是分布在降水较多的外流区域。沿着商道分布我国在明清之际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的重要经济区域形成了发达完备的古代交通网络。就具有全国性辐射能力的交通主线而言，水路上有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连接东西的黄河与长江，陆路上有许多省际的官马大道。将西南尤其是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四川、湘桂、华南、东南、华北与西北等经济区域紧密联系起来的是位于长江中游、被称为“九省通衢”的商业重镇———汉口;将华南与中原地区连通的则主要是赣江大庾岭古商道;连接闽浙的主要是杭州由江山县至福建省路;连接苏浙与江淮地区的则有徽州府由严州至杭州水路、杭州府至休宁县齐云山路、苏州府由广德州至徽州府水路、陆路;而疏通粤与苏浙的则是苏州由杭州府至南海的水路［4］。此外，各区域内还有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路线。这些商业通道基本上在明朝末期就已经成型，而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益发完备。中国商贸交通型古镇具有商道趋向性，基本上是沿着古代的商业道路、水陆商道发展，不仅有大量的流动人口，还有便利的交通便于进行贸易。如江苏的邵伯镇，由于靠近京杭大运河这条重要的南北水路交通大道，唐宋后日益兴盛，成为京杭运河上的繁华商埠;湖北红安县的七里坪镇，就是位于连接我国西南和东部的长江中游大商道，人称七里坪为“小汉口”。另外，还有一些古镇分布在驿站附近，如重庆的走马镇，位于重庆到成都大道上一个驿站，交通发达，明代中叶形成集市。
我国有86个商贸交通型的古镇，造成它们衰落的原因并非千篇一律的。但大多数都是基于以下原因:统治阶层的态度与整个社会的商业氛围唐代陆路商运也十分发达。服务于商运的附属辅助性的经营形式，如客舍、邸店、车坊等，生意也非常兴隆，甚至许多官吏也纷纷参与争利，朝廷不得不严令限制。如:741年(开元二十九年)正月，“禁九品已下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旧唐书•玄宗纪下》)宋明时代，商业空前发达。在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商人奔走四方，在商海大潮中拼搏的生动形象［5］。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若干手工业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以江南丝、棉纺织业最为明显。清朝空前繁荣的商业与当时统治阶层的一系列政策是分不开的。在产业政策方面，康熙进一步打破旧制，在官营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盐业、纺织业、陶瓷业、矿业以及手工制造业等行业的私有化进程;财政与货币政策方面，大力整顿市场交易秩序，又统一度量衡;康乾盛世时的政策带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趋势。
清政府重视粮食贸易，打击各地粮商囤积居奇，还取消针对商人额外征收的资税。统治阶层对商业的态度，整个社会的商业氛围，以及长期藏富于民的结果便是有了一个新的经济体的出现，其突出标志是城镇商品经济的崛起。在统治阶层对从商放宽政策的时期，商业贸易繁荣，涌现了大量商贸交通型的集镇。如，唐宋以后日益兴盛的邵伯镇，南宋时就商贾云集的南浔镇等。86个古镇中大多数都是在明清时期商业贸易最为繁荣，或者是明清时期商业贸易达到鼎盛，成为一个区域的商贸重镇。如作为商埠码头的水东镇，明清时期商品云集，有“小南京”之称;皤滩镇，连接东南沿海与浙西内陆的优越地理位置，与清中叶，商业达到鼎盛。交通线的改变在明清时期会涌现出大量的商贸交通型古镇，和当时水路作为主要交通要道是分不开的。从明代开始至明末清初，全国范围内水陆交通网络的日臻完善，为各地区间的商品流通提供了便利。位于河流沿岸的集镇慢慢发展成货物集散的码头，进而成为一方商业重镇。如湖南的靖港镇，位于沩水入湘江之三角洲地带，昔为天然良港，水路畅通，曾为湖南四大米市之一，又是省内淮盐主要经销口岸。民国中期，与津市、洪江同为湖南省繁荣三镇，素有“小汉口”之称。1957年沩水河改道，由新康(乡)注入湘江后，繁华地位渐渐逊色。京杭大运河畅通了数百年，对促进大江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解决南粮北调等问题，均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个时期，北京以及运河沿岸的城镇也是历史上较为繁荣的时期。但自19世纪后，由于南北海运开辟，津浦铁路(天津到镇江)通车，加之黄河改道淤塞运河中段，因此部分河段断航。
而铁路的建成对于依靠水运发展起来的城镇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更多的人会选择速度快、运量大的铁路而放弃河运。这样一来，凭借优越的水运枢纽位置发展起来的商业重镇免不了衰落。如江苏省江都市的邵伯镇，由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早在唐宋时期就成为京杭运河上的繁华商埠，但津浦铁路的通车，使得交通改道，商业重心转移，利用运河的频率大大减小，河道堵塞，昔日的繁华终于不复存在。资源对于古镇兴衰的影响资源型城镇，即城镇的生产和发展与资源开发有密切关系。在上述86个商贸交通型古镇中，有一些即是依靠资源发展起来的集镇。如山西省阳城县润城镇，这里硫磺、煤炭资源丰富，凭借着硫磺资源的优势，一度成为商业重镇。硫磺冶炼是润城镇最早的化学工业，冶炼历史悠久，早在隋末唐初，这里就已经有了冶炼硫磺的手工作坊。到了明初，又创造了土窑生产硫磺的技术。明清之际，硫磺大量用来制造火药，抵御外来侵略，这自然促进了硫磺工业的发展。但是资源总有枯竭的一天，再加上长期以来发展硫磺工业对环境的污染，国家政策改变对化工业的限制，当年的辉煌也就不复存在。另外还有江苏的安丰镇，主要是依靠盐业在明清时期发展成商业重镇;四川省的平乐镇，发展造纸、冶铁业，经济一度繁荣;四川省的仙市镇、江西省的瑶里镇、云南省的黑井镇等，皆凭借当地的资源一度成为区域商业重镇，对经济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但是资源不是无限的，还有更多的因素限制开发，因此，凭借资源兴盛的集镇如果不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终究也会因为资源而衰落。#p#分页标题#e#
经济重心转移是古镇衰落的关键因素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历程始于五代，成于宋代，强于明清。秦汉以前，今陕西从西部沿渭河东至华山函谷关一带，是当时中国经济重心，有发达的农业生产。再向西，即现在的甘肃天水一带，有发达的畜牧业。春秋战国时期，关中仍是全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两汉时期，关中仍是全国经济重心，这里有全国最好的水利工程。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之时，古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南方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进入南北经济并驾齐驱的局面。两宋之时，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已南移于东南，即长江以南的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江西。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包括今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带头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最先在这些地区萌芽和发展［6］。那么，在秦汉时期，经济比较发达的城镇多集中在北方;到了唐宋时期，南方经济发展起来，江苏的邵伯镇、江西的瑶里镇、浙江的南浔镇兴盛起来;到了明清时期，南方地区更涌现了大量商业繁华的城镇，如江苏的木渎镇、浙江的廿八都镇、福建的嵩口镇、广东的石龙镇等。到了清末，全国的经济重心更加偏向东部及东南沿海，在内陆的一些集镇由于远离了经济重心，衰落也就是必然的。如湖南省的浦市镇，甘肃的青城镇、陇城镇，重庆的丰盛镇、走马镇等等，由于远离了经济重心，昔日的辉煌不再重现。
鉴于历史文化名镇的资料并不是特别全，再加上有一些古镇可能不仅仅只有商贸功能，还可能有军事功能，还有一些军事功能或者政治功能占主要职能的古镇随着历史的演化也逐渐带有商贸或者交通的职能，因此，本文的划分结果可能不是特别精确，但对于商贸交通型古镇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需要强调的是，商贸交通型古镇兴起与衰落的原因诚然不仅仅只有上面提到的统治阶层的态度、交通的改道、资源的枯竭以及经济重心的转移这四种，还有一些本文未涉及到或者并不具有普遍性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历史时期人口的流动、自然环境的变化、战争等，这些因素对于商贸交通型古镇的兴衰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